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柝声

根据众多史料书籍记载，倪柝声的出生年月日为1903年11月4日，但他墓碑上所镌刻的生年却是1901年。其祖籍为福州，但他却出生在广东汕头，因为当时他父亲倪文修在汕头海关供职。他出生后，父亲给他取名叫“述祖”，即“光宗耀祖”之意。但他信主后，即改名为“柝声”。“柝”，即当时更夫手中敲打的梆子，“柝声”，即唤人警醒的“更梆之声”。他以此明志，要做一个时代的晨更守望者，以唤醒世人沉睡的灵魂。他年幼时虽然也取了英文名字叫亨利（Henry），但随其中文名字之意，其英文名字遂为“Watchman”（“更夫”或“守望者”）。此后他以“Watchman Nee”而闻名于世。

倪家是福州地区最早皈信基督的家庭，到倪柝声这一辈已是第三代基督徒。其祖父倪玉成是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Mission）的牧师，可说是中国最早的华人牧师之一。美国公理会于1847年（清道光27年）来福州设点传教，并于1855年开设教会学校。倪玉成受教于该校并接受了福音，不久在闽江受洗成为基督徒。毕业后四处传道，数年后成为闽北三大名牧之一。

因当时福建民风保守，信仰基督教者甚少。作为基督教牧师的倪玉成虽届适婚年龄，却难觅志同道合女性为妻。为信仰之故，他毅然打破福建人不与外省人通婚之习俗，从广东迎娶一位基督徒小姐为妻，婚后生活十分美满，他们共养育九个子女。

倪柝声之父倪文修排行第四，自幼接受良好教育。青年时参加科举考试，考中秀才，取得谋职为官之资格。后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林和平结为夫妻。林和平（倪母）原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困，从小被父母送人为婢女；不久又被转送福州一林姓商人为养女。幸好这对林姓夫妇视她为亲生女儿，疼爱有加，才使她苦尽甘来。按照当时传统习俗，女孩儿都要缠足。正当缠足之苦就要临到小和平之时，其养父突患不治之症，无可奈何之际，经一基督徒友人介绍，请来一位美以美会的牧师为其祷告，绝症竟得医治。林氏夫妇遂接受基督教信仰，不久偕养女一起受洗，成为美以美会教会的会友，小和平因此不仅免受缠足之苦，还被送往教会学校接受教育，成为一个有知识的女性。

倪文修夫妇共生养九个孩子，五男四女。倪柝声排行第三，六岁时，倪家搬回祖居地福州。虽然倪家是个大家庭，但在父母辛勤工作与操持下，家道还算富裕。父母为孩子们请来家庭教师，教他们识字习帖，学习中国古典文化。每逢主日，孩子们随父母到教会做礼拜之同时，还接受主日学教育，习读圣经，经历信仰之熏陶。这些启蒙教育为倪柝声及其兄姊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和信仰基础。

倪柝声从小就表现出其过人的聪明才智，调皮、好动的性情，以及组织与领袖才能。1916年，他进入英国圣公会所创办的福州三一书院（Trinity College）初中部读书。该校教员多为爱尔兰宣教士，校园环境优越，师资力量雄厚，科目繁多，堪称为福州一流的教会学校。倪柝声就学期间，各门功课（除体育课外）都十分优异，但在基督教信仰上他却兴趣缺缺。他虽然出生于基督徒家庭，自幼接受“儿童洗礼”；虽然三一书院宗教气氛浓厚，他也参加崇拜，修读圣经课，但基督教信仰一直没有进入到他的内心深处。

