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达立

早年背景

苏达立（Stephen Douglas Sturton）于1896年9月12日出生在英国的剑桥。1904年，一个在中国医疗传教的朋友来到苏达立家中做客，并送给了小苏达立一些中国礼品，向他讲述了许多中国的故事。8岁的苏达立由此开始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希望有朝一日也能成为一个传教士去中国宣教。

1912年，苏达立考入剑桥大学以马内利学院（Emmanuel College, Cambridge）攻读医学学位；1918年毕业后在苏塞克斯郡皇家海军医院任内科医生。1920年，苏达立遇到了一个在中国山东的医疗传教士谈起中国的情形，使他感觉到“神呼召我必须到中国做医疗宣教工作。”数个星期后他又遇见一位从杭州返英的医疗传教士谈起杭州广济医院的情形，这个由英国圣公会创办的医院深深地吸引了他，于是他决定加入圣公会，请求赴杭州广济医院工作。

杭州广济医院岁月

1921年，苏达立与从事护士工作的苏安利小姐（Miss Rose Emily Jelley）结为伉俪，同年12月他们便为英国圣公会所派，一起前往杭州广济医院工作。在1921-1926年期间，苏达立和时任广济医院院长的梅滕更（David Duncan Main）有过很多交集。1924年夏天，广济医院莫干山临时医院开张后，苏达立应梅滕更之请上山主理其事。为改善麻风病区环境，苏立达争取到英国国际麻风救济会的援助，在新病区兴建起砖木结构的男女麻风病房和隔离所、诊疗室和圣约翰礼拜堂，使医院环境较前大为改观，广济麻风病院一跃成为当时国内硬件设备最好的麻风病院之一。苏达立还发展出一套以基督教信仰理念为基础的麻风院管理制度。他认为：一个成功麻风病院运作的前提是“全体职员拥有基督信仰之体验”，惟此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实践耶稣基督亲身“洁净麻风病人”之大义。

1927年，苏达立回到英国利物浦大学从事热带病学的研究。1928年10月1日，苏达立再次回到杭州广济医院，并接任广济医院院长。作为放射学专家，苏达立还兼任医院放射科主任，成为推动中国放射医学发展的重要开创者之一。1932年10月4日，中华医学会第九届理事会学术大会在上海举行，放射学专家首次以放射学组名义参会，苏达立为首任放射学组（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的前身）主席。当时苏达立领导的放射学组推动着中国早期放射学普及及临床科研。不仅如此，苏达立与同为杭州广济医院的傅维德医师合编了中国第一本放射学专业书籍《X光线引阶》，1933年由中华医学会出版，并于1949年由杭州新医书局再版，改名为《X光学手册》(A Handbook of Roentgenology)。

苏达立一方面秉承老院长梅滕更的核心价值观“显仁”，致力于广济医院的稳定与发展；另一方面发扬人道、博爱和奉献的精神，参与人道救援的工作。

1937年，一场浩劫正在向杭州扑来，而苏达立带领下的广济医院将在这场劫难中张开双臂，勇敢地接受历史所赋予的使命，与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站在了一起。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他们用自己的身躯为中国难民们带来了一线光明。对于每一个接受庇护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就是生存的希望。

早在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时，苏达立就带领广济医院全体同仁全力医治在空战中受伤的杭州笕桥空军将士。蔡廷锴第十九路军和张治中第五军部队的伤兵更是得到了广济医院的全力救治，其中就有从杭州出征的著名的八十八师的官兵（该师一千余名牺牲英烈，后来葬于杭州松木场陆军公墓）。苏达立为此获得了中国国民政府颁发的荣誉勋章。

