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德明

钱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字若瑟，于1718年2月8日出生在法国瓦尔省的土伦（Toulon），曾就读教会学校。1737年9月27日入阿维尼翁（Avignon）修道院，同年在里昂教区加入耶稣会。钱德明于1749年12月19日，偕同另外两位返华的传教士从里昂乘船来华。1750年7月27日（乾隆十五年）抵达澳门。经在京耶稣会士举荐，钱德明于1751年8月22日抵达北京。在拜会北京耶稣会前辈数日后，钱德明获乾隆帝传召觐见，被允准留在北京工作。初时钱德明负责“天神会”的儿童工作，同时研究中国语言。

18世纪的法国，欲避开葡萄牙“保教权”，在海外争取更大权益。差往中国的传教士接受法王路易十四的支持与保护，同时肩负巴黎天文台台长卡西尼（G.D.Cassini）的东方天文观测任务。这要求他们必须学识渊博、有精专的科学技术知识。路易十四授予他们“国王数学家”称号，并给予科学器材、礼品和养老金等。钱德明为路易十五执政期间差往中国的第二批法籍耶稣会士，在科学素养、传教预备及基本待遇上承袭了第一批传教士。钱德明于1750年入华。

1764年，法王路易十五镇压耶稣会，其内政部长亨利·贝尔丹（Hernri-Leonard-Jean-Baptiste Bertin）对耶稣会教团出资相助。自1765年起，钱德明及多位耶稣会士与贝尔丹进行长达数十年的通讯往来。钱德明“在寄出论文和书信的同时，通常附上些小玩意、漆器、艺术品、文学作品，以及趣味盎然的科学、军事、农业乃至医学报告，帮助贝尔丹（西方）更准确地了解中国”。后来，贝尔丹主要搜集与四位耶稣会士的书信往来，出版了16卷本的《中国杂纂》（Mémoires concernant les Chinois），钱德明便是其中之一。该书采纳的钱德明文稿涉猎广泛，内容详实，极有史料和研究价值。《中国杂纂》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历史、政治制度、艺术、科学和文明在法国的传播。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狄德罗（Denis Diderot）等人通过阅读钱德明的作品建构起自己的中国形象，进而在知识界产生广泛的影响，甚至形成崇华的学术思潮。钱德明于贝尔丹之间曾有乾隆御品相送，记载在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的院刊。钱德明曾从清乾隆皇帝处获得一只印有清乾隆“三清茶”诗的中国御制瓷碗——三清茶诗碗，并将其附信及附碗上诗文寄与贝尔丹。这成为朋友相交、器物往来、文字相解、中法文物及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

钱德明赴华前不但受到古典学、神学训练，亦受启蒙运动影响和科学训练。他传承了从路易十四“国王数学家”开始法国耶稣会士一直保持的科学研究的传统。钱氏来华后，采取适应策略，学习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加之他在科技方面的才能，得到清宫皇帝的青睐，凭借一技之长在北京立足。现可考1757 年初至1762年底，钱德明曾连续六年观测记录北京的完整气象资料，并刊发在1774 年法兰西《科学院数学与物理报告集》（Mémoires de mathématique et de physique）上。这份气象资料在当时的科学界具有重要价值，在今天亦是研究气候变迁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另在1755年，钱德明寄出两封有关中国度量衡的信件，由佩兹纳神父分别于1756年10月和11月刊发在《马赛天文台撰数学与物理报告》（Mémoires de mathématique et de physique rédigées à l’Observatoire de Marseille）上，其中钱德明对中国度量衡体系进行了详细介绍。耶稣会前辈宋君荣曾在1739年、1751年及以后，分别成为圣彼德堡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院士。在宋君荣的引荐下，钱德明曾向圣彼得堡科学院提供钟表摆长、磁偏角、电以及其他类似事务的观测和实验。钱德明也曾对大气的观测实验，与圣彼德堡大气物理学家和哲学教授进行探讨。有资料显示，圣彼德堡科学院曾刊发北京耶稣会士提供的月象观测、水星观测、北极星观测、御夫座观测、天琴座观测等天文观测结果。 以上简述是钱德明的科学研究缩影，他既是耶稣会传教士，也是一位在科学领域有丰富涉猎的学术研究者，他与欧洲科学界有相当多的学术交流。

