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  — 1962

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

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传教士、教育家、外交家。南京金陵神学院教授、教务长;北京燕京大学创始人、校长;美国驻华大使(1946-1949)。

一、司徒家族之背景

司徒雷登的先祖系苏格兰贵族之后裔,于十八世纪移民美洲,在宾夕法尼亚州开办农场。司徒雷登的曾祖父罗伯特是其家族史上第一位长老会教会的牧师,驾驭着四轮马车四处传扬福音,并参与创办了西斐尼亚学院(Sylvania College),在该院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还曾担任过院长。他的长子、司徒雷登的祖父大卫在肯塔基州创立了谢尔比维尔女子学院,并出任首任院长。

司徒雷登的父亲约翰(John Linton Stuart)出生于1840年,长大后,先后在肯塔基州的中央学院和纽泽西的普林斯顿神学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读书,毕业后被按立为牧师,成为司徒家族的第三代牧师。不久他回应上帝的呼召,立志成为一个传教士,到中国去传福音。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美国长老会教会也因蓄奴问题和教义之争而分裂为南、北长老会。十九世纪下半叶,美国南长老会开始向海外差派传教士,约翰被派往中国杭州宣教。

1868年底,约翰和两个同伴从纽约到旧金山,从那里搭船前往中国,经过两个多月的航行,于1869年到上海。很快约翰就转往杭州,租赁了一间房子,开始了长达46年的宣教生涯。他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叫司徒约翰。由于他与当地百姓打成一片,故中文进步很快。他经常沿着大运河,来往奔波于城市和乡村之间传福音。这一时期,着名文学家赛珍珠(Pearl Buck)的父亲赛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曾经与他一起同工一段时间。

1870年,司徒约翰总算在天水桥附近找到一块地方,在那里建造了一座教堂,一所学校和教士住宅,从此这个地方就被称为“耶稣堂弄”。由于长期劳累,约翰身体大受亏损,而不得不返回美国,到阿拉巴马州的莫尔比市疗养。期间,他认识了玛丽•路易莎•霍顿(Mary Louisa Horton)小姐。玛丽小姐的父亲是一个教育家,亦曾担任过莫尔比市的市长。玛丽自己亦热衷于教育,曾创办一所女子学校。她更是一个虔诚、热心的基督徒,希望有一天能够献身到海外去宣教。在与从中国回来的约翰相识后,二人很快坠入爱河。1874年夏天,约翰与玛丽结为伉俪,随即一起乘船前往中国,定居于杭州。

在丈夫约翰忙于宣教工作之时,玛丽亦发挥她的天赋,创办了杭州基督教协和女子学校,自任校长。她招收的学生都是贫苦人家的女孩子,免费让她们接受教育,还为她们提供食宿和衣服,只是有两个条件:一是不许缠足,二是学校有权否定由家长包办的婚姻。司徒夫人还创立了基督教女青年会,促进女孩子在德、智、体全面发展。这是中国最早的基督教女青年会。二十年后,这所女校和其它几所教会女校合併成为着名的“弘道女学”。

二、司徒雷登早年生活

1876年6月24日,司徒夫妇俩生了一个男孩,为他取名叫约翰•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中文名则叫司徒雷登。小约翰首先学的是杭州话,童年时从母亲接受启蒙教育。在随后几年里,他的三个兄弟大卫、华伦和罗伯特相继出生。他们经常玩耍于杭州的坊间巷里,亦时常随父母到西子湖畔及周边地区游玩、野餐。

1887年4月,11岁的司徒雷登和两个弟弟一起被送回美国去读书,他们进入莫尔比市的一所公立学校读五年级。由于他们的穿着、生活习惯以及谈吐与美国孩子有很大不同,因此常常受到美国孩子的嘲笑。父母亲重返中国宣教后,司徒雷登被寄养在姨父母家里。姨父母对他的管教很严格,特别在宗教生活上更是一丝不苟,使他养成了去教会做礼拜、上主日学、研读圣经,以及祷告等习惯,当然他也曾有过叛逆心理。

16岁时,司徒雷登进入弗吉尼亚大学附属中学——夏洛维尔市的潘托普斯学校(Pantops Academy)读书,期间他迷上了古拉丁文和希腊文。1893年秋,他以全校第一名成绩考入汉普顿-悉尼学院(Hampton-Sydney College),这是弗吉尼亚一所古老的大学。司徒雷登在该校主修拉丁文和希腊文,还兼修德、法文学。同时圣经也是必修课,而且学校中的宗教气氛也非常浓厚。在校期间,司徒雷登热心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各种活动,并担任青年会会长三年之久。

1886年7月,由著名布道家慕迪发起的“学生立志海外宣教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席卷美国各大学校园,司徒雷登大受影响。但是否将来要成为牧师或传教士,他内心还一直有很大挣扎。20岁时,司徒雷登从汉普顿-悉尼学院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之后回到自己中学母校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三年执教生涯使他爱上了教育,并且他的基督教信仰也更为成熟和扎实,以至于他甘愿放下优裕的工作,献身于宣教。

1899年秋天,司徒雷登进入里士满(Richmond)郊外的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潜心攻读神学三年。在行将毕业之前,经过激烈的思想挣扎之后,他决志成为一个传教士。他在“学生立志海外宣教运动”的“誓约卡”上写道:“如果上帝许可,我希望并愿意成为一个海外传教士,响应该运动的口号:为基督赢得全世界。”随后,他和几个誓愿投身宣教运动的青年人一起,在弗吉尼亚河谷地区推进“奋进运动”(Forward Movement),为将来到海外宣教筹集资金。1902年春天,司徒雷登在弗州的东汉诺佛长老教会(East Hanover Presbytery)接受按立,成为牧师。同年6月,他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获得神学学士学位。

三、早年在华宣教与教育生涯

1904年11月17日,28岁的司徒雷登在纽奥尔良(New Orleans)与26岁的艾琳•罗德(Aline Rodd)结为夫妇。新婚燕尔,二人即接受美国南长老会的差遣,追随当年他父亲的脚踪,远赴中国杭州宣教,于是年底到达上海。老司徒夫妇对他们的到来异常兴奋,亲赴上海把这对新人接到杭州,此时司徒雷登已经和父母亲分别16年了。

到达杭州后,司徒雷登和妻子一面适应新环境,一面开始学习中国语言。他拜一位名叫高敬甫的先生为师,学习中国的经史子集。他还给自己的妻子取了个中文名字:路爱玲。司徒雷登颇有语言天赋,在二三年时间内,不仅学会了官话,还学会了杭州、上海、宁波话等方言,而且还掌握了大量的中国成语和谚语。他经常到杭州四围乡间传道,并曾参与救灾,深深体尝到中国百姓的疾苦。

1906年,他们的独生儿子杰克降生。1907年,在司徒雷登的提议下,美国南长老会与北长老会携手,对北长老会在杭州创办的“育英书院”进行改组和扩充,在钱塘江畔建造新校园,创办了“之江学堂”,即后来的之江大学。司徒雷登作为联合教育委员会的干事参与了筹建。后来他的弟弟华伦来华,在之江大学任教,并担任过该校校长。他的另一个弟弟大卫在弗吉尼亚大学完成医学博士学位后,也作为传教士来华,在苏州协和医院任外科医师。

1908年夏,司徒雷登应聘成为南京金陵神学院(Nanking Theological Seminary)的教授,举家从杭州迁居南京。此后他在金陵神学院教授新约圣经、新约希腊文,以及教会历史等课程,不久又升任金陵神学院教务长,生活安逸而舒适。期间他编写了《新约希腊文初级读本》(Essentials of New Testament Greek in China),还时常为《国际宣教评论》和《教务杂志》等刊物撰稿。1910年,他当选为南京教务委员会主席。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金陵神学院一度停办。司徒雷登接受美国新闻界联合通讯社(美联社)的聘请,成为驻南京特约记者,每天撰写电讯,报告中国政局的发展。当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之后,司徒雷登常有机会进出总统府,结识了孙中山、蔡元培、王正廷等人。在1912年4月举行的南京临时国民议会上,司徒雷登成为唯一一位出席国会的外国人。他十分钦佩孙中山,称赞他为“一个声名无瑕的人,一个才能卓越的政治家,一个对国家无私献身的爱国者”。同年秋,金陵神学院复学,司徒雷登重回校园教书,之后他富有学术成果,先后完成《普世宣教简史》和《希腊文初阶》等著作。

