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坚如

史坚如，原名文纬，字经如。其先祖居住于江浙地区，后迁居广东番禹，是明末抗满殉国民族英雄史可法的后裔。自其远祖及至父亲都是功名中人，祖父是道光年间的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但不久辞官回归故里，此后数代先人皆不慕仕途。

史坚如于1879年（光绪五年）出生于广东番禹，兄弟姊妹共七人，在儿子中他排行最小。6岁时，父亲病逝。其母“端严静默，贤而知书”，经常勉励其子女好好读书。史坚如自幼体弱多病，不茍言笑，稍长入私塾读书。他虽然出生于书香世家，但对中国典籍并无好感，对八股文更为厌恶。但他对兵法、地舆、和历史之类的书却情有独钟。他从史书中领略朝代兴替、政治得失与治乱之理，书中所记权奸、侠义、贤良、和奸邪等，对其影响甚大，使他自幼崇拜英雄豪杰，忧国忧民，嫉恶如仇。这些塑造了他不惜舍身取义的性格。从少年时期始，他就和二哥史古愚、妹妹史憬然一起，像他们的远祖史可法一样，投身于反满抗清运动。

发生于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遭到惨败，这国耻激起了史坚如反抗满清政府的决心。当时，年仅16岁的他，就指斥清廷：“今日中国，正如千年破屋，败坏不可收拾，非尽毁而更新之不为功。”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戊戌变法，维新运动失败后，史坚如对满清统治者更为痛恨。他当时选择的是去推翻，而不是改良现存的满清皇朝；不是要拥有一个贤明的君主，而是要建立一个新的民主之政府，以代替专制的君主政治。他坚称：“民主为天下公理，君主专制必不能治，即治亦不足训也。”可见，他当时对民主的认识与向往，已突破他从中国传统史籍中得来的“政治得失治乱系于君臣的贤劣”之观念的局限。这种突破来自其阅读基督教机构，如广学会，出版的书报、基督教学校的教育，以及他对基督教信仰的体会。这成为其革命思想的另一来源。

史坚如对西学和基督教信仰的接触，始于广州的大光观书楼。该书楼为基督徒革命志士左斗山于1898年所开设，其中陈列圣经、基督教信仰及各种新学的书刊，供人阅览。左斗山的目的是在读书人中间传播福音，推广西学，并藉此招揽革命志士。大光观书楼开设后，广受教会内外知识分子的欢迎，每日座无虚席，史古愚和史坚如兄弟便是其中的常客。二人在此开始结识兴中会人士，吸取西方知识和民主理想，从而视野得以开阔，观念有所突破。对基督教信仰也日生好感，与基督徒交往日深。

1898年，史坚如进入教会学校格致书院读书，正式接受西式教育。格致书院为美国北长老会宣教士哈巴安德（Rev. Dr. Andrew P. Happer）和香便文（Rev. Benjamin C. Henry）两位牧师所创办，于1893年以中国基督教大学的名义在纽约注册，毕业生可以领取学位。1894年，香便文出任格致书院的监督，他曾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帮助革命志士脱险。1897年美国董事会特派尹士嘉（O. F. Wisner）来华担任该院的监督，校务得以进一步发展。该书院中文科教习崔通约（崔成达）原是康有为的弟子，在戊戌变法中因亲见基督徒热心营救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而深受感动，遂于1899年归信基督教，自此由改良主义转向革命，主张以革命和基督教救国。格致书院吸引了不少中国基督徒革命者，孙中山的得力助手陈少白就是其中的一个。

史坚如进入格致书院读书期间，校园内弥漫着一种以基督教救国的气息。他在这里进一步接触西方的科学文明，深入了解西方的民主制度，并认识到民主制度的根本性质和精神乃源自于基督教。在崔通约等中西基督徒老师的熏陶下，他更明白了基督徒的救国责任。由此他逐渐成为一个带有救国使命的基督徒，虽然他当时尚未受洗。此点从他在香港与日本志士宫崎寅藏的谈话中可见一斑：“我是耶稣教信徒，一向相信唯一主宰的上帝，知道四海之民都是上帝的好儿女，所以对弱肉强食的现状极表厌恶，想要阐明自由平等的大义。”基督教“唯一主宰是上帝”的观念和人道主义观念告诉他，革命行动本身是神圣的，是体现上帝心意的行动，是天经地义的整个世界的潮流，绝不是所谓的草寇叛乱造反。他的这些观念形成于大光观书楼，在格致书院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当他更多结交基督徒革命志士后，深感“吾道不孤，吾志可行”，同时他坚称自己是一位基督徒。从其成长历程及言论来看，基督教信仰和基督教教育确实是形成其革命思想的重要因素。

