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维思

早年生活

倪维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于1829年生于纽约州奥维德（Ovid）附近一个农场主家庭，一岁半时父亲因意外摔伤而去世，此后跟随祖父母在农场中长大，并在祖父的影响下接受基督福音，成为基督徒。倪维思年少时常在农场帮忙，喜爱果树栽培，常利用假期在果园里做些果树嫁接工作。1845年，16岁的倪维思考入联合大学读书，1848年毕业后，南下乔治亚州谋求发展，在那里灵性得到复兴，遂立志献身宣教事业，进入普林斯顿神学院深造。在神学院期间，他为自己订下24条规则，以此来约束并省察自己的生活。例如，他规定自己每天晚上10点钟入睡，清晨4点钟即起床读经、祷告，预备自己做好一天当中每一件事。每周末晚上还要禁食，反省自己一周来实践这24条规则的情形，操练过敬虔、圣洁的生活。

在华初期宣教

1853年4月，倪维思以优异成绩从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遂向美国长老会差会总部递交申请，要求去中国宣教。长老会差会很快批准了他的请求，差派他前往中国宁波宣教，并按立他为牧师。同年6月15日，倪维思同海伦•寇恩（Helen S. Coan）结婚，婚后仅两个月，夫妇俩就从波士顿乘船，启程前往中国。经过四个多月的海上航行，于1854年3月到达上海，然后转往浙江宁波，开始他们在华的宣教生涯。巧合的是，戴德生（Hudson Taylor）也是同一天从英国启程来华，而且也是到宁波。在宁波期间，倪维思和戴德生、丁韪良（William P.A. Martin）结为好友。

倪氏夫妇一边在宁波学习汉语，为宣教作预备，一边等待时机。此间倪维思还曾去日本从事短期宣教工作。1861年，倪维思携妻前往登州（今蓬莱），初到时，想找到一处安身之处都很难，几经周折，总算找到一所残破的观音庙，即以那里作为住处和布道所，开始了在山东地区的宣教工作。不久就有三人受洗，成为登州最早的基督徒。据海伦自述：“一千八百六十二年三月初二日，教会在登郡初立。有三个人领受洗礼：一是宁波人，在我家厨房作活的；一是林寿宝先生，他是拔贡，是帮助倪维思翻书的；一是张干臣先生，为我们抄书的。”当时，倪维思夫妇以佛教观音堂作为教堂，作为敬拜与佈道之所，实为罕见。但倪维思却独具慧眼，因他发现这所观音堂不同于印度的佛教建筑，而是一种中国传统式的居室建筑，很容易被中国人所认同。由此他领悟到，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立足并得以迅速传播，主要原因在于它得到了本地文化的认同。基督教若想在中国生根发芽，就必须要尽快适应中国的本土环境。最初几年的宣教实践，逐渐形成了“倪维思计划”，使他成为最早提出中国教会“自治、自养、自传”三自原则的人。

倪维思凭藉其锐敏的观察力，很快就开始了一项新的工作。鉴于中国妇女饱受压迫、多不识字、缠足、思想封建、迷信等特点，倪氏夫妇就把她们作为传福音的对象，帮助她们接受教育，学习技艺，而不至于使中国近一半人口的劳动力荒废。于是，在他们到达登州后的第二年，即收养了几个因父母双亡而被遗弃的女孩子，创办起一所寄宿女子学堂，亲自教他们读书识字，这是山东第一所女子学校，具有开女子教育之先河的意义。

1864年，倪维思夫人因患重病，不得不返回美国就医。幸当此时，美国长老会宣教士狄考文博士(Calvin Wilson Mateer)携妻于1863年来到登州，正好接替倪氏夫妇的工作。1869年，倪维思获得他母校联合大学授予的神学博士学位。

