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达能

师达能（John Cornelius Stam）于1907年1月18日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帕德逊镇（Paterson, New Jersey），父母亲来自荷兰，父亲彼得（Peter Stam）起先从事建筑业，继而发展房地产、保险业和木材生意而致富。夫妻二人皆为敬虔的基督徒，共养育六男三女，师达能排行第七。他们同心建立起一个基督化家庭，以圣经教导孩子们。彼得还热心传福音，创立了“希望之星宣教会”（Star of Hope Mission），专门帮助醉汉、堕落者和未曾听过福音之人。

师达能自幼就读于教会学校，少年时即已清楚救赎真义。但他的性格非常内向，怯于向陌生人传福音。父亲曾为此特别训练他，鼓励他独自出去宣道。师达能15岁时便出外谋生，曾试图在商业上有所发展。但四年后，他对商业兴趣全无，反倒有志于成为一个宣教士，因此他进入芝加哥慕迪圣经学院深造。在校期间，他先后选修了宣教课程和圣经课程，各门功课，包括实习，他都十分优异。同时，他亦热心投身于学生志愿海外宣教运动，参加内地会裴忠谦牧师（Rev. Isaac Page）每周在其家中举办的祈祷会。从中他越来越认识到世界上有千百万失丧的灵魂需要拯救，以致他对海外宣教，特别是对中国宣教的负担愈来愈重。他在自己的见证中说：“神把中国放在我的心里，并且愈来愈重。我实在找不出任何一个理由来对主说，我不能去中国，因为中国的需要是这么大！从神的话语和祷告中，加上研究中国的情况，以及我自己的际遇，使我亳无疑问地知道，主是真真实实的引领着我”（黄锡培著，《舍命的爱》，第416页）。

在裴忠谦牧师的祈祷会上，师达能认识了女同学史文明（Miss Betty Scott）。他们常常在一起祷告，记念中国人灵魂的需要，共同的志向使他们成为好朋友。1931年春，史文明毕业，遂加入内地会。同年秋，启程赴中国宣教。临行前，她与师达能一起来参加最后一次祷告会。会后，他们把两人相爱的消息告诉裴忠谦牧师，并决定把他们的婚事继续仰望在主的手中，深信衪必会成全。

1932年7月初，师达能也被内地会接纳为宣教士，乘船前往中国宣教，10月12日抵达上海，史文明早已等在码头接他。二人在上海订婚后，师达能被安排到安徽安庆语言学校学习中文，仅五个月，他就顺利通过第一级考试。之后，他被派往安徽舒城，与当地宣教站负责人白安基夫妇（Mr. & Mrs. George A. Birch）一起宣教。他们常随当地教会的宋长老（Elder Song）一起到附近村镇探望信徒和传福音。从这位热心爱主的宋长老身上，师达能学到不少宝贵的功课。

1933年10月25日，师达能和史文明在山东济南结婚。新婚蜜月后，二人于11月下旬同返舒城。此后，这对年轻的夫妇便积极投入各项教会事工：主持主日崇拜和各种聚会；街头佈道；售卖福音书或派发福音单张等，而史文明则更多地负责妇女和儿童工作。他们也时常跟随宋长老外出探访信徒或佈道。工作虽然辛苦，但为主做工，服事纯朴、可爱的中国人，他们心中充满喜乐。

1934年2月，师、史二人从舒城南下，到旌德宣教站访问。该站负责人任明光夫妇（Mr. & Mrs. Samuel Warren）正准备于是年夏天返国述职，故希望他们前来主持这裡的工作。师达能夫妇用了24天的时间，行程二百多哩，巡迴探访了附近各福音站。在一个星期六的早上，他们和罗传道（Evangelist Lo）一起，到距旌德12哩远的庙首探访教会。庙首教会的信徒大多住在农村，需要牧养，因此他们邀请罗传道来做他们的牧师。到庙首后，师氏夫妇住在王太太（Mrs. Wang）的家，她是庙首的第一位信徒，是数年前内地会唐进贤牧师（Rev. George W. Gibb）夫妇巡迴佈道经过这裡时，所结的果子。翌日，他们和信徒一起进行主日崇拜。在庙首的时间虽短，但彼此相处得非常融洽，留下美好的印象。

1934年9月，史文明的产期临近，他们就留在舒城待产。稍后，乘火车到芜湖。9月11日，他们的女儿爱连（Helen Priscilla Stam）在芜湖医院诞生。当史文明尚在芜湖调养之时，师达能即随顾芳德教士（Erwin A. Kohfield）一起到旌德进行实地考察。因为旌德一带常有红军出没，并曾一度佔领旌德。当时，师达能一家将要被分派到旌德工作，为安全起见，他们先到旌德实地考察，以作定夺。当他们见到旌德县长并征询他意见时，他表示欢迎，并承诺若遇危险时，他可以派兵保护他们。

