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班·扫马

拉班·扫马（Rabban Sauma，又译列班·扫马），全称为拉班·巴·扫马（Rabban Bar Sauma）。 “拉班（Rabban）”，叙利亚语 “教师”之意；扫马（Sauma），乃其本名。

拉班·扫马大约于1223年出生于大都（北京）一个信奉景教（Nestorians，唐朝时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的畏兀儿（维吾尔）族富家。父亲昔班是汗八里景教堂的巡察员。拉班·扫马自幼受到良好的宗教教育。大约于1248年，他到北京城西南50公里外的房山“景教十字寺”隐居修道，当马可·波罗于1275年到达北京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修道27年了，已是一位颇有声望的景教修道士。1260年，一个名叫拉班·马可（Rabban Marcos，又译马古思）的少年，从其家乡东胜（内蒙古的托可托，即马可·波罗所说的“天德”）旅行半个月，前来房山十字寺拜拉班·扫马为师，与他一同修道。15年后，师徒俩决意放弃山中的隐修生活，同去耶路撒冷朝圣，从而使拉班·扫马成为一个马可·波罗式的伟大旅行家。他从北京不仅行至中东的耶路撒冷，更远至法国巴黎。他的欧洲之旅远远超出个人朝圣的意义，这是一次中国发现世界，甚至试图改变世界的伟大之旅。

蒙古世纪有许多西方旅行家从欧洲到中国，却鲜有东方旅行家从中国到欧洲。而罗马教廷与蒙古汗国一直在寻找接触与合作的机会。马可·波罗说蒙古大汗曾请罗马教皇差派100位精通七艺的教士到中国来，并让老波罗兄弟带回一点耶稣基督圣墓长明灯上的圣油。其后不久，拉班·扫马和马可就沿着帝国驿道踏上了西去朝圣的征程，这背后是否有忽必烈大汗的旨意，也未可知。他们西行的第一站是马可的家乡东胜，受到那里的景教徒们的欢迎并挽留。但拉班·扫马去意坚定，称自己“已经舍弃了这个世界的一切，只希望成为完人。”

拉班·扫马和马可继续上路，沿着黄河向西南到达唐古特城（今甘肃敦煌），看到该城“信仰非常热诚、思想纯洁”的景教徒“男女老幼都出来迎接”他们。离开唐古特城后，拉班·扫马穿过河西走廊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部边缘，即古老的丝绸之路南路，先西北再折向西南，两个月后到达斡端（今新疆和田）。这段旅程非常艰难，大沙漠“天气干燥、荒无人烟，水是苦的”，当年多少远征的士兵因“路绝粮断”或缺水而死在这荒漠之中。他们在斡端城里住了6个月，休整后从斡端出发到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斡端与喀什噶尔都是古丝绸之路上重要的绿洲城市，当年马可·波罗经过这里时，见到的是一个繁荣的商都，有发达的商业、手工业、纺织业，以及美丽的花园、葡萄园，清真寺和景教堂等。但拉班·扫马却“发现城中没有居民，因为该城最近遭到敌人的洗劫”。因为忽必烈与海都之间的战争，毁灭了这里的一切。

过了喀什噶尔就出了丝绸之路的中国地段，他们来到窝阔台汗国海都汗王所在的怛逻斯城（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500多年前大唐的军队在此败给了大食的军队，从此这里就变成穆斯林的世界。高山、荒漠、恶劣的气候与凶残的战争，使拉班·扫马师徒经历了九死一生。无论如何，“他们拿着海都汗王特许给他们的通行证，在极度困难、疲劳和恐惧的情况下来到呼罗珊的涂思城。”

呼罗珊是波斯伊儿汗国的领土，涂思城（今伊朗马什哈德附近）是呼罗珊最大的城。这里有《天方夜谭》中著名的哈里发哈伦·赖世德的墓，还有圣马赛扬修道院。伊儿汗国，又译伊利汗国，为蒙古汗王旭烈兀于1253年所建，奉大元为宗主。当时蒙古人主要信奉萨满教和佛教，但皈信基督教者亦不乏其人，如拖雷的夫人唆鲁忽帖尼（克烈部人，忽必烈汗、旭烈兀汗的生母）、旭烈兀汗的夫人托苦斯，以及高唐王驸马阔里吉思（汪古部人）等。景教因此得到蒙古高层统治者的认可与扶持，这一兼事多种宗教的传统在伊儿汗国中被贯彻下来。其统治者主要信奉佛教，同时对基督教也予以保护与优待，故其境内基督教势力颇为兴盛。

