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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 Guoan

1858 — 1913

唐国安

清末民初时期著名基督徒社会活动家、外交家和教育家;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

  基督教青年会

  北京 , 广东 , 上海

唐国安,字介臣,1858年10月出生于广东澳门附近唐氏家族的村庄一个基督教家庭里。1873年,当身为中国留美教育使团副使的容闳回到广东招募学生赴美读书时,唐国安应召成为第二批留美幼童之一,被送往美国读书。他先在康涅狄格州的寄宿家庭里接受了家庭式的小学教育,然后进入麻塞诸塞州北安普敦(North Hampton)的公立学校学习。1879年,唐国安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中学学业,进入菲利普艾斯特高中(Phillips Exeter Academy)的大学预科班。

虽然中国留美教育使团的监督禁止留学生们参加教会活动,并要求他们定期接受孔孟之道的教育。唐国安和另外二十多位学生,还是接受了基督教信仰,成为基督徒。他们还创办一个“复兴社”,彼此鼓励和支持。唐国安在这个团体中担任秘书。这段经历使他认识到,中国未来发展的核心是道德的改革,而不仅仅是科学和人文艺术的发展。

1880年,唐国安进入耶鲁大学读书,第一年就赢得拉丁语作文奖;而且他品学兼优,正直善良。可惜的是,仅一年后,他在耶鲁的学业就被迫中断,因为清政府决定撤回中国留美教育使团,勒令所有学生迅速回国。当时,大部分学生才刚刚进入大学。

留学生们回国后,非但不被重用,反而在政治上背著叛国的嫌疑,在文化上被视为异化的中国人。而清朝政府严重的腐败和滥用权力,也让这些饱受西方先进文化熏陶的学生们深感震惊。唐国安和其他学生一样,艰难地在社会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曾先后在几家外国公司和美国领事馆中担任翻译和秘书。

唐国安的父亲是一位贫苦农民,在他留美期间就已过世。归国几年后,母亲也去世了,所以唐国安定期拿出部分收入来供养家人。1884年,唐国安与香港的一位姑娘结婚。婚后,他们没有孩子,收养了侄子唐宝森。

1890至1898年期间,唐国安担任开平矿务局的英语秘书和总经理助理,该矿是在近代洋务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李鸿章的支持下创办的。1899年,唐国安奉调前往辽宁,担任京奉铁路的职工总管。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唐国安被迫到南方躲避期间,投身于香港商业界。 1901年前后,他协助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负责人弗莱彻·布洛克曼(Fletcher Brockman)建立了香港基督教青年会,并担任董事会主席。

1903-1907年,唐国安住在上海,担任粤汉铁路局的财物总监,然后又回到京奉铁路局。此外,他还在上海青年会担任财物和管委会成员,并且从事写作和文字编辑工作。1907年春天,他当选为第五届全国青年会管委会的成员。

唐国安除从事商业活动外,也是国内知名的作家和演说家,积极倡导道德和社会改革。他在一系列开创性的活动中,与另一位耶鲁大学的毕业生颜惠庆联手合作。颜惠庆于1900年回国,在圣约翰学院任教。两人的家族在上海都有相当的影响力,唐家是在商业界,颜家是在文化界。唐国安的堂兄唐绍仪是怡和洋行的总经理;而颜惠庆的父亲颜永京牧师是圣约翰学院的第一任院长。

唐国安加入上海“天足会”,极力反对妇女缠足;成为耶鲁大学校友会城市分会的会长;并在耶鲁大学毕业生李登辉创立的寰球中国学生会担任董事会成员,为该机构创办的杂志撰写文章。这位李登辉曾担任复旦大学的教务长、校长。

1904年,唐国安、颜惠庆等人,开始为青年会在全国发行的双语报纸撰写英文稿件。同时还参与《南方报》英文专栏的写作。他们的文章在英文读者群中有相当的影响,甚至被外国报刊所转载。他们不畏权势、口诛笔伐,从而在国人,以及外国人中赢得很大的名望和尊敬。有人这样评价说:“他们两人用优美的语言,表达了公正的看法。……唐国安以正直的心灵,渴望社会的公义,公开谴责不公义的事情,毫不畏惧。” 1

1905年,唐国安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宣教工作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意见。这些短文反映了他坚定的基督教信仰,以及这种信仰所赋予他的强烈的道德和社会正义感。1905年初,唐国安为《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撰文,明确指出中国教会领袖们所面临的困难。他与许多中国教会领袖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并对他们为中国社会所作的贡献,包括慈善工作、禁止缠足、抵制鸦片等,满怀崇敬。他更将颜永京牧师视其为自己的榜样和导师。

唐国安严厉谴责鸦片贸易:“鸦片贸易是最为严重的错误,违背了公义的原则,……停止鸦片贸易,对于英国来说不过是损失几百万英镑而已,但是因为这一点钱,就让几千万中华儿女拒绝基督教,失去今生的快乐平安和将来的永生,孰重孰轻还不清楚吗?”