1913年秋,司徒雷登之父司徒约翰去世,享年72岁,葬于西子湖畔的九里松。1914年夏,由于妻子路爱玲健康原因,司徒雷登携全家回美国休假。在南方探亲访友之时,他应邀到华盛顿第一长老教会讲道,引起当时去做礼拜的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兴趣,遂邀请他到白宫叙谈,了解他在中国的宣教情况以及他对中国的政局的看法。

1915年7月,司徒雷登返华,重回金陵神学院从事教学与写作,其呕心沥血之巨著《新约希华英辞典》(Greek-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和《圣经启示录新注释》(The New Commentary of the Revelation in the Bible)先后于1916和1917年完成并出版。

四、燕京大学岁月

1. 初创过程

1916年,隶属于美以美会的北京汇文大学,隶属于公理会、长老会和伦敦会的通州华北协和大学、华北协和神学院,以及隶属于包括美以美会妇女海外传道会在内数个差会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合併成为一所联合大学,暂名为“北京大学”,由五个基督教差会,即长老会、美以美会、美以美会妇女海外传道会、公理会和伦敦会合办。因门户之见,各派为学校重组问题以及新校长人选等问题争论不休,后来决定聘请一位与汇文和协和两校皆无关系的人来担任校长。司徒雷登因其在中外教会人士中间享有的极好声誉而成为理想的人选,并且赢得各基督教差会领导人的赞同。当年“学生立志海外宣教运动”的领袖斯皮尔(Robert E. Speer)写信说:“依我判断,司徒雷登是‘北京大学’校长的最佳人选。……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国,于在华传教人士中他对中国青年最具影响力,而且才华与学养出众,思想开朗。中外人士都心仪其人。”受美国托事部派遣,专程来华考察的爱德华•史密斯(Edward L. Smith)在写给托事部的报告中这样评价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的司徒博士无论在传教士还是在中国人中都享有很高的声望和尊敬。他精通中文,了解中国人的思想,具有专业知识……。一旦他被给予机会,他将展示其优秀的行政才能。”

1918年12月10日,司徒雷登收到“北京大学”托事部的正式聘书。当时他的许多朋友表示担心,劝他不要接手这个“烂摊子”。但司徒雷登经过反复考量后,还是决定接受这个新挑战,于1919年1月31日,从南京前往“北京大学”就职。为化解两派之间的争执,司徒雷登首先成立了一个仲裁委员会,并担任该委员会主席。在校名问题上,因为当时已经有了“国立北京大学”,故不宜再将这所联合大学名之为“北京大学”。最后他采纳了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会长诚静怡博士的建议,决定命名为“燕京大学”。“燕京”为北京的古名,既富有文化意蕴,又很响亮。董事会和几个差会都对此表示同意,随即成立了一个由蔡元培、王宠惠、吴雷川、胡适,以及教育总长傅增湘等社会名流组成的专门委员会,经他们审定后,“燕京大学”之名称于1919年5月15日正式获得通过,其在纽约立案的英文名称仍采用“Peking University”,直到1928年燕大向中国教育部注册时,才改为“Yenching University”。

不久,司徒雷登的夫人路爱玲随他来到北京,暂时居住在友人家里。司徒雷登走马上任之日,适逢“五四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许多学生上街游行,并欢迎被捕释放学生归来。司徒雷登不以自己受到“冷落”为意,反倒接见被捕学生,与他们倾心交谈,对学生的爱国行动深表同情。他在给友人的信中称赞学生说:“我亲眼目睹南京、天津、北京三地学生的示威,他们态度热诚,而且有组织,有纪律,百姓为之动容,军警受其感化。……学生是这个动荡国家的希望,而且是它最大的希望。……基督化运动不但要拯救每一个中国人,而且要拯救中国。”他把基督教精神与爱国运动联系起来:“基督教精神和牺牲精神尤其重要。爱国必须具有高度的服务精神和牺牲精神。……只有基督教的福音才能产生这种精神,使人无私地为国献身。”

1920年,司徒雷登提名路思义(Harry W. Luce)为燕京大学副校长,主管筹措经费。路思义原为山东齐鲁大学的副校长,曾为齐鲁募得巨款。初时的燕大分为文理科男校、文理科女校和神科,其中男校和神科设在盔甲厂;女校设在佟府内。主持男校的是博晨光(Lucius Chapin Porter);主持女校的是原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校长麦美德(Luella Miner)。

1920年3月15日,燕京大学正式挂匾,并举行了男女两校合併的联欢会,合併仪式由蔡元培主持。燕大招生女生实为破天荒之举,先于北京大学。同年,司徒雷登聘请美国归来的刘廷芳博士为燕大教授;半年后,又任命他为神科(宗教学院)的院长。刘廷芳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来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心理学与教育学博士。他能讲多种语言,在神学上有很深的造诣。他后来曾担任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首任华人会长,并协助主持了孙中山的追思礼拜与葬礼。司徒雷登对他欣赏倍至,认为他是“全中国最有价值的二、三个华人基督徒之一”。因此刘廷芳成为当时燕大的决策人物之一。

燕京大学草创时期的盔甲厂校园规模很小,校舍严重不足。司徒雷登不满足于在原址上发展,决定另觅新址。他和同事们以毛驴和脚踏车为主要交通工具,寻遍北京四郊,最后看中了清华园西边的一大块地。那里原是清代睿亲王的淑春园所在地,后转到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为得到这块地,司徒雷登专程前往陕西面见陈树藩,说动他愿以6万银元将该地卖给燕京大学,并把其中的1/3捐作奖学金。这一块地有40公顷之多,再加上陆续在附近买进的其他荒废园地,使燕京校园的总面积达到原来的数倍之多。

选购定校址后,司徒雷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金问题。早在他接受聘任之时,他曾提出不管经费的事情。但事至此时,司徒雷登不得不亲自出马,以极大精力为建校资金而奔波。事实证明,他是一位非常合格、很会“找钱”的大学校长。从1922年起,他在15年时间里,先后往返美国10次,向社会各界募捐筹款。要说动美国人为一所在遥远中国的一所教会大学献金并非易事。在给一位同事的信中,司徒雷登曾形象地比喻说:“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与他们同类”。后来他还在中国发动募捐,张学良将军就曾经为燕大捐款。经过他不懈的努力,争取到了中美两国民间机构的大量捐款,其中包括霍尔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这样财力雄厚的组织的经援。1924年夏,燕京大学收到的捐款高达250万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几乎是个天文数字,为燕大建设提供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2. 校园建设

有力雄厚的资金之后,司徒雷登特地聘请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美国设计师亨利•墨菲(Henry K. Murphy)总体规划,以中国的园林艺术及古典建筑风格为基点,开始了大规模的校园建设。校园借远山近水之势,巧妙地安排建筑布局。经过数年建设,一所宫殿式的美仑美奂的新校园在北京西郊落成,并且有了一个独特的名称——燕园。园内最重要的景观是居中的那个湖,为它的命名大家一直争执不休,最后还是采纳了钱穆的主意,索性称其为“未名湖”。

位于未名湖南岸的临湖轩,原是应美国费城的乔治•柯理夫妇的要求,用他们的捐资所建造的一所校长住宅。但司徒雷登并未把它当做自己的私宅,而是时常当作公共场所,用于接待来访的贵宾,一些重要的会议也在这里召开;还有燕大青年教师的婚礼,也经常在临湖轩举行。实际上,临湖轩落成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名字,直到1931年校友们在此聚会,纪念燕大建校10周年时,才由冰心取名为“临湖轩”,再后来由胡适撰写了匾额。

