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文明

师达能师母——史文明女士（Mrs. Elisabeth Alden Scott Stam）于1906年2月22日出生于密西根州奥汴镇（Albion, Michigan)的一个敬虔基督徒之家。其先祖是乘“五月花号”来美洲的清教徒，父亲史盖臣（Charles E. Scott D.D.）是神学博士、教授，后来蒙召到奥汴镇牧养教会。史文明是长女，出生时父母受长老会差派到中国从事宣教和神学教育工作。因此，父母带着初生的她前往山东青岛，开始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宣教生涯。

史文明在中国长大，她的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都生于中国，长于中国。他们自幼在父母的培养和教导下，饱受基督教信仰生活的熏陶，身心灵都健康地成长。父母亲的言传身教，为他们打下了坚实的信仰基础。年龄稍长后，他们亦先后到河北通州专为外国人开设的学校读书。

1923年，史盖臣夫妇偕家返美述职，并乘此机会带领孩子们分别到埃及、耶路撒冷、希腊、意大利、瑞士、法国和英国等地考察游历。1924年，史文明入读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尔逊学院（Wilson College）。她富有文学天赋，尤擅诗作，曾担任学校文学社社长及文学报社的副编辑。她学习优秀，亦有敬虔的信仰生活，热心投身于学生志愿海外宣教运动。最后她以优异成绩毕业。

早在大学求学时，史文明就有志于回到中国去作宣教士。她曾如此向神祷告说：“如果是你的旨意，求你让我没有任何拦阻地回到中国作宣教士”（黄锡培著，《捨己的爱》，第445页）。1925年，她有机会去英国参加凯锡克奋兴大会（Keswick Convention）。会上，腓立比书1章21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句话进入她的内心深处，深深触动了她。故此，大学毕业后，她随即进入芝加哥慕迪圣经学院深造，为宣教作准备。在慕迪校园里，每周一晚上在裴忠谦牧师（Rev. Isaac Page）家里有一个祈祷会。裴牧师是神学博士，曾作为内地会宣教士在中国宣教十多年。就在这个祷告会里，史文明认识了晚她一年入学的师达能，共同的心愿与志向使他们成为好朋友，并且在彼此的祷告中把他们的未来仰望交托给主。不久，史文明加入中国内地会，并作为内地会二百个宣教勇士（The Two Hundred）之一，奉派到她心仪已久的中国宣教。

1931年11月4日，史文明抵达上海。同年6月，她在扬州语言学校完成初级语言课程，随即被派到安徽省颖州（今阜阳市）福音站工作。9月至11月间，她先后参加了在芜湖举行的宣教士退修会；在太和举行的福音聚会，以及在颖州举行的宣教年会。看到中国信徒从各村镇赶来聚会，看到有那么多的信徒受洗，她心里感到无比的快慰。

1932年秋，史文明的父母史盖臣夫妇从美国述职回来，约她去上海会面。期间她的扁桃腺发炎，只好留医治疗。待康复后，刚好是其男友师达能抵达上海的日子（10月12日）。由于当时内地会规定宣教士到中国一年之后才可以结婚，于是，他们就借此机会在上海正式订婚。随后她就告别未婚夫，和道清洁（Miss Katie H. Dodd）姑娘一起，在颖州宣教站负责人柏康尔夫妇（Mr. & Mrs. Carl J. Glittenberg）的陪同下，前往颖州东南部的颖上福音站。她们先到颖州小住几日，熟悉环境，然后一起乘坐人力车去颖上。据她写给弟弟的信中得知，沿途各地卫生情况极差，吃饭时苍蝇满天飞；夜晚睡觉时，老鼠多得令她们不能入睡。但到了颖上后，看到教会里从早到晚挤满了人，许多妇女儿童都希望能够得到福音的教导，她们就很兴奋。在史文明写给未婚夫师达能的信中，表达出自己急切地心情：“达能，我们来到后，许多人涌到礼拜堂。整座礼拜堂、院子和我们的房间，都挤满了人。除了妇女、学生、儿童，还有许多少女。清洁和我一面派单张，一面练习中国话，女传道则口若悬河，吸引不少民众。我算过，每批大约有50至60人，走了一批又来一批，我们邀请他们都回来参加主日崇拜。多么渴望早日与这些读过书的女孩子举办查经班，和这些妇孺一起聚会！” （同上，第439页）。

