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格理

一、成长与蒙召

塞缪尔·柏格理（Samuel Pollard）于1864年4月20日出生在英国康沃尔郡的卡米尔福特镇（Camelford in Cornwall）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家庭，其祖父和父亲都是循道会教会——圣经基督教会（Bible Christian Church）的传道人。1875年1月12日，柏格理受洗成为基督徒。1881年，柏格理以全国第三名的成绩通过了英国的公务员考试，并且离开家乡，来到首都伦敦，成为一名银行职员。在伦敦期间，年轻的柏格理深受李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e）在非洲宣教事迹的影响，内心深受感动要像李文斯敦一样成为一个宣教士，并立志靠着神的指引来引领一个民族信仰福音。1885年柏格理参加了一个海外宣教会议，而会议的讲员正是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创始人戴德生。在戴德生演讲之后的呼召中，柏格理受到神的感动，立志奉献自己成为宣教士，去中国传扬福音。

1887年1月27日，柏格理与比他小两岁的同学、并与他同为宣教士的邰慕廉（Frank J. Dymond）一起从荷兰南部出发，并于3月14日抵达中国上海的吴淞口。上海三位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热情的接待了他们，之后柏格理和邰慕廉便迅速的开始了为期六个月的语言强化训练。训练结束以后，他们已经可以用中文在街上和人们进行简单的交流，并对《论语》和《孟子》等中国经典也有了一定的熟悉。1887年11月12日，他们乘船溯长江而上，目的地是云南昭通。12月13日他们所乘的船在长江倾天滩遭遇翻船，两人差点因此丧命。不过，这次的危难并没有阻止这两个年轻宣教士的脚步。在回到汉口修整之后，他们再次向西南进发，最终于1888年2月8日抵达云南昭通，开始了他们在中国的宣教生涯。

二、昭通时期的宣教

早在1883年，圣经基督教会的两位宣教士万斯通（T. G. Vanstonge）和托马斯·索恩（Thomas Thorned）就已经在昭通开始宣教，因此当柏格理和邰慕廉来到昭通以后，就在他们的帮助下开始了布道的工作。然而起初的宣教工作进行的并不顺利——在最初三年之内，他们没能够带领一个人信主。事实上，又过了三年以后，也就是1893年，柏格理才第一次给两个信徒施洗。接下来的几年中，福音开始慢慢的传扬开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基督信仰有兴趣。面对越来越大的需要，柏格理开始有系统的选择信徒加以训练做传道助手，并买下了一栋比较大的房屋为聚会之用，教会开始逐渐兴旺起来。

1894年12月3日，柏格理带着他在中国认识的、同为宣教士的妻子海孝贞（Emma Hainge）和他们的孩子一同回到英国探亲。1896年当柏格理重返昭通的时候，他带着一女一男两名宣教士和一位医生与他一同前往，他也被任命为圣经基督教会云南牧区的主教。

回到昭通以后，柏格理开设了两所新式学堂，命名为“中西学堂”和“优美会女学堂”，分别招收男、女学生，讲授地理、算数和卫生等西方先进科学知识，同时也讲授中国文学。因着教会的医疗服务，以及柏格理的好品行的感召，柏格理成功的带领昭通的一对知识分子兄弟成为基督徒，这两兄弟随即热心的投入到教会和学校的工作中。在此期间，柏格理的妻子海孝贞也成立了“天足会”，鼓励妇女拒裹小脚及争取女权。1900年1月16日，在义和团运动的背景下，英国领事馆催促柏格理离开昭通，前往上海避难。1901年3月，柏格理夫妻再一次回到了昭通。1902年，柏格理在昭通购买了一块土地，兴建了教堂，以及乌蒙山区第一所西式医院——福滇医院。

起先，柏格理在昭通传福音的对象一直是汉族，后来他越来越关注周边的少数民族群体。1903年11月23日，在一位彝族土司的邀请下，柏格理进入彝族地区，深入的了解了彝族的风土人情，也与当地的土司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甚至被邀请作彝族的领袖。不过柏格理并没有接受这个邀请， 在结束旅行之后便回到了昭通，并准备继续在彝族中开展工作。然而，上帝有另一个计划。

早在1888年，英国籍内地会宣教士党居仁（J. R. Adams）进入贵州安顺宣教；1902年，他开始把福音传入苗族地区。不过，党居仁所开展的苗族事工的地点距离安顺比较远，而距离柏格理的宣教地点昭通则更近一些。于是，他便写了一封信交给四位苗族信徒，打发他们去见柏格理，请求他的帮助。1904年7月12日，这四个苗族信徒来到昭通城内柏格理的住处拜访。在受到柏格理热情接待后，他们深受感动。离去之后，借由他们的宣传，越来越多的苗族人开始来拜访柏格理和他们的布道团，最多时甚至有一千人住在教会中。由此，“大花苗”（因其服饰上面红色大花的刺绣图案而被称为“大花苗”）这个族群的大门就向柏格理和他的布道团敞开了。