山东赈灾

倪维思携妻五年后再次来华，1871年从登州移居烟台，此后在那里生活22年之久，直到去世。除建立教会和办学外，倪维思经常深入山东内地传福音，分发福音书册，足迹遍及青州府（今益都）、潍县（今潍坊市）和沂州府（今临沂）。1877年，山东因连年乾旱造成空前的大饥荒，倪维思决意放下一切事情，同郭显德牧师(Rev. Hunter Corbett)等人，专门从事赈灾活动，同时把福音传给当地民众。他以临朐县的高崖为中心，遍访受灾之地，了解灾情，统计受灾人数，制定放赈办法，发放赈款。为了向外界募款，他经常把灾情和赈灾情况写信告诉他在烟台的妻子，再由她转发到国外。从其信件片段中，可见当时灾情之严重：

“一八七七年三月：此处灾情极为严重，几乎人口的一半被迫分散到邻近几个省份逃荒要饭。过去六个月平均百分之十五的人口已经饿死了，有的地方死亡率比这个还要高。……老百姓的粮食已经吃尽了，连小米糠、地瓜秧、豆秸也都吃尽了。现在是靠树皮、草根等充飢。我们所遇见的人，十个中就有九个都是面黄肌瘦，眼睛凹下去，有的骨瘦如柴，仅仅有个骨架。他们不敢求吃饱，但求能活下去。许多人以售妻卖女作为最后一着。六七岁的女孩卖一二元钱，十至十二岁的卖三至五元钱。”

“一八七七年六月：过去几个星期死亡率更高了，……五百人的村庄就有三百人饿死；三百人的死了一百多。临朐有个村庄，去年夏天有一百八十人，现在只剩下九十三人。他们衣服卖光了，没有衣服，就在地底下挖个大坑，拥挤着取暖，死了一个就补上一个。”

倪维思全力以赴投入赈灾，根据他给美国差会的报告，共捐助救济银7600余两，赈济了383个村的32593人。他们的义举见证了基督的美善，使数万百姓受惠，赢得了众多灾民的尊重，于是有不少人慕而闻道，受洗成为基督徒，一年之内就新增教友不下一千数百人。其中有些信徒以家为教会，成为福音中心，逐渐发展出许多布道所。倪维思还将十几个男女难童带回烟台，把这些“将要饿死的孩童，收为学生，养至成人。”

引进科技，改良水果

倪维思在乡间为亲自设计建造了一所别致的西式小楼，名为“南楼”，成为接待宣教士和聚会的最佳场所。当他看到山区的土地贫瘠，农民普遍贫穷，就决意引进先进农业科技，提高农民收入，改善人民的生活。倪维思发现烟台的地理位置与其纽约州家乡所处纬度相差不多，气候相似，水果种类也不少，只是“品质不好，大多口感很差”。由此倪维思推断“中国水果品质差的原因不在于自然条件，因为这裡的土壤与气候都非常适宜，问题在于缺乏优良的果树品种和栽培技术。”于是，倪维思萌生了改良山东水果的念头。倪维思原本出身农家，对于各种果树的种植与栽培方法素有经验。他在毓璜顶山下的东南坡买下十多亩土地，建起一座示范农场。为寻得优良的果树品种，他广泛搜罗美国以及欧洲各地适合于山东土壤气候的果树品类，将美国的苹果、梨、桃、李、欧美的葡萄和日本的草莓引进烟台，以嫁接、插枝、育苗等方法，与中国原产果树交配，繁育新种。这片果园位于“南楼”之南，故得名“南园”，又名“西洋果园”。在这片果园里，倪维思培育出多种西洋果木，仅葡萄就包括特拉华（Delaware）、戴安娜（Diana）、甘汁（Sweetwater）、黑香（Black Hamburg）、玫瑰香（Muscat）等5个品种。此外还有巴特利特（Bartlett）梨，以及苹果和李子等。倪维思在果园裡经常备有嫁接用的外国果树枝芽，随时准备无偿送给那些前来索要的当地农民。起初几乎无人问津，但当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些洋水果因口味鲜美，市价竟是本地水果的十倍以上，于是纷纷前来索要种苗。倪维思免费赠送果苗给附近各地乡民，并定期传授种植技术和经验，推而广之，裨益民生。后来农场规模越来越大，倪维思就组织当地信徒来经营。洋水果物美价廉，很快就取代了当地的水果，成为山东农民的新宠，为他们增添了不少财富。种植果树，需要蜜蜂帮助传播花粉，才得高产。这样，又发展出养蜂业，成为农家重要的副业。倪维思还进口了优种的荷兰乳牛，养在他的农场上，经交配育种，再介绍推广到各地。这些都成为当地人民的富源。

