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夏理

一、从出生到来华传教

那夏理女士(Miss Harriet Newell Noyes)于1844年3月5日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吉尔福德 (Guilford, Ohio)。父亲Varnum Noyes为长老会牧师，母亲 Lois Walker 是虔诚信徒。她在十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六。其兄那夏礼牧师 (Rev. William Henry Varnum Noyes D.D.) 在1866年来华传教，于1878年在广州花棣创办了“培英书院”。其姊那大姑 (Miss Martha Noyes)也在1873年来华传教，初期在“真光书院”协助那夏理管理院务、开办日间学堂。于1886年与广州博济医院院长嘉约翰医生 (Dr. John Glasgow Kerr) 结婚，此后夫妻协力救死扶伤。兄妹三人一生献身中华。夏巴 (哈巴) 医生 (Dr. Andrew P. Happer)、香汴文 (香便文) 牧师 (Rev. Benjamin Couch Henry) 等都是与那夏理同工的美北长老会传教士；而广州岭南大学、夏葛医院和真光书院也有着不可割切的关系。国父孙中山先生曾致函感谢那夏理女士对中国妇女教育所作的贡献。

那夏理在13岁时从一女传道报告中，得悉东南亚人民大都迷信、拜偶像、不认识真神，遂立志长大后要到不认识上帝的地方传扬福音。大学毕业时，适逢美国爆发内战，她以护士资格应征入伍，曾井井有条地管理一所可容纳千余人的医院，看来神早已装备她的管理才能。自清初康熙帝开始长期实行闭关政策，西方传教士欲在1840年以前来华传教是非常困难的。直到两次鸦片战争后，才使中国门户大开，各国基督教差会纷纷差派其传教士来华，分别在各通商口岸设立传教基地。尤其在美国第二次大觉醒运动 (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 的推动下，从19世纪30年代起，有很多美国女传教士开始来华，那夏理便是其中一人。在21岁时她被美国北长老会差派前往印度传教，后受感动而转往中国广州。当时交通很不发达，从西到东来要坐船数月，远渡重洋艰险重重。那夏理随同嘉约翰医生夫妇，于1867年11月冬起程，历时约三个月，终于在1868年1月14日安抵广州，加入当地美北长老会的传教团队。她初到异国不懂当地语言，每天要花六小时苦学中文，勤习粤语，在短短数月间便能说得一口流利的广东话。

二、从传教到办学

那夏理抵穗初期的传教工作极其艰难。因着中国长期的仇外心理，也碍于中西文化的隔膜，在传道之初，那夏理与同工每日在街上走来走去，逐家逐户叩门，希望有人开门接待进屋。但乡人每见洋人出现便大喊“番鬼婆来了”，并鸡飞狗跳地马上把大门关上。虽然那夏理她们吃闭门羹无数，屡遭挫折，但仍坚持日复一日叩门造访百姓历四年之久。因感到以传统方式直接传道的效果不大，所以她便邀请妇女来学校，借着参观校舍、听风琴弹奏、诗歌颂赞、看图片和书本等来引发她们的好奇心，然后解答她们提出的问题。当得着她们的兴趣和信任后，便进一步开始日间学堂 (对象是女孩) 和小礼拜堂 (对象是已婚妇女)，藉此机会向她们传福音。过了一段时间，她感到学生若能住校寄宿，女传道将有更多的机会与学生接触，更方便向她们传道。

1870年，那夏理深感兴办女学为当务之急，遂于1871年4月去信美北长老会差会总部，倡议在广州兴办女子寄宿学校，作为培训女教师和训练女传道之学院。适逢长老会的“妇女海外宣教部”刚刚成立，她们为此项事工致力祷告，并筹得足够的款项兴建校舍，和应允每年资助1000美元作为办学经费。新校舍地点在广州金利埠，那夏理亲自设计教学楼之蓝图。新校舍于1872年6月16日落成并举行开学典礼。书院分设有女童班和妇女班，可供20名女童和10名已婚妇女之用。但初开办时只收得6名女生，而其中3名是已婚妇女。学生在校期间，除接受教育外，还需学习持家之道，如清洁房间、洗濯衣物、女红刺绣等技能，以便日后可过自立自养的生活。