1920年前后，席捲全国各地的反基督教浪潮给基督教带来极大冲击，许多青年学生，包括倪柝声在内都深受其影响；加之教会内的一些现象以及有些牧师的形象都给他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对基督教产生某些恶感。他在日后的个人见证中，曾提到当时教会牧师在他心目中的形象：那时他认为牧师很卑鄙，除了来募捐外，平时看不到他们的影子。他们的眼里只有钱，甚至人家把麻将桌上的钱给他们，他们也照收。此外，倪柝声还看到教会中有许多人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这些都使他内心产生怀疑与困惑，从心底里看不起这些“牧师”和“基督徒”。直到有一天，他参加了余慈度女士的布道大会，听了她的讲道之后，他的生命才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1920年，女布道家余慈度应邀前来福州主领新年布道大会，倪母因早年与她相识，故前去听她讲道。倪母此时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每天热衷于梳妆打扮，沉溺于打牌等享乐；在丈夫与孩子们面前她也是说一不二。在这次布道会前不久，因家中她所珍爱的一只花瓶在孩子们玩闹中被打碎，她错误地认定是倪柝声干的，并且在怒气中重重地责打了他。但就在这次布道会上，她深深地被余慈度的讲道所打动，生命得到复兴。回家后，她放下长辈之尊，抱住儿子痛哭，真诚向他认罪悔改。此举让倪柝声大受震动，心中不禁纳闷是什么力量使母亲发生如此之大改变。于是第二天，他随母亲一道前往布道会聆听余慈度的讲道，因圣灵作工，他内心大受感动，悔改认罪，真心接受基督，并决志放下一切，奉献自己来跟从主。在1936年厦门鼓浪屿的一次聚会上，倪柝声曾亲口讲述自己蒙恩得救的情形：“1920年，我十七岁时蒙恩得救……，我知道我的得救必须是双重的：一面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一面要以他为主来事奉他。”

信主后，倪柝声大发热心，立志做个传道人。趁三一学院因内战停课之机，独自前往上海进入余慈度所办的圣经学校学习，但不久即被辞退，原因是因他贪爱美食和穿著，贪睡不能早起。这事虽然使他深受打击，但也使他认识到，生命的改变必然要带来生活的改变，否则无法很好地事奉神。

倪柝声重返三一书院继续其学业之同时，热心向同学们传福音，领人归主。他还把许多同学的名字一一列在自己的本子里，每天为他们祷告。因此他被人嘲笑为“传道先生”。但他不以为意，继续祈祷传道不止。结果，到他毕业时，在他所列70名学生中，除一人外，其他皆受感归主。

此一时期，对倪柝声灵命成长影响最大的当属来自英国的自由传教士和受恩（Miss Margaret E. Barber）。两人经余慈度介绍而彼此相识，此后和受恩成为他的属灵导师，在各方面教导倪柝声，指导他看书，帮助他解决属灵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难题。不久，倪柝声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基督徒，如王峙和王载兄弟俩、王连俊、缪绍训和陆忠信等人，他们不仅仅在学校内传福音，还经常敲锣打鼓地到街上去布道、唱诗及散发福音单张等，在福州颇为轰动。此外，他们也时常利用节假日到四围乡村去传福音。

自1922年起，他们在王载家里开始了定期的祷告和查经聚会，并且举行“擘饼”聚会以记念主耶稣的受死。因人数不断增多，以致王载家容纳不下，他们就在福州十二间排地方租了房子作为聚会场所。

1922年底，倪柝声创刊《复兴报》，以文字布道，帮助信徒灵命成长。1923年，倪柝声以优异成绩从三一书院毕业。毕业后，他舍弃升学攻读学位的机会，甘心乐意奉献自己，成为一名基督福音的使者。

1924年，由于在教会观与教会实践诸多方面的看法不同，倪柝声与王载分手，各自按著自己的领受，走上不同的事奉道路。倪柝声离开福州，分赴中国各地主领奋兴聚会，并且还到南洋和日本等国布道。1926年5月回国后，居住在福州罗星塔，创办《基督徒报》和福音书局，借此将福音和自己的教会理念传往全国各地。1926年下半年，倪柝声不幸染上严重的肺结核，不得不停下奔波的脚步，遵医嘱卧床休息静养。期间，他阅读了大量教会历史上属灵伟人的著作，特别是那些神秘派、敬虔派和弟兄会的属灵作品，这些帮助他酝酿出自己的第一部著作《属灵人》。这本书写于倪柝声在福州和无锡养病期间，最后在上海完成出版的。

