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若望

汤若望，神圣罗马帝国科隆（今属德国）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1619年（明万历47年）来中国传教，1666年（清康熙5年）卒于北京，在华历47载，历经明末、清初两个朝代。他是继利玛窦之后最为重要的耶稣会士之一。他继承利玛窦的科学传教策略，结交社会上层，自上而下传扬天主教教义。他科学与宗教著作等身，并在明、清朝廷的历法修订、天文学、炮火制造等方面皆有卓越的贡献。他以其虔诚的信仰，渊博的学识和忠诚的奉献，奠定了其在中国基督教史、中国科技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早年生活

汤若望德文名为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于1592年5月1日出生在德国莱茵河畔科隆城的一个贵族家庭。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出生时，父母抱他到教堂领洗，取名Johann Adam。到中国后，根据Johann Adam 的发音和当时的译法，取中国名为“汤若望”，还按古时中国习惯，取“道未”为字。“道未”［1］出自《孟子》的“望道而未见之” ［2］。 

时至今日，在波恩附近的吕符腾贝格（Lueftelberg）还有汤若望家族的古典城堡，这裡青山环绕，景緻幽静。“汤若望在此庄园度过了幼年时光，并受到良好的教育。中学生活是在耶稣会创办的‘三王冕’中学度过的，毕业时作为出类拔萃的学生被选送进天主教的高等学府──设在意大利的德意志学院。1608年，16岁的他就离开家庭到罗马读书了。他先是学了三年哲学，接着又攻读神学、天文学和数学，先后共四年。［3］”  　　 1611年10月，汤若望加入了耶稣会，宣誓终生安贫、贞洁、服从。随后，搬到罗马耶稣会的圣·安德烈奥修道院，当一名见习修士，接受严格的修士训练。同时他还进入灵采研究院学习，探索不断发展着的新科学，尤其是天文学和数学。圣·安德烈奥修道院图书馆里有大量的海外耶稣会士写给总会的年报、报告和信函。其中关于利玛窦在中国传教取得的丰功伟绩和他“合儒超儒”的宣教策略深深打动了汤若望的心。1613年10月，他进入耶稣会创办人罗耀拉（Ignatius Loyola）创办的罗马学院，开始了为期四年的神学和数学研究。161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在罗马学院的学业，晋升爲神父。

二、赴华传教

1618年4月16日，在从中国返欧的耶稣会法国修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的带领下，汤若望、邓玉函（Johann Schreck）和罗雅各（Giacomo Rho）等22名传教士，从葡萄牙的里斯本启航东渡。［4］“1618年10月4日，经过了五个半月的苦难历程，航船抵达印度的果阿。…… 果阿的几个月调整生活很快就过去了。1619年5月，赴中国的教士们重新启程了。金尼阁与邓玉函同乘一船，汤若望与齐惟才（Wenceslaus Kirwitzer）搭乘另一船，先后向中国南海方向驶去。两个月后，他们分别在澳门登陆。就这样，汤若望的欧亚之行终于顺利结束了，他也就此告别了欧洲故土，一生再未返回。［5］” 

1619年7月15日，汤若望一行抵达澳门，时值由沈漼发起的“南京教案”平息不久，传教士们不得不暂时留在澳门圣·保禄学院里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

1622年6月23日，耶稣会士布鲁诺（Bruno）、罗雅各和汤若望指挥炮手击退了入侵澳门的英荷联军。朝中耶稣会士的朋友们如徐光启等人，借机上奏皇上，力邀传教士进京帮助朝廷，以挽回明朝颓势。但传教士们反对以此为藉口进京，强调自己一方面不谙军事武器知识；另方面，此举亦与信仰不符。对此，李之藻劝说道：“你们利用这个称号，就像裁缝用针一样，针在缝製衣服的时候是有用的；用过之后，就将它搁置一旁不用了。当你们得到皇上的允许，能够留在京城之后，就可以很容易地将剑放在一旁，而将笔拾起来。［6］” 于是，汤若望藉此契机辗转广州、江西、浙江等省，最终于1623年1月25日到达北京。

