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桂珍

早年家世

倪桂珍，祖籍浙江余姚倪家堰人，其母倪徐氏是明朝大学士，著名科学家、农学家、天文学家徐光启的第十七代后裔。徐光启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的得意门生，从他皈信天主教，并成为明代“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徐家世代为官，官称“文定公”，居住在上海徐家汇，而“徐家汇”就是以徐氏家族命名的，意即“徐家中心”，可见徐家在近代上海的地位与影响。

倪桂珍父辈倪氏一族，亦为余姚士大夫望属，其祖先很早从安徽迁居到浙江余姚县定居，形成倪家堰村落。倪家有一部分人继承了祖上信奉天主教的传统，另一部分则改信了基督教新教，几乎每一代族人中都有人成为圣职人员。余姚地处浙东沿海，开放较早，康熙五十八年（1719）时，在余姚地区就已有不少天主教徒。咸丰九年（1859）英国传教士岳斐和美国传教士蔺显理到余姚地区传教，倪家堰位于北城区，倪桂珍祖母因而接受了基督教信仰，成为早期信徒之一。倪桂珍父亲倪蕴山，因深受两位传教士和母亲的影响，自幼信仰虔诚，青年时代即赴上海受教，不久成为牧师。倪蕴山和倪徐氏先后生育三女一子，分别为倪桂清、倪桂珍、倪桂殊和倪锡庆。

倪桂珍于1869年6月22日出生于川沙城厢镇（今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镇）这样一个牧师家庭，在家中排行老二。父亲倪蕴山受西方影响，思想开明，所以倪家的孩子不分男女都得受教育。倪桂珍天资聪慧，4岁便跟着家庭教师学习写字，8岁上私塾。受父母的影响，倪桂珍童年时即受洗信主。14岁时，父母送她进入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夫妇创办的“裨文女塾”（裨文女中，现为上海市第九中学）读书，此为上海历史上第一所女子学校。该校注重圣经课和宗教信仰，所以当倪桂珍17岁毕业时，就已经是一个信仰虔诚的基督徒。由于她英文好，擅长数学，又弹得一手好钢琴，毕业后便留在学校任教，期间也曾到“中国实业之父”盛宣怀的家中做家庭教师。

由于倪桂珍在基督教家庭和教会环境中长大，接受的又是西方的新式教育，所以她的思想比较自由开放，其精神生活远超过同时代中国的女孩子，中学毕业时，她已经成为一个端庄、贤淑、有知识、有主见的女子。因此倪桂珍敢作敢为，大胆冲破中国封建礼教的束缚。在当时盛行女子从小缠足的时代，她没有缠足，人称“大脚”。当然这也与她家庭的基督教信仰有关，在倪桂珍1931年逝世后，宋家为她所写的生平事略中说：“宋家几代以来都使妇女享有相当平等的地位，并且都不缠足。”正因为倪桂珍有虔诚的信仰，又有自由的思想，因此她不流于浮华，亦不冥顽不化，这几乎贯穿了她一生行事为人的态度。

倪宋姻缘

在自己的婚姻上，倪桂珍也打破了中国的传统观念与习俗，追求婚姻自主和自由。当然她的父母也不是那种包办儿女婚姻或坚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父母。倪桂珍长到18岁时，在那个时代已经到了婚嫁的年龄。但像她这样素有自由思想，又有着一双大脚，受过西式教育，多才多艺的女子，可谓凤毛麟角。而且在中国封建社会，这些优良素质反倒成了倪桂珍觅偶的障碍，她很难找到与她匹配的郎君。就在这时，从美国回来的宋嘉澍来到了她面前。

宋嘉澍，字耀如，其原名韩教准，海南文昌人。早年被其母舅收养后改姓宋，被带往美国谋生。在美国海岸防卫队服役时接受福音，于1880年在卫理宗教会受洗成为基督徒，次年入读神学院，1885年毕业后被按立为牧师，次年作为美国监理会传教士回到中国江苏宣教。回国初期，宋嘉澍先被监理会派往江苏昆山地区宣教。

