慕拉第

一、早期背景

慕拉第（Charlotte Lottie Moon，又名李题鳌）于1840年12月12日出生在美国维吉尼亚州阿尔伯马尔郡弗蒙特（Viewmont of Albemarle County, Virginia）市一个种植园主家庭，在5个女孩、2个男孩中排行第三。父亲爱德华•慕恩（Edward Harris Moon）和母亲安娜（Anna Maria Barclay）拥有1500百英亩的种植园，以种植烟草为业，家中黑奴、仆役众多。慕拉第13岁那一年（1853年），父亲在内河上因船难而丧生。

慕拉第的父母皆为美南浸信会教会的信徒，信仰虔诚。母亲经常向年幼的孩子们传福音，讲圣经故事给他们听，同时也向他们讲述海外传教士的神奇经历与事迹，使基督信仰在小慕拉第心里扎下了根，并对海外世界充满了向往。

慕氏夫妇非常注重教育，把七个子女都送往最好的学校读书。慕拉第14岁时便进入浸信会维吉尼亚女子神学院读书。慕拉第虽然在基督徒家庭中长大，但少年时对信仰并不太热心，直到大学校园爆发福音复兴运动时，她的灵命才得到了更新。18岁的时候，在一个由著名布道家约翰•布若得斯（John Broadus）主领的奋兴聚会上，慕拉第大受感动，决志献身于基督，遂于1858年12月21日，在维吉尼亞州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 Virginia）的浸信会教堂正式受洗归入基督。1861年5月，慕拉第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成为美国南方最早获得硕士学位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慕拉第身材矮小，成年后只有四呎三吋高（相当于一米四），然而她性情爽直，聪慧过人。在校读书期间，她各门功课出类拔萃，在语言上别有天赋，其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皆名列前茅，还能流畅阅读希伯来文。后来到中国后，更掌握了中文。

慕拉第的大姐奥丽安娜（Orianna）毕业于医学院，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在南军中担任军医。而慕拉第则在内战期间留在家里，帮助母亲管理种植园。战后先后任教于肯塔基州和乔治亚州的女子学校，同时关怀着那些弱势学童。然而她心目中更为渴望的是成为一名传教士，远渡重洋到中国去宣教。作为一个生活优裕且受到过最好教育的女子，她原本可以享受富贵荣华的人生，但她却选择了远去中国，与那里的下层百姓分担饥饿与贫穷。

二、赴华宣教

美南浸信会海外宣教部原本不差派女性传教士的，直到1873年才放松了性别限制，准许单身女性到海外宣教。于是慕拉第向美南浸信会提出申请要去中国，终于在1873年7月7日获准，随即搭船前往中国，当时她33岁。

1873年9月1日，慕拉第乘船从美国旧金山出发；9月25日，踏上日本国土，又经横滨、神户、长崎，于10月7日在中国上海码头登岸，跟随迎接她的高第丕（T. P. Crawford）夫妇前往山东烟台；最后于10月27日抵达登州府（今蓬莱），此后在这里一待就是将近40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根据1858年6月中法、中英、中美签订的《天津条约》，增开山东登州（后改为芝罘[今烟台]）为对外通商口岸。西方传教士随即来到登州宣教、办学。根据蓬莱史籍记载，早在1861年2月，美国南浸信会传教士海雅西（Jesse B. Hartwell）夫妇最先来到登州北街城北门处安顿下来；1862年10月5日，他们在北街观音堂建立了第一个教会——北街教会，这是浸信会在华北的第一所教堂。不久，美国北长老会的倪维思（John L. Nevius）夫妇等人也陆续到来。1863年美南浸信会高第丕夫妇来登州，三年后在南街建立了另一所浸信会教堂；接着又于1872年在画河桥南西侧建立了基督教圣会堂，成为当时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宣教的重要场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慕拉第于1873年12月奉派来到登州，成为美国基督教差会派往中国的最早的单身女传教士之一。