师、顾二人也顺路到庙首，再次受到王太太的热情接待，使师达能十分感动。他在信中特别提到此行：“来到庙首，我又回到可爱的王太太家了。王先生是一位属神的子民，他每月一次或两次，要走20哩路参加教会聚会。他要星期六出发，星期日全日聚会，然后星期一走回家。甚至下田插秧最忙的时候，他仍去聚会。……（王太太）真像慈祥的老祖母一样。……他们的家庭聚会也带给我很甜蜜的回忆，我们读了诗篇廿二、廿三和廿四篇，并且查考有关主第二次再来的经文。……除了探访信徒外，我还在庙首的大街上派单张、卖福音书和为主作见证，因为主给了我们奇妙的福音！”（同上，第420-421页）

1934年11月下旬，师达能夫妇抱着初生婴儿小爱连迁到旌德县。史文明忙着布置新家，照顾爱连。师达能开始计划宣教站事工，探访信徒，还特别约罗传道于12月7日来庙首相会，商讨罗传道搬家来庙首等事宜。稍事安顿后，师达能又特地去拜会了彭县长（Mr. Peng），县长再次向他保证他一家人的安全。

未料，12月6日早晨，史文明起床后，正在给爱连洗澡。忽然枪声四起，未几，红军已涌入城内。有信徒来报，红军已将城包围，如今正在逐户搜查，街上一片混乱。史文明迅速用厚衣服将婴儿包裹，并把两张五元钞票用别针别于衣内，还为婴儿备了些食品，以防不测；师牧师则带领家人与仆人一同跪下祷告仰望主。顷刻间红军士兵进门，师达能夫妇以礼相待，并且把一切财物都给他们，但红军还是要把他俩和婴儿一起带走。当仆人欲跟随同去时，红军以枪阻止。

在红军的总部，师达能被命令写信到上海内地会总部，全文如下：

“致上海内地会亲爱的弟兄们：

今天在旌德县，我的妻子、婴儿和我已落在共产党的手上，他们要求二万元赎金来赎我们。他们已拿去了我们一切所有的，但感谢神，我们心中有平安，并为今晚有一顿饭而感谢讚美主。求神给你们智慧，懂得如何处理，也赐给我们勇气和平安。衪无所不能，尤其在这一刻，衪是奇妙的恩友。

今早事情发生得太快，传了许久的谣言，终于演变成为令人担心的事实。不过两三个小时红军便占领全城。根本没有时间准备，一切已太迟了。

求神赐福及指引你们，至于我们，无论是生、是死，都愿神得荣耀。

主内师达能手书 1934年12月6日安徽旌德”（同上，第421-422页）

12月7日晨，红军押着大批俘虏和物资，向庙首进军。师达能怀抱着爱连，史文明尚有马可骑。到庙首后，他们被单独囚禁在邮政局里。局长与师牧师曾有一面之缘，见状拿些水果给他们吃。师达能则趁机写下数行短柬，请其代寄。三日后，局长见到罗传道，遂把信转交给他。

是日夜晚，红军将他们解往一处深宅，关入一间房内，让母女俩睡在床上，却把师达能绑在床脚，整夜站着，房门外有哨兵看守，如此捱过一夜。次日上午，一队士兵涌入，粗暴地将夫妇俩推出门外。他们被押往村外的一座小山丘，沿途街道两旁但见人山人海，群众的冷嘲热讽、怒吼谩骂声不绝于耳。但师达能夫妇内心平静安稳，迎着朝阳，如同跟随着主耶稣的脚踪，一步一步地走上鹰山（Eagle Hill），最后双双引颈就戮，凯旋荣归天家。当时，师达能牧师年仅27岁；史文明28岁。

当师达能夫妇被押往刑场行刑时，他们那刚刚出生两个多月的女儿爱连被丢在床上，无人照料有36个小时之久，但在神的奇妙护佑下，竟被人发现并拯救出来。

原来师牧师到达旌德县之后不久，即与罗传道（Evangelist C. K. Lo）约好，于12月7日在庙首相会，一起出去传福音。12月6日（星期四）晚上，罗传道偕家抵达庙首，住在信徒王太太（Mrs. Wang）家，却不知当日在旌德所发生的事。次日，红军突然袭占庙首，罗传道也遭逮捕。亏得当地张秀轩先生（Mr. Chang Hsiu-sheng）认识他，证明他是好人，红军才释放了他。于是他全家连夜出逃，星期六整日藏匿于附近山上。

