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迪我

庞迪我 (Diego de Pantoja)，号顺阳，于1571 年 4 月 24 日出生在西班牙马德里巴尔德莫罗（Valdemora）一个远近知名的天主教家庭里。其父母名叫Diego Sánchez和Mariana Pantoja，家庭成员中有很多是从事宗教方面工作的，所以庞迪我在出生当天就受洗了。1589年4 月 6 日，庞迪我进入耶稣会阿尔卡拉大学（Alcalá College）学习，在耶稣会实习后继续接受耶稣会的教育与培训。1593年，庞迪我在普拉森西亚学院（Plasencia College）继续学习神学、修辞学、语法、逻辑、哲学、科学、建筑、拉丁语和艺术等学科。由于他的聪明、勤奋、和成绩优良，他被推荐去托莱多学院（Toledo College）深造。在那里他听到了吉尔·马塔神父（Father Gil de la Mata，传教士）向学生们讲述日本的传教事工的情况，这个信息为庞迪我立志去亚洲传教埋下了种子。1596年，当马塔神父为亚洲寻找传教士时，庞迪我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定前往日本传教。出发之前庞迪我被封立为神父。

1596年4月10日，庞迪我乘船前往印度果阿，经过漫长的航行之后，于10月25日抵达果阿。1597 年 4 月 23 日，庞迪我在范礼安神父（Alessandro Valignano）等陪同下启航至澳门，于 7 月 20 日抵达。他本想前往日本传教，然而，由于战争局势以及日本对传教士的敌视，他未能成行而滞留澳门，直到1598年夏天。庞迪我利用这段等待的时间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增进对中国的了解。

1599年10月，范礼安派遣庞迪我去南京协助利玛窦（Matteo Ricci，耶稣会赴华传教先驱）。当时明朝政府对外国人的管控十分严格，但与西方尚有贸易往来。庞迪我于是装扮成葡萄牙商人，在同年11月1日，身着汉服，向北经南雄、赣州、吉安、南昌，沿长江航行；再经安庆、芜湖等地，经过五个月的长途跋涉，于1600年3月抵达南京。在那里庞迪我得遇利玛窦，并成为利玛窦的同工，协助他传教、发展教务。

1600年5月20日，庞迪我和利玛窦带着大量礼物去北京觐见万历皇帝。由于贡品和行李很多，他们乘船离开南京，顺扬子江而下，再溯大运河向北行驶，途中见识到渔民如何用鹧鸪捕鱼，以及鱼类种类之丰富，令庞迪我大为惊讶，感叹称“长江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大的河！”。

庞迪我和利玛窦用了40天的时间，才到达山东省的临清，之后又继续前往天津。期间他们遇到了一起大麻烦，险些使他们的北京之行夭折：他们和一个名叫马唐的、有权有势的太监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庞迪我在后来写给主教的长信中，用好几页的篇幅写到“这个作为帝国侍从的太监的卑鄙和贪婪”。简而言之，就是马唐想要夺走庞迪我他们带给皇帝的礼物，并以中间人的身份从中获利，甚至抢夺他们的东西（后听说皇帝召见他们才归还）。

经过半年之久，他们于1601年1月24日终于抵达北京，呈上奏疏和其他礼物。关于当时皇帝是否召见他们，史学家说法不一。据《利玛窦中国札记》所述，“皇帝未召见他们，而是命画师去画了利玛窦的画像。”（利玛窦中国札记下册，406页）而有的史学家则认为他们奉旨在偏殿被召见。无论如何，他们赴京觐见皇帝可被视为耶稣会在华传教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庞迪我和利玛窦进献的礼物包括一幅天主画像、两幅圣母玛利亚画像、《圣经》一本、珍珠镶嵌十字架一个、报时自鸣钟两个，和《万国图志》（后称《坤与万国全图》），其中《万国图志》和自鸣钟深受万历皇帝的喜爱。为了以后经常有人给自鸣钟上弦，万历皇帝特别派了几个小太监跟着庞迪我学习上弦技术，为此缘故庞迪我能经常进出皇宫。后来因为在他们进献的礼物当中还有一架古钢琴，皇帝又派了四个小太监跟着庞迪我学习弹琴，时间持续差不多一个月，这个绝好的机会加深了庞迪我对紫禁城的了解（张铠，《庞迪我与中国》）。