三、以科技之长效力朝廷（明末）

抵京后，汤若望仿效当年的利玛窦，将他从欧洲带来的数理天文书籍列好目录，呈送朝廷。还在住所陈列从欧洲带来的科学仪器，供官员和学者们参观。到北京不久，就成功地预测了当年10月8日出现的月食，后来又成功地预测了第二年(1624年)9月的月食。［7］此外，他还采用一种罗马关于月食的计算方法，计算出北京子午圈与罗马子午圈的距离。为此，他写了两篇关于日食的论文，印刷分赠给众官员并呈送朝廷。 1627年夏，由于恶党魏忠贤专权，京师的传教气氛不佳。同时，应教徒王徵恳请，汤若望被派往西安接替金尼阁。他在西安城内建立了一座小教堂，除了开展宗教活动外，他始终坚持科学研究和著述工作。1629年，他用中文写了一本介绍伽利略望远镜的《远镜说》。此书图文并茂，从原理、结构功能和使用方法上详细介绍了伽利略式望远镜，成为中国科技史上关于光学和望远镜的奠基性著作，对后世有重要影响。汤若望和邓玉函是第一批把望远镜带进中国的传教士。“但最终成功把望远镜带到北京并广为应用的，却是汤若望。［8］” 

1630年（崇祯三年），由于邓玉函去世，主持修历的礼部尚书徐光启急需精通天文学的人才，故上奏皇上，力荐汤若望回京供职于钦天监。在钦天监，汤若望译著历书，推广天文学，制作仪器。 1631年，徐光启和下属首次用望远镜观看了日食。观测过后，徐光启叹为观止，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若不用此法，止凭目力，则炫跃不真。” 除此之外，汤若望还编写和翻译了大量书籍，内容大多集中在恒星交食方面。

汤若望在徐光启主持下参与测量并绘制了大幅星图的工作。他们绘制的星图“突破了中国两千年的传统”，“形成了现代中国星象的基础”。绘制时所使用的数据都是在徐光启主持下重新测定的。这幅星图“是近代恒星天文学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产物。从此在星名表达方式、星座的组织和体制，恒星的测量和推算、星图的形制和表绘方式、星座星数的扩充等许多方面，改进了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星图的形式和内涵。它使突出于世界天文学史的中国古星图，在欧洲科学革命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爲一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出星图。”他们绘制的大幅星图有两幅现存于罗马梵蒂冈图书馆。［9］ 

1634年12月,在徐光启和汤若望主持下，经过十多年的辛勤工作，钦天监终于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崇祯历书》，共计46种137卷。《崇祯历书》是对中国传统历法的重大改革，它的编撰完成，标志着中国天文学从此纳入世界天文学发展的共同轨道。1639年1月6日，崇祯皇帝对汤若望等人的治历工作十分赞赏，亲赐北京南堂耶稣会所御匾一方，上面亲书“钦褒天学”四个大字。《熙朝崇正集》卷二载崇祯十一年，顾锡畴《礼部体准给匾钦褒天学疏》，谓：“如远臣汤若望创法立器，妙合天行，今推步前劳已著，讲解后效方新，功宜首叙。［10］” 