1937年7月，苏达立正在莫干山开诊问病时，从收音机中听到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便马上下山，赶回杭州的广济医院。一个月后，战事蔓延到了杭州。1937年8月14日，苏达立亲眼见证了发生在杭州城上空的“八一四空战”。那天下午4点，他正在和圣公会浙江教区高德斯主教（John Curtis）在闸口的亚细亚火油公司跟魏烈思（Frank Willis）经理一起享用下午茶，享受着片刻间的岁月静好。忽然间，空袭警报声响起，日本轰炸机空袭杭州笕桥空军基地。苏达立接到医院电话后，急忙和高德斯一起返回城里。途中，他们看到日本重型轰炸机飞越钱塘江上空以及炸弹爆炸的情景，还有数架中国空军战斗机的惊险追击。空军英雄高志航打下日机后，自己也右手中弹，被急送广济医院救治。据苏达立自传和报告称，在随后的四个月里，杭州总共遭受到多达251次空袭，仅第一周就有9次空袭，整座城市被炸得千疮百孔，而广济医院则成为抵御空袭的坚强后盾之一。同时在淞沪会战中浴血负伤的官兵也陆续送达，第一批本来预计是35名重伤者，结果实际为60人，救治难度也相当大。广济医院扩充了床位，所有人手都动员起来参与救治工作。社会各界也迅速行动起来，其他教会医院和学校，以及佛教的寺庙都腾出场地用于救治伤员，最大的临时医院设在了千年古刹灵隐寺，整个杭州几个星期内就收治了上万名伤兵。按照国际法，教会医院可以在红十字会的名义下救治伤兵，由于广济医院为英国教会所创办，因此称得上是杭州城中一个重要的“庇护所”。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进入尾声，有万名伤兵被转到杭州市内以及周边，其中9000人可以撤退到后方，但有1000名重伤兵不能移动。如果得不到有效地救护，他们在杭州沦陷后恐怕性命难保。11月15日，杭州市卫生处处长张信培来找苏达立，请求广济医院接收一千多名无法转移的重伤官兵，并许诺将邻近广济的官立学校校舍划拨医院使用，并拨付一些必需款项。

当时，广济医院的财政已经非常拮据，苏达立随后拜访了当时的杭州市长周象贤商讨此事。当周市长得知苏达立表示愿意接受这批重伤员后，立即支付一张国币5万元的支票，作为筹设重伤兵分院的费用。几乎在同时，苏达立又从伦敦市长支援中国基金申请到了每月的定期资助，财政问题暂告解决。最后，苏达立和医院同仁慎重选择了无法撤退的重伤官兵共计660人，并于11月22日在寒冷的凄风苦雨中将他们转移到重伤分院，交由苏达立夫人及其助理人员负责照料。到12月23日，据苏达立所记：“伤兵也尽量运送离开，最后就剩下重伤不能移动者202人。”

11月初，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后，所有人都意识到杭州的陷落将不可避免，接着就开启了持续数周的全城大逃亡，80万人口最后只剩下10万人，留下的大多是真正的老杭州人。面对残暴的日军，众多百姓的命运将如何？广济医院的那些伤兵又该怎么办呢？

杭州即将沦陷时，苏达立是有机会撤离的，国民政府准备了专车供英美法等国人士离开，但苏达立出于基督徒的爱心和医生的责任心，以及红十字会的理念，坚持留在广济医院。在他的影响下，广济医院大多数人都决心留下来。他说：“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设立难民营，以便于战争迫近时民众能够获得逃难庇护。”

杭州沦陷后，在最恐怖的岁月中，苏达立领导下的广济医院为杭州百姓提供了一个生命的避难所。在1937-1942年间，他带领着广济医院的医务人员，救助了千万中国百姓和伤兵，而他自己最后却被关进了日军的集中营。

1937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夕，杭州沦陷，随即从天堂跌落到地狱。当日上午，日军杀进杭州城，其中包括恶名昭彰的号称“菊部队”的第十八师团，该师团刚刚参与了南京大屠杀，如今又给杭州带来了空前惨痛的劫难。苏达立在日记中写道：“圣诞节中午，日军开始大规模占据杭州的房屋，傍晚冲进民房肆意掠夺，杭州惨遭恐怖统治的序幕被拉开。全杭州市90%被劫掠，许多妇女惨遭凌辱，12岁到60岁之妇女在此时都失去安全感。时常有受害妇女被送进医院治疗。另一种骇人听闻的事件是日军放火烧屋，数处火警都很靠近医院。”圣诞节，这个本应充满和平与友善的节日，对于当时的杭州百姓来说，却成了苦难的开始。

据苏达立回忆，有一天早晨，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朱孔阳来到我这里。他说：“如果我们能够救杭州免受巷战，将是一件好事。”我说：“那当然，但怎样才能办到？”朱总干事提议，由我发起，邀请高德斯主教、仁爱医院的梅占魁主教（Bishop Georges Deymier）及长老会的麦穆兰牧师，另有邮务司寇顿先生、亚洲煤油公司经理魏烈思先生，还有商会会长，一起到我家开会，商量具体事宜。”最后会议决定：向中国守军司令部、并经由英国、法国及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向日方发出请求书，恳请体念伤兵、难民，并顾及天然美景和传统文物，希望能避免在杭州市区内作战。庆幸的是，该请求书获得中日双方军事当局的同意。