在建校年月里,司徒雷登忙得不可开交,既要四处拼命筹款,又要指挥营建,又得为扩大后的学校招兵买马,还得维持日常的教务工作。1925年1月,司徒雷登的母亲在来华50周年之后,以83岁高龄去世。司徒雷登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把母亲安葬在杭州父亲的墓旁。不久司徒夫人路爱玲因伤风转为重症,一病不起,于1926年6月5日,就在燕大迁入新址前夕与世长辞,年仅48岁。葬礼由刘廷芳博士主持,燕大师生将其安葬在新燕大校园公墓里。她是第一位长眠在燕大校园的外国人。此后,司徒雷登每天早晨起床后,都要到夫人墓前,在静谧中阅读圣经一个小时,然后才回家吃早餐,再开始一天的工作。在司徒雷登后半生中,虽然不乏女性追求他,但他再未结婚。

1926年 6月,燕京大学正式迁入新址。这个融合了中西文化的美丽校园,是司徒雷登的得意之作。他自豪地宣称:“凡是来访者,无不称赞燕京大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它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这个学校及其国际主义理想的感情。”此时的燕大已设有华文书院、男校文理科、女校文理科和宗教学院。随着燕大的发展,司徒雷登声誉鹊起。

今日北京大学校园的核心部分,即当日燕京大学所在地。但有多少人知道当年的园主以及他所付出的心血呢?说“没有司徒雷登,就没有燕园”并不为过。

3. 校训及办学理念

司徒雷登认为,教会学校应当由宗教信仰、科学精神与方法,以及无畏的探求精神所构成,因此他和几位皆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几经斟酌后,为燕京大学拟定了“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的校训。此训言来源于《圣经》中耶稣所说的两句话:一句是《马太福音》第20章第28节的“人子来,本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另一句是《约翰福音》第8章第32节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司徒雷登将这两句训言合併为一句话,作为燕京大学的校训。这一校训体现了司徒雷登的理想和信念,影响着燕大师生们的思想与生活。师生们身体力行,踊跃奋进探求真理——以基督精神救国救民的真理。多年之后,司徒雷登自豪地说:“我所知道的大学校训里,没有哪一个曾对它的学生产生过如此重大而有力的影响。”

司徒雷登是一个世界公民,一个具有人类情怀的人,一个有着终生信仰并追求自由的人。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强烈地认为,人身自由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生存的条件,没有这一条,我们所追求的绝大部分利益——即便不是全部的——就毫无意义。……与人们一起同具一种信仰,坚持自由是一切人的权利,相信一切人可以通过自由而得到发展,这个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所创办的燕京大学就很好地显示了他的精神追求,其中的核心就是自由,包括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他认为大学就是给学生以选择自由。冰心的女儿吴青说:“在燕京大学学生们学到的,就是普世价值、自由、民主、博爱。”

4. 师资建设

司徒雷登深知,光有美丽的校园和楼舍是不够的,要把燕京大学办成一流大学,必须要有一流的教师。只有当讲台上所站的都是大学者时,大学才成其为大学。他坚持由学校自行聘请教师,且不惜重金延揽中外著名学者;对有名望、有真才实学者,登门拜访,高薪聘用,中外教师同等同酬。教授月薪360大洋(银元),校长月薪500大洋,而司徒雷登只拿教授月薪。当时的国立大学常有拖欠薪资的情况,但燕京大学从不拖欠。故此,燕京大学一时大师云集,其中有文学家周作人、钱玄同和许地山;儒学大师钱穆;史学家陈寅恪和洪业;哲学史家冯友兰;文学史家郑振铎;经济学家费孝通;社会学家吴文藻;古文字学家容庚、语言学家郭绍虞;以及教育家、神学家吴雷川、刘廷芳、陆志韦和赵紫宸等人。燕大的优秀毕业生冰心、雷洁琼和张友渔等也都返校担任了教师。1920年代末,更有史学家顾颉刚、哲学家张东荪等人为了保持独立的学术品格,宁愿放弃了北大的职位,转而加盟了燕大。良好的教学环境、优越的生活条件、自由的学术气氛,使得饱受战乱之苦的知识分子享受到了难得的安宁和愉悦。在燕大,冰心的创作达到了鼎盛时期;许地山创作了大量的散文;顾颉刚完成了《古史辨》的主体部分;洪业主持完成了在学界颇负盛名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

司徒雷登则把自己的任务概括为四个方面:传播基督教信仰;提供科学水平,开设专业课程;增进同中国的关系,增进各国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开辟教学资源和筹办物资设备。此外,他说他的任务是让每一位教师尽可能自由地从事他们的工作,并自由地讲述真理。

司徒雷登最为重视的是新闻、社会学和国文三个系。燕京大学是中国首个创办新闻系的大学,该系初创于1924年,是整个亚洲的第一个新闻系。新闻系的指导思想是:“借着鼓励许多受过良好教育、有理想的人从事新闻工作,以协助中国发展出高尚、富有服务精神及负责任的新闻事业。” 从1931年开始,新闻系开始大量聘用校内外的专家和国内外有影响力的资深报人、报业专家和着名记者来系里做兼职教师,开设讲座,其中有《大公报》的张季鸾,《益世报》的刘豁轩,《世界日报》的成舍我、以及《纽约太阳报》的驻京记者埃德加•斯诺等人。新闻系还创办了燕京通讯社,出版了《燕京新闻》、《平西报》。新闻系声誉日隆,其毕业生大受欢迎。二战时,在中国驻世界各国的新闻特派员中,90%是燕大新闻系的毕业生。曾以报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而闻名的作家、记者萧乾,就出身于燕大。

社会学系创建于1922年,也是中国大学里最早成立的社会学系。中国最负盛名的社会学家李安宅、费孝通等人,都出身于燕大。而国文系在教育上则承袭了北大传统,课程范围、研究方向均与北大相同。许多著名学者都在国文系开过课,如吴雷川的国文课,钱玄同的“音韵学”,周作人的“散文选读”,以及郭绍虞的“文学批评史”等等。

当燕大于1926年迁入新址后,神学院改名为宗教学院,进一步强调了其研究职能,有了浓厚的学术风气。宗教学院教授中,不仅有神学家刘廷芳、赵紫宸,还有史学家洪业、陈垣、简又文等人。司徒雷登大胆提出了他对宗教学院的理想:“就我个人而言,我对燕大最大的梦想之一就是它将拥有一所宗教学院,在其中越来越多的既熟谙本国崇高的历史遗产,又受过西方最好神学教育的中国籍教员,将本着他们自身的宗教经验,向本国人民讲授真正的基督教,务求其合于二十世纪的知识和中华民族精神,同时亦把一切由西方历史因袭而来的无用之附加物,悉数扫除。”在这种精神指导下,燕京宗教学院成了中国神学教育的中心。

司徒雷登希望他所建立的是一所“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授真理”,要“把最高级的、有教育、有文化的青年男女奉献给亲爱的中国”的大学。他要求他的师生,既要国际化,也要中国化。在第一个十年间,燕京大学就走向了中国化。在其56位教授级的教师中有36位是中国人,其中有20位从美国大学里获得博士,其余15位也都取得硕士学位,还有一位是在中国旧科举制度中取得功名的进士。在1928年美国加州大学对亚洲高校的学术水平所做的调查统计中,燕京大学是被列为甲级的两所基督教大学之一,其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

因其强大、豪华的教师阵容,大大提升了燕大的知名度和学术地位。1927年,燕大与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以及英国的牛津大学等着名学府合作,促进中美、中欧之间的文化与学术交流。在短短十几年里,燕大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教会大学,一跃而成为可与北大、清华鼎足而立的最高学府。燕大的成就受到整个世界的关注,就连当初强烈反对教会在中国办学的胡适也对燕大赞赏有加。

因其在教育事业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1921年,司徒雷登受聘为中国教会教育调查团成员;193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33年,他更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召见,听取他对中国时局的意见。

