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永恩

彭永恩（Frank A. Brown），1876年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市。美国汉普登悉尼大学毕业后，曾在弗吉尼亚联邦神学院学习两年。1910年，作为美国诺福克长老会宣教士被派往中国传教，在江苏省泰州短暂停留后即被派往徐州。自1911年始直到1949年，他在徐州教会侍奉长达38年，主要工作为乡村布道及成立乡村教堂，足迹遍及徐州周围乡村。抗战期间，彭永恩积极投入到对徐州民众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中，并不遗余力地在西方媒体上公开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呼吁美国中止与日本的战备贸易。因此，他被徐州人民誉为“徐州的拉贝”。 

福音初临徐州地区是在1890年，當時在山东宣教的英国浸信会牧师仲钧安 (Alfred G. Jones)，曾数度造访徐州并为五位信徒施洗。仲钧安因路远不便，不能经常来徐州，就央请在淮阴传教的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赛兆祥（Absalm Sydenstricker）前往徐州地区传教。赛兆祥和另一位传教士葛马可（Mark Grier）于1895年到达徐州。后因赛兆祥健康欠佳，就把在徐州的教会工作交给了葛马可夫妇和白秀生（Hugh White）夫妇。1896年12月3日，他们在徐州西关购置了四栋老房子作为传教之地及住所。白秀生夫妇于1896年12月从宿迁搬到徐州。葛马可夫妇则于1897年4月迁到徐州。1904年，他們在徐州西关建成徐州第一所砖结构西式教堂。1908年白秀生夫妇调离徐州，安士东（Oscar Vance Armstrong）夫妇前来接替，任西关教堂牧师。由于教会发展迅速，为了容纳迅速增加的信徒，教会于1911年购置地皮筹建新教堂，1914年建成。在建造教堂的同时，他們还先后建成了几所教会医院，1897年建成“福音诊所”；1900年建成“博济医院”；后易名“基督医院”（今徐医附院）；1914年，建成“坤维医院”。

1911年，彭永恩正式开始了他在徐州的侍奉工作，并且在那里得遇其人生的伴侣，就是先期来徐的传教士夏洛特·汤姆森（Charlotte Thompson）女士。夏洛特·汤姆森与妹妹玛丽·汤姆森（中文名陶美丽）于1910年创办桃李女学堂，1913年更名为正心女校，后成为徐州五中的组成部分。两姐妹一同组织“反缠足协会”，由夏洛特任副会长，一位中国女士任会长，鼓励女校学生反对裹脚或将已裹的小脚放开。

1914年，彭永恩与夏洛特结婚后，在牌坊街（中枢街一带）一个被他们称为“屋顶长满了草”的泥房子里安了家。夏洛特随丈夫中国姓氏，取中文名为彭夏丽。1922年，教会买下云龙山下“王嬷嬷墓地”（即王陵母墓）旁的土地，他们与两位美南长老会传教士海姆登（Hamilton）、蓝士登（Lancaster）一同建造了三座小洋楼，均为二层砖木混合结构，作为住所。彭永恩夫妇就搬到这里居住，即现今王陵路57号。 

1921年山东饥荒，徐州教会接到美国红十字会救灾委员会的求助。彭永恩等传教士会同医疗人员，及一群大学生前往山东泰州地区帮助分发救灾物品。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徐州地处津浦、陇海铁路交点，成为激战之地。双方大批伤兵均在徐州教会医院就医。由于战乱，外籍传教士被本国领事告知离境，以策安全。他们有些人北上青岛、天津，有些人前往他处。教会财产被占用、劫掠数月之久。外籍传教士离开期间，在彭永恩的事先安排下，中国籍教牧人员以王恒心为首，成立了十九人委员会，井然有序地处理各项事宜。王恒心，江苏铜山人，1920年金陵神学院毕业后，回到徐州教会侍奉，是徐州教会第一个中国籍牧师。战乱后，王恒心等中国籍教牧人员的工作赢得返回之外籍传教士的赞许，因而自此成立联合委员会，由外籍及中国籍传教士各五名组成，共同管理教会医院、学校及传教工作，此举在苏北地区开创了先例。在此之前，1924年王恒心牧师在《中国基督教会年鉴》第七期上的一篇题为《徐州基督教长老会概略》的文章中，希望中国人能在教会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主张中国人自己管理自己的教会。彭永恩对此也十分认同，他也主张教会应该由中国人自己管理。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才促成该联合委员会的成立。