万历皇帝容许他们永驻北京，藉此他们在士大夫中间建立起良好的声誉和关系，开启了日后其他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大门。万历皇帝经常派太监来询问一些问题，如国王、他们的衣服、帽子和丧葬方式等。利玛窦和庞迪我利用了这种好奇心，向他展示了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El Real Sitio de San Lorenzo de El Escorial）的版画，并利用中国文化中丧葬仪式的重要性解释了皇家墓葬的方式。随着关系的加深，皇帝下令给庞迪我和利玛窦津贴，让他们能够长久地在北京生活下去，并且还另有一笔资金给他们用于购买房屋，就是南堂。此时，庞迪我的传教生涯到达了一个良好的阶段。利玛窦被尊为数学家和占星家，庞迪我被尊为制图师和音乐家。

1601年，庞迪我与利玛窦对华传教所采取的是“适应策略”，也就是在尊重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开展传教工作。他们遵汉礼、着汉服，就这样，庞迪我成为了第一位走进紫禁城的西班牙人。他们可以自由地进出宫廷，结交朝廷官员。他们希冀说服统治阶层甚至皇帝本人来达到让民众皈依基督教的目的。

1602 年 3 月 9 日，按照耶稣会成员的惯例，庞迪我给托莱多教区路易斯·古兹曼神父（Father Luis de Guzmán）写了一封长信，其中详细介绍了他在中国的旅程和生活情况，这是当时欧洲人撰写的对中国情况最为详实的描述。该信件加上正面和背面一共有133张纸组成，总共266页，是用卡斯蒂利亚语、偶尔用葡萄牙语写成。从这封信可以看到当时庞迪我在华传教的真实处境。长信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他到达北京之前的整个过程；第二部分比较侧重于中国文化，表达了异国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内容涉及明朝社会的地理、历史、文化等众多方面。此外他还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了中国的科举制度。庞迪我的这封书信先后在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1604年）、塞维利亚（Seville ，1605年）和帕伦西亚（Palencia，1606年）等地发布，并被翻译成法语、德语、拉丁语和英语多种语言，促进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好奇与向往。

庞迪我在地理学上贡献巨大，他是第一位明确认定《马可波罗游记》中描述的充满异域风情的国度“CATHAY”为“中国”的人。庞迪我亲自登上长城用星盘测量地形地貌，为明朝皇帝绘制了四大洲地图，每图周围并附有解说，略述各地历史、地理、政治和物产。庞迪我对中国科学发展另一重大贡献是著写了《日晷图法》，推动了中国制表技术和时间计量的发展。庞迪我其他著作还有《七克》、《天主实义续篇》、《人类原始》、《庞子遗铨》、《实义续编》、《天神魔鬼说》、《受难始末》、《辨揭》等书。其中最著名的著作是《七克》，首次出版于1614年，后收入四库全书。他将基督教义中的“七宗罪”和“七大美德”与儒家思想的传统道德伦理观念结合起来。在书中，庞迪我描述了如何通过克服七个主要的罪恶：骄傲、色欲、贪婪、暴食、愤怒、嫉妒和懒惰，来达到自我修养并获得救赎。书中包含了许多对圣经、圣人和西方哲学家的评論及故事的引用。该书的几篇序言由当代中国文人所写，从中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他们对传教士教义的态度。这本书让人们看到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可以找到共通之处，很符合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对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及家庭建设颇有影响和建树。

庞迪我还开发了中文-拉丁字符的翻译系统，这项工作首先由利玛窦开始，但利玛窦1610年去世之后就一度搁浅。庞迪我的中文水平很高，他甚至可以用古汉语写作，并时常与明朝学士们就儒家思想进行讨论。他与徐光启等人，共同翻译了《几何原本》；还参与编著了欧洲地理学的代表作《职方外纪》。