燕京大学仅仅存在了33年,其间还受到日本侵华战争的严重干扰,注册学生总共不超过10000名,却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的人才,很多是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再加上其他卓有成就者,超过100人,可说是科学家的摇篮。

5. 校风建设

与当时中国许多学校不同,司徒雷登是把燕京大学作为一个大家庭来营造的。他十分注意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对待教职员工热情温暖,对待学生和蔼可亲,给许多学生和员工留下了深刻印象。

司徒雷登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是以基督教仪式为青年教师主持婚礼,而且大多在临湖轩或他自己的家里举行。著名女作家谢冰心与吴文藻,以及陆志韦与刘文瑞的婚礼,都是由司徒雷登主持的。冰心形容说:“司徒雷登与燕大团体的关系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在司徒雷登的领导下,燕大的师生关系与一般大学比较,极具鲜明的特色。每年开学,学校都要举行隆重的开学仪式,司徒校长要和每一位新生握手言欢。之后还要在临湖轩为新生举行茶话会。其场面之光彩宏大,令学生们终生难忘。

193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60岁生日那天,燕大师生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庆典,向他祝寿。开幕前,英姿勃发的学生向他献上了一幅中国传统刺绣,然后全场观众起立,向他三鞠躬。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赠送了锦旗,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和美国驻中国大使分别代表中外来宾向司徒雷登致祝辞。燕京大学的校工甚至敲锣打鼓送上了一块匾额,上书“有教无类”,以这种最为传统的中国方式表达他们对校长的赞美。 学生会主办的《燕大周刊》特地出版了一个“司徒雷登六十寿辰专号”,以司徒雷登的肖像作为封面。其中内容盛赞司徒雷登对中国的热爱,以及他崇尚自由、平等、博爱与和平等思想。其中有一段话说:“司徒先生自己虽不是一个中国人,可是他对于中国的厚爱,并不亚于我们。他对于我们从没有一点压迫和干涉。我们青年人偶尔有错误的地方,他不惜以苦口婆心来教导;他从来未和我们为难,或者令我们放弃我们的主张。……他所愿望的是全世界的自由与平等,他所企慕的是全世界的博爱与和平。他不愿让公平屈折,他不愿让真理隐藏。” 冰心也特别撰文,对校长的懿德嘉行给予高度赞美:“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 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 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可以说,这段时光是司徒雷登人生中最为灿烂的时光。

6. 坚持宗教信仰自由

对于教育与信仰之间的关係,司徒雷登如此倡导说:“我所要求的是使燕大继续保持浓厚的基督教气氛和影响,同时又使它不致成为传教运动的一部分。不应要求学生去教堂做礼拜,或强求他们去参加宗教仪式,不应在学业上优待立誓信教的学生,也不要给那些拒绝信教的人制造障碍。它必须是一所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授真理,至于信仰或表达信仰的方式则纯属个人的事。”因此,在信仰问题上,燕大的师生享有真正的信仰自由,他们既可信奉基督教,也可以信奉三民主义,甚至可以信奉马克思主义,乃至信奉无政府主义。许多校友回忆说,燕大不但信仰自由,而且宗教色彩也不很浓厚。全校师生员工中,基督徒只占十分之一。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既不会有人劝你读圣经,也不会有人劝你参加宗教活动,更不会有人歧视你。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感情,并不因对方是否基督徒而有所区别。在司徒雷登看来,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的主要区别,不在于做不做礼拜和是否遵从哪些信条,而在于生活的内容,在于什么行为是正当的或错误的;什么是上帝允许的或有害于众人的。宗教生活是内发的,而不是外在的。不能把宗教信仰同世俗生活分开,而应该让基督徒对上帝与人的尊严所抱的信仰成为一切人的生活方式。简而言之,基督就是生活,凡愿意像耶稣那样生活的,就是他的同仁。

司徒雷登试图通过开展“基督教团契”活动来吸引更多的人。1926年10月,司徒雷登创建了“燕京大学基督教团契”,“以联合同志,表彰我主耶稣基督为宗旨”,只要能够立誓信奉耶稣本人的教导,以他为榜样,像他那样生活,就可以加入团契,而不必恪守什么信条,只须签约表示“我某某愿意认识耶稣,依照其道而行”即可。任何教派的基督徒,任何教职员、学生,任何能和燕大拉上一点关系的人,都可以自由参加。这是一个不受任何宗派、仪式、信条束缚的兼容并包的组织,完全脱离学校行政,由教员代表、学生代表和工友代表联合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主持,每位“契友”都有平等的选举权和发言权。会员中包括不同教会的信徒,重视生活表现,崇尚自由。举行礼拜时,各派信徒可以采用不同的仪式。的确有许多学生通过参加团契活动而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但后来也有些团契变成为进步学生的组织,甚至成为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学生组织了。

7. “收回教育权运动”中的燕大

1920年代,由于基督教及其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快速增长,引起中国知识界的忧虑与不安,抵制基督教的声音越来越响,“非基督教运动”在许多大城市蔓延。1924年,针对教会学校的“收回教育权运动”高涨,学潮频发。1925 年11月16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要求外国在中国办学必须要注册为私立学校,中国人在校董事会中要超过半数,并且不得以传播宗教为宗旨,也不得将宗教课列入必修课等。司徒雷登在这一时期对燕京大学采取了一系列去宗教化措施,主张教学与宗教分离。早在1922 年秋天,在司徒雷登的建议下,燕大宣布废除强迫学生参加主日崇拜等宗教活动的规定。1925 年,燕大进一步作出改革,把原来规定必修的宗教课程改为选修课。同时,司徒雷登精心挑选了不少中国人担任学校的领导和管理工作。1926年11月,燕大任命吴雷川为副校长,在司徒雷登缺席时为代理校长。差不多在同一时候,年仅33岁的陆志韦应聘出任燕大心理学系教授,同时担任系主任,成为司徒雷登的得力助手。

在教育部关于教会的新规颁布之后,司徒雷登立即着手在中国注册私立学校,写信建议纽约托事部方面接受中国政府的新规定。1929年4月,司徒雷登在向北京政府申请立案的同时,又公开发表了《中国未来的教会教育》一文,向媒体和公众表明了燕京大学的立场。因此,燕京大学的立案报告很快得到了北京政府的批准,成为“第一个向教育部申请并获得正式批准的外国捐资开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定名为“私立燕京大学”。这些都使得燕京大学虽为教会学校,却逐渐中国化,得到了中国人的认同。1929年6月22日,燕大举行了首任华人校长的就职典礼,宣誓仪式后,司徒雷登向吴雷川授校印;托事部主席富兰克林•华纳郑重地将一把象徵学校最高权力的金钥匙交给吴雷川。司徒雷登则由校长退居为校务长,从那时一直到抗战爆发,司徒雷登的职务都是“校务长”。

此时燕大已颇具规模,本科有三个学院:文学院、自然科学院(亦称理学院)、应用社会科学院(后改称法学院),以及宗教学院,院长全部由中国人担任。燕大还创办了《燕京学报》、《燕京大学季刊》、《燕京社会科学》,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1936年,国民政府行政院特地颁发一等褒奖状给司徒雷登,表彰他十数年如一日为燕大做出的巨大贡献。司徒雷登把他历尽千辛万苦所募集到的二千多万元巨款全部用在了燕大的建设上面,没有为自己动过一文钱。几十年后,在燕大校友会上,雷洁琼这样评价道:“燕大是一个由外国教会在中国办的大学。在33年的办学中,它顺应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加速了学校中国化的进程,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成为了中西文化结合教育机构的范例。”虽然说燕大所有之成就不能完全归功于司徒雷登,但大部分要归功于他。仅仅为了他建造了“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胡适语),中国人民就应该永远记住他。