1927年底，倪柝声来到上海，与其亲密同工李渊如、汪佩真和祝康宁（Charles H. Judd）等人在辛家花园汪佩真家中聚会。在倪柝声领导下，聚会人数迅速加增，于是他们就在哈同路文德里租了房子开始聚会，称“基督徒聚会处”。倪柝声也把福音书局搬到这里来，改称为“福音书房”，从而成为其文字宣教和推展地方教会的基地。1928年2月1日，倪柝声在这里为来自各地的五、六十位同工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特别聚会，栽培、造就他们的灵命，为他们指明道路。

倪柝声在养病期间，有更多的时间思考其教会路线和宣教事工等问题，最后归结为四个方面的工作， 即，1）文字工作；2）定期举办得胜者聚会；3）建立地方教会；4）青年训练工作。待病好后他全力以赴，将这四方面的工作付诸实施。他借文字工作向各地信徒传递属灵信息和生命之道；借得胜聚会培养、造就信徒灵命，提高信仰素质；借青年工作培训新一代教会领袖；为反对、脱离教会内的宗派，他坚持建立不属任何宗派一地一方的教会。受其影响，许多信徒脱离原来的宗派教会，加入到地方教会中来。1931-33年间，倪柝声多次沿长江而上，到沿江各地，如南京、汉口等城市宣道；还北去北京和山东青岛、烟台等地主领聚会，所到之处，地方教会纷纷建立起来，逐渐自成体系。

因订购属灵书籍，进而书信往来，倪柝声与英国“闭关弟兄会”建立了联系。1932年，“闭关弟兄会”一行七人到上海专诚访问了上海基督徒聚会处。通过几天的交通与分享，双方发现在信仰与教会立场上有许多契合之处，聚会处的模式与倪柝声的讲道为客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1933年，倪柝声接受邀请，赴英国回访“闭关弟兄会”。几天的相处，对倪柝声的影响颇深。但因他在英期间和途经美国之时，顺访了其他教会，拜会了他所仰慕的、后来成为其灵性导师的史百克（Austin-Sparks）先生，而不被“闭关弟兄会”所容忍和接纳，终至两下分道扬镳，是为憾事。无论如何，该弟兄会对倪柝声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1934年10月，倪柝声到杭州主领特别聚会。10月19日特会结束那一天，他与张品蕙小姐举行了婚礼。两人自小在福州一起长大，青梅竹马。长大后，张品蕙赴北京到燕京大学读书，两人关系曾一度中断。张品蕙毕业后回到上海，到文德里参加聚会，共同的信仰追求使两人重续旧情，终成眷属。结婚时倪柝声32岁。

1935年，倪柝声先后在山东烟台、上海以及福建泉州等地举行特别聚会，所到之地，给教会带来极大的奋兴。1936年，由于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信徒人数猛增，不得不建立新的聚会场所。全体会众同心协力，热心奉献，新会所很快在南阳路落成。同年，倪柝声特别邀请在湖南长沙行医的俞成华医生回上海与他同工。俞成华果然不负重托，与倪柝声一起使教会工作更加兴旺。

由于聚会处的中国特色，信众之间的真诚相爱，以及领导同工的属灵领导能力，在短短几年内，聚会处得到迅猛、蓬勃的发展。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他们在全国三十多个城市建立了教会，而且还远播到南洋一些地方。许多大学的知识份子、医院的医护人员都被吸引到聚会处中来。还有许多基督徒纷纷脱离其他的宗派而转到聚会处来聚会，因而引起一些西方传教士以及宗派教会的不满，甚至称他们为“偷羊者”。