正当史文明渐渐进入角色之时，安徽境内却变得越来越不安全。1932年5月12日，在正阳关（今正阳）宣教的伏格思牧师（Rev. Henry S. Ferguson）被红军掳去，下落不明。11月11日，柏师母（Mrs. Glittenberg）带着身患痢疾的两岁女儿露易丝（Lois）乘坐汽车赶往怀远医院看病途中，遭到一股军人拦劫，以致耽搁一天，女儿因此贻误而病逝。12月11日下午2时，突然有一队士兵闯入宣教士住宅和女子学校，要强行驻防。当时柏康尔教士和教会牧师都已出外不在，关键时刻，史文明挺身出面劝阻，但仍无法阻挡他们。后来，教会的何传道（Mr. Ho）找到他们的司令官，与之交涉。幸好这位司令官明理友善，下令叫士兵们离开，才得化险为夷。

1933年3月25日，其未婚夫师达能通过语言学校考试，行将奉派到宣教站工作。9月，史文明到山东济南其父母工作的长老会宣教站，筹备婚礼。10月25日，在二百多位宾客，以及一百四十多位中国信徒的祝福声中，她和师达能正式结为夫妇。婚后，他们前往史文明童年生长的地方青岛享受为期两周的蜜月生活。

11月下旬，夫妇二人回到安徽舒城继续宣教工作，同时为下一年迁往旌德做准备。 旌德宣教站成立于1929年，当时由任明光夫妇（Mr. & Mrs. Samuel Warren）在那里负责。他们将于1934年夏返国述职，故请师达能牧师夫妇来接替他们的工作。

1934年2月，师达能夫妇先到旌德考察环境。任明光带他们访问旌德一带的福音站，认识当地的教会同工和信徒。白天，他们到附近乡村佈道；晚上跟任明光外出主领聚会。那一带多山，老百姓的生活十分穷苦。他们一方面体会到在那里传福音之不易，一方面也以传福音为乐。

在他们快要搬往旌德之前，史文明的产期临近，只好留在舒城待产。9月11日，他们的女儿爱连（Helen Priscilla Stam）在芜湖医院出生。因史文明是剖腹生产的，产后需要调养恢复身体，故延至11月下旬，师达能夫妇才带着新生婴儿爱连迁到旌德县。紧接着，史文明忙着布置新家，照顾爱连。师达能开始计划宣教站事工，探访信徒，还特别约罗传道于12月7日来庙首相会，商讨罗传道搬家来庙首等事宜。稍事安顿后，师达能又特地去拜会了彭县长（Mr. Peng），县长向他保证他一家人的安全。

未料，12月6日早晨，史文明起床后，正在给爱连洗澡。忽然枪声四起，未几，红军已涌入城内。有信徒来报，红军已将城包围，如今正在逐户搜查，街上一片混乱。史文明迅速用厚衣服将婴儿包裹，并把两张五元钞票用别针别于衣内，还为婴儿备了些食品，以防不测；师牧师则带领家人与仆人一同跪下祷告仰望主。顷刻间红军进门，师达能夫妇以礼相待，并且把一切财物都给他们，但红军还是要把夫妇俩和婴儿一起带走。当仆人欲跟随同去时，红军以枪阻止。