1640年［11］，汤若望还同中国学者李天经合作翻译了德国矿冶学家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12］于1550年撰写的论述16世纪欧洲开采、冶金技术的巨著“矿冶全书”（Dere Metallica Libri XII），中译本定名爲《坤舆格致》［13］。 此书编成后，汤若望进呈给朝廷，崇祯皇帝御批：“发下《坤舆格致》全书，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但因明王朝迅速崩溃，该书未及刊行。［14］  汤若望初入华时，正值明朝内忧外患之际，满洲努尔哈赤的勇兵悍将“非火器战车不可御之”。1642年（崇祯十五年），汤若望奉旨设厂铸炮。但他“竭力寻找借口，希望朝廷能原谅他不能从命。他坚持说，爲战争制造武器与他的身份是不相符的，而且在造炮方面他仅有一点点书本知识，没有实践经验。但是他的申诉没有被接受，他不得不屈从于皇帝的命令。［15］” 从中可见汤若望内心的挣扎。但就凭着这“一点点书本知识”，他居然能在两年中铸造出铜炮20门。在此期间，汤若望不但造出了优质的大炮，还与中国学者焦勖合著了《火攻挈要》。

虽是处于明末的兵荒马乱之中，汤若望因其信仰，能泰然处之，为了不让《崇祯历书》木刻被毁，安然地守护在自己的教堂里；并且勇敢上奏皇上：“臣自大西洋八万里航海东来。不婚不宦。以昭事上主，阐扬天主圣教为本。劝人忠君、孝亲、贞廉、守法为务。……作宾于京，已有年所。曾奉前朝故皇帝令修历法，著有历书多卷，付工镌版，尚未完竣，而版片已堆积累累……”，因而恳请“仍居原寓，照旧虔修” ［16］。 字里行间都透露出汤若望虽走科学传教道路，仍然非常清楚自己来华的首要目的是传教。

四、以科技之长效力朝廷（清初）

1644年（清顺治元年），清军进入北京，明亡。汤若望以其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和技能受到清廷的保护，受命继续修正历法。他多次向新统治者力陈新历之长，并适时进献了新制的舆地屏图和浑天仪、地平晷、望远镜等仪器，而且用西洋新法准确预测了1644年（顺治元年）农历八月初一丙辰日食，以及初亏、食甚、复圆的时刻，终于说服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决定从顺治二年开始，将其参与编纂的新历颁行天下。他用西法修订的历书（就是《崇祯历书》的删节版）被清廷定名为《时宪历》予以颁行。时宪局是明末实行历法改革时成立的区别于原钦天监的机构，到了清代，天文、历法工作统归钦天监负责。［17］“汤若望因精确测得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初一日“日食”，遂于当年十二月初二，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次年，他将《崇祯历书》压缩成一百零三卷，进呈摄政王多尔衮，获封太常寺少卿。直到今天，《西洋新法历书》还是我国编制农历的基础。在汤若望之后，有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戴进贤（Ignace Koegler）、徐懋德（Andre Pereira）等多位教士出任监正、副监正。［18］耶稣会在钦天监工作的这些年，对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五、明清两朝的传教努力

1627年，汤若望从北京被派到西安接替金尼阁的传教工作。在王徵的慷慨相助下，他在西安城内建立了一座小教堂。以后这一带的教友数目逐年有增。单是汤若望一人所施洗礼的，那两年就有50名。以后教内外人士纷纷捐助布教活动，经多方努力，另一大教堂拔地而起，此即城塘坊街天主堂之前身。原来的小教堂则专供女界使用。

汤若望初始时曾力图向崇祯皇帝传播福音，这也正是他向皇帝敬献《进呈书像》的深远用意。《进呈书像》是一本150页的羊皮薄卷，绘有耶稣的生平事迹，封底封面各是一块银板，做工极爲考究。书中注有一行字“崇祯十三年岁次庚辰孟冬朔后一日耶稣会士汤若望撰”。书中与绘画相配合，言简意赅地叙述了一些基本教理，如“天主者，天上真主。主天亦主地。主神主人，亦主百物。［19］” 除此之外，汤若望还敬呈了蜡纸的三博士朝拜圣婴像。据萧若瑟《圣教史略》记载，“皇上因左右不乏信教之人，已习闻其说，阅若望奏本，颇爲心动。……当军饷告急时，皇上命将宫中之供奉之金银佛像悉数捣毁，以充军饷。远近哄传皇帝要奉天主教了。［20］” 

