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

姓孙名文，幼名帝象，谱名德明，号日新，后改号为逸仙。因旅居日本时自称为中山樵，故名孙中山。于1866年生于广东香山县翠亨村一农民家庭，父母皆信仰传统民间宗教。年幼时，父母恐其难以成活以至长大成人，故契谊于本村北帝神庙，认北帝神为其谊父，以求得庇祐。

孙中山自年少时即喜爱追求真理，常向母亲杨太夫人询问宇宙及人生的奥祕。1879年，他随母亲去夏威夷檀香山投奔其兄长孙眉。据其自传所言：“始见轮船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孙眉早年赴檀香山谋生，经多年奋斗，苦心经营，此时已颇为富有。孙中山到达后不久，被送往英国圣公会所办的伊奥兰尼（Iolani School）英文学校读书。该校不仅办学严谨，而且宗教气氛浓厚。除一般科目外，还有圣经课程、祈祷会与主日崇拜等。三年下来，孙中山不仅学到语言与文化，而且在校长韦礼士（Alfred Willis）的带领下，在基督教信仰方面，也奠下良好的基础。虽然他当时尚未受洗，但每逢主日，他都去圣安德烈教堂（St. Andrew’s Cathedral）去敬拜神。

毕业后，孙中山又入欧湖学院（Oahu College）读书。1883年，因基督教信仰之故，与兄长发生争执。孙眉对他热衷于“洋教”非常不满，一气之下，就把他送回中国。回乡后，孙中山视北帝庙内诸神为偶像、迷信，意欲除之而后快。遂毁坏北帝神一臂膀，并砍断另一神像的手指。此举不仅惹怒了乡人，也为父母所责骂，为同族人所不容。无奈只好背井离乡，远走香港。

到香港后，孙中山进入圣公会的拔萃书室（Diocesan Home）读书，同时师从于伦敦会区凤墀长老修习国文，“逸仙”之名即为区长老所起。后经区长老介绍，孙中山结识了美国公理宗刚纪慎会的喜嘉理牧师（Rev. Charles Hager）。一日，喜牧师问及他是否已经信仰基督，孙答：“基督之道，余固深信，特尚未列名耳。”喜牧师见他信心笃定，遂劝他受洗，孙中山欣然接受。故于1883年冬季在香港必烈者士街刚纪慎教会受洗。据该教会受洗名册记载，孙中山署名孙日新，其意取自《大学》“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语，又含有“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之意。与他一同受洗的还有其同乡好友陆皓东，当时署名陆中桂。陆日后对国民革命贡献很大，是孙中山密友中牺牲于革命的第一人。

此后约二年之久，孙中山居住在教堂二楼，与喜嘉理牧师朝夕相处，除谦卑学道之外，亦热心参与教会事工，深得嘉牧师讚赏与期许。他曾如此评价孙中山：“向使当日香港或附近之地，设有完善之神学院，俾得入院授以相当之课程。更有人岀资为之辅助，则孙中山先生者，殆必为当代著名之宣教士矣。以其热忱毅力，必能吸引多数人皈依基督。”虽然孙中山后来走上学医道路，但他仍与教会保持著密切的关系，况且学医之念乃源自于他的基督信仰，目的是济世救人。

1885年，孙中山考入中央书院（Central College）。但他仍一如既往，每逢主日，前往附近道济会堂参加崇拜，聆听王煜初牧师讲道。有时还利用假期随喜嘉理牧师到乡村去布道，或发送圣经和福音单张。不久，他先后在广州博济医学院和香港雅丽医学院学医，毕业后，利用行医奔走于革命事业，以实现其救国救民之大志。但他始终持守著基督教信仰。综其一生，基督信仰对他的思想主张，生命乃至生活影响甚巨，他自己曾见证说：“革命的成功，在于仰赖神的恩助。”

1896年，孙中山伦敦蒙难，被清廷捕快逮捕，拟押送回国处决。在此千钧一发、九死一生之时，全赖他的老师，香港雅丽医学院院长康德黎博士的及时营救，方得脱险。康德黎乃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然而若不是在檀香山偶遇康德黎，孙中山就无法知道康德黎即将返回英国的消息，就更无从得知其在伦敦的地址了。这次遇险经历足见神的奇妙安排与保守。脱险之后，在给其老师区凤墀长老的亲笔信中，孙中山如此描述说：“弟被诱擒于伦敦，牢于清使馆，十有余日，拟将弟捆绑乘夜下船，私运出境。初六、七日内，无人知觉。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此时唯有痛心忏悔，恳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但日夜三四人看守，窗户俱闭，严密异常，惟有洋役二人。前已托之传书，已为所卖，将书交与衙内之人，密事俱俾知之，防范更为加密！而可为传消息者，终终必赖其人。今蒙上帝施恩，接我祈祷，使我安慰，当必能感动其人，使肯为我传书，简地利（康德黎）万臣两师，他等一闻此事，著力异常，即报捕房，即禀外部。初时尚无人信，捕房以此二人为癫狂者，使馆全推并无其事。初报馆亦不甚信，迨后彼二人力证其事之不诬，报馆始为传扬，而全国震动，欧洲震动，天下各国亦然。沙侯（首相）行文著即释放，不然即将使臣人等逐出英境。此十余日间，使馆与北京电报来往不绝。我数十斤肉，任彼千方百计而谋耳。幸天心有意，人谋不藏，虽清勇阴谋，终无我何。弟遭此大故，如浪子还家，亡羊复获，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进之以道，常赐教言，俾从神道而入治道，则弟幸甚，苍生幸甚！”由此可见孙中山信仰之诚笃。

自民国建政之初，孙中山即坚持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在他写给美以美会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政教分立，几为近世文明国之公例，盖分立则信教、传教皆得自由，不特政治上少纷扰之原因，且使教会得发挥其真美之宗旨。”在致其恩师康德黎博士的信中亦说：“吾师为余事工所献之忠诚的祈祷，实令心感。余现正努力谋中国信仰之自由，并预卜此新建之邦，必能使基督圣道，日见兴旺，此则堪以告慰者也。”在1924年中国基督教青年会25周年庆祝大会上，孙中山在致词中说：“教会之入中国，既开辟中国之风气，启发人民之思想，使吾人卒能摆脱异族之羁绊，正如摩西之领以色列人岀埃及。”

1925年3月31日，孙中山在弥留之际，对当时围绕其病榻之家人挚友，留下遗言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其子孙科亦在家书中证实：“父离世前一日，自证我本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仰上帝。”孙中山能至死不渝，见证主道，从中可见其信仰之真诚。

当代一位历史家如此评价其丰富多彩的一生：“（孙中山）因基督而学医，因学医而‘革命’……。 基督、医生、革命，三者对他的生涯与转变，有著密切的连锁关系 ……。 （他）不忘基督的信仰，不失西医的所守，不放松‘革命尚未成功’的殷切嘱咐。这些交互性的表现，正是这位伟大人物的最佳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