三、初抵登州

抵达登州后，慕拉第与先期到达那里的妹妹爱德蒙尼亚（Edmonia）会面，随后与其他传教士一起学习中文。不久，妹妹因健康原因返回美国，慕拉第则任教于一所教会学校，并时常随同一些传教士的妻子们到附近乡村巡回布道。登州有着悠久的历史，当地居民十分传统守旧。慕拉第一到登州，便感到人口众多。看到男人穿长袍，梳辫子；女人穿裤子，裹小脚，令她十分诧异。环境虽然陌生，但她却从心里喜欢上这个地方。从她1873年11月1日写给美南浸信会海外宣道会执行干事塔珀尔（H. A. Tupper）的信中可以看出:“我来华北的最初印象是随和而惬意的，这里有着异乎寻常温和的气候，到处鲜花盛开，树叶葱绿。登州是中国最干净的城市，我这里是城中心，有着纯净的空气和充足的阳光。”

不幸的是，慕拉第到登州正赶上最为严重的饥荒之年，她第一次亲眼看到满街的饿殍，心中激起强烈的悲悯之心。她不仅倾其所有帮助灾民，并写信向家人和朋友求助来赈济灾民。在一封写给塔格尔（Tugger）博士的信中，慕拉第如此报告说：“您给我的五元五角钱是这样使用的：我把五元钱给了二年来一直分发食物给灾民的理查德斯（Richards）先生，剩下的五角钱我给了街头饥饿的乞丐。”

四、兴办女学，反对缠足

慕拉第学会中文以后，为了有效地向当地民众传福音，在登州北门浸信会教堂设立了一所启蒙小学，并在牌坊街南路建立了小十字口女子小学，教那些没有机会读书的男女孩童读书；后来她又先后开设了慕贞中学和育英女子中学，分别给儿童、妇女和成年人授课。然而并非如办学初衷，富贵人家不肯把女儿送到洋学堂来，前来入学读书的大部分是贫穷人家的女孩子，而且这些孩子是父母出于解决她们的饥饿、减轻家庭负担才送来入学的。无论如何，慕拉第女学的兴办，使女子打破闺门禁锢，走上社会，而且开始接受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逐步走上自强自立的道路。这是登州妇女摆脱愚昧，迈步启蒙的开始，从而结束了登州妇女从不受教育的落后状态，冲破了几千年的封建枷锁，为女子争取到了受教育的权利，使社会上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的积习受到了冲击。

慕拉第从一开始接触中国社会与文化时，就强烈感受到中国妇女地位的卑微。当她第一次看到中国妇女的缠足风俗后，十分震惊，忍不住在信中向朋友说：“她们那变形的双足，蹒跚走路的样子，是她们思想落后的象征。”此后，慕拉第尽一切努力向当地妇女宣传裹小脚的害处，劝说妇女们放脚。1878年2月，慕拉第在她创办的女校中，率先兴起了反缠足运动，禁止缠足者入学，将放足作为入学的先决条件。于是，她的学生和教会中的女信徒就成了不缠足的先行者。此举也使慕拉第成为中国近代史反缠足运动，推动妇女解放的先驱之一。

五、登州宣教

到登州后不久，慕拉第便感觉到登州士绅阶层反教势力非常强大，直接对上层社会群体传讲福音，其情形就如把几滴水洒在坚硬的石头上，一丝一毫都渗不进去。于是，如何打破封建制度下的思想枷锁，如何往这些封建、僵化的头脑中注入一点点来自异邦的新思想，成为慕拉第所要面对、思考的课题，她不得不想方设法找到那么一丝缝隙，让自己融入到当地的社会中。 　

由于当时的登州人对“外族蛮夷”既恐惧又憎恨，对西方文化一无所知，故当民众见到从体貌特征到语言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时，那种对未知事物的疑惧与不安便发泄出来。有关传教士“剖心剜眼”的流言四处传播，加之受传统思想的束缚，人皆认为女子出外抛头露面，有损妇德。因此慕拉第受到空前的排斥和羞辱，即使行走在街上，也经常遭到孩子们的包围与嘲弄，向她吐唾沫、扔石块。语言上的障碍，更令慕拉第苦闷不已，为了尽早摆脱民众的敌意和融入周围世界的渴望，促使她刻苦学习汉语，加之她本来就有语言天赋，以至于在不长时间内，她便掌握了官话，还能讲一口流利的蓬莱土话，并且给自己起了个容易被当地人接受的中文名字“李题鳌”。