8. 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

在司徒雷登主政燕京大学20多年时间里,他始终如一、坚定地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他如此行是基于其基督教信仰与爱国主义之融合。在他看来,基督精神是爱国主义的基础,爱国必须具有高度的服务和牺牲精神,只有基督的福音才能产生这种精神,使人无私的为国献身。燕京大学建校伊始,正值“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作为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公开同情,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立场鲜明地站在爱国学生一方。他把中国的学生运动看为全世界民主运动的一环,认为“学生是中国的希望”。“燕京大学应该成为训练爱国青年的场所,造就爱国青年学子,期其能服务祖国,拯救同胞,为中国全民族谋福利。”司徒雷登不仅这样说,也自己身体力行: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司徒雷登坚决支持燕大学生抗议英国巡抚在上海租界枪杀中国工人的暴行。燕京大学发表了正义凛然的宣言,这份宣言是由中、美、英等国籍的燕大教职员共同起草的,而责问英国当局的,正是一位英籍教授。如果作为校长的司徒雷登不支持,很难想像燕大教师们会有这样的举动。

为了使美国人民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时局变化,司徒雷登主动担当起“亲善大使”的责任。9月5日,司徒雷登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要求西方列强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认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采取更为合作的态度,进行国内事务改革。他警告西方国家不要试图用武力解决中西矛盾,这种方法从根本上来说是不道德的和无效的,并且建议美国政府放弃所有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的利益,以图中美之间建立起长期、真正的友谊。1925年12月,他在《中国基督教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基督教与民族主义》的文章,指出:“我首先表明我的立场和中国人民要求修改外国条约的立场上一致的,即一切不平等现象都应当被改正,一切不公正的权益都应该被取消。”

1926年3 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前往段祺瑞执政府游行请愿,要求拒绝八国通牒,结果遭到残酷镇压,死伤二百余人,燕大女生魏士毅为其中之一。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司徒雷登就派人领回魏士毅的遗体,举行了有全校师生参加的追悼会,并在图书馆树起了“魏士毅女士纪念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兴起了大规模的抗日爱国运动。9月28日那天,司徒雷登决定燕大停课,以便师生们参加在故宫太和殿举行的北平各界抗日救国大会和会后的示威游行。司徒雷登在学生举行的抗日爱国大会上慷慨陈词,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之后亲自带领数百名燕大师生走上街头游行,在队伍最前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抗议日本侵华。

当1933年2月司徒雷登第九次赴美国为燕大筹款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召见了他,除询问燕大情况外,还特别询问司徒雷登对中国时局的看法,希望知道美国怎样才能阻止日本人侵占整个中国。司徒雷登阐述了他对美国如何援助中国的意见。他确信,如果英美带头采取强硬态度,就会阻止日本的进一步入侵。由于总统的召见,使司徒雷登名扬海内外,他在美国的活动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也赢得了中国媒体的普遍赞扬。

1934年司徒雷登赴美国出差,突然接到学校请他火速返校的急电。原来北京学生为反对蒋介石政府对日寇的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燕大学生积极响应,宣布罢课,并纷纷参加请愿。当时校内多数外籍教授反对学生罢课,而那些留在校内的学生和中国教授们坚决不许开课,双方对立严重。司徒雷登匆匆赶回后,立即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当时许多人以为司徒雷登作为校务长,绝对不会支持罢课的。不料司徒雷登却以学生的行动为傲,说道:“我在上海下船时,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是否也来南京请愿了?我听到的答复是,燕京很大一部分学生都去了,我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京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是完全失败了!”为了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司徒雷登决定停课一周,并命名为“爱国活动周”。

在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为抗议日本暗中策划的华北自治阴谋,燕大学生在凛冽的寒风中徒步向北京西直门进发。当时的学生领袖就是后来做了中国外交部部长的黄华。司徒雷登当时在美国,称赞学生运动是“在中国当代生活中最有希望的运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北平。因燕大师生经常参加各种抗日活动,难免给学校带来“麻烦”。但司徒雷登却这样说:“北平沦陷期间,我的学生在参加爱国活动之后,回校时总会兴奋地告诉我,他们是如何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和人民的。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尤为感人的是他们已在身体力行燕大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在多次爱国运动中,司徒雷登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学生,不管他们信仰什么,也不管他们做过什么,犯过什么错误,他们都是他的学生。司徒雷登虽然并不喜欢共产党,但对校园内的共产党人仍然采取宽容和保护的态度,而且许多被捕的中共党员学生都是用司徒雷登的名义保释的。司徒雷登这种强烈的正义感,这种对中国命运的关注,以及对中国的热爱,赢得了中国人的尊敬和爱戴。司徒雷登不止一次说过:“与其说我是美国人,不如说我是中国人,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很深的感情。”此话并非虚言!

9. 抗日的司徒雷登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使中日两国全面进入战争状态。此前此后,华北高等院校纷纷南下或内迁,司徒雷登经过仔细权衡并商请在美的燕京托事部同意,决定留在北平继续办学。为了保护学校免遭日寇骚扰,司徒雷登重新担任起校长职务,并让学校悬挂美国国旗(此前燕京只挂中国国旗和校旗),而且恢复了因为战争而中断的入学考试。司徒雷登此举曾经受到许多燕大师生的指责。但事后证明,燕大留在北平,不仅为许多沦陷区的学生保留了一处可以继续求学的地方,还成为沟通沦陷区与解放区及大后方的秘密通道。当时许多学龄青年,一时不能到后方去,又不愿就学于敌伪政权控制下的学校,燕京大学就成了他们理想的选择。据载,原来燕京大学的学生只有800多人,“七•七”事变后,却猛增至1200余人。

日军占领北平后,策划成立了傀儡政权“新民会”。南京陷落后,他们前来要求司徒雷登派学生代表参加庆祝游行,司徒雷登态度鲜明地予以拒绝。他写信给日方指出,燕大是非政治性的学术机构,任何当局都不能强迫学生参加这类庆祝活动。而且作为美国的一部分,它与傀儡政府没有任何正式关系。日本方面不死心,要求从校园迁走“三一八惨案”中死难烈士魏士毅的纪念碑,也被司徒雷登加以拒绝。不久,校园里发现一枚炸弹,司徒雷登认为这炸弹是日本人用来恐吓他的。他在校友会上说:“我宁叫日本人像炸天津南开大学一样把燕京大学炸掉,也绝不会同他们合作来贻全体在校的和离校学生之羞。”

伪新民会要求允许日军进入学校搜查共产党,司徒雷登针锋相对,在校门口张贴布告,严禁日军入内。他以个人名义保证,他会禁止校园里的抗日和共产党活动,如果出现上述活动,他自会把相关的人送到日本占领军当局,但是,燕大决不能容忍日军进来搜查。于是,校园里各种秘密的抗日活动依然活跃,学生们私下里把燕大称作“敌后抗日根据地。”

抗战期间,日军经常寻找各种借口,逮捕燕京大学师生。司徒雷登少不得出面斡旋,奔走于美国领事馆和日本驻军司令部之间。为此他特意聘请了一位会说日语的燕大校友为校长秘书,与日方交涉,包括保释被捕的燕大学生。1939年,司徒雷登在一次讲话中,提醒全校师生说:“燕京大学不是‘世外桃源’,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要关心国家大事”,“现在的燕京大学处在沦陷区,不要被日寇的反面宣传所迷惑”。

很多留在北平的文化界名人因为不愿意与日伪同流合污,生活陷入困境,司徒雷登经常暗中予以接济。国共双方的地下工作人员,或其他爱国分子,只要前来求助,司徒雷登都是有求必应。因此每年都有不少燕大毕业生投入到抗日救国斗争中去。司徒雷登给燕大“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一个新的职能:如果学生要求帮助离开沦陷区,不是为了转学,而是为了参加与抗日有关的工作,应该予以支持。每个投奔大后方或者延安的学生都会收到一笔路费,由司徒雷登或者陆志韦亲自出面,在临湖轩设宴饯行,叮嘱他们牢记燕大的校训,祝福他们一路平安。司徒雷登还仔细给学生安排出逃的路线,沿途都会有司徒雷登的朋友向他们提供帮助。冰心后来回忆道,有一次她和吴文藻找司徒雷登商量,想借用他的汽车趁深夜将两个要去大后方的学生送到郊外,司徒雷登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司徒雷登对这些学生说,他希望燕大的学生,无论是到大后方,还是到延安,都要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起到桥梁作用,以加强合作,共同抗日。