“真光书院”（True Light Seminary）之校名，是那夏理女士按着圣经 (太 5:14-16；约 8:12) 的诠释而命名的。希望其学生都能高举真光，努力传扬福音；校训为“尔乃世之光”；校徽为一颗“银星”，如伯利恒之星，把人引领到神面前。那夏理开办书院的目的是要把学生训练为基督徒领袖，出色的传道人；借着教育提升妇女的地位，让她们懂得夫妻之道，处世之道，和得着救恩之道。

三、真光书院之岁月

1. 初期招生的困难

因民风未开，当时中国妇女地位非常低微。在封建旧礼教的约束下，视女子无才便是德，故妇女多是文盲。社会上流行男女不平等、一夫多妻，又因时尚三寸金莲而强迫女子缠足等陋习。当时很少父母愿意送女儿来上学，就算要读书也得在家学习，避免抛头露面。唯恐妇女一旦上学，接受西方教育思想便自行择偶，不再听从父母、兄长或丈夫之命。当时若有学生信教或受洗，大都会受到其家庭的阻止或迫害；尤其是已婚妇女，可能被丈夫或夫家的人逐出家门。即使到了19世纪末，这种封建思想依然存在。

另一难题是，因当时国人普遍对洋人存有误会、怀疑而导致不信任，故办学初期很难吸引女学生进来。自1870年“天津教案”开始，全国各地相继有教案发生，原因多起于对洋人的谣传，如洋人散播毒药、洋人杀婴等，让华人排洋之心日益加增，幸好在广州没有遇到太大的骚乱。办学初期在书院附近也曾有些谣言流传，说女学生在上课时被点名，为的是把她们运到外国去；或是洋人把女孩收藏，挖其眼睛作药用；或是怀疑洋人是政府派来的间谍，对他们图谋不轨等等。类似传言皆需时日才能消除疑虑。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地民众对教会学校的观感才开始从怀疑改为信任。

在办学初期，只有穷苦人家才愿意送女儿入学，因为书院提供免费教育，包括学费、书簿、衣物、食宿，和杂费等。但每当女孩的家境开始有改善便马上退学，所以初期学生人数很不稳定。为了确保学生来上学，那夏理要求家长签同意书让女儿留校三年，否则要退还全部学费。书院经过三年艰苦经营开始渐上轨道，学生人数也随之渐增。

2. 书院经费的筹募

书院的经济在初开办时因有美国差会的支持，由于学生人数不多，所以可以应付有余。但随著书院发展，学生人数开始增加，偶有入不敷出之情况。那夏理作为书院的校长，每遇经费紧张时都会亲自四出奔波。她一方面赴美向差会筹募，一方面自己节衣缩食以减少开支。离校的毕业生闻讯亦多有捐款支持以回馈母校，或应书院之需要回校帮忙担任义工。因差会的经费有限，在扩建新校舍后更见不足。但随着教会学校渐被社会接纳，入读教会学校反倒成为时尚。学生质数也由初期的社会边缘人渐渐转变为社会中上层人士的子女。书院在1900年开始收取学费，由半费至全费不定，视个别经济状况而定。

3. 校舍的迁徙

不幸的是，1875年1月10日，一场大火烧毁了校舍，那夏理三年的心血付诸一炬。这可说是书院最黑暗的日子。可幸的是，当天全校师生去了教堂崇拜，只留一名校役看守，因此无人伤亡。为此那夏理又四处奔走，很快便筹足1250元的重建费，并于数月后完成校舍的重建工程。

五年后 (1880年) ，由于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校舍不敷应用而需扩建，那夏理再次为筹款奔波。借着美国一位传道差会会员留下的遗产，加上费城妇女部的补足，终于达成3000元的目标，在广州仁济路建成一间楼高三层可容下80人的新校舍。可笑的是，这三层高楼曾一度成为附近居民认为是破坏他们“风水”的不祥之物，到了20世纪初这种迷信思想仍旧存在。

在1894年3月至翌年8月间在广东发生了鼠疫，死亡人数超过40万。书院蒙神保守，每日都可正常运作。那夏理每天向神祈祷，她以诗篇 91:7节：“虽有千人仆倒在你旁边，万人仆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为神的应许，求神保守学院平安。