拉班·扫马在圣马赛扬修道院里住了一段时间，感觉自己在精神与身体上都重新得力之后，就准备出发去报达（今巴格达）拜见景教主教长马·登哈（Mar Denha）。马·登哈主教长是当时景教世界的最高领袖，此时正巡幸马拉加城（今伊朗大不里士城南100公里处）。拉班·扫马师徒沿着里海南岸赶到马拉加，那宏大的拜谒场面令人感动，他们跪在地上，像看见耶稣基督那样泪流满面：“他们对他说：‘上帝倍加怜悯，广施恩惠于我等，因为我们看见了我们主教长容光焕发的面孔。’他问他们：‘你们从何处来？’他们答道：‘我们从东方众王之王大汗的城汗八里（今北京）来。我们来此是为接受您的祝福，接受此地众神甫、修士和基督徒的祝福。如果我们力所能及，如蒙上帝允许，我们还要去耶路撒冷’。”

随后，他们拜访瞻仰了巴格达及周边地区的景教圣地和圣物，受到当地景教徒的欢迎。或许因为他们从遥远的东方之都汗八里来，并且可能身负忽必烈大汗的使命，马·登哈主教长授意他们去伊儿汗国的新都大不里士觐见阿八哈汗。阿八哈是旭烈兀王室的继承人，崇尚景教。马·登哈主教长叫拉班·扫马去见阿八哈汗的意图，或许是想借助他们二人的特殊身份争取汗王对景教的进一步的支持。拉班·扫马在大不里士觐见阿八哈汗并从他那里得到去耶路撒冷的通行证后，随即启程前往亚美尼亚。他们打算取道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从海路去耶路撒冷。但因途遇战乱，他们不得不折返巴格达。马·登哈主教长似乎从一开始就不大热心让他们去耶路撒冷，今见及此，就坦言说：“这不是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局势混乱，道路断绝。你们敬拜了我们国家所有的圣地和圣物。在我看来，一个人以纯洁的心灵敬拜了这些，这种敬拜不亚于朝拜耶路撒冷。现在我给你们一个忠告，请你们仔细听好：我想选任拉班·马可为大主教，并授予他来自教廷的礼物。至于您拉班·扫马，我将委任您为巡察总监，并将差派你们二人回本国去。”

事不容违，1280年，35岁的拉班·马可被任命为“契丹城和汪古部的大主教”，名马·雅伯拉哈。而拉班·扫马却在主教长的祝福中成为巡察总监。但他们二人都不想回中国去。理由可能有三：一是他们可能负有忽必烈大汗的使命；二是他们尚未完成朝圣之举，没到圣地不能回去；三是来路漫漫，天灾人祸，九死一生，归途之凶险难以想像。但马·登哈主教长最后还是说服了他们。如果不是忽必烈与海都之间的战事又起，归途被阻断，拉班·扫马师徒可能就启程回国了。战事所阻，他们滞留在马拉加一年。此时的拉班·马可似乎很走运。他本来是拉班·扫马之徒，又比他年轻许多，但却成了契丹城和汪古部的大主教。更为令人称奇的是，36岁时马可于翌年在巴格达，竟一跃成为“东方教会大总管”——主教长马·雅伯拉哈三世（Mar Jabalaha III）。

那是在1281年初，马·雅伯拉哈（拉班·马可）前往巴格达接受主教礼服与权杖。当他行至巴格达城外时，遇到一个神秘的人告诉他，马·登哈主教长去世，如果他策马速行，还可以赶得上葬礼。结果他不仅赶上了葬礼，而且还被推举为主教长，继承了马·登哈之宗座位。随即在巴格达的马·科卡大教堂就职，称马·雅伯拉哈三世。这样，这位来自东土的朝圣者变成了当时景教世界的主教长。他过去的老师拉班·扫马，现在却成为他的内务总管。至此，他们的旅行似乎已经结束。如果不是五年以后阿鲁浑汗要联合罗马教廷进攻叙利亚、巴勒斯坦，马·雅伯拉哈三世推荐拉班·扫马出使欧洲，拉班·扫马很可能就会无声无息的终老于此了。

从1281至1287年这六年间，拉班·扫马没有什么变化，他身边的世界却动荡不安。阿八哈汗去世后，继位的阿合马汗要将整个伊儿汗国伊斯兰化，景教遭受到摧残，马·雅伯拉哈三世曾一度变为囚徒。直到伊儿汗国的新汗王阿鲁浑打败阿合马，马·雅伯拉哈三世才得以重掌教权。于是，他们决定遣使去欧洲，希望与罗马教皇和英、法等国结盟，以便消灭共同的敌人——马木鲁克（原意为“奴隶，或奴隶出身的人”，是穆斯林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苏丹，进而攻取叙利亚和耶路撒冷。