在这次会议上，苏达立和朱孔阳、田浩征、美国长老会的万克礼牧师（Kepler V. Evera）、圣公会高德斯主教、罗马天主教梅占魁主教、仁爱医院院长彭姆姆、蕙兰中学代校长葛烈腾牧师（Edward Clayton）等人，偕同杭州各界人士联合成立了救援会，并推选苏达立任红十字会秘书长。当时的红十字会会员包括中、英、美、法各国人士。救援会成立之初的当务之急是设立难民营。他们将平民伤病员集中到了天主教仁爱医院，受伤的军事人员和联络总部都放在广济医院，救济营建在各个教会场所、基督教青年会及西湖边的玛瑙寺等地，应急口粮则由商会提供。12月23日，救援会决定正式开放难民营。 难民营中悬挂起英、美、法等各国国旗及红十字会会旗。在极度恐怖中，有17,000多名妇女、儿童和老人涌进难民营，寻求这些旗帜的庇护。由于苏达立和其他传教士多属英美人士，而当时英美和日本并非交战国，所以他们可以在难民营悬挂英、美、法等各国国旗及红十字会会旗，以保护难民。

在苏达立的自传《从教会医院到集中营》里，通过他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日军所犯下的累累罪行，向全世界揭露他们的野蛮和嗜杀。日军杀入杭州城后，到处都是哭喊声和求救声，苏达立带着红十字救护车，奔走于杭州街头，到处救死扶伤，利用自己的身份抢救下很多中国人，即使面对日本侵略军也毫不退缩。

作为红十字会的秘书长，苏达立不仅亲自医治、救助了许多伤兵，还率红十字医疗队深入乔司等被日军屠杀的地区。他发现在没有外侨居住的小村镇，日军完全像野兽一样残忍，肆无忌惮地屠杀中国百姓，甚至毫不掩饰他们的罪行，只留下满地的死尸和废墟。在其自传中，苏达立记载道：“我经常以红十字会秘书长的身份巡视市郊小村镇。这些村镇没有外侨居住，情况比市区里更凄惨。1938年初，我组织小组救援队前往，……此时，闸口已是无人地带，只见到处是遗弃的尸体，因无人收尸而臭气熏天。有的刚被枪弹射死不久，仍浸在血泊中，也有无头尸体仍保持跪下姿势，有被砍头而未全断，背部被劈开的……其恐怖凄惨状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

有一次在杜桥，苏达立救出遭受日军大炮轰击的村民33人；第二天又从大火中救出数位妇女。在另一个村子，苏达立和医院员工与日本兵遭遇，出示红十字会证件后仍被日军带到部队检查核准后才被放行，此行又救出23人。

英国著名记者田伯烈在其《外人眼中的日军暴行》一书中，也记录了苏达立帮助难民的一些细节：“苏达立暂时放下医院院内的工作，专门负责外面救护难民的事情，医院里的汽车和救护车归他使用。……在中国最动荡、杭州最恐怖的岁月中，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救难工作中，对第二故乡杭州百姓的救助、伤兵的医治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为防止日军进犯医院和外侨住宅，苏达立在医院里组织了巡逻队，由高德斯主教带队，郝惠琴（P. Haddow）和贾义德（M. Garnett）两位女医师轮流把守大门。他们还进行了一些基本的训练以躲闪日军的刺刀。

然而，在1938年还是发生了不幸的事件，就是“伤兵遭到日军的逮捕和羁押”。当年 7月30日日本宪兵悍然闯入广济医院，并在四周架设机关枪，共捕走103名痊愈期伤兵。尽管苏达立和医院全体员工奋力辩争，僵持六小时，也无济于事。日方企图迫使苏达立签署移交文书，苏达立宁死不从，他在后来给宣教会的报告中说：“我告诉日方人员：‘即使置我于死地，我也不会退让半步’”。后来，苏达立他们商定由高斯德主教前往上海向英国总领事汇报，并通过英国广播公司、路透社等媒体将日军的无耻行径公诸于世。在外交和舆论压力下，为缓和各方谴责，日军当局同意苏达立等人可以定期探视诊疗羁押在陆军监狱的伤兵们。监狱的条件十分恶劣，拥挤而潮湿，每次苏达立他们都是在日军的刺刀下给伤员看病的。他们也给这些被羁押的伤兵带去食物、信件等。经过不断交涉，日军在1938年11月3日明治天皇生日那天释放了其中44人，另外59人被转移到上海关押。医院剩下最后一批伤兵于1939年的复活节顺利出院，医院还为他们举行了欢送会。