在1990年拳乱之际，全赖当时的总督理智没有参予这种愚昧的骚乱，尽力禁止了暴乱的群众，书院迁至澳门暂避一年。在中华民国成立 (1911年) 至1916年间，学校也曾被迫中断了好几次，但只要情况许可便马上复课。

民国成立后开始推行新学制，到1916年时，书院学生人数已达三百余人。那夏理有感于毕业生迫切需要合适的学校继续升学，遂趁着回美述职之机，向美国长老会提出开办女子中学之建议，得到差会同意并筹募经费。位于广州白鹤洞的中学部新校舍于1917年落成，聘请祁约翰博士 (Dr. John W. Creighton) 为真光中学部首任校长，旧址仍留作小学部。

在20世纪20年代经过“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后，教会学校的管理权最后移交中国政府手中，开始由中国人担任校长一职。1935年，真光在香港开设分校，培育华侨子弟。在1949年秋因国内政局骤变，真光中学同年迁往香港，后数十年间分别在港岛与九龙共开设了四间真光，一直办学至今。各校仍秉承那夏理女士的遗训，让真光中学继续培养青年人为主发光。

4. 课程的扩展

创校初期因学生太少不能分班，校长那夏理与教员身兼数职。长期在校服务的西籍教员有廖霞地女士 (Miss Harriette Lewis) 和毕美意女士 (Miss E. M. Bulter)，她们二人成了书院的教学支柱。基于中国礼教“男女授受不亲”，那夏理只聘女教师。从1872-1917年间，书院的教育形式可分作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以宗教教育为主。因办学初期主要目的是为了传教，因此她们一面向学生传教，一面训练她们成为传教士。西方传教士负责宗教与西式课程，上午是圣经课，那夏理亲自翻译圣经并教授；廖霞地也自编教材。下午聘请华籍教员讲授中国传统女学典籍，如四书、诗经、烈女传等。那夏理还亲自教授音乐，设立唱诗班。当时民风未开，女生多有缠足，不良于行，故没法开设体育课。数年后，她增设了数学、体育和音乐课。随著书院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以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并重的时期。

自1881年毕美意女士加入为真光教员，引进西方教育，书院渐趋近代化。学生人数不断增加，那夏理开始按年龄分班，在高年班除数学外，又增设化学、地理、天文、哲学和历史课；而书院也由三年学制改为九年。借着她多年的努力，于1887年，学生超过100人；到了1894年，入学人数超过200人。1908年又开设两年制的师范班，为教会小学培育女教师，课程包括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

5. 教育的成果

随著书院发展，真光书院自行培训师资，除供本校用外，也有受聘于外校者。书院的华籍教员渐由书院的毕业生取代，她们成为合格的传道人。在1873年，第一批毕业的女传道开始她们的传道事工，其中有六位妇女在入读前已有一定的学识。她们每天艰辛地以小脚行走在沙地上，在外数小时逐家逐户地探访，而当时也只有年长的妇女才可走到街上。不但如此，当年作传教士，必需具备极大的勇气和对主的委身才能面对国人的逼迫和鄙视。但她们都以喜乐的心去传福音，忠心事主。就这样一代一代的女传道成为那夏理她们的接棒人。

在那夏理任职真光书院期间，所训练并被差派出去的同工共742人。她们所参予的事工包括传福音、教育、医疗等工作。其中作女传道310人，教师286人，医生114人，和受训护士32人。她们成为社会上最早的一批职业女性，其中也有一些学生进到当时中国第一所女子医学院——广州夏葛医学院深造。毕业于真光的罗刘心慈女士，父母亲都是基督徒。她7岁入读真光，得那夏理悉心栽培，毕业后被母校聘为教员，后来任助理校长多年。她在那夏理离任归国后，受聘为真光书院的校长 (1919-1925)，她的两个女儿何罗道真硕士和罗有节博士，相继出任真光书院的校长，一门三杰，成为真光校史上一段佳话。

