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镜川

邵镜川（Shao Jingchuan）于1881年出生于湖南省常德县双桥坪邵家庙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是基督徒。邵镜川年少时入私塾读书，十余岁就辍学到常德城内当学徒，学习制作毛笔的手艺。出徒后，他成为为店员，常有机会到省内外各地经商。这期间他常到附近宣道会教会听道，于民国初年决志信主，成为宣道会在湖南最早的信徒之一。由于他热心学道，且为人诚实，史杜华牧师(Rev. Stewart)认为他是可造之材，就推荐他到武昌宣道会圣经学校接受造就，于1914年毕业。然后奉差遣到湖南汉寿，与西教士丘小姐(Miss Minie Hilty)同工，开荒佈道，建立教会。不久他自己出资兴建汉寿教会礼拜堂。由于他忠心事奉主，热心传道，身体力行，因此汉寿教会发展迅速，成为宣道会在华最兴旺的教会之一。1920年，邵镜川被按立为牧师，成为宣道会在华中地区接受按立的首位华人牧师。随后他奉调到湖北武昌主持圣经学院，既任院长，又当教师，治学严谨认真，专心为教会培养人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武汉沦陷期间，他仍坚持办学。其圣经学院先后为各地宣道会培养了近百名人才，成为华中、川黔等地区福音事业的中坚力量。

1936年，邵镜川被选为中华基督教宣道会华中区委办长(即主席)，负责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四省，以及上海市的教会工作。1938-1941年间，抗日战争处于危急阶段，各省教会几乎全部处在日本侵佔的沦陷区内。邵镜川不顾个人安危，经常往返于大后方和沦陷区之间，坚固同工与信徒的信心，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他的辛勤奔波劳碌之下，宣道会教会在长江流域各宗派教会之中，是最为稳定、信徒失散最少的。

1941年冬，珍珠港事件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差会的经济支持几乎断绝，各省教会的处境更为艰难。即便在这种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为振兴教会，培养青年传道人，邵镜川仍克服重重阻力，坚持把圣经学院迁往汉寿县，恢复办学。消息传出后，随即有近二十名青年基督徒入学。此后三年期间，虽日军多次进犯洞庭湖地区，并发生了闻名中外的“常德大会战”。虽然圣经学院的师生，多次被迫逃难，辗转流亡，但圣经学校的师生们仍然坚持学习，直到日本侵略者佔领整个洞庭湖地区，并长驱直入广西、贵州，学院才被迫停办。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后，举国欢腾。邵镜川立刻回到常德城内，开始教会的重建和恢复工作。抗战期间，常德教会的西差会住宅及女子学校等均被夷为平地，礼拜堂虽幸免于难，但后面的房舍却被炸毁。邵镜川在恢复信徒的聚会的同时，亦重新修建各处房舍，使遭受最严重破坏的常德教会很快便恢复生机。

1946年，邵镜川赴香港参加恢复宣道会在华工作的会议。积数十年的经验，他深知传道人的培养，是兴旺福音事工的重要基础。况且抗战胜利后，教会百废待兴，人才需要是当务之急，因此他在会上力主恢复武昌圣经学院，获得一致通过。1947年，他着手筹备圣经学院夏季课程，当即有苏、皖、湘、鄂等省数十位青年报名入学，献身于传道事工。当时在学院任教的有沙毅牧师(宣道会全国委员会主席)、樊希光牧师和谷贤民牧师等。

1949年，邵牧师被公推为全国宣道会执行委办会成员之一。1949年5月，武汉市解放。在新政权下，圣经学校照常开课培训传道人。但到1952年，形势发展对教会愈加不利。由于中美交恶，差会经济来源中断，在中国的宣教活动也受到限制。局势所迫，圣经学院终告停办。这所圣经学院在邵镜川主持下前后历三十年之久，功绩卓著，为宣道会教会培养了不少宣教人才。

1952年之后，教会活动虽然继续进行，但却困难重重，步履维艰。1957年“反右运动”后，教牧人员屡遭批判，许多人被判监禁或劳动改造，教会的房产被没收、佔用或拆毁。在这种情况下，邵镜川被迫离开原来居住的粮道街教会，寄住在幼女家，靠子女的接济生活。但他仍旧持守信仰，保持一个主的僕人的忠心与节操。1964年9月，邵镜川突患脑溢血，中风失语，此后瘫痪卧床达六年之久，最后于1970年5月归回天家，在世享年89岁。邵镜川牧师虽然离开人世，但他对主的忠心，对教会和神学事业的贡献，以及他高尚的品德和终生不渝的信仰，为后人所记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