唐国安呼吁西方传教士重视中国的教育问题,主张多建基督教学校,特别是女子学校;更大范围地发行高层次的基督教出版物;加大力度培训年轻的中国基督徒领袖、牧师、教师和作家。他希望通过这些方式,在未来的十年里,使中国社会和教会有更大的改观。

1907年,唐国安进入清朝政府的外交部门,担任外务部司员,兼管京奉铁路。此后,他与几位当年同期赴美的留学生一道工作,致力于他们的改革目标——使中国恢复完整的主权,终止外国势力在华的霸权。当时袁世凯担任外交大臣,为抵制外国势力,防止中国被进一步瓜分,袁世凯广为招募和重用那些曾经在西方和日本留过学的精英分子。唐国安的堂兄唐绍仪长期担任袁世凯的助理,他帮助袁世凯广揽精英,先后招募了唐国安、梁敦彦和颜惠庆等人,梁和颜后来都曾担任过外交大臣。不久,这些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外交官在国际上开始享有盛誉,他们的开放态度与行事方法与朝廷里那些昏庸、腐朽的官僚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袁世凯当时的外交策略是“以夷制夷”,试图通过获得美国的支援,对抗欧洲、俄国和日本。唐国安时常在袁世凯的外交会晤中担任翻译。1908年,美国舰队应邀访问中国时,唐国安担任清政府接待团的翻译和顾问。不久,唐国安参与了袁世凯和唐绍仪的两项工作:第一,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美国联合,加强国际性合作,制止鸦片贸易;第二,重新共同启动派遣中国留学生赴美深造的项目,这与当年幼童留美已有近三十年之隔。

1909年2月,中美两国政府联合举办的首届“万国禁烟大会”在上海举行,会期一个月,共有13个国家派代表参加,会议议题是共同商讨如何中止鸦片贸易。美国主教查尔斯·布兰特(Charles Brent)先生代表美国出席了会议。唐国安作为中方代表和发言人,在这次大会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是中国第一次以平等的地位和签署国的资格参加国际会议。这次会议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国安用标准的英语,详细报告了清政府在禁止鸦片的销售和使用方面所做的努力,让与会的各国代表感受到压力。在这份报告中,唐国安突出强调了鸦片给中国经济、社会和道德所造成的严重伤害和沉重负担。他也迫切希望得到更多国家的理解和支持。唐国安还代表中国政府,向一些在禁烟方面做出贡献的外国人表示感谢,其中包括英国基督徒议员沙夫茨伯里伯爵(Shaftesbury)先生,以及在中国宣教界的领衔人物,著名宣教机构“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戴德生(Hudson Taylor)牧师及其妹夫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先生。因为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戴德生鼓励那些在印度和中国的宣教士游说英国议会,在英国皇家鸦片问题听证会面前作证,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抵制鸦片贸易、立法禁止鸦片使用的共识。海班明先生是禁烟协会的管理层成员,他利用宣教机构的媒体,让英国社会感到羞愧,激发他们反对这种污染每位英国公民灵魂的罪恶贸易。1894年,海班明先生邀请上海的颜永京牧师前往英国,在52个城市中巡回演讲,见证鸦片对中国社会和家庭所造成的破坏,给英国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在皇家法庭上为此作证。宣教机构还不断使用统计资料和医疗宣教士们在中国的见证,来反驳当时那些认为鸦片可以作为药材、其副作用不会给人造成伤害的理论。