当革命党人在香港、广州策划第二次起义之时，史坚如决定将革命理想付诸于行动。为实现其理想，他曾有过投身广东绿林会党之念，但因为觉得“此辈不足谋”而打消念头，因他深知革命不是草莽英雄式的造反。后来他通过日本志士在广州所设的东亚同文会，与革命党人取得联系。此时史坚如对孙中山已经十分景仰，希望能有机会跟随他。因当时孙中山正在日本，所以他请求东亚同文会会长高桥谦介绍他前往谒见孙中山。高桥谦先写信介绍他去香港见陈少白，加入兴中会，然后才去日本面见孙中山。二人一见如故，甚相契合。随后史坚如接受孙中山委派，正式投身革命工作。

兴中会经过多年努力，重新集结革命力量，准备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1900年，兴中会计划分兵两路起事，一路由郑士良在惠州三洲田发动起义；一路由邓荫南领导，在广州谋炸巡抚兼署理总督德寿，牵制广州清军兵力，以作策应，史称“谋炸德寿之役”。参加此役者除邓荫南和史坚如外，还有李植生、苏焯南、练达成、宋少东和宋居仁等基督徒革命志士。这是兴中会第一次进行暗杀行动，虽然基督徒必须要面对“十诫”中“不可杀人”之信仰，但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是正义的，是要在中华民族中实现神的心意，而暗杀是实现这一理想的不得已的手段，况且他们暗杀的对象是虐杀上帝儿女的凶手，死有余辜。

史坚如、苏焯南、宋少东夫妇、史古愚等多人担负起谋炸督抚和督抚衙门的重任。他们挖地道，埋炸药，苦干多日，终于在1900年10月27日点燃导火线，然后逃离广州，搭船去香港。因炸药未炸，史坚如坚持让其它人先走，自己则折回广州，潜返抚署，重新点燃药引，然后躲入宝华大街长老会教会等待。未几，听闻轰然巨响。后据消息称，此爆只炸毁抚署部分围墙，督抚德寿也只是从床上被震落在地，有惊无险。史坚如在长老会培英书院躲藏两日后，心有不甘，外出四处打探，伺机行动。29日，当他欲搭船去香港时不幸被捕。

史坚如被捕后，被解往南海县署，南海知县因史坚如有教会背景，恐怕牵涉洋人教案，故拒不受理。史坚如遂被转解至番禺县署审理。在番禺县衙审讯中，史坚如遭受残酷刑讯，但他“惟怒目不答，傲睨自若”。史坚如被捕的消息很快便传到格致书院院长尹士嘉、老师崔通约和钟荣光耳中。因事态严重，尹士嘉急赴广州，前往官署要求保释史坚如，但那时史已承认自己的身份及所为。尹士嘉无奈之下，联同博济医院的嘉约翰医生（Dr. John G. Kerr），到沙面美国领事馆请求领事出面营救。新任领事默为德（Robert Malachi McWade）虽前往官署营救，结果也告失败。

史坚如最终被判斩首极刑，于1900年11月7日英勇就义于珠江天字码头，年仅21岁。同志们闻讯皆痛哭不已，深感痛惜。孙中山后来称其“死节之烈，浩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之模范”，“为共和国殉难之第二健将”（第一健將为陆皓东）。史坚如生前曾对宫崎寅藏说，要改变中国现状，就“只有用鲜血来洗涤人心”这个办法，最后他不惜牺牲自己性命来改变人心。他和当时许多基督徒革命者那种为救国而自我牺牲的做法，实乃效法耶稣基督为救世人而殉难的十字架精神。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先生亲自募款为史坚如修墓立碑，并追封他为上将军。其墓祠于1913年落成于先烈路青菜岗；1978年因建设需要，迁至先烈路黄花岗内。墓园的大门上有胡汉民题字的“史坚如先生祠”石额，墓园内还有原墓遗留下来的一座史坚如烈士立像，由白云石雕成。基座的正面刻有烈士的生平简介，末署“中华民国二年七月孙文等公建”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