起初，慕拉第在自己住所的门口放一些饼干，以吸引街坊邻居的孩子们。慢慢地再通过孩子接触他们的妈妈，再从诸如烹饪、缝纫、洗衣、提水这些日常琐事入手，逐渐打消乡村民众的戒心，进而走入他们的生活，被人们所接受。在与当地人的接触与交流中，慕拉第自然而然地开始了宣教工作。在登州站稳脚跟后，慕拉第开始到周围的农村传福音，每遇见人她总是主动地打招呼，回敬她的依旧是“洋鬼子”、“洋婆娘”等无礼的称呼。开始时，她对这些骂人的话很反感，因为她觉得大家都是平等的，应该互相尊敬。在其头脑中，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并无任何阶级、尊卑和贵贱之分。这与中国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封建等级思想形成了尖锐的冲突。

慕拉第初来中国时，抱有文化优越感，视中国人为低下民族，坚持美式衣着，以异于异教的中国人。但后来她逐渐认识到，越少一点西化，就多一点认同中国人，就越能减低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好奇与敌意，而向福音开放。于是这位出生于美国富贵之家的小姐，尽量抛弃西方的生活方式，以最平实的形象与山东乡村百姓贴近，外面穿上了中国的蓝色棉布制作的宽大袖口镶有黑色缎子面的大褂，头发也挽起发髻，以一种近乎劳动妇女的形象出现在乡间村民的面前，并且她刻意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准，以接近村民；她也从心里尊重并欣赏中国的文化与习俗。她的这些举动赢得了人们对她的尊敬与信赖，随着朋友的增多,也缓解了她身在异国的苦闷和孤独感。

慕拉第经常骑着毛驴到乡间传道，为安全起见，有时她特地用布缠紧驴或骡子身上的铜铃，使之不发出声音，在夜间兼程赶路。不管住宿条件多么简陋，道路多么崎岖，都无法阻挡她坚毅的宣教意志。慕拉第经常走村串户，到纯朴的平民百姓家里传福音。她事先学了中国人的礼节，进屋后先向家庭里有身份的奶奶、婆婆们问安。在与人分享福音之前，慕拉第总要应对中国妇女好奇的询问，诸如你结婚了吗、有几个孩子、叫什么之类的询问，而且常常要不厌其烦地介绍自己的父母兄弟、家世背景、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状况。无论如何，慕拉第总不放过任何机会向人传福音。每逢节日，周围乡村百姓到县城的庙里烧香时，慕拉第就请妇女们到自己家中作客。出于好奇心，她们就结伴而去，与慕拉第熟稔之后，就邀请她到她们村里去，就这样她终于得到了向各个村庄传扬福音的机会。尽管每天都有回答不完的问题，都有走不完的村落，天天都要讲到口干舌燥，身心疲累，然而当她看到妇女们对她教导的积极回应，看到基督福音得以广传，心中就感到无比的欣慰。

那时的宣教工作大都由已婚的男性传教士去开拓，去承担，传教士的妻子们只是从旁辅助先生的工作，而像慕拉第这样单身的女传教士，更变成了协助“师母”们的小妹。然而在探访家庭的宣教过程中，慕拉第发现在当时“男女授受不亲”的中国封建社会，女子不论是否已经结婚，几乎不可能与外国男性来往交谈。要接触中国妇女，非得女传教士不可。慕拉第由此认识到，“唯有女人才能传福音给女人”。在中国宣教工场上，很需要慕拉第这样的单身女传教士。因此，慕拉第经常致函差会，要求给予女传教士有平等事奉的权利和自由。