马·雅伯拉哈三世不失时机地向阿鲁浑汗推荐了拉班·扫马。1287年3月，65岁的拉班·扫马一行带着信札、礼物从大不里士起行前往罗马。他们在特烈比宗上船，途径东罗马的拜占庭（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受到东罗马皇帝安东尼库二世的热情召见。虽然出使拜占庭几乎一无所获，但圣索菲亚大教堂却令拉班·扫马惊慕不已。圣索菲亚大教堂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壮观的基督教建筑，宏伟的穹窿、券柱；豪华的大理石、辉煌的金底玻璃马赛克等等，令拉班·扫马觉得“根本无法用语言描绘”。但他不能流连于此，很快就踏上西去之舟船。

在海上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航行后，拉班·扫马一行于1287年6月23日抵达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港口。在那不勒斯稍事逗留后，即转赴罗马、梵蒂冈。抵达后方知罗马教皇何诺留四世已于两个月前去世，新的教皇尚未选出。

梵蒂冈里的觐见仪式充满繁文缛节，红衣主教们对拉班·扫马进行了教义诘问。当他们得知景教徒的崇拜仪式与西方基督教大同小异时，显然有些吃惊。拉班·扫马向他们说明来意：“我从远方来此不是为了讨论或讲述我的信仰，而是为了晋谒我主罗马教皇和敬拜圣徒遗物，为了送交国王与主教长的信件。”由于新教皇尚未产生，红衣主教们安排拉班·扫马一行观光朝圣。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比圣索菲亚大教堂使拉班·扫马更加震撼，这里可看的东西更多。最令拉班·扫马感兴趣的是圣彼得的墓，和教皇的“圣彼得宗座位”。在梵蒂冈教士陪同下，拉班·扫马遍游了罗马城内的教堂和圣迹。

由于竞争激烈，新教皇一时选不出来，拉班·扫马的政治使命无法完成，只好北上巴黎觐见法国国王菲利浦。途经国际化商都热那亚（威尼斯）时，受到隆重的欢迎。初秋时节抵达巴黎，在盛大的欢迎仪式中进城。拉班·扫马休息三天后，觐见了新即位的年轻法王菲利浦四世。法王垂询过他的使命后，被阿鲁浑汗的诚意所感动，慨然允诺派大军与阿鲁浑汗联合行动，进攻马木鲁克苏丹。拉班·扫马如释重负，在巴黎住了一个多月，“参观了市内的一切”。

拉班·扫马于1287年10月初告别巴黎后，随即前往法国西南部的加斯科尼首府波尔多，觐见英王爱德华一世。英王与他会谈后，表示收复圣地耶路撒冷，基督教君主责无旁贷。爱德华一世还邀请拉班·扫马到其宫廷领弥撒，并盛宴招待他。期间，拉班·扫马还瞻仰了许多教堂圣迹。

离别法国时已是冬季，拉班·扫马决定返回热那亚过冬。那里气候温暖，海风和煦，拉班·扫马将热那亚比作“花园般的天堂”。此时他出行的使命已完成大半，欧洲两位最强大的国王已经答应出兵配合伊儿汗国进攻马木鲁克，收复耶路撒冷。剩下的只有教皇了。他期盼着新教皇的产生，更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

经过半年多的等待，新教皇终于在1288年2月20日选出，就是当初诘问拉班·扫马教义的那位红衣主教。新教皇称为尼古拉四世。拉班·扫马闻讯急忙赶往罗马，受到尼古拉四世的礼遇，并被挽留下来过复活节，更有幸在梵蒂冈领了一次弥撒。当他从教皇手里领了圣餐，并参与、目睹了复活节期间所有重大仪式，聆听了教皇布道的声音和成千上万会众们响彻云天的欢呼声，他真是感动、幸福极了。但是作为使节，此次出使教廷的结果却令人失望。复活节之后，拉班·扫马将返回伊儿汗国，教皇分别致书阿鲁浑汗和马·雅伯拉哈三世等人，信中只字不提派遣十字军配合攻打马木鲁克，以及收复圣地之事，而是再三敦促阿鲁浑汗接受基督教洗礼，受洗后“借助主的帮助，收复耶路撒冷指日可待”。在给马·雅伯拉哈三世的信中，教皇一方面感谢马·雅伯拉哈三世恩待在东方传教的天主教圣方济各会修士；一方面也不失时机地暗示景教的信仰不纯正，罗马教廷对景教教会拥有“像慈母一样”的绝对的权威性。为了让这些景教徒“保持罗马教会所遵守的纯正信仰”，教皇在信中还不厌其烦地阐释基督教教义，目的是要阿鲁浑汗接受洗礼，让景教主教长、波斯大主教、以及汗王的遗孀修正信仰。