三、石门坎时期的宣教

当许多大花苗陆续来昭通拜访柏格理的同时，接待他们成了柏格理和他的同工们很大的压力，于是在1904年秋天，柏格理开始在昭通开设教牧人员培训班，为将来进入苗族地区宣教和办教育储备人才。与此同时，一些关于苗族的谣言开始流传，说他们将要起来造反，并对一些饮用水下毒，于是一些苗族人被抓了起来并被毒打。在这样的背景下，1904年9月5日，柏格理深入威宁的苗族地区，向官府和当地的土司和百姓说明下毒和造反等都是谣言，并解救了被囚禁的一些苗族人。这次的接触使苗族人认识到柏格理非常关切他们，也真诚的爱着苗族的百姓，使他们完全的接纳了柏格理。这是柏格理第一次深入苗区， 结果很令人满意，并且也有很多人接受了柏格理和他所传的基督教。

1905年3月7日，柏格理再次进入威宁，并在得到当地土司赠送土地的承诺之后，选中了地处黔、滇、川三省交界、乌蒙山区十万花苗居住的中心石门坎，开始着手筹建教堂和学校。同年夏天，柏格理偕全家搬到石门坎居住。1905年11月5日，克服许多困难之后，在石门坎，大花苗历史上第一个教堂和第一所学校（1911年取名为光华小学）正式建立。在献堂礼拜中，有2000多信徒参加，并且有100人受洗归入基督。由此开始，柏格理在大花苗地区的事工开始进入高速发展的阶段。

柏格理以石门坎为中心，开始在周边的村寨陆续兴建教堂和学校，辐射的面积和群体不断地扩大。他也训练出许多的教牧同工，仅在1908年教会举办的培训班中，就有400多人接受了培训，然后就大力的传扬福音。1906年，柏格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并参照大花苗服饰上的符号创造出了苗族的文字，并翻译了苗文圣经。直到现在，柏格理创建的苗文仍然在花苗地区被广泛使用。柏格理去世后的1916年，全本的苗文圣经终于得以在日本印刷出版。1910年夏天，柏格理为石门坎申请到了通邮，世界各地的信件写上“中国石门坎”就可以送达。柏格理在石门坎开创苗、汉双语教育，并在中国首创男女同校。他也创建了西南地区第一个露天游泳池、第一个足球场，以及第一所西式医院， 并推动建立了麻风病院、孤儿院等。1906年秋，柏格理带领一批同工到了昆明北部的禄劝县、富民县和武定县等大花苗聚居区宣教，也非常的成功，逐步开始建立教堂和学校，并从石门坎地区调拨教牧同工前往支持。1912年，这个区域的苗族事工交由内地会管理。

针对大花苗中流传的许多陋习，柏格理也帮助他们进行了革新。例如，以往苗族保存着所谓的“群婚制度”的习俗，很多村寨都有所谓的“宿寨房”，当女孩子十几岁的时候，她们就被允许和她们喜爱的男人在宿寨房发生性行为。当柏格理把福音传到这些村寨的时候，首先便是拆除这些宿寨房，以便清除群婚制度的贻害。柏格理也透过教会纪律，在道德行为上，对信徒提出严格的要求。例如，对于要受洗的信徒，除了基本的信仰要求之外，还要加上戒除吸食鸦片、戒除酗酒和戒除赌博等要求。另外苗族传统中有很多活跃的巫师，欺骗迷惑许多人，柏格理借着艰辛的努力，逐渐帮助苗族的百姓弃绝了巫师和巫术。从以上事例可见，柏格理牧师在大花苗中不仅担负了福音使命，也非常成功的实践了文化使命。

1907年底，柏格理又有机会回到英国探望家人，并且于1910年7月带着他未来的接班人王树德（William H. Hudspeth）回到了石门坎，从此再没有离开这里。在柏格理的推动和影响之下，石门坎地区前后共有过80多所学校，石门坎因而也被称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文化圣地”、“中国近代教育史的伟大创举”等（王戴维，《中国石门（上）》，63页）。从石门坎这个小乡村，一共培养出了四位博士，中共厅级以上干部20人，县处级以上干部近100人。到1915年，以石门坎为中心的花苗地区，有超过一万人成为基督徒，并且有一千多名学生在23所学校中读书。

四、柏格理的逝世

1915年，一场伤寒席卷了乌蒙山区，许多教会和学校也未能幸免。柏格理在日以继夜地照顾其他伤寒患者时，自己不幸也被感染。在1915年9月16日下午3时，柏格理牧师辞世，年仅51岁。他去世后，苗族信徒将他安葬在石门坎学校附近的的一座小山上。送葬的时候，数千人哭泣跟随。下葬以后，几百人连续几夜守在他的墓旁，一位官员也为他写下“所作所为，流芳千古”字句。

1938年4月5日，居住在石门坎光华小学的高志华牧师（Reginald Heber Goldsworthy）为保护学生而被强盗杀害， 死后与柏格理葬于同一座小山上。文革期间，他们的坟墓被毁，尸骨被抛出。上世纪九十年代当地政府出资重建了他们的坟墓和墓碑，但他们的遗骸已经不在。柏格理去世后，石门坎的工作在王树德和张道惠（Harry Parsons）的主持下继续运作发展，直到1949年以后西方宣教士被迫离开中国时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