1928年，彭永恩的妻子彭夏丽创立妇女学道院，分春秋两季各上课两个月，据1934年统计，有从37个村子里来的117位妇女来上学。她们毕业后，有些在教会中帮助圣经教学，有些继续升学，也有些返回本乡。

1936年，黄河泛滥成灾，冲毁了无数道路和村庄，许多灾民流离失所。彭永恩被任命主持徐州地区国际救灾总署，他发动灾民修理徐州地区道路以获得粮食。据《徐州交通史》记载：彭永恩受华洋义赈会委托，主持徐州地区救济修路工作，他征募灾民2500余人修筑铁路、公路，工钱由救灾粮垫付。这些公路包括海郑路、徐丰路、铜沛路、铜睢路、铜宿路、铜萧路、铜邳路等共计113公里，新修环城路5公里。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悍然发动侵华战争，抗日战争爆发。美国国务院发布警告，要求所有在华美国人离开中国。徐州作为铁路枢纽城市，必将是日军进攻的主要目标。彭永恩经过深思熟虑后毅然选择留下，并向领事阐述了理由：传教士的存在会遏制日本的残忍进攻，传教士们会将他们看到的任何凶残的行为写信报告给国内，日本不会对国际舆论无动于衷的。除了彭永恩外，当时留在徐州的美国传教士还有彭永恩的妻子、葛璧玺医生和麦克菲迪恩医生。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在相继占领南京、济南后，为了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决定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大批在台儿庄会战中受伤的军人均在徐州教会医院中就医。由于医院药物短缺，有些伤兵因为缺乏抗破伤风药物正面临死亡，彭永恩获悉后十分担心，得知汉口有药，他不顾时局混乱亲赴汉口向当地负责医疗的官员说明情况，为徐州争取到了很多药品援助。 

1938年，彭永恩夫妇在王恒心牧师的大力协助下，将位于王陵路的传教士住所、妇女学道院、教会医院、西关基督教堂等处设立为难民保护区。由于中国籍守门人员均将被日军射杀，葛璧玺医生和彭夏丽亲守保护区大门，日军虽然将刺刀伸进铁门却未能获准进入。这些传教士殒身不恤、全力以赴保护徐州平民。在徐州沦陷时期，他们救助了3000余名妇女儿童，最高峰时达到4300人。彭永恩是生活在徐州最长，留下东西最多的传教士之一。他在危难时期，主动留下保护徐州人民，并在日记里记下日军的暴行，他的日记文章被当时许多国外媒体报道。因为他的所为与约翰·拉贝在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期间救助中国百姓的事迹有相似之处，故此徐州人称其为“徐州的拉贝”。 

1939年5月7日午夜，徐州日军军警诡称基督教会内部设有“抗日救国会”，将王恒心牧师等17人逮捕，并进行严刑拷打。彭永恩、海姆登等美国传教士与日军反复交涉，并对徐州、南京、上海的日军指挥部提起诉讼，但一无所获。后来彭永恩夫妇利用休假期间，乘船经过神户，从神户急速赶到东京，直接与日本负责国外事务的高级官员进行严正交涉，要求立刻释放王恒心等人。由于其身份特殊，彭永恩的抗议，受到了日军军方的重视。7月30日，被逮捕的17人终于全部获释，所有的罪名也都不了了之。 

彭永恩回到美国之后，并没有在远离战场的数千里之外度过自己的悠闲假期，而是利用所有机会公开谴责日本侵略的战争暴行，反对美国卖给日本废铁、飞机燃油和其他战略物资，要求美国中止与日本的战备贸易。

1941年夏天，彭永恩夫妇休假后再次返回徐州。看到战乱中的中国一片荒凉，民不聊生，他们就开始做分发粮食等救助工作。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随后美国对日本宣战。次年6月12日，包括彭永恩在内的美国传教士被迫乘车前往上海，随后不久回到美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刻关注着徐州时局的彭永恩夫妇，于年底再次来到徐州。此后四年，彭永恩一直致力于帮助徐州重建，救助贫苦百姓的工作。1949年1月淮海战役胜利，彭永恩晚于妻子三个月离开徐州，1949年4月回到美国。1967年2月1日病逝，享年90岁。 

由于彭永恩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他的后代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大多从事与中国文化交流的工作。他的孙子乔治·布朗为美国“国际友谊之力”总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开展中美民间的友好交流，每年均组织多批团组访问中国，同时接待中国的民间友好使者在美国的交流活动。比尔·布朗曾在美国商务部工作，负责中韩贸易事务。孙女玛丽·布朗·布洛克为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董事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