1288年底（一说1289年7月），拉班·扫马带着信件与礼物回到波斯。晋见并向阿鲁浑汗禀报过出使之行后，受到汗王的嘉奖。由于长期出使在外，扫马的健康大受亏损。汗王见状说：“我使您太劳累了，因为您是位老人。此后我们不再让您离开我们。我们要在宫外建一教堂，您可在那里领礼拜做祈祷。”遂在大不里士宫门旁兴建教堂一所，供他崇拜之用。1294年1月10日，拉班·扫马在祥和的气氛中，逝世于波斯(今伊朗)北部的一个小镇（一说在巴格达），享年71岁。

1295年，信奉伊斯兰教的合赞继承汗位，强力推行伊斯兰教。他的大臣努鲁兹下令摧毁景教教堂，没收景教徒的财产，屠杀景教徒和犹太人。灾难降临后，马·雅伯拉哈三世被一伙狂暴的穆斯林半夜从家中拖走，惨遭监禁、倒悬、鞭打等酷刑。若不是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二世相救，马·雅伯拉哈三世已惨遭极刑。这两位来自元大都的朝圣者，死去的已经获得永恒的宁静，活着的却经历暮年的血雨腥风。在一次可怕的劫难后，拉班·马可对历史学家拉施德丁说：“活着还有什么用呢？我希望国王命我返回东方我来的地方，或者让我去法国度我的余年。”1317年11月13日的冬夜里，拉班·马可死在波斯马米尔耶湖畔的马拉加城外的修道院里，终年72岁。死前他伤心地看到巴格达、大不里士、哈马丹、摩苏尔、马拉加的景教教堂全部被破坏，教会财产被洗劫一空，大多数教堂被夷为平地，景教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拉班·扫马和马可之西行受到后世的景仰与爱戴。当他们先后在波斯逝世后，中国大都的景教徒为纪念其功绩，于1320年至1330年间重修了崇圣院，并于1365年立碑纪念，由元末著名学者黄溍撰写碑文，即《敕赐十字寺碑记》，该碑至今犹存。

拉班·扫马远使欧洲，成为最早访问那里的中国旅行家和使者。遗憾的是，其人其事在浩如烟海的汉文史书中却未见任何明确的记载。当年拉班·扫马从欧洲返回波斯后，用波斯文记载了他的出使经历与见闻。后来在伊儿汗国伊斯兰化过程中，拉班·扫马的游记、出使报告、日记以及书信全部散佚了。拉班·扫马，这位可以与马可·波罗齐名的中世纪伟大旅行家，被历史遗忘了差不多600年。直到188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居住在波斯西北的索罗门先生（Mr. Salomon）从一位信奉景教的突厥青年那里发现了一部叙利亚文手稿《主教长马·雅巴拉哈三世及拉班·扫马传》，才使拉班·扫马的生平与伟绩得以彰显于天下。该手稿记录了拉班·扫马的生平与旅行——一次东方人发现西方的旅行。大英博物馆购买了手稿，法国出版了最早的法语译本，以后又有英语、俄语等译本。遗憾的是，叙利亚文手稿太简要了，因为叙利亚语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删节了大量的内容。在拉班·扫马的原始记载中，一定包含着大量的珍贵史料。如果没有散佚，如果叙利亚文译者没有删节，这部东西方交流的历史文献一定弥足珍贵，具有非凡的历史价值。

拉班·扫马在一个历史的关键时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当年教皇响应阿鲁浑汗的求助，而法王、英王又不食言而出兵的话，那么西亚伊斯兰教世界，以及基督教十字军东征的历史都可能重写。虽然拉班·扫马和马可朝拜耶路撒冷的初衷并未实现，但他们的活动却对近东的宗教与政治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拉班·扫马的出使欧洲，进一步沟通了元代东西方的联系，促进了伊儿汗国与法、英诸国的友好往来，使罗马教廷更加相信元朝皇帝及各汗国统治者均崇信基督教，以至多次派遣使者到东方来，这对于促进东西方的政治联系与宗教文化交流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