10. 身陷囹圄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日司徒雷登应燕大天津校友会的邀请前往演讲,次日早晨返校时,两名日本宪兵逮捕了他,将他押上火车解往北平。他先被关押在前美国领事馆海军陆战队营房三楼的一个大房间里,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霍顿、财务主任鲍恩和教师斯乃博关在一起。同时日军包围并闯入燕京大学,宣布燕大即日由日军接管。校长办公室和所有教学楼都被贴上了“大日本宪兵队”的白色封条。当日他们逮捕了所有在校的英美籍教授,以及陆志韦、赵紫宸等19位中国籍师生。次日又遣散了男女学生一千余人,美丽的燕园沦入日本人之手,被用作伤兵医院。

关押期间,日本宪兵曾四次审问司徒雷登。他们最想知道的是司徒雷登秘密送走学生的经过。司徒雷登坦然告诉他们,他同情那些无家可归的学生,感到自己有责任帮助他们迁往别处,正如家长帮助其子女一样,义不容辞。宪兵问有哪些中国人在这件事上帮助过他,司徒雷登拒绝回答。宪兵穷凶极恶地威胁司徒雷登,他镇定的回答道:“我已经是个老人了,多活几年或少活几年关系不大。我愿意回答关于我自己的任何问题,我个人也可以任你们随意处置,但是我决不能做任何危害我那些忠诚的朋友性命的事。”审讯过程中,司徒雷登泰然自若,总是避重就轻地说一些不致给别人带来危害的笼统的话,而拒绝讲出任何人的名字和细节。日本人从他口里一无所获。

过了一个多月,别人都被释放了,只有他们几位被当作有价值的人质仍被关押,先后转移过几个关押地点,一关就是三年零八个多月。司徒雷登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大部分时间用来看书、读报和写作。幽禁期间,司徒雷登写了《生平自述》,成为他后来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的重要部分。他还写下了《对于同观福音之见解》、《第四福音小注》以及《中文四言成语诠释》等学术著作。

日本投降前,为了以体面的方式结束战争,日本当局决定释放司徒雷登,并想通过他与重庆沟通,游说蒋介石,做和平斡旋。但司徒雷登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并且坚持,如果不同时释放掉他的两个难友,他也拒绝获释。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17日,司徒雷登和两个难友突然被召到宪兵司令部,司令做了一个简单的致辞,向他们表示抱歉后,宣布他们已经自由了。至此,三年零八个月又十天的监禁终于结束了。美国媒体对司徒雷登的获释做了突出报导,《时代》杂志称他“也许是在中国最受尊敬的美国人。” 那时司徒雷登的声望真可谓如日中天,成为在华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人。

获释后第二天,司徒雷登就召集陆志韦、洪业等人开会,筹划复校。当即成立了复校委员会,全权负责接管校园、清查校产,以及召集旧日教师等工作,但他只聘请那些在战争期间拒绝与敌伪合作的人担任教师。8月23日,日本投降后第八天,燕大师生们高举着校旗,昂首回到了离别4年之久的燕园。

五、外交家和驻华大使

从燕大建校到抗战胜利,中国时值兵荒马乱之年代。为了让燕大能够在内忧外患中生存下去,司徒雷登时时关注着中国国内外政治与时局的发展,因此与中国政坛风云人物的接触也日渐频繁。早在1927年9月,国民政府宣布定都南京后,司徒雷登即造访南京,目的是确认新政府对教会学校的政策。经孔祥熙介绍,他结识了蒋介石夫妇。此后他在更多的机会和场合接触、认识了汪精卫、李宗仁、宋子文,以及上海市长吴铁城等政要,请他们帮忙、捐款,帮助燕大度过一个个难关。同时他也在他们中间穿针引线,致力于他们之间的和好与团结。宋美龄甚至把他看为自己的牧师,向他倾吐自己在婚姻生活中的烦恼。周恩来是他所认识的第一个中共领导人。这些都为司徒雷登日后登上政治舞台奠定了基础。

正当中国人民欢庆抗战胜利之日,司徒雷登的人生轨迹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1945年秋天,在燕京大学开学前一个月,司徒雷登前往重庆,出席庆祝抗战胜利招待会。在那次招待会上,他第一次见到了前来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和董必武等人。毛泽东热情地与他握手,口称“久仰,久仰”,然后告诉他说在延安有许多燕大的学生,并夸赞道“你们燕京的学生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努力。”当晚,他和毛泽东说古论今,展望未来,谈得十分融洽。9月19日,在燕大校友,周恩来的英文秘书龚澎和她丈夫乔冠华的安排下,毛泽东和周恩来设午宴款待了司徒雷登。在谈到中国的前途时,司徒雷登对未来的和谈寄予厚望,认为“只有和谈成功,中国才有希望。”毛泽东当即建议司徒雷登到延安去看一看,司徒雷登亦欣然表示接受,只是当时因身体欠佳而未能成行。

11月下旬,司徒雷登去美国为燕大募捐,第二年4月回到中国,顺便去南京拜访了相识多年的蒋介石,并在那里见到了作为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负责调停国共两党纠纷的马歇尔。司徒雷登对中国的深入了解给马歇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复杂的政治原因,最后调停失败。这时,马歇尔觉得自己已经无能为力,换一个人,也许会出现转机,而最为合适的人选当属司徒雷登。马歇尔认为“德高望重”,并且“在中国有长久经验”的司徒雷登“对于中国及其人民心理的了解,对于中国语言的运用自如,国民党和共产党对他同样的尊敬,使他具备了参与调解努力的极好条件。”于是,马歇尔致电美国政府,正式提名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我希望司徒雷登博士就任一个高级职位,这样我就能利用他对各派政府领导人的影响,所有这些人大多数他都是熟悉的。在政治谈判中他将是特别有帮助的。”尽管司徒雷登身为传教士、教育家,在外交方面似乎是个“生手”,但考虑到司徒雷登对中国和中国事务知之甚广,中国各阶层人士都能接受他,国共双方又都有他的学生担任着重要职务,美国政府还是选择了司徒雷登,并于1946年7月11日,正式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

中共对司徒雷登担任大使表示了欢迎。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在《群众》周刊上发表谈话说:“司徒雷登先生生长在中国,对中国情形很熟悉,对我们一向有良好的友谊,而且正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在努力,所以对于他的出任驻华大使很热烈的欢迎,同时也寄予很大的希望……。”国民政府中大多数人,包括蒋介石在内,也都赞同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并对其寄予厚望。

消息在媒体公布后,燕大的师生都非常兴奋,认为司徒雷登可以发挥他的作用,为中国和平作出贡献。司徒雷登本人也是这样认为,长期以来,他一直渴望能为中国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应该说,做大使与司徒雷登服务中国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私下里曾对傅泾波(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和顾问)说过,他不是政治家,也不为名为利,只是基于爱中国,希望中国和平昌盛,百姓少受苦难,才同意担任大使的。实际上他还有一个不好明说的原因,就是做大使更便于他为燕大寻求支持。

1946年6月,为给司徒雷登庆祝七十大寿,燕大专门成立了“司徒雷登七十大寿委员会”,由陆志韦亲任主席。生日那一天,宾客盈门,热闹非凡。前来祝寿的有国民党方面的张道藩,共产党方面的叶剑英,蒋介石还派人送来了一幅匾额为其庆生。国民政府也特地发出一道褒奖令,表彰司徒雷登对中国教育事业的伟大贡献。

7月,司徒雷登向燕大提交了辞呈,辞呈中说:“我之所以接受此项任命,完全是出于我确信此举目前最符合我为之奉献终身的燕京大学本身和其他方面利益。” 递交辞呈之后的学校茶话会上,司徒雷登又说:“今日燕京的问题,实在与中国不可分割,能出去帮忙使中国渡过今日的难关,实际上仍是为燕京工作。”燕大校务委员会没有接受他的辞呈,只是给了他一年的长假。当时司徒雷登也充满信心地认为,只需要“一年或更短的时间,就可以从我的新职务上引退,重新回到我今天离开的地方。”