宋嘉澍与倪桂珍相遇相识，是因为宋嘉澍早年在美国波士顿时的两个好友牛尚周和温秉忠。奇巧的是，牛、温二人回国后，分别娶了倪家的大小姐倪桂清和二小姐倪桂姝为妻。宋嘉澍在上海与他俩不期而遇，相叙之后，牛、温二人马上想到尚待闺中的妻妹倪桂珍，于是就愿意为宋、倪二人牵线，为他们相见创造条件。当时宋嘉澍的身份是国人心感怪异的传教士，加之他那不中不西的样子，要找到一个合适、心仪的女孩子同样不容易。但这一切在一个礼拜天的教堂里被彻底地改变了。那天，在牛尚周和温秉忠的精心安排下，宋嘉树和他们一起来到教堂。当他一眼看到在唱诗班中高歌赞美诗的倪桂珍时，就被她那虔诚、美丽而纯净的面容和超凡的气质吸引住了。宋嘉澍对倪桂珍可说是一见倾心；而倪桂珍见到他后，也是一见钟情，两人很快坠入爱河。不久宋嘉澍便向她求婚，自然如愿以偿。宋嘉澍如此评价他的爱妻说：“桂珍是生活在东方的坚强女性，她的伟大在于敢于自己选择配偶，这在东方、在中国简直是不可思议！”他们见过倪桂珍的父母之后，婚礼如期而至。1887年仲夏，他们在上海三马路与泥桥之间的监理会新教堂举行了中西合璧式的婚礼。先由传教士克拉伦斯·里德主持了一个简朴而不失浪漫的婚礼，之后又举办了中国传统的婚宴。恐怕当时在场嘉宾无人料到这两位新人所组成的家庭会给二十世纪的中国政坛带来多么大的影响。

贤妻良母

婚后，倪桂珍随夫离开上海前往昆山，在宋嘉澍所属的监理会教会从事宣教工作。此后，她便跟着宋嘉澍到各地宣教，与他分担各种困难与险阻，共享成功的喜悦。正如她自己所说：“我遵从上帝的启示，上帝指引我来到查理（宋嘉澍英文名）身边，我要辅佐他，支持他，为他的事业献出我的一切！”在传道过程中，他们热心地帮助、接济穷人，在生活与事业上互相依赖与支持。1889年春，其父倪蕴山去世，倪桂珍回川沙奔丧，并继承其父在川沙开创的教会事业。1890年，宋嘉澍也来到川沙，夫妻俩借川沙城南门大街“内史第”沿街3间居住，并在此开设福音堂。每当礼拜天，宋嘉澍就在城中牌楼桥闹市街头布道。婚后头几年，由于在各地奔走宣教，他们过着不稳定却有着美好憧憬的生活，直到1890年宋嘉澍在上海虹口郊区建造了自己设计的一幢房子，他们才有了安定的居所。

作为一个传道人的妻子和持家的女主人，倪桂珍是非常称职的。新婚后不久，倪桂珍便体会到了传道人的清贫。宋嘉澍的薪资很低，每月不足15美元。寒冬来临时，倪桂珍连一条新围巾也舍不得买，日常的生活费用，也要靠她不断地抽取从娘家带来的嫁妆才能维持收支平衡。倪桂珍与宋嘉澍结婚时，从娘家带来一箱价值不菲的嫁妆。这些钱，足以让他们夫妻生活得很好。但宋嘉澍是个胸有大志的人，他决不挥霍钱财，而是把钱用在刀刃上。后来他们在宣教的同时，亦开始从事工商业活动。他们在川沙办过家庭印刷所，还在家中织做毛巾，后又在上海开办印刷所和面粉厂。夫妻俩用经商所得兴办公益事业，先后在嘉定、太仓、上海等处创办学校、儿童乐园、施医诊所、工厂，从事教育和实业工作。期间宋嘉澍还参与创立了第一所中国基督教青年会。1904年，宋氏全家迁到上海江湾，他们又开办了阜丰面粉公司和华美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之前身）。倪桂珍与丈夫相濡以沫，任劳任怨，成了丈夫的坚实后盾，在物质、信仰和事业上义无反顾地支持着丈夫。倪桂珍娘家的声望和广泛的社会关系，为宋嘉澍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契机。在妻子的辅佐下，宋嘉澍很快就成为上海赫赫有名的基督徒实业家。

倪桂珍不仅是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更是儿女们的良母。在宋嘉树的事业腾飞之时，他们的孩子也相继出生，倪桂珍又挑起了养育孩子的重任。她一生最为人所知的，就是她在教育子女方面的成功。倪桂珍和宋嘉澍先后生育了六个孩子，其中三个女孩：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三个男孩：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三个女儿中有两位先后成为民国第一夫人，一位成为巨富夫人；三个儿子中有两个成为民国政府中的部长。虽然后来因为立场相异，孩子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无可否认倪桂珍是一名伟大的母亲。