倪维思也因此赢得当地民众的好感与尊敬，大大有助于福音的传播。倪夫人说：“我丈夫之所以将西洋水果引入中国，是因为他持有一个信念，即一个传教士的职责不仅在于为周围人谋求精神上的福祉，还要关心他们当下的物质需要。”倪维思确实是以农业科技为“婢女”来服务于宣教事业的。因为倪维思注意到中国民众对基督教的排斥心理和现世功利性的实用观。在倪维思夫妇来华宣教之初，倪夫人曾劝说一位患病的中国老妪相信耶稣，但这位妇人的反应却是：“如果耶稣能让我恢复健康，我就相信他。”由此，倪维思夫妇意识到“中国人拜神、敬神是出于对神有所欲求。”于是，倪维思尝试运用“适应策略”，以引进农业科技，移植西洋果树为手段，从物质实用层面惠及中国百姓，进而使后者对西方传教士与基督教产生亲近感与皈依感。虽然倪维思在其有生之年并未看到其宣教目标的实现，但事实证明他在策略上是成功的。他为烟台带来的各式西洋果树，作为独特的“福音”造福了当地的百姓，也成就了中西科技交流史上一个奇蹟。是倪维思使烟台水果誉满天下，也使烟台成为水果之都，他本人未曾想到，五十年后，烟台会成为中国第一“水果之乡”。南洋富商张弼士闻讯，到烟台买下一座小山，即今日仍沿用旧称的“葡萄山”，并设立了张裕酿酒公司，其产品曾多次荣获国际大奖。倪维思在山东付出了差不多40年的岁月，造福山东人民，故有人建议在烟台公园中为他竖立雕像，并加上封号：“苹果与葡萄之父”。

倪维思宣教方法

倪维思也有“宣教学之父”之称。1886年，在宣教士刊物《教务杂志》（China Recorder）上，倪维思以他多年的宣教经验，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讨论宣教策略，这就是“倪维思计划”的雏形，实际上就是圣经模式的宣教。在他的《差会工作方法》（Methods of Mission Work）一书中，提出许多新的宣教方略，每一项都是引用圣经为根据，没有高言大智，朴实无华。他极力主张中国教会要本土化。可惜他的许多宣教理念并未得到多少认同与回应便归于沉寂。反倒被朝鲜半岛上的教会所接受过去，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了。在1890年在华宣教士第二届宣教会议上，倪维思是两位大会主席之一，发表了重要论文“在华宣教方法的回顾与检讨”。会后前往韩国访问，将其宣教新理念带到韩国。

1890年，倪维思应邀到朝鲜半岛传递宣教信息。那次聚会的结果，产生出一本小册子《宣教士教会的建立及发展》(The Planting & Development of Missionary Church)，广为朝鲜宣教士和基督徒所接受。后来朝鲜半岛虽然在1894年战争后，沦为日本占领之下；虽然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苦难，又复历南、北韩之内战，但基督教会却得以持续增长，成为圣灵工作的奇蹟。如今他们不仅拥有世界最大的教会，甚至即将超越美国，成为差派宣教士去往世界各地人数最多的国家。有宣教学者指出，今日韩国教会增长原因之一，可以追溯到当年韩国教会普遍採用了“倪维思方法”（Nevius Method）。

圣经翻译与著述

在1890年上海传教士大会上，成立了中文圣经翻译委员会，倪维思参与了官话圣经译本的翻译与校对工作。他对官话有着特别的兴趣，为自己能够参与这项工作感到非常高兴。倪维思此时的身体状况已不大好，但是他觉得自己还是完全能够胜任圣经翻译工作的。他连续几个月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专心从事翻译工作。1891年9月底，倪维思基本完成了分派给自己的翻译任务。从10月初开始，他又参与校对另外一个委员的翻译文稿。