1946年7月11日,70高龄的司徒雷登正式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赴南京履职,同时仍担任燕大校务长之职。同年10月,司徒雷登借参加杭州青年会复会典礼之机,祭扫了他父母之墓,杭州市参议会授予他“杭州市荣誉公民”称号,并赠送他一把象徵性的金钥匙。

司徒雷登当时充满自信,对中国的形势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认为不能靠武力解决国共两党之间的争端,因为两党都不可能战胜对方。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此后他以促成中国的和平为己任,致力于组建中国的联合政府,他曾这样写道:“我之参与若存一线希望,促使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组成联合政府及统一的军队,以结束这场耗竭民力、自相残杀之内战,我即不惜代价,全力以赴。”可惜事与愿违,其努力既不可能被国共双方真正接受,也从未得到美国政府的信任。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不听他的,美国政府也偏袒国民政府,他作为大使,又不得不服从美国政府的决策——他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最后内战全面爆发。中共代表周恩来决定于11月19日返回延安。11月11日,他特意到美国驻华大使馆拜会了司徒雷登。11月16日,周恩来再次宴请司徒雷登,正式向他告别。并请中共代表团中的燕大毕业生龚澎、吴青和陈浩作陪。席间,他指着这些人对司徒雷登说:“他们是你培养的学生,你是燕大的校长,可是为我们培养了人才。”司徒雷登接口说道:“燕京的学生表现出了远非我们所能预见到的顽强性格和精神,他们充分证明了中国青年的优秀品质,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精神力量。”临别前,周恩来送给他一个明代的彩绘花瓶作为纪念。

调停失败,和平理想破灭,司徒雷登痛责自己失职,写道:“我辜负了中国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未能说服任何一方为达成协议而作出让步。” 当时燕大校务委员会曾致电司徒雷登:“燕京需要你,最热烈地欢迎归来。”但此时的司徒雷登已经深深陷入政治漩涡之中,不能自拔。1948年,在他72岁生日前,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罢课游行,还有38名校友联名写信给他,希望他尽快辞去大使职务,这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司徒雷登回燕大仅待了三天,便匆匆返回南京。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燕大校园。

1948年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当时包括苏联在内的驻华使馆都随国民政府南迁到广州去了,而司徒雷登则选择留在南京静观时局变化。司徒雷登留在南京的目的很明显:国民党大势已去,正如他不久前在给马歇尔的报告中作出的预言,蒋介石“将不可避免地被抛弃”。他希望能与共产党直接接触,以便有机会讨论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处理中美关系。他表示中国问题不只是一个对华政策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世界和平的问题。解决好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将是一大贡献。在解放军打进南京的第三天,司徒雷登开始起草一份备忘录,提出关于承认中共的设想。一周后,他派人与中共联系,而中共方面负责外事工作的,正是当年司徒雷登救助过的学生黄华。黄华奉周恩来之命,多次到南京与司徒雷登晤谈,以便借助师生关系了解下一步美国政府的打算。当时毛泽东曾就如何与司徒雷登会谈以及会谈的内容提出具体的意见。后来黄华也曾回忆当年会面时的经过。司徒雷登表示,美国已经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愿意与新中国建立新的关系。同时美国在中国一些地方的军队也可以作具体的调动,避免与解放军发生不必要的冲突。此后司徒雷登向黄华表示,希望能亲自去北京与周恩来面谈。周恩来通过黄华表示,欢迎司徒雷登回燕京大学一行,并表示可能一晤,毛泽东还转托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陆志韦写信给司徒雷登,表示他可以个人身份到北平参加燕京大学校庆,并考虑安排他同有关领导人见面。获此消息,司徒雷登很是兴奋,立即向美国政府汇报情况。但就在1949年7月2日这天,他接到了国务卿艾奇逊来电,不仅不允许他去北京,还要他必须于7月25日前回国。司徒雷登虽然知道命令难违,但还是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再次提出去北平的请求。但到了7月25日,美国国务院再次电催司徒雷登,务必于8月2日前离开中国。国民党政府也希望他先到广州,再回美国,认为这将是对国民党政府精神上的支持,但司徒雷登没有这样做。根据多年后傅泾波的回忆,他曾因是否赴北平之事与司徒雷登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司徒雷登最终依照美国政府的指示还是未能北上。对此傅泾波甚感遗憾地说:“如果当日老人家去了北平,恐怕以后很多历史都要改写了,甚至朝鲜战争都有可能避免!”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登上一架破旧的美国军用飞机,心情沮丧地离开他所爱的中国,离开他一生大部分事业所系之地,也离开了长眠于西子湖畔和燕园里的父母和妻子,从此再未踏上中国的土地。他乘飞机从南京直飞冲绳,并在那里发表声明,赞成中共领导的中国政府,但美国国务院未让这个声明在美国发表,还电告他不得再作声明。三天后,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白皮书”(The China White Paper)《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1944-1949年时期》。由于 “白皮书”公布了许多美国驻华外交人员——包括司徒雷登写给国务院的例行报告和经过“筛选”的资料,这带有很大片面性的资料给司徒雷登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使他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顶罪羊。

随后,毛泽东于1949年8月8日写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由新华社播发,对国民党和美国当局,也对司徒雷登本人——作为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代表人物——极尽讽刺。毛泽东开言道:“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毛泽东在文末还揶揄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夹起皮包走路。”毛泽东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中国大陆的中学语文课本里,这使得司徒雷登在中国比在美国更知名,只不过是声名狼藉罢了。长久以来,他辉煌的教育家生涯被人们所遗忘,而仅仅以“披着羊皮的狼”的虚伪形象被留在一代中国人的脑海里。

六、燕京大学的结局

司徒雷登离开燕京大学转任大使之后,陆志韦接任为燕大校长。1949 年,燕京大学根据“政府指示”进行了课程改革,增设了政治教育的课程。1951年2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批准燕大改为公立大学,并接管了她。陆志韦在庆祝会上宣布:“以后不论在名义上,在实际上,在经费来源上,教学的观点与方法上,燕京都完全而且永久的是中国人民的大学了。”随后燕大和其他前教会学校一起,掀起声讨美国文化侵略的高潮,并切断与美国的任何关系,思想改造运动亦就此开始。司徒雷登被控诉为“美国的间谍和中国人民的敌人”;赵紫宸在师生大会上痛斥司徒雷登是“美国的秘密代理人,是反苏、反共、反华的反动分子,因此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但没过多久,那些批判过司徒雷登的教师也纷纷遭到批判。1952年3月,赵紫宸在全校师生大会上遭到批判,罪名是“里通外国”。陆志韦更被作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而遭受批斗,被控诉为“披着学者的外衣,进行亲美反共的活动,造成祖国人民不可弥补的损失。” 当时所有燕大的学者都要接受思想改造。当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所有英美籍教授都离开了燕大,他们不愿意被当作“帝国主义分子”,给他们的同事和朋友带来麻烦。

1952年,几乎熔铸司徒雷登毕生心血的燕京大学被解体,分别併入了八所大学。而新北京大学的校址,便坐落在原燕京大学的校址上。至此,燕京大学不复存在。司徒雷登悲剧性的命运和燕京大学的消亡,实为那个特殊时代东西方关系的结果。

燕大虽然不复存在,但其桃李芬芳,溢美天下,遗泽后世。仅就中国外交界而言,新中国外交部的第一位女司长龚澎,中国首任驻爱尔兰大使龚普生,驻英国大使胡定一,驻意大利大使张越,驻希腊大使杨公素,常驻联合国代表凌青、副代表赖亚力,以及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都是燕大毕业生。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负责全程接待他的是燕大毕业生、时在中国外交部任职的韩叙,他后来成了中国驻美国大使。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时,随行人员中有四位出身于燕大。同年,黄华以外交部部长身份同美国谈判,中美正式建交。除外交界外,燕大在其他领域亦硕果累累,不再一一赘述。