徐光启去世之后，因译书修历，加之造炮有功，汤若望、罗雅各和龙华民（Niccoló Longobardi）三教士得出入禁中，与太监往来，相机传教。如权倾一时的太监庞天寿，即是由汤若望传福音，由龙华民施洗的。庞天寿是最早入教的太监，1645年，庞天寿在福州与同僚何大化见面时说，他于17年前已在北京领洗入教。在庞天寿1650 年致教皇英诺森十世（Innocent X）的中文信札中，亦自称“昔在北都，幸遇耶稣会土，开导愚懵，劝勉入教，恭领圣水。……信心崇奉，二十余年，罔敢少殆。”由此可见早在崇祯二年（1629）前后，庞天寿已领洗入教。与庞天寿一同领洗的还有其弟，教名奈莱（Ne- reus），二人并延其老母前来领洗；稍后又有太监10人领洗入教。

教会史家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云：庞天寿“爲明尽忠，誓死不二。永历用为司礼太监，多所匡救。”又云：“天寿奉教热心，辅相永历十二年，赤心忠肝，深为永历所倚赖。［21］” 

太监庞天寿领洗之后，更把福音传给深宫里的宫女们。宫女们幽禁深宫，能接触的唯有太监们，由此更可见汤若望用心之深。宫中更因此建立了一个小教堂，领过洗的人均可去做弥撒。据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统计，“1636年，奉教的亲王有140人，皇族40人，诰命夫人中有教友80人。”

德国人魏特著《汤若望传》记载：“在这样鄙劣的太监中，尚有一位其他非常优秀的人物，竟成了汤若望劝化宫中妇女入教的好助手。此人姓王，他本来是在先皇帝乳母处充当侍仆的体面位置，可是因爲出身较优阶级，所以他的性情行爲俱皆温和文雅。……他在受洗时所得圣名是若瑟（Joseph），并且自是之后遂成一位模范的基督教徒。汤若望向他授以劝化宫中妇女入教的使命，他付与他向宫中妇女施行洗礼之权，他令他向她们宣示教义，并且来回转递教士与宫中妇女之间的函件。［22］” 

1638年，耶稣会士在写给罗马的年报中，报道了汤若望在河北河间府的传教情况。“到河间府去作这样一次的传教旅行，河间在北京之南，相距一百五十启罗米达。在那里一位告老家居，而资产富有的奉教太监，曾创立传教区一所。汤若望在那里已经是能在一大群教友之前讲道。［23］” 

河间府很早就形成了天主教敬拜传统。每逢礼拜弥撒，教友们扶老携幼，披星戴月赶到教堂；更有甚者提前一日在教堂前露宿，以求第二日接受圣体。汤若望的到来，在河间府教会史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在1638年4月的一次布道中，他就爲超过50人施洗。河间府教会后来一直得以保持长期聚会，又有主教座堂，甚至配有一座很大的图书馆。遗憾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教堂遭到毁灭性的浩劫，所有的文物书籍付之一炬。

1640年，汤若望升任北京教区长。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资料Jap-Sin, 第161,228号，傅汎济致信罗马耶稣会总会长说，“现任北京教区区长汤若望神父，为天主和社会建树了巨大的功勋。这是通过他撰写的教理著作，以及有关使异教徒直接皈依圣教的书籍，通过劝奉宫女们入教，还借着向皇上呈送礼物的机会，清晰地书面阐述了我们的信仰。鉴于他的工作以及他在北京对我们的事业所表现的热忱，才使我们在这个帝国所做的一切成为可能。”