钱德明也曾考察中国历史纪年法的真确性。中国历史纪年问题曾经在传教士之间及在欧洲引起广泛讨论，纪年法是影响中国人归信福音的障碍之一。对于是否采纳中国上古历史为信史，“历史学派”与“索隐派”持不同立场。“历史学派”倾向于认同中国上古历史，他们采用相对科学、客观的批评方法，认真研读中国典籍以寻求证据，通过从中国古书中查考天文资讯如月蚀记载等，辅以天文学观测和数学计算加以验证，反过来再核查中国纪年的可靠性与可信性。 钱德明及其老师宋君荣支援这种观点。索隐派则倾向于认为，中国经书中并没有实证的历史之源，他们在中国典籍上同样用功甚勤，但目的在于从中国上古人物身上发现《旧约》的踪影。在《中国通史编年摘要》（Abrégé chronologiquede l’histoire universelle de l’empire chinois）中，钱德明认为黄帝前六十年属于存疑时代，从黄帝六十一年开始为具有确切纪年的信史时代。伏羲建国在西元前3462年，即诺亚大洪水之后254年。钱德明仔细研究颛顼时代的“五星连珠”和尧时代的冬至观测，又研究“仲康日食”，得出最后结论：“仲康五年，日食发生于前2155年10月12日7时30分14 秒，……跟《书经》记载完全相符，即季秋月初一日。”在《由载籍证明中国之远古》（Antiquité des Chinois prouvée par les monuments）中，钱德明认为《春秋》中记载的大部分日食已被欧洲天文学家核实，可见《春秋》并非凭空杜撰，基本可以定为信史。在确定720年日食之后，他藉助《诗经》中的记载继续回溯，依据《万年书》所列年表，得出颛顼在位时间在西元前2513至西元前2435年之间，经推算发现西元前2449 年恰巧出现过“五星连珠”。因此，钱德明认为这是通过科学手段验证的最接近黄帝时期的年代。 钱德明的详细研究被记录在《中国通史编年摘要》和《由载籍证明中国之远古》中。这两部书籍的写作目的显明他对于福音传入中国过程中遇到的纪年问题相当重视，并用科学方法和科学研究去应对该课题的挑战。

在音乐方面，钱德明亦有所斩获。1754年，他将清康熙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的《古乐经传》五卷翻译成法文，交赴法国刊印，并附《乐记》（我国古代最早的音乐理论），可惜稿件不知所终。钱德明在音乐方面的贡献包括中国乐籍的法文翻译、明朝朱载堉音乐理论的法文译介，编纂并促成《圣乐经谱》的出版等。他的另一大贡献是将大量中国乐器、中国乐器文献、乐曲、祭祀乐舞图示等寄往法国，在18世纪的法国引起研究中国音乐的热潮。1775年，巴黎出版了钱德明音乐研究著作《中国古今音乐篇》。该书对中国音乐体系，不论是乐律理论，还是乐器制式都充满赞誉。钱德明论述了律吕的发明和十二律、律吕的度量、律的相生、音阶、七种调式和八十四种移调、和声等中国音乐特有的内容，其详实的解释说明，显明钱氏对中国音乐有深入的看法。钱氏通过对中国乐律数位化的测算分析，认为中国人是理性的，且认为中国在毕德哥拉斯之前已有自己的律制。钱氏高度评价中国音乐体系，称其是与希腊音乐和埃及音乐并存的另外一种音乐体系，他甚至认为希腊人和古埃及人的音乐体系受到过中国乐制的影响。 钱氏注意到，中国人不但有音乐器物，更有用器之“道”，比如抚古琴有“琴道”。中国人以抚琴养心，克欲念不浮动，达成自我教化的目的。唯有圣贤之人方可弹琴。钱氏认为抚琴的目的是为与“道”相契合，这是对中国音乐和中国文化很深刻的理解。钱德明认为，中国音乐与欧洲音乐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中国音乐与中国的伦理制度和社会秩序紧密相连。在音乐方面，钱德明是第一位以中国人的视角向欧洲人系统性的介绍中国音乐的西人。

钱德明擅长演奏羽管键琴和横笛，在音乐方面为18世纪的中国天主教教友编纂《圣乐经谱》及《中国通俗音乐曲集》选曲。他创作的《圣母经》，至今仍在北京西什库北堂颂唱。天主教极为重视礼仪圣事。18世纪初，精通音乐的随行西班牙教士潘托亚为西什库北堂打下圣母晚祷仪式音乐的基础，至今还在西什库北堂演唱。因明清时期的法国耶稣会士均居住于西什库北堂，所以18世纪他们书信中提到的音乐场景多为西什库北堂所属。20世纪90 年代末，法国汉学家皮卡尔声称在法国某大学的图书馆发现钱德明18世纪寄回法国的一些中国乐谱和西什库教堂的音乐资料，其中有《西琴曲意》的全套和不全的北堂圣母晚祷（圣母小日课）音乐。

在满文西传方面，钱德明亦有重要贡献。早年间钱德明在翻译满文/中文作品为法文时，编写了《满语-法语词典》（Dictionnaire tartare-mantchou-françois）、《满语语法》（Grammaire tartare-mantchou）等多部字典。可考钱氏的法译《御制盛京赋》以满文为底本。因为清廷为满人统治，且满译汉籍功绩斐然，耶稣会士向欧洲传译中国典籍时，通常会选取满文作底本，钱德明继承了这一传统。纵观欧洲汉学史，法籍耶稣会士是18世纪满文西行最主要的推动力，也是欧洲本土满文研究的重要奠基者，钱德明是其中的重要贡献者。

除《中国杂纂》中大量采纳钱德明的手稿及钱德明在音乐方面的著述外，钱德明另外引起西方世界关注的作品有《孙子兵法》，《论中国功夫》等。他向欧洲世界的主要译介法文作品如下：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œurs, les usages，etc.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ekin（《中国杂纂》，多处采纳了钱德明的文稿）；