在红军的总部，师达能被命令写信到上海内地会总部，全文如下：

“致上海内地会亲爱的弟兄们：

今天在旌德县，我的妻子、婴儿和我已落在共产党的手上，他们要求二万元赎金来赎我们。他们已拿去了我们一切所有的，但感谢神，我们心中有平安，并为今晚有一顿饭而感谢讚美主。求神给你们智慧，懂得如何处理，也赐给我们勇气和平安。衪无所不能，尤其在这一刻，衪是奇妙的恩友。

今早事情发生得太快，传了许久的谣言，终于演变成为令人担心的事实。不过两三个小时红军便佔领全城。根本没有时间准备，一切已太迟了。

求神赐福及指引你们，至于我们，无论是生、是死，都愿神得荣耀。

主内师达能手书 1934年12月6日安徽旌德”（同上，第421-422页）

12月7日晨，红军押着大批俘虏和物资，向庙首进军。师达能怀抱着爱连，史文明尚有马可骑。到庙首后，他们被单独囚禁在邮政局里。局长与师牧师曾有一面之缘，见状拿些水果给他们吃。师达能则趁机写下数行短柬，请其代寄。三日后，局长见到罗传道，遂把信转交给他。

是日夜晚，红军将他们解往一处深宅，关入一间房内，让母女俩睡在床上，却把师达能绑在床脚，整夜站着，房门外有哨兵看守，如此捱过一夜。次日上午，一队士兵涌入，粗暴地将夫妇俩推出门外。他们被押往村外的一座小山丘，沿途街道两旁但见人山人海，群众的冷嘲热讽、怒吼谩骂声不绝于耳。但师达能夫妇内心平静安稳，迎着朝阳，如同跟随着主耶稣的脚踪，一步一步地走上鹰山（Eagle Hill），最后双双引颈就戮，凯旋荣归天家。当时，师达能牧师年仅27岁；史文明28岁。

当师达能夫妇被押往刑场行刑时，他们那刚刚出生两个多月的女儿爱连（Helen Priscilla Stam）被丢在床上，无人照料有36个小时之久，但在神的奇妙护佑下，竟被人发现并拯救出来。

原来师牧师到达旌德县之后不久，即与罗传道（Evangelist C. K. Lo）约好，于12月7日在庙首相会，一起出去传福音。12月6日（星期四）晚上，罗传道偕家抵达庙首，住在信徒王太太（Mrs. Wang）家，却不知当日在旌德所发生的事。次日，红军突然袭占庙首，罗传道也遭逮捕。亏得当地张秀轩先生（Mr. Chang Hsiu-sheng）认识他，证明他是好人，红军才释放了他。于是他全家连夜出逃，星期六整日藏匿于附近山上。

星期日下午，红军撤离后，罗传道一家回到庙首，才听说师牧师夫妇于前日上午遇害的消息，随即打听婴儿的下落。但人们多怕事躲闪，不敢多言。几经周折，罗传道才找到关押师牧师一家的大房子。但见屋内外一片凌乱，进屋后，忽闻婴儿微弱的哭声，循声找去，终发现躺在木床上的小爱连。只见她裹在一件连帽的羊毛西式婴儿套装，内藏几块尿布，和两张用别针别在外套里面的五元钞票。旁边木桌上还有一些剩余的奶粉、白糖和饼乾。罗传道急忙抱起婴儿，直奔王太太家，把婴儿交给自己的太太照顾，然后同王太太和她儿子，急奔镇外鹰山师达能夫妇殉道处，寻得他们的尸体。王太太和她儿子找来两副木棺，又和罗传道一起用白布把尸体包裹起来，放入木棺裡。当时有许多村民在现场围观，当把木棺盖好后，罗传道做了祷告，接着就对民众说：

“你们见到现今这个情景，对我们的朋友遇害会感到可惜。但你们当知道，他们是神的儿女，他们的灵魂已安息在天父怀中。他们是为着你们，才来到中国，才来到庙首，要把神的大爱、主耶稣的救恩告诉你们，使你们信耶稣得永生。你们已经听了所传的福音，眼见他们的牺牲，那就是真凭实据了。不要忘记他们所讲的，要悔改，信福音!”（同上，第434页）