汤若望在顺治年间所受的恩宠与隆遇使得天主教当时在中国的传播较爲顺利。随着传教士人数的增加，活动范围的扩大，信徒在不断地发展。1650年（顺治七年），清政府赐地在宣武门内原天主堂（圣母无原罪堂）侧重建教堂。汤若望将其建成一座20米高的巴洛克式大教堂，圣堂长八丈，宽四丈四尺，奉无染原罪圣母爲主保。同时还在西侧建神父住宅、天文台、藏书楼和仪器馆，四米高的铁十字架矗立在教堂的顶端。1657年，顺治帝御赐《天主堂碑记》［24］并御笔亲书“钦崇天道”匾额。天主堂碑记中言道：“仲秋月朔，日有食之，……登台测验，其时刻分秒起复方位，独与若望豫奏者悉相符合。再验月食，亦纤毫无爽。……若望入中国，已数十年。而能守教奉神，敬慎斲洁，始终不渝，吱吱之诚，良有可尚。朕甚嘉之，因赐额名曰‘通玄佳境’。［25］” 顺治帝对汤若望的信赖，足以表明汤若望的宣教策略颇有建树，在中华古老大地播下了福音的种子。在汤若望时代，教堂在中国已有30多处，据德礼贤统计，“1670年，信徒人数就已达到27，3780余人。［26］” 

六、汤若望宗教著述

汤若望在华期间，关于宗教方面的著述，包括由他撰写，经他译编，或经他参与校订过的，总括起来有七、八种之多，包括《进呈书像》、《主教缘起》、《主制群徵》、《真福训诠》、《崇一堂日记随笔》、《哀矜行诠》、《灵魂道体说》以及《圣母堂记》。其中《主制群徵》与《主教缘起》二书爲其力著。 

《主制群徵》（Uber die Gottliche Vorsehung) 一书原来的题目叫《论神的智慧》和《论灵魂不灭》，其立意在于深入全面地阐述天主教义。它既是汤氏有关宗教理论的一部力著，又阐述了自然界的许多重要现象。这部著作试图从宇宙万物的不同角度，说明“由天主主宰一切”的核心观点。在书中，汤若望概论上帝造物之奇妙，引人深思造物主的作为和大能。“物推精美者无他，其体之分与全，适相称之谓，无生成造成皆然。如宫殿者，视其堂其庑，凡盖址栋宇之属，悉合于式，彼此相称，即征巧工无疑。然则天地一大宫殿也，其形其性其理，无弗称者，岂不明证厥先造者巧妙绝伦乎？试观厥盖，惟天上覆千世不裂，不偏不损，备诸采色变，饰以明耀珍具，大小无算，深浅次第，各得其宜，风霾所不能昏，雷霆所不能陨，精美至矣，莫能加矣，非天主神功，孰能爲之哉？［27］” 

该书在叙述自然界的规律时说：“寰宇中物，无一无为者，亦无一乱为者。虽体势性情，种种殊异，或相克相伐，然即此相异相克，而公美正赖以成。匪直无损于大全而已！”全书列举了天文、地理、生物中的二十多种事物作为证据，以证实天主确实存在。通过对天、气、地、海、人等多方面自然现象的概括描述与分析，充分地展示了他的观点——宇宙间的一切，都出于上帝伟大的作为。

在论及耶稣救恩时说：“天主降生爲人，圣恩无限，一启口，一举手，即足救人，病者愈，死者活，负魔者安。尝食饥者，以六七面饼饱数千人腹矣；尝海浪木石悉如有灵听命矣。即其受难时，尝日望退光而食，见者数十万人矣。至若所召十二守徒，素本专愚无闻名，一受宠任，材质遂变，加以圣人之才，天神之胆力，莫不弃财轻名，绝乐苦身，爱仇善世，甚至致命无难，而天下卒化之，一切诱感凶恶无有沮挠之、震感之者。噫！何异也。［28］” 

《主教缘起》(Uber den Ursprung des Christentums)一书，初版爲崇祯十六年，即1643年，刻于北京。其内容主要是论述天主教的起源，材料基本上是根据圣经旧约中所介绍的历史渊源。全书共分四卷：第一卷主要从哲学的角度论证天主确实存在。第二卷讲人的灵魂及性体。第三卷阐述人死后还会经受赏罚。第四卷讲述圣母玛丽亚及耶稣的降生。