1889年7月15日，倪桂珍在川沙南市街的“内史第”内生下了第一个女孩，夫妇俩为她取名宋霭龄。1893年1月27日，他们的第二个女儿诞生了，取名为宋庆龄，还为她起了个英文名字——罗莎蒙德，是为了纪念恩人里考德牧师的女儿，自己的知己好友罗莎蒙德·里考德。1894年12月4日，倪桂珍在上海教会医院（同仁医院）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宋子文。产后不到一个星期，考虑到宋嘉澍正忙于工厂的筹建与进口面粉机的安装，倪桂珍就让丈夫把她与儿子一起接回浦东川沙家中休养。1897年3月5日，他们的第三个女儿宋美龄在上海仁济医院出生。分娩后不到一周，倪桂珍仍坚持把三女儿带回浦东川沙镇的家中坐月子。

倪桂珍所生的六个子女中，有五个是在宋家居住在浦东川沙镇“内史第”时降世的。孩子们个个都长得健康俊美，天资聪慧，但性格和兴趣却各不相同。倪桂珍视三双儿女为掌上明珠，注重家教，在他们年幼时就开始向他们传授知识并教育他们做人的道理。从孩子四、五岁的时候，倪桂珍就亲自辅导孩子们阅读、英文和钢琴；她还要求女儿们从小学会做饭、烧菜、做针线活。宋家在重视西方教育的同时，也重视中国经典教育，为此特别聘请家庭教师给孩子们。1898年，倪桂珍把二女儿宋庆龄与大儿子宋子文，送到宋嘉澍借住“内史第”的街对门秀才诸文伯兴办的私塾去读书。1902年初春，倪桂珍请来川沙城西桥家弄的秀才顾元襄(又名顾佐尧)来川沙家中设馆，教授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三个孩子读书。倪桂珍和丈夫也采用西方文化的教育方式教育孩子，经常从美国购买大量的幼儿读物，进行民主的启蒙教育，带领儿女合编《上海儿童报》，认真督促子女学好中文、英文，包括会话、演讲、打字、写毛笔字、油画、弹钢琴等。对儿女的学习成长，她从不溺爱，早早将子女送入寄宿学校，培养他们独立生活，以及过集体生活的能力。

由于宋嘉树忙于经商及参与各种社会和教会活动，家庭教育的重任就落在了倪桂珍的身上。她是一位具有刚强意志的女性，对家庭、对孩子们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她对儿女的们关心和照顾倾注着一位母亲的深深之爱。但她对子女的教育却管教甚严，俗话说“养不教父之过”，倪桂珍却常说“养不教父之过，也是母之过”，她一反“严父慈母”的习俗惯例，对子女始终严加管教，严禁孩子们做有失体统的事情。事实上，倪桂珍是家里绝对的权威，对家人的生活方式有着自己的坚持。倪桂珍虔诚遵守圣经教训，对儿女们的要求比较高。她以身作则，培养孩子们的礼仪和品行。她绝不允许孩子们养成饮酒、赌博、撒谎、偷懒等不良习惯，她也不许孩子们到交际场合去跳舞。她认为溺爱会害了孩子，所以她拒绝无节制地满足孩子的欲望。事实上，孩子们先后出生时，宋家已基业丰厚，孩子们生活上衣食无忧，可是倪桂珍却不允许他们有一丝一毫的奢靡浪费。据儿女们回忆说：“那时母亲料理家务，设法量入为出。凡是省吃俭用节余下的钱，她不是捐赠给革命事业，就是用来接济穷人，或捐助给教会和教会学校。”埃尔默·克拉克（Elmer T.Clark）在其《中国的蒋家》(The Chiangs of China)一书中如此描述说：“她不但心肠好，而且很严格，个性很强”，在许多事情上“要男人听她的”。“她虔诚地信守十诫,…省吃俭用…对子女采用斯巴达人的训练方法,…还要进行礼貌规矩的训练。”斯巴达人的训练方法十分严苛：恪守清规，勤俭朴素，吃苦耐劳，作息规律，勤奋上进。倪桂珍自己就是儿女的榜样，她每天早睡早起，教孩子们弹钢琴，做功课，做家务。

虽然宋家家风严格，但倪氏夫妇的教育却不严苛、古板。由于他们都接受过西方教育，所以思想都非常开明。在孩子们心目中，“我们的母亲，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给我们以快乐而舒适的生活。”“我们的母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宋家每个周末都会举行家庭聚会，并定期开展各种有趣的活动。为了让孩子接触田园和自然，宋嘉澍特意在郊外买了套房子，孩子们在那里可以看到原野、花草树木、小河等美丽开阔的风景，他们可以在“世外桃源”体验种菜的同时，也接受当下最先进的教育。以至于克拉克在其传记中如此写道：“宗教、田园、钢琴、英语与民主精神，使这个家庭与当时中国万千个普通家庭相比，处在一种‘世外桃源’的优越环境中，既有基督教严格的生活秩序，又有和谐、欢乐和诗情画意。”倪桂珍知道，尊重天性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孩子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性格和志趣自由选择，而做父母的则适时、适当地加以引导。