Dictionnaire tartare-mantchou-françois（《满法辞典》），1789-1790年出版，巴黎。

Grammaire tartare-mantchou（《满语语文典》），1788年出版，巴黎。

《满语词典》（Mandchon is aboukka bitkhe）法文版，1752年在北京刊行，汉文称《清文汇书》。

《满族胜利的颂歌》法译本，1792年M.Langlès 发行，巴黎版。

《满洲礼规》，1804年，巴黎出版，Langlès刊行。

Eloge De La Ville De Moukden（《御制盛京赋》），1770年出版，巴黎。

Mémoire sur la musique des Chinois, tant anciens que modernes（《中国古今音乐考》），1776年北京完成，巴黎。

Art Militaire des Chinois（含《吴子兵法》、《司马法》、《六韬》（节译）及《孙子兵法》十三篇），1772年出版，巴黎。

Lettre de Pékin sur le génie de la langue chinoise et la nature de leur écriture symbolique , comparée avec celle des anciens Égyptiens（《来自北京的信：古埃及楔形文字与汉语象形文字对比研究》）；

Observations météorologiques faites à Pékin（《北京天气观测》）；

Abrégé historique des principaux traits de la vie de Confucius（《孔传大事志略》）；

Vie de Kong-tse（《孔子画传》，广泛引用《论语》、《家语》、《史记·世家》、《阚里志》），1784年北京完成，巴黎。

L’antiquité des Chinois prouvée par les monuments（《中国古史实证》），1775年撰于北京。

《汉满蒙藏法五国文字字汇》，1783年北京刊行。

《孔门诸大弟子传略》，搜集在《中国杂纂》第13卷。

《历代和当代中国各藩属的介绍》，1787年北京出版。

《中国历代帝皇纪年表》，1769年北京刊印。

《有关通古斯（Tourgouths）族三十万移民从里海沿岸进入中国的石碑的译文》，1771年11月8日北京出版。

《由经典古籍证明的中国历史之远古性》，搜集在《中国杂纂》第二章，为300页论著。

《圣门礼乐统》、《四书人物别传》，搜集在《中国杂纂》第12章。

《圣乐经谱》、《中国古今音乐考》、《中国古代的宗教舞蹈》。

〈针灸穴位铜人像，供学习之用〉，伯希和，《通报》1921年，第231页。

〈有关中国古代宗教仪式中歌舞的纪录〉，伯希和，《通报》1928年，第47页。

〈论中国的理学和有关书籍〉：M. Bonnetty，刊载于《哲学年鉴》。

〈论中国功夫〉，载（法）《北京传教士中国论丛》第四卷。

另外遗有书扎七十余篇，涉及宗教、历史、文化、艺术等。可见其著作甚丰。

钱德明的上述成绩并非一蹴而就，其在华四十三年，亦曾在传教中途遭遇重大挑战。1750年，欧洲詹森派（Jensenists）与哲学家对在华传教策略提出抨击。1759、1764年耶稣会分别在葡萄牙、法国被禁。1773年，罗马教皇克雷芒十四世取缔耶稣会总会。1775年11月，教廷敕书传至北京。至十九世纪重新恢复之前，不再有耶稣会士被派往中国。1789年法国大革命，此后新建的平民政府对驻外传教士不再提供汇款支持。在中国方面，雍正初年禁教，大批传教士被逐，或遣澳门。乾隆对西方科学兴趣寥寥，科学活动仅限于北京和广州，钱德明是少数被允许留在宫中任职的传教士。到乾隆末年，法国遣使会士接管耶稣会在西什库北堂的财产。以上皆为传教中的不利因素。尽管如此，钱德明还是排除万难，为传教事业和中法文化交流留下越世长存的基业。

钱德明于1793年10月8日获悉法王路易十六1月21日的死讯，当夜突然中风，病逝于北京。死后葬于北京海淀区彭化村正福寺墓地，此墓地乃1732年雍正帝所赐法国耶稣会公教公墓。该墓地在清朝经过三次大的修建，在1900年爆发的北京义和团反洋教运动中遭到毁坏；又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再次遭到毁坏，如今原茔地仅存部分教堂虎皮石残墙等。1990年，在西城区月坛北街酱菜厂内废弃防空洞里发现一批清代传教士墓碑，钱德明墓碑在其列。 北京市文物局派石刻艺术博物馆专业技术人员前去勘察，后将这批传教士墓碑迁至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纵观钱德明的一生，他接受耶稣会的古典学、神学、科学训练，32岁入华传教，毕生爱中国、奉献给中国。在罗马教廷、法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各种不友好政策下坚守初心，不断深入了解中国社会、风土人情、民俗历法、音乐舞蹈以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等，并不遗余力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在18世纪的世界汉学中心——法国——掀起中国热。钱德明是一位汉学巨人，在汉学界的贡献有目共睹，值得中国人珍惜、怀念、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