四、慈惠事工

在慈惠的事工上，那夏理也是不遗余力地为着孤儿、奴婢和缠足的妇女奔走。1873年香汴文夫人 (Mrs. B. C. Henry)（其夫是美北长老会差派到中国的传教士香汴文 (香便文) 牧师（Rev. Benjamin Couch Henry）在广州开办了一所孤儿院，那夏理的真光书院负起了这班孤儿的教育和食宿。那夏理也为不少的奴婢赎身，把她们送到真光书院受教育，扭转了她们的命运，带给她们前途和希望。她们长大后很多成为基督徒，传教助人。其时女子仍时尚已有一千年历史的缠足恶习。那夏理虽然反对这不人道的习俗，但没有像一些传教学校般强迫学生放脚作为入学条件。她以爱心接纳这些女生，以耐心从教学中引导她们明白缠足的害处；不但不美，反倒危害健康。她积极地鼓励学生放脚，解除身心的束缚。每当有女学生愿意把小脚解放，那夏理都亲自为她们放足洗脚，送鞋赠袜。在她的悉心教育下，十年后的真光书院再无一人缠足。她的反缠足策略，实在是比清政府全面禁制妇女缠足超前了20多年，建立起女性自主和自立的根基。

五、后世的典范

那夏理处事很有智慧。书院建立在金利埠的初期环境复杂，那里是商贩往来之地，常出言讥诮往来上学之女生。因此那夏理定下校规：“语禁高声，喜禁大笑，行禁阔步，犯则记过”；（王月华，“那夏理：创办真光学堂的洋女子”） 为了避免闲言，女学生在校除父兄外一律禁止接见男宾，校风极为严谨。在仁济路新校舍落成时，两广总督差了他的助理作代表，还有城中名流绅士，和其他宗派的传教士同来参加开幕礼，可见书院得到各界的支持和肯定。

梁小初博士在真光创校95周年 (1967年) 校庆特刊的序言中说道：真光中学“在过去95年对我国教育的贡献非常伟大。为家庭造就了许多贤妻良母，为教会培植了不少忠实信徒，为社会训练了大量的干练人才，为国家养成了无数的良好公民。”（真光中学，《真光创校95周年校庆特刊》）

那夏理的学生刘心慈女士在其遗作中，论到她的恩师是一位具强健体魄，果敢坚毅，学识渊博的女子。读书时成绩优异，精通英语、数学、音乐等科，以致在真光书院开办初期，她能身兼数职。她有纯洁的品格，慈祥娴淑，朴实勤劳，多才多艺，相貌威严可敬。她严谨而灰谐，喜欢讲故事，有超然的记忆力，循循善诱，兼具严师与慈母之风范，深得学生之敬佩与爱戴。她守独身显现她无私的爱，她说：“吾非太上忘情，但念女子适人，仅一家受益，故宁牺牲一己之幸福，以求泛爱众人也。”（真光中学，《真光创校95周年校庆特刊》）意思是她也希望像常人般结婚生子，但这样做只一家庭受益，宁守独身牺牲个人幸福服务人群，让更多人得福。

当书院处于经济拮据时期，她节衣缩食，把钱省下供校作开支。1923年5月15日退休回国前，她把一生积蓄3500元全数交给真光就任校长刘心慈女士，作为筹建西村职工学校之经费。临别时勉励同工：“行胜于言，言而不行不若不言。”（真光中学，《真光创校95周年校庆特刊》）她一生持守“以身作则”这个原则。对待同工和霭可亲，从未发一句怨言。对学生的训言：“你要记得”四个字，（真光中学，《真光创校95周年校庆特刊》）要她们务要将所学的谨记实行，方能受益。她以圣经民数记 6:24-26节赠给全体师生教职员同工：“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

那夏理于1923年返美颐养，因多年劳累，积劳成疾，于翌年，即1924年1月16日安息主怀，在世享年80岁。那夏理本着对基督的信心和爱心，顺服神的旨意，并倚靠圣灵的保守和带领，让很多家庭贫困原没有机会受教育的广州女子，不仅可以进校读书；而当中更有多人进入高等学府或医学院继续深造，且在学成后对社会作出很大的贡献。那夏理奉献其一生为主摆上，实属基督徒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