倪桂珍在教育孩子方面是严格的，但同时她又是民主的，因为她清楚孩子终究要离开父母的，唯有他们自己长出强壮的翅膀，才能够自由翱翔。她坚强，却不坚硬；她严格，却不严苛；她有自己的主张和看法，却尊重儿女的选择。她对孩子们的态度是：你们需要我时，我会竭尽所能给你们最好的教育；但若是你们要飞，我决不会成为你们的阻碍。这是倪桂珍的开明之处。所以后来她和丈夫毅然决然地让六个子女全都出国留学。这在当时中国可是石破天惊之举，而送女孩子出国留学更是凤毛麟角。因为当时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但接受过西学教育的倪桂珍不相信封建的孔孟之道，她认为女子与男子一样，都可以成为有作为的公民，为国家作贡献，所以她才与丈夫共同决定把子女送去美国读书。宋美龄去美国留学时年仅10岁，倪桂珍为了女儿的未来，宁可忍受牵挂之苦，这在今天也是尤其难得的。宋蔼龄，宋庆龄和宋美龄就读的威斯理安学院的院长曾评价宋氏父母是“具有想象力和勇气的东西文化融合的先驱”。《宋氏三姐妹》（The Soong Sisters）的作者项美丽（Emily Hahn）说，倪桂珍的“做法之所以与传统观念更加背道而驰，是因为她简直像对待男孩那样对待女孩，她们的女儿们是首先被送出国的”。有如此超前思想的父母，实在是宋氏子女之幸，他们学成归来之后都很优秀，成为中国社会精英中之精英。也更是宋氏三姐妹之福，她们不仅仅继承了母亲的美貌和美德，也深受其父母思想与信仰的影响。日后，这三位性格迥异、立场不同的姐妹皆热心于中国的妇女运动，并程度不同地从事中国的慈善事业，不能不说受她们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对待子女婚姻、支持子女从政等方面，倪桂珍同样怀有博爱与包容之心，特别是在对待女儿宋庆龄、宋美龄的婚事上更为突出。1915年6月，宋庆龄特地为自己和孙中山的婚事而返回上海，以征求父母的同意。起初，倪桂珍是反对这门婚事的，作为母亲，她苦口婆心地劝导庆龄说：孙已有妻室，儿子孙科比她还大，两人年纪相差悬殊。但铁了心的庆龄不听劝告而离家出走。倪桂珍立即与丈夫搭船追至日本拦阻，然生米已成熟饭。虽然这桩婚事令宋嘉澍和倪桂珍痛心，但他们和孙中山多年的革命情谊和私人交情终究还是使他们选择了原谅。

而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婚姻，则是在宋嘉澍去世九年后的1927年。起初，倪桂珍也是反对他们结合，但后来她同样选择了妥协。当蒋介石去日本面见倪桂珍，并正式提出求婚时，她说我的女婿必须是一个基督徒。基于这个承诺，蒋介石在婚后努力追求信仰，终于成为一个基督徒。对于三个女儿的婚事，倪桂珍都曾反对过。但因为爱，她最终都选择了退让和尊重，接纳孩子们的选择和决定，并为她们送上祝福。

虔诚仁爱

倪桂珍除了培养出极其优秀的儿女外，她在基督教信仰和生活方面也享有极高的赞誉。从宋美龄的个人见证中可知，她母亲是一个非常虔诚、热心的基督徒，在孩子们成长的家庭生活中，宗教气氛一直是很浓厚的。倪桂珍一生笃信祷告的力量，常常一跪就是几个小时。宋美龄曾为此作见证说：“我父母亲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我母亲与主的关系非常亲密，她的生活与上帝极其亲近，她常花好几个钟头来祷告，与主交通。我们每逢遭遇困难，总是找她替我们祷告。我无论做什么事情，她总是一直为我祷告。”“在母亲看来，祷告上帝不仅是请求祂祝福她的子女，乃是等候祂的旨意。她按照上帝的话语生活，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她常向我强调这一点：我们不应当要求上帝做任何可能伤害别人的事。”（宋美龄：“祈祷的力量”）