自杭州沦陷至 1939 年之间，苏达立联手杭州著名律师田浩征等人，医治了中国伤兵1000多人。广济医院1938年总病例人数为88,000，超过战前最高峰1926年的60,000人，苏达立在1939年一份报告中预估当年会突破100,000例。除广济医院外，还有基督教蕙兰中学、仁爱医院、弘道女中及青年会等地作为避难所，总共接纳了25,000多名妇女和儿童。

幸好由于广济医院的特殊背景还能维持，能收到外界的援助。苏达立新申请了“美国咨询委员会”的款项和“美国红十字会”的医疗用品，“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所属儿童基金专门资助营区的2000名儿童。苏达立在一份写给伦敦的通讯中写到，他们曾在一个月内收到美国红十字会的98病例的医疗用品、大量罐装牛奶和咸牛肉以及5吨麦片。这些物品的包装袋上写着“美国人民赠予中国人民”。

到1939年夏，难民数量已大为减少，伤员救治工作也暂告结束后，苏达立夫妇启程回英国休假探亲，医院暂由郝惠琴医生任代理院长。两个月后，苏达立把夫人留在英国陪同两个女儿，自己则几经周折回到了广济医院。可是回来后不久即因蚊虫叮咬而患了血中毒，不得不卧床休息四个月。但他尚未完全痊愈，即投入到救难工作中去。

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英国和美国宣战，将其占领区内西方人统统视为敌人。当日上午，苏达立正在医院教堂做礼拜，从外籍同事口中得知日本向英美宣战的消息。中午时分，驻杭日军即派宪兵到医院进行了搜查，没收了无线电和一些“违禁”书刊，加派了监视哨，苏达立他们与外界联系几乎中断了。傍晚，日军突然闯入广济医院，称“你们仍有自由，但是我们要执行任务，逐屋搜查”。此后，医院的院务虽然能够继续维持，但处在日本宪兵随时“监视搜查”中。8月31日，日军突然下令要征用广济医院以医治他们的伤兵，逼迫苏达立将医院移交给日本军事医务机关。

1942年11月11日，苏达立因为“帮助治疗中国伤兵”之罪名，被四名日军宪兵拘捕，第二天就被押送到上海海防路集中营监禁。集中营内关押了英、美、丹麦、比利时、希腊等国的360名外侨，年龄最小者21岁，最大者已74岁。日军视他们为“危险的战犯”，让他们忍饥挨饿，受尽凌辱。苏达立记载：“营犯中时常有人随时被宪兵提到总部诘问或被特别拘禁，时间从24小时到3个月不等。各国男女混杂，拥挤污秽，受尽凌辱和饥饿。”

1945年6月底，苏达立与其他外侨被日军强行“转移”到北京郊区丰台一个“在日军严密军事管制防卫，甚至连日军士兵都不允许阅读任何报纸”的集中营，直到日本宣告投降后才获释。

抗战胜利后，苏达立重获自由并再次担任广济医院的院长兼麻风病院院长，继续为杭州市民服务。经过几年的努力，杭州广济麻风院的声誉又逐渐传遍全国。1948年，鉴于麻风治疗住院的病人日渐增多，苏达立与医务部主任马雅各一起筹划麻风病院扩大事宜。1949年在武康上柏的鸿渐岭创办了国内最早的“麻风村”形式的农场。

离华赴港

1951年，苏达立等圣公会有关负责人，将广济医院估价旧币32多万元，租给浙江医院作为教学医院。同年，苏达立等外籍医生回国。离开杭州前，他和昔日战友田浩征律师一起骑着自行车来到钱塘江边，站在钱塘江大桥上，最后一次注视着这座他曾经生活与工作30年并为之付出一切的城市，深情地与她道别。这个曾在风雨如晦的时刻守护着杭州的医疗传教士，带着对中国人的爱，带着心灵的创伤和苦痛回到了他自己的祖国，却留下一座历经风雨沧桑的医院，依旧矗立在杭州这片土地上。

苏达立虽然身返英国，心里却始终牵挂着中国人民。不久，他又到香港行医，直到力尽方休。1970年9月28日，这位忠于其信仰与使命，深爱中国百姓，并在危难中拯救千万生命的“杭州的拉贝”，在英国黛芳的布朗顿（Braunton, Devon）辞世，享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