缪绍训是倪柝声早期在福州的同工之一，1931年移民菲律宾，在马尼拉华侨中间传福音，为那里的教会奠定下根基。应缪绍训之邀，倪柝声于1937年7月赴马尼拉，在那里举行了为期四周的培灵会，给当地华侨教会带来极大的激励。他原本打算由菲律宾经由新加坡等地转赴英国访问，但因抗战突然爆发，国内教会遭受冲击，他当即决定返国，与教会及其会众同赴国难，共度难关。在艰苦岁月里，他往返于上海与汉口之间，主讲有关教会问题的信息。日后，他这段时期所传讲的信息经张品蕙与李渊如整理成书出版，名曰《工作的再思》。倪柝声的“地方教会观”就此成形并系统化。

倪柝声根据圣经原则，设立不受薪，完全“过信心生活”的使徒，使徒的责任是宣道和建立教会，而各地方教会则由长老来治理。1938年，他差遣128使徒出去，到全国各地去传福音、建立教会。

1938年7月，倪柝声开始去欧洲之行。在英国期间，他拜会了其属灵密友史百克先生，与他有深刻的属灵交流。还结识了史百克的女婿金弥尔（Angus I. Kinnear），数周之内，二人成为知己，倪柝声给他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金弥尔后来为倪柝声写下一本传记《中流砥柱——倪柝声传》（Against the Tide: The Story of Watchman Nee）。

同年10月，倪柝声应邀赴丹麦主讲《罗马书》，这一系列讲章日后整理成书为《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海内外教会中影响甚大。丹麦之后，倪柝声又先后赴挪威、德国、瑞士和法国等地访问。他原本计划于11月回国，但因故推迟了归期。在英国滞留期间，他有更多的时间与史百克就圣经和教会问题做深入的探讨；同时他还和西方友人合作，将其《工作的再思》一书翻译成英文出版，在西方教会圈内引起很大反响。

1939年7月，倪柝声由英国乘船经印度孟买、科伦坡等地返回上海。经短暂休息后，他就开始举办一系列的特别聚会，重点向其同工和会众讲解“基督的身体”教会的奥秘等问题。不久又在法国租界内租房子，作为培训同工的新场所。由于倪柝声无论是在信仰上，解经方面，还是在组织与领导能力上，都十分杰出，无人望其项背，他在国际、国内声望日隆，人们对他倍加崇敬之同时，对他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但就在聚会处各项事工发展蒸蒸日上之际，却在四十年代初遭遇到意想不到的挫折。问题主要出在“生化药厂”问题上。

生化药厂为倪柝声之弟倪怀祖所创办，他是个化学家，但不擅经营管理之道，故很需要人襄助。作为家中长兄，当弟弟求助于他时，他不能坐视不顾；同时也为解决教会工作需要，已及同工就业问题之想，倪柝声就接下了经营药厂之责任。但要经营管理好一个偌大的药厂绝非易事，渐渐地，倪柝声把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药厂事业上。这样，他用于信仰追求，讲道和教会事奉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以至于造成教会同工和信徒对他的不满与疏离。久而久之，各种揣测与传言铺天盖地而来，使人真假难辨。有些同工，甚至包括一些他最亲密的同工都离他而去。在这种情况下，上海聚会处的几位长老于1942年底决定停止倪柝声的讲道。倪柝声没有为自己做任何辩解，将此视为神的管教而默认接受。

退隐后的倪柝声并非无所事事，经营生化药厂之余，他帮助、接济了许多战时被日军关入集中营的西方传教士。当生化药厂因战争影响被前往当时的大后方重庆时，他协助当地的江守道夫妇开展教会工作。无论是江氏夫妇，还是当地教会都因他大得益彰。日后江守道成为倪柝声的亲密同工，为聚会处在海内外的发展功不可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战争结束后，倪柝声从重庆返回上海。由于他和上海聚会处的关系尚未复合，他就回到自己的家乡福州，安静等候，寻求神下一步的引领，同时他也主动地致力于复合的预备工作。