六、平度岁月

由于慕拉第是未婚单身女传教士，来华后十几年里，多在县城学校里教书。时间长了，慕拉第逐渐发觉自己最热爱的不是教书，而是传福音。于是在1885年12月，慕拉第放弃了在登州的稳定的教职，只身迁往更为内地的平度县和黄县等地开辟新的宣教工场。初到平度县乡村传道时，妇女和孩子们都不敢与她接近。于是她就拿出糕饼，要分给孩子们吃。但村民们却害怕她用毒药害死他们。一天，终于有一个饥饿难忍的男孩不顾惧怕，接过糕饼就咬了一口，一尝到味道，马上就狼吞虎咽，整个糕饼很快就下到肚里。男孩子并没有中毒，消息迅速在平度县城乡传开：“那个白女人是个好人，不是个坏蛋！”此后慕拉第不仅传福音给邻近的居民，还经常给他们一些实际的帮助。邻居们也常常过来帮她担水、扫地、洗衣服，不久便与平度人建立了友谊，平度县布道所亦随之建立起来。在妇女和孩子们的心目中，她不再是“洋鬼子”了，取而代之的是“饼干太太”或“饼干小姐”了。

慕拉第以基督之爱对待中国百姓，包括所有的老幼妇孺，也以同样的爱心对待乞丐和每一个到她门前求助的人。她以其特有的正直、诚实、善良与高贵的品质，赢得了民众的普遍赞誉与爱戴，由最初被称为“洋鬼子”到后来被誉为“圣书的使者”。1890年，她如此回忆道:“以前我走到街上，就会有人喊我‘洋鬼子’，……现在走到街上，朋友和邻里熟人总会报以热情的问候。” 慕拉第的教会开始发展，有时一天愿意归信基督的人就多达数百人。1889年，慕拉第在平度沙岭建立起一所浸信会教堂，随后在黄县、平度、掖县等地的教堂也先后建立起来。随着归信的人日益增多，看到中国宣教工场之广袤，需要之大，慕拉第开始不断地写信给美南浸信会海外宣道部的负责人塔珀尔，报告她所处宣教最前线的实际状况，在请求财力支持的同时，也要求总会差派更多的传教士来中国；更直接呼吁美南浸信会全教会行动起来——不单只是金钱方面的奉献支持，也组织祷告小组为海外传教士祷告，并鼓励妇女们投身于宣教运动之中。结果催生出“妇女宣教联会”，为海外宣教筹募经费，第一次“圣诞节宣教奉献”就募得3,315.26美元，在当时足够差派三位传教士去中国。此后，自1888年起，美南浸信会许多教会每年的圣诞奉献就称为“慕拉第圣诞奉献”（Lottie Moon Christmas Offering），用于支持海外传教士。据2007年统计，在过去一百多年间，所募得之款项已经超过30亿美元，已支持了超过7000多位传教士到海外宣教。

当时有许多美国传教士奉献自己的一生，甚至死在宣教工场上。慕拉第亲眼看到许多传教士因长年辛勤劳碌，得不到休息而英年早逝。于是她写信给差会，要求给予传教士定期回国休假、述职的机会，让他们可以休养生息，以利再战。1891年，来华宣教已经18年之久的慕拉第第一次回到美国休假。1894年，她再次来到山东。重回工作多年的故地让她感到十分亲切，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如此写道:“近来，我每天在这个城市进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像现在这样和谐的氛围，和异常喜悦的心情。”

然而不久，慕拉第就先后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和义和拳之乱。1895年1月18日，日军三艘军舰途经登州时，炮击了登州城。慕拉第在1月22日写给海外宣道部的信中说:“当我上星期六从平度回来时，……绝大多数传教士已经离开了。……我家院子的前墙遭受了炮击，部分墙垣被炮弹炸飞，前面的木门也被炸坏了。” 慕拉第原本打算从平度回来看看就返回去过冬的，然而当此事发生后，在当地官员与士绅的再三挽留下，她决定留在了登州。因为根据条约规定，登州这个地方在美国保护之下，因此有美国人在这里，日本人就不敢放肆，这样就可以保护登州城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故此，慕拉第甘愿留下来，与登州百姓共存亡。在患难中，登州民众把慕拉第和其他传教士视作朋友和救命恩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慕拉第在山东的声望日高。在义和团爆发之前，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亦曾慕名前来登州教堂听慕拉第讲道，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坐到了妇女那边的席位上，慕拉第见状，就温和地请他坐到男士那一边的座位上，一时传为佳话。