汤若望科学著述远比他关于宗教方面的著作多，故当后人论及汤若望的著述时说，“言历算天文者众”，“故若望谈道之名，反为其历学天文所掩”。关于这一点，在汤若望本人及其耶稣会同仁和许多天主教教友看来，可能颇觉遗憾。但客观地讲，在明末清初的中国，朝廷极度自闭守旧，民间则愚昧迷信。传教士自上而下科学传教无疑是撬开中国人心这块顽石的有效利器。更何况，汤若望等带来的科学知识从广义上来说，一方面是造福中国百姓。另一方面也是提升国民知识素养，预备一颗接受明白福音的心。

七、“曆狱案”

“曆狱案”发生于1659年至1665年间，是由钦天监官杨光先等人发难，矛头直指汤若望等耶稣会传教士。杨光先控告汤若望等传教士有三大罪状：（一）潜谋造反，（二）邪说惑衆，（三）历法荒谬。适逢1661年顺治病逝，八岁的康熙登基，辅政大臣鳌拜等一直以来反对西洋学说，敌视传教士。于是杨光先伙同鳌拜等陷害汤若望等传教士。1664年（康熙三年）9月26日，清廷会审汤若望，以及钦天监官员。时汤若望年过古稀，重病在身，久已瘫痪，言语不清，只能由南怀仁代言。同年冬天，鳌拜废除新历，逮捕汤若望和南怀仁等传教士。翌年3月16日，廷议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以及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按照判决，次年汤若望应凌迟处死。但不久天上出现被古人认爲不祥之兆的彗星。紧接着京城又突然发生了大地震，“且一连地震三日，人皆露宿，惴惴不安。［29］” 皇宫在地震中遭到破坏，而且有宫殿着火。清统治者视其爲上天示警，正所谓“天垂象，示吉凶，圣人则之”。不久以后获孝庄太皇太后懿旨释放汤若望：“汤若望向为先帝所信任，礼待极隆，尔等欲置之死地耶？［30］” 汤若望因此得以获释免死。 

汤若望虽被释放，杨光先还不放过他，亲自霸占南堂，将汤赶至简陋的东堂。在东堂，汤若望捱过了他人生最为悲凉的最后十四个月。此间，他向教会写下了忏悔书，由他口述，南怀仁记录。最后他用颤抖的手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时间为1665年7月21日。［31］忏悔书中，他为自己与同会弟兄之间的矛盾表示懊悔，为自己没能顺服上司关于让其辞去钦天监职位懊悔，为自己忙于工作以致疏于祈祷等懊悔。1666年8月15日（康熙五年七月十五)，汤若望病逝于寓所，时年75岁。在其人生最后十数月中，虽是备受他人陷害和病痛的折磨，汤若望不仅没有怨言，没有复仇心理，反倒接受苦难，忏悔己心，此其最为感人之处。他的人生潮起潮落，但每一步都见他将心归回到神那里。

1669年11月16日（康熙八年），康熙给汤若望平反，发布了对汤若望的祭文：“皇帝谕祭原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级又加一级，掌钦天监印务事，故汤若望之灵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恤死报勤，国家之盛典。尔汤若望，来自西域，晓习天文，特畀象曆之司，爰赐“通微教师”之号。遽尔长逝，朕用悼焉。特加因恤，遣官致祭。呜呼，聿垂不朽之荣，庶享匪躬之报。尔如有知，尚克钦享。［32］” 同年12月8日，康熙帝赐地厚葬汤若望于利玛窦墓旁，御赐祭文一篇，镌刻在汤若望墓碑的反面，从“鞠躬尽瘁，恤死报勤，国之盛典”等用词，足以见中国一代明君对这位来自万里之遥、莱茵河畔的德国传教士高度的评价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