星期日下午，红军撤离后，罗传道一家回到庙首，才听说师牧师夫妇于前日上午遇害的消息，随即打听婴儿的下落。但人们多怕事躲闪，不敢多言。几经周折，罗传道才找到关押师牧师一家的大房子。但见屋内外一片凌乱，进屋后，忽闻婴儿微弱的哭声，循声找去，终发现躺在木床上的小爱连。只见她裹在一件连帽的羊毛西式婴儿套装，内藏几块尿布，和两张用别针别在外套里面的五元钞票。旁边木桌上还有一些剩余的奶粉、白糖和饼乾。罗传道急忙抱起婴儿，直奔王太太家，把婴儿交给自己的太太照顾，然后同王太太和她儿子，急奔镇外鹰山师达能夫妇殉道处，寻得他们的尸体。王太太和她儿子找来两副木棺，又和罗传道一起用白布把尸体包裹起来，放入木棺裡。当时有许多村民在现场围观，当把木棺盖好后，罗传道做了祷告，接着就对民众说：

“你们见到现今这个情景，对我们的朋友遇害会感到可惜。但你们当知道，他们是神的儿女，他们的灵魂已安息在天父怀中。他们是为着你们，才来到中国，才来到庙首，要把神的大爱、主耶稣的救恩告诉你们，使你们信耶稣得永生。你们已经听了所传的福音，眼见他们的牺牲，那就是真凭实据了。不要忘记他们所讲的，要悔改，信福音!”（同上，第434页）

简单料理完后事，罗传道立即偕全家带着爱连北上。他们用担竿挑着装有两个婴儿的箩筐——一头是小爱连，一头是罗传道两岁大的儿子——赶路，经泾县到宣城，沿途找年轻健康的乳母给爱连喂奶，同时，罗师母也用史文明留下的十元钱给爱连买奶粉吃。12月14日到达宣城后，当地的白安基教士（George A. Birch）立刻陪同他们一起乘火车到芜湖。最后把小爱连和庙首邮政局长转交的师达能遗信一併交给内地会安徽监督韩粹中牧师（Rev. William J. Hanna）。遗书内容读来感人至深：

“致上海内地会亲爱的弟兄们：

昨天一些共产党人经过旌德时把我们掳到这里来。我曾经要求他们让我的妻子和女儿带一封信从旌德到你们那里去，他们不肯。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到庙首，途中有段路他们容许我的妻子以马代步。

他们要求二万元赎金才可以释放我们，我们直截了当的告诉他们，不会有人付这笔钱的。因此他们便把救灾的款项、我们身上的钱，和一切的财物，全都拿去了。

愿神在你们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给你们智慧，并用衪的恩典来扶持我们，能以不屈不挠的勇气站稳。衪是全能的神！

主内师达能手书 1934年12月7日写于庙首”（同上，第435页）

从遗书内容，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师达能牧师对神的忠贞与信靠，以及面临危险和死亡时的镇定与从容。韩粹中牧师强忍悲痛，急忙找来美以美会医疗宣教士包让医生（Dr. Robert E. Brown），仔细为小爱连检查身体，当证实一切正常后，众人才如释重负，皆称她为“神迹婴儿”（Miracle Baby）。随后，韩牧师委托护士吴宝和姑娘（Miss Laura M. Woosley）照顾并护送她到山东济南市，亲手交给她外祖父母史盖臣夫妇（Dr. & Mrs. Charles E. Scott D.D.）抚养。

史盖臣夫妇当时在济南宣教，他们先是从上海内地会发来的电报中获悉女儿及女婿被红军掳走的消息，立即写信给师达能在美国的双亲说：

“如果神的旨意是要他们仍活在世上，请切切为他们的释放代祷。……达能和文明爱主耶稣基督，他们怀着爱人灵魂、领人归主的心，容光焕发的利用每一个机会传福音，他们满有属天的盼望。因此，无论他们是忍受酷刑，或是遭遇任何伤害，都绝不会否认主的，他们是基督耶稣的精兵”（同上，第443页）。

其后不久，当他们听到女儿和女婿已经为主殉道的消息后，史盖臣仍充满信心地说道：“他们绝不是徒然死了，殉道者的血仍然是教会的种子。由于他们对主的委身，我彷彿听到了我们可爱的孩子正在父神面前赞美主，因为衪看他们是配为主基督的名受害”（同上，第443页）。

师达能的父亲也回电回给内地会总部，表达他对孩子们的弔慰：“似乎是很大的牺牲，但还比不上神将衪独生爱子赐给我们的恩典来得大。我们坚信罗马书8章28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衪旨意被召的人’。……谁可比得上这样的荣耀呢？我们心爱的孩子，达能和文明已经去了主那里。他们爱衪、事奉衪，如今更靠近衪了！”（同上，第443-444页）