1900年，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爆发，慈禧太后向西方列国宣战后，不再对传教士和基督徒加以保护，置慕拉第等人于十分危险之境地。同年7月，慕拉第被迫离开中国，前往日本避难，1902年再次回美国述职。在美国期间，她曾经两次受到西奥多•罗斯福（老罗斯福）总统的接见，并与总统共进晚餐，在总统的轿车里与之交谈。回乡探亲期间，许多亲友觉得她年事已高，都劝她不要再回中国了，她却说:“哦！不要再说你不要回去，谁也不能叫我留下来。中国山东现在是我的家，我的幸福，我的快乐。” 1904年2月，慕拉第再次回到了山东，在平度度过了她人生的最后岁月。

连年的天灾人祸，使山东的经济状况愈加糟糕。此时的慕拉第年已64岁，健康情况已大不如前，但仍每日宣教、赈灾，劳苦奔波。1911年，慕拉第在登州组织成立了“华北妇女传道协会”，并任会长。同时她在胶东地区经管着七个学校。她在山东各地创建的教堂和学校记录了这位坚韧不拔的女传教士的佳美脚踪，也见证了美南浸信会在华北开创宣教事业的历史。中华民国成立后，临时约法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这令慕拉第感到格外欣慰。

七、死于饥饿，遗爱人间

不幸的是，辛亥革命之后不久，饥荒和瘟疫再度临到登州、平度广大地区，临到她所爱、所服事的百姓身上。此时的慕拉第已经是72岁的老人，除了继续抢救人的灵魂之同时，也四处奔走，尽自己全部力量救助灾民。当时许多人饿死，连她身边的人都一个个死去。她请求差会拨款救济，但差会本身也负债，不只无力救济，连慕拉第的薪酬也无以为继。 但她仍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和食物与周围的百姓分享，结果她本人的健康受到极大的亏损，瘦弱到皮包骨，体重仅剩50磅。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心力交瘁，慕拉第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1912年12月1日，慕拉第因饥饿昏倒在床上。在当地无力救治的情况下，其他传教士把她送上开往美国的轮船。当船行经日本神户港时，慕拉第因长期饥饿而与世长辞，时值1912年12月24日平安夜。12月26日，慕拉第的遗体在横滨火化；1913年1月29日，其骨灰被运回到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克鲁镇（Crewe）安葬。在中国劳碌一生的慕拉第，最终安息在故乡的土地上。

慕拉第在日本辞世的消息传到山东后，从登州到平度，从基督徒到一般的平民百姓，凡认识她的人无不哀痛悲伤，有些人甚至失声痛哭。慕拉第终身未嫁，把她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山东人民。她在山东宣教、生活了近40年，撒下了福音的种子，当地的民众一直忘不了她，纪念着她。1915年，蓬莱官民立了一块“大美国女教士慕拉第遗爱碑”，使她成为当年众多来华传教士中被立碑纪念的唯一的女传教士。

在1966-1976年的“十年浩劫”中，山东西方传教士的坟墓皆被摧毁。蓬莱的基督徒将这块“遗爱碑”放倒，藏在建于1872年的登州圣会堂墙角的乱石中，躲过了浩劫。1988年，“遗爱碑”被加上碑座，重新竖立在圣会堂西山墙外，碑面朝向她的家乡，碑文盛赞了慕拉第献身宣教事业的精神和她的慈祥与仁爱：