先是上海教会居领导地位的俞成华医生发出复合的呼声，接著，烟台的倪柝声的得力同工李常受也受托前往上海促成复合之事。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在1948年4月，倪柝声重新回到上海聚会处，在众长老面前，他承认自己过去的失败，受到众人的接纳与欢迎。当他重新出现在讲台上时，许多人感动落泪，场面十分感人。

此前此后，倪柝声推出“耶路撒冷模式”，使徒握有更大的权责；同时他推行“福音移民”的主张。所谓福音移民，就是有计划的派遣成批的同工或信徒，去福音未达之地，拓展新的领域，建立教会。为配合“耶路撒冷模式”的教会路线，倪柝声在上海和福州两地连续宣讲“交出来”这个信息。所谓“交出来”，大致就是“工人”要交出来，在教会中配搭事奉，在工场上接受调遣；“工作”要交出来，不可将神的工作，当作自己的工作；信徒要将财物交出来，就如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记的那样。随后一场“交出来”运动在聚会处教会内展开。倪柝声身体力行，首先把生化药厂交出来，作为教会公产。在他的带动下，福州教会们于1948年3月，依“耶路撒冷模式”，把教会的一切都交出来，供使徒们调遣使用。接著，上海教会的同工与会众纷纷把自己的工厂和产业交出来，其中包括印刷厂、药厂和油墨厂等，教会的财产因之剧增，在教会中造成很大震撼。此时，倪柝声已在全国范围内的聚会处教会中高居领导地位。各地教会人数倍增，到1949年时，聚会处信徒人数达七、八万人，占全国总基督徒人数的十分之一。这一阶段可谓基督徒聚会处的黄金时期。

1948年6月，倪柝声在福州鼓岭开办长达四个月之久的同工训练聚会，共有来自南洋和全国各地七十多位同工参加。为应付时局的改变，倪柝声在聚会中传授了教会所面临的信仰上的、教会观方面的、解经方面的、基督工人的训练，以及信徒造就等许多实际问题，使与会者有茅塞顿开之感，皆称有很大的收获，蒙福匪浅。

同年冬天，倪柝声回到上海，此时，共产党将要接管政权似已成定局，面对教会可能遭遇的困难，他与其同工们已做最坏的准备。但无论时局如何演变，他坚持自己要留在中国，因他深知神对他的呼召是在中国，他说，政府可以撤退，但神的教会不能撤退。他也有计划地指派一些同工移居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国家，为聚会处在海外的发展作了富有远见的部署和安排。

1949年4月，尽管时局紧张，倪柝声还是在福州鼓岭举办了第二次同工培训聚会，这次参加者有百余人，至同年八月结束。接著他又去台湾、香港，差派同工在当地拓展教会，勉励造就信徒。1950年1月，他在香港九龙聚会处举行为期一个月的特别聚会，并按立长老、执事，帮助建立健全教会组织。在港期间，许多同工出于安全考虑，极力劝说他留在香港，均被他谢绝。他顺从内心的呼召和责任感，毅然于1950年6月返回上海。

1952年4月，倪柝声在去往东北处理生化药厂事务途中，被公安人员逮捕。被捕后并未被立即判刑，直到1956年6月，他才以多项政治和经济罪名被起诉。在正式宣判之前，由宗教局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组织发动各教会信徒对倪柝声进行控诉和批判。会前会后，在上海以及全国各地聚会处凡不妥协的负责同工系遭整肃或监禁，聚会处教会遭到沉重的打击。

1956年6月21日，倪柝声被作为所谓“倪柝声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但到1967年4月，也就是十五年期满之时，他仍没有被释放。虽然他在狱中多年，受过许多非人的折磨与苦难，更无圣经可读，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直到1972年6月1日，经过二十年的牢狱生涯之后，有消息传出，他死于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当其亲属前往农场善后时，该农场官员向她们出示一张发现于倪柝声枕头下的字条，上书：“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类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因信基督而死——倪柝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