七、美国晚年

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后的生活似乎十分闲适,多有时间与家人和老朋友聚会、吃饭,但他内心里却充满了失望与惆怅。更加令他痛苦的是,在麦卡锡反共运动笼罩下的美国国务院对他下了“禁言令”,不能参加任何正式活动,同时又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在这一连串巨大打击下,古稀之年的司徒雷登身体迅速垮掉。1949年11月30日,司徒雷登拜访过曾在燕大任教的乔治•巴博后,在乘火车返回华盛顿途中突然中风倒下,被送进马里兰的贝塞斯达海军医院治疗。在昏迷中苏醒之后,司徒雷登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焦急守候在床边的傅泾波。在将近四个月的特护中,傅泾波每天都到医院去探望、守护,陪老人待上几个小时。出院后,傅泾波把司徒雷登接到他在华盛顿的家里,与自己和家人同住,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对待他。因中风而导致的半身不遂和失语症,使司徒雷登在轮椅和病榻上度过了最后的13个春秋。那时,司徒雷登身边没有亲人相伴,唯一的儿子也不在身边。他的生活起居完全依赖傅泾波及其家人照料。傅泾波自年少时就追随司徒雷登,从司徒雷登受洗成为基督徒,又长期生活、工作在他身边。外界一直将他视为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和顾问。他和司徒雷登情同父子,一方面是由于基督之爱,另一方面是中国人知恩图报之心,同时他也是在为燕大所有的学生报答这位老人。

1952年11月28日,司徒雷登向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递上辞呈,提出因健康原因,希望辞去驻华大使的职务。3天后,杜鲁门在给他的回信中,对他在中国期间为增进中美关系所做的努力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司徒雷登晚年的最大也是最后一项成就是在病榻上完成了他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他在开篇第一行写道:“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和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联系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个国家里,而且还在那里长期居住过,结识了许多朋友。我有幸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后来又回到那里当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化,当福音派神学教授和大学校长。1946年,我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被提升为美国驻南京大使,然而,在1949年,我作为大使,最终却是很不愉快地离开了那个国家。”寥寥数语,其中国情怀跃然纸上。1954年10月15日,司徒雷登回忆录Fifty Years in China——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由美国纽约兰登出版社正式出版。同年12月,中译本《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在台湾出版。1955年和1982年,香港和中国大陆也分别出版了司徒雷登回忆录的中译本,可见司徒雷登在中国的影响力之大。

1955年,司徒雷登立下遗嘱,将他的全部文件赠送给傅泾波,并要求傅泾波替他完成两个心愿:一是将当年周恩来送给他的那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给中国;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未名湖畔他妻子的身旁。

从1960年开始,司徒雷登卧床不起,在临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回顾自己的一生。晚年的司徒雷登仍然坚信,“人生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荣耀上帝并且永远爱祂。”人类的生活方式越接近耶稣,世界就会变得越好;个人的命运,以及人类的命运也就越幸福。傅泾波如此描述道:“他以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和人类的仁者身份,几乎每天都在为和平、为中国的统一、为结束世界动乱等问题祈祷。”他对死亡毫无惧怕,因为他相信自己已经完成了上帝所赋予他的使命。

1962年9月18日,司徒雷登突然觉得胸间一阵隐痛,立即被送往华盛顿中心医院抢救。在那里他走完了他人生的路,安详地离开了人世,享年86岁。11月30日下午,葬礼在纽约基督教中心举行,由协和神学院院长杜森博士主持,几百名燕大校友从世界各地赶来参加了葬礼。所有人一致称赞他是一个最无私、最接近于耶稣伟大人格的人。葬礼是在管风琴演奏的中国民族乐曲《阳关三叠》中结束的。司徒雷登生前常说:“我出生在中国,也愿意死在中国。”傅泾波之子傅履仁先生这样说:“司徒雷登先生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回到中国是他最后的心愿。”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重启中美关系的大门。一年后,傅泾波应周恩来总理邀请,回到阔别24年之久的燕园,与吴文藻、冰心夫妇等燕大老友相聚。1988年5月,动过四次手术的傅泾波自感体力不支,派小女儿傅海澜专程将花瓶送还中国,陈列在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内。5个月后,傅泾波在华盛顿逝世,他只完成了司徒雷登的一桩遗愿。

八、魂归故里

傅泾波之子傅履仁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陆军二星准将,他和父亲两代人为司徒雷登骨灰归葬中国做了半个多世纪不懈的努力。傅泾波死后,傅履仁想尽办法,最后才将司徒雷登骨灰空运到中国。原本要葬在燕大旧址的计划已经获批,但后来又因遭到反对而搁浅。因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上层依然有人认为司徒雷登是敌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帝国主义分子,竟至联名上书反对他归葬燕园。此外,司徒雷登夫人当年逝后,被安葬在燕园的西南角,但那片地方早已被铲平,夫人的坟墓也不知去向。直到2006年习近平在访美期间,听说了司徒雷登的遗愿,并经过多方斡旋和努力,司徒雷登的骨灰才最终归葬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杭州。此举虽然与司徒雷登的遗愿并不完全吻合,但也算是个折衷之举,在客观上也修正了司徒雷登长期以来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具有一定的驱魅效果。虽然司徒雷登的最后遗愿至今还没有完全实现,但是,从他亲手缔造了燕京大学那一刻起,他的灵魂就已经永远地留在了燕园。

2008年11月17日上午,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仪式在杭州半山安贤园举行,现场一片肃穆,音乐低迴。在美国驻华大使雷德(Clark T. Randt, Jr.)、燕京大学老校友们和杭州市民的注视下,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被轻轻安放在安贤园的文星园,四周青松苍翠,远处青山环抱。墓碑上只简单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燕京大学校友会北京校友代表国仲元把一捧洁白的百合花轻轻放在了墓碑前:“老校长,您安息吧。” 杭州校友姚林杰感叹说:“司徒雷登先生总说西湖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这里就是他的故乡。今天,他总算回家了。”

司徒雷登在杭州的出生地——耶稣堂弄的故居也已于2002年得以恢复并修缮,作为文物得到保护。又于2005年6月辟为“司徒雷登纪念馆”对外开放。当年国民政府授予司徒雷登的“杭州市荣誉市民证书”,并那把象征荣誉市民的金钥匙,如今也静静地陈列于馆内。

历史学家林孟熹如此评论司徒雷登说:“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诚然如此,过去因着许多复杂的历史和政治原因,中国人,特别是生长于中国大陆的中国人对司徒雷登的评价有失公允。他一生绝大部分时间以中国为家,为中国效力,对中国的贡献远超过许多中国人。美国人可以忘记他,但中国人不应该忘记他,北京大学更应该感念他。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其局限性,但纵观司徒雷登的一生,相信每个人自会得出一个公允的结论:他是一个伟大在传教士、教育家、学者、仁者和爱国者——尤爱中国;他对中国的教育事业,以及对中国革命贡献甚巨,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和中美关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资料来源

  • Stuart, John Leighton,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1946-1949. Westview Press, 1981.
  • Yu-ming Shaw, An American Missionary in China: John Leighton Stuart and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2.
  • Philip West,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司徒雷登著,常江译,《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海南出版社,2010年7月。
  • 李跃森著,《司徒雷登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1月。
  •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载《毛泽东选集》四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91页。
  • 特约记者吕贝卡,“消失的燕京大学,被遗忘的司徒雷登”,《时代周报》, 2013年9月19日。
  • “司徒雷登魂归杭州,骨灰葬于半山安贤园”,网易新闻,2008年11月18 日。
  • “司徒雷登归葬中国”,金羊网,2014年4月30日。
  • “魂归故里:司徒雷登骨灰安葬杭州的前前后后”,凤凰资讯,2014年4月30日。
  • “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骨灰安放杭州”,北方网,2014年4月30日。

关于作者

李亚丁

作为世华中国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李亚丁博士现担任《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执行主任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