倪维思也从事文字事工，在华40年间先后写下《中国和中国人》、《差会工作方法》、《神学总论》、《祀天辨谬》、《被鬼附着及有关论述》和《天路指南》等多部书籍。他用英文所著的《中国与中国人》（China and the Chinese）一书，分为28章，内容涵盖中国的史地、物产、制度、政府、宗教、民俗、文字、语言等，是一本妙趣横生的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有助于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亦为后来宣教士提供许多重要的信息。

倪维思夫人也颇富写作才华，除著有《倪维思生平传记：一个在华传教士四十年生涯》（The Life of John L. Nevius, for 40 years a Missionary in China）之外，还写有《耶稣教问答官话》、《恒心守道》、《梅莫氏行略》、《孩童故事》、《女四书》等书，大都由美华书馆出版。

最后的日子

1890年，倪维思最后一次回美国休假。在接近两年时间里，他时刻挂记着中国的宣教事业。1892年2月4日，倪维思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已经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应该回到中国，继续我在那里的工作。亲爱的妈妈，我又要不得不与你分别。对我来说，这是最大的考验。但是只要一息尚存，我就必须工作。我很快就会回来，到那时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实际上，倪维思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他这一去，可能再也无法与母亲见面了，因此在这年夏天，他尽可能多腾出些时间陪伴母亲，与她享受天伦之乐。

1892年9月初，倪维思从纽约州家中再度出发，北上经休伦湖和苏必利尔湖，辗转到达温哥华。9月18日，倪维思一行登上“中国皇后”号，开始了他们的最后一次中国之旅。经过近一个月的海上颠簸，他们抵达上海。短暂停留几天后，再搭船前往烟台。经过六个星期的风浪旅程后，终于在10月13日抵达烟台。许多中国朋友赶到码头去迎接他们，带他们回到阔别两年的家——“南楼”，乡民们也纷纷前来，向他们表达问候和欢迎。

在离开美国前，倪维思的心脏就已出现一些不正常的情况。回到烟台后的喜悦与兴奋，以及所要面对的各种工作压力，使倪维思的心脏几乎有点承受不了。严重的心脏病的征兆突然变得越来越明显。但是他依然那么开朗，那么精神振奋。几个星期过后，他的身体开始慢慢地好转起来。1893年春天，倪维思把“南楼”的屋顶全面维修了一下。他相信这座房子至少可以再使用20年而不用做大的维修。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希望能给别人省下点麻烦，因为他知道,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他就可能不住在这里了。同年夏天，来自各地的传教士云集烟台，参加在这里召开的祈祷聚会和宣教会议。很多活动都是倪维思亲自出面张罗的。按照预先的安排，1893年秋天，倪维思还要在F.W.约克逊的陪同下到各地的传教点和教堂寻访，然后前去参加在潍县举行的一次差会会议和在青州府举行的山东传教士会议。10月18日，这天是星期三，倪维思比往常更加忙碌。上午，他先到领事馆区参加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下午，他必须还要再次去那里一趟。在回到家里的一点点时间，他除了不断地会见来访者，还要抽空收拾、整理外出寻访时必需的行李。晚上，倪维思来到妻子的房间与她做伴，因为倪夫人此时患上了严重的气管炎。整个晚上倪维思的精神都很好，谈话中神采飞扬，丝毫没有焦躁不安的迹象。但倪维思感到很劳累。他说,他感到比去年生病的时候还要累。次日，倪维思病逝于烟台，享年64岁，安葬在他亲手种植的绿树之下，墓碑上刻着两句经文：“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12:3）；“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1:21节）。倪维思故后，其夫人在宅旁建屋，设立了妇女学校，专门收纳成年不识字的妇女，即后来“爱道女校”的前身，直到珍珠港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