主降世一千九百十五年大美国慕拉第女教士遗爱碑登州浸信公会纪念

基督教浸信会美国教士得植磐石于黄县、平度、掖县等处，宣布救主福音，迄今数十年。播种愈繁，结实愈茂，日滋而未有艾。俾各县信徒受赐无量者，慕拉第女士也。登州浸信会初立蒙小学校于北门里，立女小学校于小十字口南，收集寒家男女学童无力读书者，以教以育，女士奖励不遗余力，培成今日慕贞中学校、育英女中学校基础，造成高材生徒者，亦慕拉第女士也。女士为美国斐真伊省人，生于主后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幼受宗教教育，既卒业，矢志不嫁，期灵魂与身体俱洁，以事主、事上帝。一千八百七十四年，越重洋来登州，任传道职。庆有膏区可以播谷，无虑数百里，不惮艰苦，必按期身赴其地，以播嘉种。宁使他人享收获之功，心无芥蒂。暇辄入人家，与妇孺老稚纵谈救主事实，娓娓动人，谆谆不□，□□□□亲近。性复慈祥，好施，济孤寡惸独。贫苦无告者，有听见□□按日给养□□□□□经行道上，辄有乞儿追随，一一以善气应之，无几□憎恶，其尤著者：宣统三年，平度水灾，淹没人民无算，捐赈款四百元之多；民国光复，身莅红十字会赴黄县战地扶伤救危时，其年已老，犹不惮蹀躞；因是薪俸所入，不给日用，晚年至啬衣减食，甚至绝粮，不稍悔恨。善夫！女士之好行其德也！女士在登州，久慕华人风俗，服装多效华式。爱华人尤爱登州人，谓姊妹朋友多在中国，甚不欲舍去登州。卒以他故，不获适其志。一千九百十二年遣回美国，道出日本神户，殁于轮舶中，享寿七十有三。至今人皆追思不置。女士殁后，董牧师即其寓舍，设妇女学校以为纪念。吾侪同人，恐历年久远，其苦心孤诣，诚已达于上帝或无以风来兹也，谨摭遗行，泐诸贞石，永矢弗谖。（注：原文无标点，笔者点校）

如今，地处蓬莱老县城画河南段西侧的圣会堂已经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自1988年始，每年都有许多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专程到慕拉第长期生活和工作过的蓬莱圣会堂，在“遗爱碑”前凭吊这位平凡而伟大的女传教士。慕拉第在华期间，先后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社会长期动荡不安。但无论在何种环境中，慕拉第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抓住每一个机会向众人传福音，尤其是向那些地位最卑下、受苦受难最多的农村妇女们传福音。她还为那些没有读书机会的农村孩子办学校，将募捐得来的钱分给穷人。她不仅仅带来了先进的耕种技术和农作物良种，而且解放了妇女的思想，乃至在近代中西文化交融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慕拉第的生平事迹受到了中美两国人民的敬仰。在远隔重洋的美国维吉尼亚州克鲁镇的一个墓园里也有一块墓碑，墓志铭为:“四十年在中国传道的美南浸信会传教士慕拉第之墓。”1973年，为了纪念慕拉第到达登州100周年，美国特别拍摄了一部关于慕拉第的电影。前美南浸信会海外宣教会主席杰瑞•润肯以摄影图片记录了慕拉第的人生足迹，于1996年出版了《忠诚与献祭之旅——慕拉第之路寻踪》，其中有这样一段评价：“维吉尼亚出过象总统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这样的伟大人物。但当我凝视着克鲁公墓里慕拉第那块不起眼的纪念碑时，顿时意识到没有哪一个维吉尼亚人拥有慕拉第这样全球性的影响力。她的影响范围不仅仅局限于这个国家，或者这个世界，而是永远的、不可磨灭的。”

就这样一位曾经坐在老罗斯福总统的轿车里，与美国总统交谈过的女士，一位在讲坛上传讲福音，而中国近代名人袁世凯曾前往聆听的女传教士，竟然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乡间、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慕拉第深爱中国人，其大半生是在孔夫子的故乡山东贫困的农村度过的。一位中国牧者如此描述慕拉第说：“她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乡间最不为人所知的村民，在崎岖泥泞的小路上奔走，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山村妇女、农夫；在荒野开垦福音良田，建立基督的教会。这一个曾有数位仆人伺候的大家闺秀，受过高等教育的阔小姐，却宁愿远航半个地球，来到中国与最穷困的乞丐为伍，把自己的钱财与饥饿的人分享，最后却饿死在圣诞夜。” 她的生平事迹感动了成千上万的人，虽然她已离开世界100多年了，但她的名字在中美两国许多人心中依然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