唐国安坚定的原则和雄辩的口才赢得了高度的尊敬,他的讲话被译成多种文字广泛发行,他的观点在欧洲,特别是在英国获得了公众普遍的支持。这也使得英国政府能够趁机采取实质性的行动,限制鸦片贸易,兑现曾经许下的诺言。唐国安的演讲“打响了中国禁烟运动的第一枪,标志著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告彻底禁除‘鸦片咒诅’的决心。” 2中国政府采取强大的行动,并在1906-1909年期间进行外交努力,从而形成一场禁烟运动。1911年,中英两国正式签署了禁烟条约。万国禁烟会议之后,唐国安任职中国驻美国的留学办公室,负责由教育部和外交部联合举办的中美两国政府支持的中国学生留学项目,从此将注意力转向了教育领域。这个项目的资金来自于清朝政府支付给美国的庚子赔款。1909年12月,唐国安作为中国外务部的代表,陪同第一批47位男学生前往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在漫长的旅程中,他经常与同学们聊天,向他们讲述自己在19世纪70年代留学美国的经历,鼓励他们融入美国的大学生活。护送第一批学生到美国后,唐国安回国,官封五品。1910年,他又护送第二批留学生,并在美国逗留了一段时间,安排学生住宿事宜。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唐国安投身于禁烟运动和建立一所大学这两项重要的工作中。他参与建立了清华国立高中学堂,作为留学美国的预备学校。1909年学堂开学,招收了468位学生。8月,唐国安成为学堂的校长助理,承担主要的管理责任。

1911年12月至1912年1月,唐国安作为鸦片贸易问题的中方代表参加了海牙禁烟会议。这次会议产生了第一个针对麻醉类物品贸易的国际法——《国际鸦片公约》。英国议会也终于决定终止在世界范围内的鸦片贸易。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华学校被关闭半年之久。1912年5月,清华学校重新恢复教学活动,唐国安成为清华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周诒春出任分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后来继任校长),唐国安的外甥唐孟伦分管行政工作。尽管清华学校是非宗教性大学,课程设置以科学和技术知识为主,唐国安却为学生设立了高标准的道德要求,学校的教职员工大部分是基督徒。1913年初,唐国安从那些归国的留学生当中,招募了一批高素质的人才从事清华的工作,在学校的教学、组织、资金募集和校园扩建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最后,由于他的心脏病持续恶化,遂辞去院长的职务,推荐副院长周诒春来接替他。1913年8月22日,唐国安因心脏病去世,年仅55岁。

唐国安具有开放的头脑和宽广的胸怀,拒绝官僚作风,倍受师生们的尊敬和爱戴。清华的首批毕业生、著名的教育家陈和勤先生回忆说:“作为一名基督徒,他对人真诚,工作热情,将学生视为兄弟,同事视为朋友。……他的离世,让我们感到悲伤,就像失去了一位慈父。” 3 无疑,唐国安在清华校史中留下深远的影响。

此外,唐氏家族还享有“五代清华家族”的盛誉。第二代是唐国安的外甥唐孟伦,于1909年加入清华。第三代是唐孟伦的外甥唐贯方,于1921年被介绍到清华,在图书馆工作。第四代有两位成员加入了清华:唐贯方的女儿唐绍珍,1947年后在图书馆工作;儿子唐绍明,从清华毕业并留校任教8年,后来又任国家图书馆副馆长6年,亦曾从事过对唐国安的研究。第五代是唐绍珍的儿媳妇王琦频,至今仍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

唐国安对国家的贡献与影响非凡。出于对上帝、对家庭和祖国的热爱,他对中国铁路和海运事业的发展、鸦片贸易活动的终止、主权的恢复以及现代教育的建立,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归属

Photo: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December 1909). Courtesy of Center for Research Libraries, Chicago, Illinois. [cropped]

脚注

  1. Lu Yin, 《唐介臣》“Tang Jiechen.”
  2. 《唐介臣先生的晚年》[D. Y. Lin, “The Late Mr. Tong Kai-Chen,” 44–45.]
  3. Jessie Gregory Lutz, 《中國與基督教大學:1850-1950》[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72–73.
  4.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January 1913) reported on the sixth national YMCA convention in Beijing, December 12–15, 1912.
  5. On the history of the Asian games, see Sadec.com, “Asian Games History,” http://www.sadec.com/Asiad98/asiad2.html]

资料来源

  • Carol Lee Hamrin, "Tang Guo'an: Pioneering China's Rights Recovery Movement," Carol Lee Hamrin, ed., with Stacey Bieler, Salt and Light: Lives of Faith that Shaped Modern China(Eugene, OR.,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Pickwick Publications, 2008).

关于作者

李亚丁

作为世华中国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李亚丁博士现担任《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执行主任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