倪桂珍似乎比她的丈夫更加虔诚、热心，凡是在宗教信仰范围内所能做到的事，她都不遗余力去做。她经常接济穷人，慷慨捐款给教会和学校。1918年5月，宋嘉澍因肾病不治而去世，倪桂珍非常伤心，之后她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教会活动和工作上，而很少过问别的事。她仍然一如既往地乐善好施，对各处的教会学校、医院以及赈济等慈善事工非常热心，经常慷慨捐助。她的作为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重，她身边的人如此说她“平时乐善好施，尤非他人所能及。……待老年人亲如手足，待幼年人宝如孙子，一生自奉简约，节食省衣，从未沾染奢华以表示自尊自贵之意，常自备佳宴恭请寓所近邻同来作乐。”朋友们称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总之，人们对她的风评甚高。在丈夫眼中，她是好妻子；在孩子眼中，她是好母亲；在亲朋好友和邻居同乡眼中，她都自带光辉。

革命功臣

宋嘉澍经过二十多年的苦心经营，积累了巨额财富。后来他把大部分资金用来支持孙中山革命，成为孙中山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财力支柱。宋嘉澍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奉献，造就出“一代王朝”的成就，皆离不开倪桂珍的支持。倪、宋二人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向往祖国的独立富强。除宣教和经商活动外，他们积极参与反清斗争建立民主政权活动。他们在上海秘密印刷大量宣传民主革命的“非法”读物，包括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多次受到清政府的通缉、暗杀。1894年孙中山偕陆皓东北上上书李鸿章，途经上海就住在宋家，从此宋家成了孙中山和革命者的避风港和联络点。倪桂珍与丈夫一起冒着倾家荡产、满门抄斩的危险，在家里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主主义组织“兴中会”，建立同盟会联络总部，宋嘉澍担任总司库，负责经济方面工作。倪桂珍始终是丈夫坚定的支持者，曾数次秘密救援孙中山及黄炎培等革命党人去日本，在经济上不惜倾囊相助，抵押工厂、书馆，支持丈夫到美国向华侨募捐，资助一次次的武装起义，为辛亥革命的成功立了下了汗马功劳。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宋嘉澍负责筹建银行，并担任全国铁路督办司库后，倪桂珍在家打理宋家与社会各界联系的一切事务。1913年袁世凯篡权后，宋家全家流亡日本，直至1915年回到上海带钩桥。凡此种种，说倪桂珍是中国革命的功臣绝不为过。

名垂史册

1931年7月15日，倪桂珍在宋美龄、宋子良等人陪同下，从上海乘轮船到青岛别墅避暑。7月19日，宋美龄离开青岛回上海。意想不到的是，7月23日，突然传来宋子文在上海北站遇刺的消息。倪桂珍本已患病，闻此噩耗，血压顿时升高，一下子就倒在了地上。当医生赶来的时候，她已经离开了人世，终年62岁。其实，宋子文并未受伤，而是他的秘书唐腴胪中弹身亡。倪桂珍因受到刺激而猝然去世，令人惋惜！

7月25日，宋家六位子女在上海《申报》和《民国日报》上登载“宋母倪太夫人讣告”。8月上旬，宋美龄与蒋介石派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为特使，前往大连迎候从德国经苏联回国奔丧的宋庆龄。8月18日，宋太夫人的葬礼在上海万国公墓举行，蒋介石因军务“一时无暇来沪”，在宋美龄催促下赶赴上海。宋家与孔家众亲属，以及上海众多政界名流皆来参加了葬礼，最后倪桂珍遗体被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事后，宋蔼龄提出把母亲故宅交给教会，宋美龄则坚持保留作宋家人纽带，宋庆龄支持宋美龄的主张，故宅因此得以保留。

倪桂珍的去世，留给儿女们无限的伤悲。如美龄所说：“她的去世对于她的子女来说，是惨重的打击，可是对于我的打击也许更重，因为我是她最小的女儿，曾十分依靠她而不自知。” “那时，许多的困难叫我心灰意冷，几乎濒于绝望，而母亲却已不在世间，不能天天为我们祈祷了。我该怎么办呢？我能向谁求援呢？”

倪桂珍是清末民初最杰出的女性人物之一和贤妻良母，她的一生，早期在长辈影响下自幼便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并在教会学校接受了良好教育；中期与丈夫冒着生命危险参与了推翻满清统治的斗争，成为一位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女杰；后期在民国时期，寄厚望于子女和亲属们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一个民主国家。她的名字与多位著名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紧紧联系在一起：她是明朝重臣徐光启的第十七代孙女、国父孙中山的岳母、民国总统蒋介石的岳母、“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宋嘉澍曾经用圣经上的话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越一切！”（箴言3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