简单料理完后事，罗传道立即偕全家带着爱连北上。他们用担竿挑着装有两个婴儿的箩筐——一头是小爱连，一头是罗传道两岁大的儿子——赶路，经泾县到宣城，沿途找年轻健康的乳母给爱连喂奶，同时，罗师母也用史文明留下的十元钱给爱连买奶粉吃。12月14日到达宣城后，当地的白安基教士（George A. Birch）立刻陪同他们一起乘火车到芜湖。最后把小爱连和庙首邮政局长转交的师达能遗信一併交给内地会安徽监督韩粹中牧师（Rev. William J. Hanna）。遗书内容读来感人至深：

“致上海内地会亲爱的弟兄们：

昨天一些共产党人经过旌德时把我们掳到这里来。我曾经要求他们让我的妻子和女儿带一封信从旌德到你们那里去，他们不肯。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到庙首，途中有段路他们容许我的妻子以马代步。

他们要求二万元赎金才可以释放我们，我们直截了当的告诉他们，不会有人付这笔钱的。因此他们便把救灾的款项、我们身上的钱，和一切的财物，全都拿去了。

愿神在你们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给你们智慧，并用衪的恩典来扶持我们，能以不屈不挠的勇气站稳。衪是全能的神！ 主内师达能手书 1934年12月7日写于庙首”（同上，第435页）

从遗书内容，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师达能牧师对神的忠贞与信靠，以及面临危险和死亡时的镇定与从容。韩粹中牧师强忍悲痛，急忙找来美以美会医疗宣教士包让医生（Dr. Robert E. Brown），仔细为小爱连检查身体，当证实一切正常后，众人才如释重负，皆称她为“神迹婴儿”（Miracle Baby）。随后，韩牧师委托护士吴宝和姑娘（Miss Laura M. Woosley）照顾并护送她到山东济南市，亲手交给她外祖父母史盖臣夫妇抚养。

史盖臣夫妇当时在济南宣教，他们先是从上海内地会发来的电报中获悉女儿及女婿被红军掳走的消息，立即写信给师达能在美国的双亲说：

“如果神的旨意是要他们仍活在世上，请切切为他们的释放代祷。……达能和文明爱主耶稣基督，他们怀着爱人灵魂、领人归主的心，容光焕发的利用每一个机会传福音，他们满有属天的盼望。因此，无论他们是忍受酷刑，或是遭遇任何伤害，都绝不会否认主的，他们是基督耶稣的精兵”（同上，第443页）。

其后不久，当他们听到女儿和女婿已经为主殉道的消息后，史盖臣仍充满信心地说道：

“他们绝不是徒然死了，殉道者的血仍然是教会的种子。由于他们对主的委身，我彷彿听到了我们可爱的孩子正在父神面前赞美主，因为衪看他们是配为主基督的名受害” （同上，第443页）。

师达能的父亲也回电回给内地会总部，表达他对孩子们的弔慰：

“似乎是很大的牺牲，但还比不上神将衪独生爱子赐给我们的恩典来得大。我们坚信罗马书8章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衪旨意被召的人’。……谁可比得上这样的荣耀呢？我们心爱的孩子，达能和文明已经去了主那里。他们爱衪、事奉衪，如今更靠近衪了！”（同上，第443-444页）。

惨剧发生后，中外人士皆为震惊。安徽省省长亲自下令，重殓殉道者，以军车装载他们的灵柩，由官兵直接护送到芜湖。1935年1月2日，在芜湖为师达能夫妇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安葬礼。中外人士，包括中国政府、美国领事馆和其他领事馆等官方代表，以及中外基督教机构的代表挤满了芜湖医院的礼堂。追悼会后，他们被安葬在芜湖的外国人墓园。这样，师达能牧师和师史文明师母，成为中国内地会第73和74位献身于中国的殉道士。