1610年，利玛窦因病在北京去世，由庞迪我负责对外事务。庞迪我利用他与官员们的良好关系，和熊三拔（Sabayino de Ursis）一起上奏万历皇帝，请求赐地让利玛窦安葬于北京城外平侧门外二里沟的滕公栅栏，后来很多传教士都安葬于此，这无疑是天主教传教士们的一大成果，因为这相当于中国皇帝实际上承认了天主教的在华地位，皇帝的批准使这些耶稣会传教士们在北京更加受欢迎。在当时的北京府尹王应麟为利玛窦撰写的碑文上刻有：“西泰同庞子迪我，号顺阳者，债数友辈，西越黄河，抵临清…利氏卒，迪我偕兼奏请恤…且迪我等愿以生死相依…”。可见当时庞迪我是利玛窦最重要和亲密的同工，利玛窦在北京的传教事业的果实与庞迪我密不可分。

同年因钦天监推算日食有误，朝廷礼部开始修历。此前被称为“中国天主教开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均跟从利玛窦和庞迪我学习西洋的天算历学，此时都参与了修历工作。1611年，庞迪我与熊三拔奉朝廷之命，也一并从事修改历法，编制了第一部以西洋历法为主的中国天文历，代替了先前郭守敬的回回历。

利玛窦去世后，接任他成为在华耶稣会会长的龙华民（Nicholas Longobardi），改变了利玛窦的传教理念和策略，把基督教信仰和中国文化直接对立起来，引起了天主教在华传教士的辩论，其争论焦点集中在祀天、祭祖、拜孔等敏感问题上，士大夫们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捍卫者直接反戈一击，加上中国人对外来者本就充满了猜疑，一直告状到罗马教皇和中国皇帝，从而掀起了旷日持久的“礼仪之争”。1615年，由于南京礼部侍郎署礼部尚书沈㴶，以及佛教、道教信徒的煽动，以崇正学、黜异端、严华夷之禁为根据，力主排斥当时的天主教，更是要除掉传教士，从而引发了中国天主教史上第二大教案“南京教案”。

沈㴶撰文对天主教多方攻击，在南京下令抓捕天主教传教士，连续三次向皇帝上奏疏控告、构陷庞迪我等人。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等在案发后，或上书皇帝答辩，或藏匿传教士，或为庞迪我等传教士辩解，到处奔走呼号，力图挽救危局，但终归无效。1616年12月28日，万历皇帝颁发了放逐外国教士出境归国的谕令。《徐光启传》第77-78页写道：“光启即劝庞、熊两司铎，自动南下，由礼部派人护送。”南京教会领袖高一志（Alfonso Vagnoni）被捕受辱，遭受严刑拷打，然后与熊三拔、龙华民、庞迪我等传教士一并被押送到澳门。

庞迪我于1617年3月18日被逐出北京，5月到达南宁，夏天到达广州，并在那里被拘留了几个月，一路历经磨难。1618年，庞迪我在澳门因病重而去世。年仅47岁。

以利玛窦、庞迪我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在明、清两朝，对中国的科技、天文、地理、历法、艺术和军事等方面贡献巨大。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欢迎塞万提斯学院（Cervantes Institute’s）提议举办“庞迪我年”，显而易见中国政府认可庞迪我和他的同伴在中国所做的科学和文化工作，以及对他的肯定和重视。当时北京塞万提斯学院院长称庞迪我是“西班牙语汉学家的典范，可惜的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庞迪我，而只知道利玛窦。”

2021年是庞迪我传教士诞辰450周年，西班牙赫塔菲教区（Diocese of Getafe）专门举办了庆祝活动，其后由阿兰胡埃斯（Xerión）出版了《北京紫禁城中的耶稣会士庞迪我（1571-1618）》（Jesuit Diego de Pantoja (1571-1618) in the Forbidden City of Beijing by Wenceslao Soto）一书。该书序言由赫塔菲教区主教撰写。直到今天，庞迪我家乡的圣母升天教堂仍然保存着当年他受洗的证书。庞迪我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传教士，也可称为明清时期中西之间的科学与文化使者，沟通与交流的伟大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