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葆真

童年时代施葆真胆子很小，见了生人就往母亲身后躲。初一时在班上讲故事，她紧张得声音发抖。但自考入金陵女子文理大学之后，她性情大变。因为“金女大”一向主张学生要自我管理，自我领导，自我发展，并成立各种学生组织，如学生会、自治会，或体育会等。四年的“金女大”生活培养、锤炼了她，到大四时，她已成为学校女青年会（后改为“厚生团”）的会长，经常主持会议、演讲和接待外宾。

1932年，施葆真从“金女大”毕业，到上海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担任干事。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八·一三”战火在上海点燃。这一年施葆真有机会到美国去进修一年。当时有150名中国学生集合在上海，准备赴美留学。因战争几乎不能成行，后经多方接洽，绕道香港，集体乘坐“格兰脱总统号”邮轮直驶美国西雅图。他们于9月中旬离开香港，29日抵达西雅图。28日在船上时，施葆真收到纽约女青年会拍来的电报，请她于9月30日到纽约，在Madison Square Garden所举行的支援中国抗日的群众大会上报告上海人民抗日的情况。她是在抗战发生后第一批离沪的人员之一。施葆真接到电报后，一天之内就准备好了演讲稿。当29日傍晚船抵达西雅图时，当地新闻记者纷纷围上来采访并拍照，次日在西雅图各大报纸上刊出。

9月30日傍晚，施葆真一行人乘飞机抵达纽约，直接从机场被接到会场。施葆真在演讲中谴责日本的侵略暴行，介绍了“八·一三”事件后，上海地区难民的悲惨情况，中国政府的抗战决心，以及中国人民抗日情绪的高涨和信心。当晚的与会者多是美国人，但纽约市区和附近地区的华人全部店铺都提前打烊，赶来参加大会。当年美国人民很需要了解中国，因此不断有人邀请施葆真去演讲。上海女青年会经常把抗战最新消息寄给她，通过她转达给美国人民。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她利用各种机会为抗日做贡献。那一年正在攻读硕士学位之同时，课业很重，为赶交作业，她常常晚上熬通宵。那一年她在两次重要集会上演讲，并为中国募捐，一次是在Theatre People’s Rally for China戏剧工作者援华大会上。另一次是在Associated Board for Christian Universities in China在纽约Hotel Waldorf Astoria召开的盛大午餐会上。当时到会者都是一些资助中国教会大学的上层人物，施葆真的讲题是：“战时中国的教会大学”（Christian Universities in Wartime China）。在美期间，施葆真还积极参与过一次为中国难民募捐的活动，当时的口号是A Bowl of Rice，即“一碗饭运动”，号召美国人只要献出一顿饭，就可以使中国难民少挨饿。募捐活动持续了两天，得到各界华侨的热情支持。

施葆真完成学业后，于1938年7月离开美国经欧洲回国。途中在英国参加了英国基督教学生运动每年一次的圣经研读会；在法国参加了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总议会。10月乘坐意大利“康脱浮特”号轮船回国。

回国后她组织过学生救济委员会，为流亡学生补助旅费、及生活费，包括夏天的蚊帐和冬季的棉被。她继续在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工作，担任过总务部主任，是蔡葵和邓裕志先后两位总干事的得力助手。总务部处理日常行政工作，繁杂琐碎，但她总是不厌其烦地认真对待。她关心同工，使大家心悦诚服。

文革大革命前夕，她被调离女青年会，到工厂去劳动。“文革”中受到过冲击，及各种不公正的对待，但她都泰然处之，乐观面对，她说一切都由主安排。十年动乱结束后，女青年会复会，邓裕志继续担任总干事，迫切需要退休老同工返会协助。本着对女青年会工作的热爱，以及对邓裕志多年的深厚友谊，施葆真虽然已届八旬高龄，仍然回去工作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施葆真现在是“上海金女大校友会”中年龄最长，德高望重的老学长。她热爱母校，当1978年，“金女大”老校长吴贻芳呼吁在各地建立校友会时，施葆真与严莲韵、杨立林、王应安等校友积极响应筹建上海校友会。该会成立后，她被推选为历届理事会理事和会长；换届后仍担任理事会顾问之一。90岁时她还带保姆去看望病中的校友。她关心金女大校友会秉承吴贻芳遗愿建立起的金陵女子学院的成长，为母校金女大后继有人感到欣慰。因她与“金女大”校友邓裕志多年的亲密关系，邓去世后，其家人在其遗款中捐出四万元作为“金女院”的“厚生”奖学金，以纪念邓裕志对母校的热爱。

施葆真生活很有规律，饮食有度，适当活动，并经常去教会做礼拜。她虽已年过百岁，依然精神矍铄，思想敏捷。她一生为中国的妇女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