在师达能夫妇合葬的墓碑上，中间镌刻着一个十字架。在十字架之下刻写着：“1934年12月8日在安徽省之庙首”；十字架左边旁刻着：“师达能（JOHN CORNELIUS STAM），1907年1月18日。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十字架右边刻着“师史文明（ELISABETH SCOTT STAM)），他的妻子，1906年2月22日。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墓碑的基石上还刻写着：”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启示录2章10节）。

圣经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福音12章24节）。当师达能夫妇遇害的消息公佈后，来自中外各地的唁电唁信如雪片般地飞到上海内地会总部，仅抄录几段如下：

“倘若死亡比活着更能有效的事奉神，我们也愿意照着去行”。

“我们诚恳地祷告，但愿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灵魂得救和神的荣耀。倘若能令更多灵魂归主的话，或是为了激励更多可爱的青年基督徒，毕生委身事奉主。那么，我们是何等甘心地去经历这场痛苦的体验！”

“我们的儿女在失丧的灵魂中为主工作，这是何等的光荣！当中的两个孩子，还夺得了殉道者的冠冕，这是何等的荣上加荣呢！”（同上，第444页）。

师达能夫妇的殉难，震撼了整个欧美世界，除吊唁信件和宣教奉献金如潮涌至外，还有不少人捐钱捐物给小爱连，甚至有不少基督徒家庭愿意认养她。更为令人惊讶的是，志愿献身前往中国的宣教士不减反增。慕迪圣经学院有700位同学，威尔逊学院有二百多位同学，皆立志奉献给主，至死忠心不移。

一位英国青年基督徒读过戴存义师母所著《慷慨成仁——师达能夫妇传》一书后写道：

“我相信任何人读完这本书，都无法不受感动，因这真像使徒行传的另一章！……在宣教士的名誉榜上，也许没有比得上这对夫妇的。他们如此的献身，仅仅过了非常短暂的婚姻生活，便蒙召付上了最高的代价！我深信，这书在各处发出的馨香，是复活的主从天上所赐的福气”（同上，第445页）。 一位寄自山东青岛的来信，表达了一个中国人的哀痛、歉疚和敬意：

“对于这种毫无人性的冷血谋杀，我们全中国皆为此惨剧而难过。这两位为了把福音传给我们中国人，却惨遭毒手，是我们中国人欠你们家人最大的债。对师先生夫妇甘心乐意、勇敢地献上了生命，我们深深地向他们致衷心崇高的敬意”（同上，第445页）。 在颍州，凡与师达能夫妇熟识的人，无不为他们的被害感到悲伤难过。特别是舒城宣教站的信徒们，当听到他们殉道的消息后，全部跪下，为自己不冷不热的事奉而悔改，并愿意效法他们的榜样，舍弃自己，广传福音。

据悉，2002年时，师达能夫妇的女儿爱连仍然健在，只是出于种种原因，她不愿接受任何访谈，因此人们对她的生平所知甚少。但我们确实知道，有许多关心她的人一直都在为她祷告。从教会历史专家陈一萍女士所写的“给爱连”一文中，我们从中能够感觉到一些什么。无论如何，陈女士的话代表了许多中国基督徒的一点心声：

“然而，我也知道你是多么愿意埋名隐姓，不为人知。直到如今，你谢绝一切访谈，拒绝看到一切关乎你父母的文章。……但在这一切之上，要特别请你原谅我们中国人，欠了你永生永世还不了的血债、孤单成长的债（有谁知道你内心世界，正如庙首那夜，你卧在襁褓中，无人知晓你如何度过），甚至我们欠了你福音的债，如果你因此而软弱跌倒……。请接受我们诚挚的道歉，也请你相信你父母的血没有白流，中国血腥的硬土上，确实开出了灵魂的花朵……”（同上，第447-448页）。

但愿爱连如今（2009年）仍活着，我们继续在祷告中记念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