惨剧发生后，中外人士皆为震惊。安徽省省长亲自下令，重殓殉道者，以军车装载他们的灵柩，由官兵直接护送到芜湖。1935年1月2日，在芜湖为师达能夫妇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安葬礼。中外人士，包括中国政府、美国领事馆和其他领事馆等官方代表，以及中外基督教机构的代表挤满了芜湖医院的礼堂。追悼会后，他们被安葬在芜湖的外国人墓园。这样，师达能牧师和师史文明师母，成为中国内地会第73和74位献身于中国的殉道士。

在师达能夫妇合葬的墓碑上，中间镌刻着一个十字架。在十字架之下刻写着：“1934年12月8日在安徽省之庙首”；十字架左边旁刻着：“师达能（JOHN CORNELIUS STAM），1907年1月18日。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十字架右边刻着“师史文明（ELISABETH SCOTT STAM)），他的妻子，1906年2月22日。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墓碑的基石上还刻写着：”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启示录2章10节）。

圣经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福音12章24节）。当师达能夫妇遇害的消息公佈后，来自中外各地的唁电唁信如雪片般地飞到上海内地会总部，仅抄录几段如下：

“倘若死亡比活着更能有效的事奉神，我们也愿意照着去行”。

“我们诚恳地祷告，但愿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灵魂得救和神的荣耀。倘若能令更多灵魂归主的话，或是为了激励更多可爱的青年基督徒，毕生委身事奉主。那么，我们是何等甘心地去经历这场痛苦的体验！”

“我们的儿女在失丧的灵魂中为主工作，这是何等的光荣！当中的两个孩子，还夺得了殉道者的冠冕，这是何等的荣上加荣呢！”（同上，第444页）。

师达能夫妇的殉难，震撼了整个欧美世界，除吊唁信件和宣教奉献金如潮涌至外，还有不少人捐钱捐物给小爱连，甚至有不少基督徒家庭愿意认养她。更为令人惊讶的是，志愿献身前往中国的宣教士不减反增。慕迪圣经学院有700位同学，威尔逊学院有二百多位同学，皆立志奉献给主，至死忠心不移。

一位英国青年基督徒读过戴存义师母所著《慷慨成仁——师达能夫妇传》一书后写道：“我相信任何人读完这本书，都无法不受感动，因这真像使徒行传的另一章！……在宣教士的名誉榜上，也许没有比得上这对夫妇的。他们如此的献身，仅仅过了非常短暂的婚姻生活，便蒙召付上了最高的代价！我深信，这书在各处发出的馨香，是复活的主从天上所赐的福气”（同上，第444页）。 一位寄自山东青岛的来信，表达了一个中国人的哀痛、歉疚和敬意：

“对于这种毫无人性的冷血谋杀，我们全中国皆为此惨剧而难过。这两位为了把福音传给我们中国人，却惨遭毒手，是我们中国人欠你们家人最大的债。对师先生夫妇甘心乐意、勇敢地献上了生命，我们深深地向他们致衷心崇高的敬意”（同上，第445页）。 在颍州，凡与师达能夫妇熟识的人，无不为他们的被害感到悲伤难过。特别是舒城宣教站的信徒们，当听到他们殉道的消息后，全部跪下，为自己不冷不热的事奉而悔改，并愿意效法他们的榜样，舍弃自己，广传福音。

据悉，2002年时，师达能夫妇的女儿爱连仍然健在，只是出于种种原因，她不愿接受任何访谈，因此人们对她的生平所知甚少。但我们确实知道，有许多关心她的人一直都在为她祷告。从教会历史专家陈一萍女士所写的“给爱连”一文中，我们从中能够感觉到一些什么。无论如何，陈女士的话代表了许多中国基督徒的一点心声：

“然而，我也知道你是多么愿意埋名隐姓，不为人知。直到如今，你谢绝一切访谈，拒绝看到一切关乎你父母的文章。……但在这一切之上，要特别请你原谅我们中国人，欠了你永生永世还不了的血债、孤单成长的债（有谁知道你内心世界，正如庙首那夜，你卧在襁褓中，无人知晓你如何度过），甚至我们欠了你福音的债，如果你因此而软弱跌倒……。请接受我们诚挚的道歉，也请你相信你父母的血没有白流，中国血腥的硬土上，确实开出了灵魂的花朵……”（同上，第447-448页）。

但愿爱连如今（2009年）仍活着，我们继续在祷告中记念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