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德生

一、戴德生的祖辈

戴德生（Hudson Taylor）于1832年5月21日出生于一个基督徒世家，其曾祖父名叫戴雅各（James Taylor），原居住在英格兰南约克郡的洛士顿（Royston, South York）。在他结婚之日早晨，圣经中的一句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约书亚记24:15）进入他的内心，使他大受感动，生命得到重生。从此后，这句话就成为戴家与神之间所立的约，世世代代一直守约到今日。

戴雅各夫妇婚后，移居到邦士立（Barnsley），成为戴家世居之地。不久，戴雅各成为邦士立循道宗教会的传道。1786年，83岁的约翰卫斯理到邦士立布道时，就住在戴雅各家。五年后，戴雅各带领当地信徒，在附近针叠山（Rinfold Hill）上建立了循道宗礼拜堂。

戴德生的祖父戴约翰（John Taylor）是长子，父亲去世后即担负起家庭重任，以纺织为业，养家糊口。戴德生的父亲戴雅各（James Taylor）年轻时开始学医，19岁时即担任循道宗教会的传道。24岁学成后回乡开设药房。1831年与贺雅美（Amelia Hudson）结婚。婚后，两人在信仰上共同追求，并读过一些关于中国的书，包括贺尔舰长（Captain Basil Hall）所写的《游记》(Narrative of a Voyage)，由此便产生出向中国人传福音的愿望。他们在祷告中许愿：如果神赐他们一个儿子，愿将他献上为神使用。结果神遂其所愿，赐给他们儿子戴德生。从孩提到年少，父母对戴德生的成长影响很大，戴德生后来追述说：“就我自己和我对神所委身的工作而言，我对我的双亲有着不可言喻的感激之情。如今，他们都已进入安息，然而，他们对我的影响却永不磨灭。”

母亲贺雅美于1881年出生在一个牧师家庭，16岁时即外出担任家教。同戴雅各结婚后次年，即生戴德生。其后又生二男二女，惜两个男孩先后夭折，只有两个女儿存活下来。母亲敬虔的榜样，为戴德生和两个妹妹打下了良好的属灵根基。

戴德生年少时，就时常跟随父亲到附近乡间传道，从而使其对穷人富于同情心。父亲还常常带领家人一起阅读巴彼得（Peter Parley）所著《中国和中国人》（China and Chinese）一书，其优美的文字和插图深得孩子们喜爱，故戴德生自年少时起就立志长大后到中国去传福音。

二、戴德生的得救与献身

戴德生年少时也曾经历不信与反叛，为此，母亲和大妹贺美（Amelia Hudson Taylor）常为他迫切祷告，甚至贺美立志每日三次为哥哥祷告，直到他得救为止。1849年6月的一天，母亲到五十哩外的巴顿（Barton-on-Humber）拜访自己的妹妹Mrs. Mary Hudson。午后，她为戴德生得救的事恳切祷告，并决意除非蒙神应允，绝不停止祷告。数小时后，母亲内心得到平安，禁不住讚美神。同一时刻，刚满17岁的戴德生正在家中书房读一福音单张，被“基督所成就的救赎之工”一文所感动，日后他说:“圣灵的光照入我心中，使我豁然开朗，明白再无可作的了，只有跪下接受衪的救恩，不住的讚美衪。” 又说:“两周后母亲回来了，我告诉她，我有好消息报告给她，她说她已知道，并已高兴了两周，因为神已经告诉了她。”

重生得救后的戴德生，内心充满了极大的喜乐，并急迫地要将一切奉献给神。多年后他回忆说:“我清楚记得，我是何等地喜乐！我将我的爱倾倒在神面前，一再向祂表明，我对衪的感激之情。当我无望之时，祂已为我作成一切。我求祂让我为衪作一些事，以表明我的爱与感激；一些捨已的事，无论多么艰难、多么渺小的事，只要能得衪的欢心。我清楚记得，当我将自己毫无保留奉献在祭坛上时，一种神圣庄严的感觉，深深地临到我，我确知衪已悦纳了我的奉献。神的同在，成了不可言喻的真实与祝福。我深深记得，当我俯伏跪在衪面前时，那不能言说的敬畏与喜乐充满了我。我虽不知衪要我作什麽，我却深深知道，我已不再属于自已，这感觉直到如今不能磨灭。”

这一重生得救的经历，成为戴德生一生的转捩点。1849年9月，大妹贺美开始到寄宿学校读书。同年 12月的一个夜晚，戴德生写信给贺美(Amelia Hudson Taylor)，说他极其渴慕过圣洁生活。当夜，他在神面前表明心愿：无论神把他领往何处，无论遭遇什么事情，他都愿意为主摆上。日后他回忆说:“我永远不能忘记，我在全能神面前与衪立约，我几乎要退缩，但已是不能，……从那时候起，我深信我已蒙召到中国，直到如今，这信念不曾离开我。” 从那时起，他听到主的声音对他说:“你为我到中国去”；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为中国而活。他母亲说:“从那一时刻开始，他的决心已定。他的追求、他的学习，无一不以此为目标；也不论遭遇任何困难，他的志向总不动摇。”

从立志献身之日起，戴德生将自己所有的舒适用品送给别人，以度简朴生活；加大运动量，以锻练身体；外出佈道，慰问病人，以操练爱心。当他读过宣教士麦都思（W. H. Medhurst）所写的《中国：现况与展望》（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之后，得知医药对中国宣教的重要性，于是决定学医。19岁时，戴德生离家到赫尔(Hull)，从师于哈迪医生(Dr. Robert Hardey)，同时学习度一种简单、刻苦的生活。母亲为其健康担忧，他回信说：“每年一千二百万中国人去世，没有神，没有希望。…… 我们岂可置之不理? ……我觉得若不替中国作一点事，就不能活下去。” 一年多后，戴德生转到伦敦医学院，专攻外科。一次，在解剖尸体时，戴德生不慎感染猩红热，医生判定他必死无疑。他后来作见证说: “我起先觉得忧愁，因为不能到中国去；一会儿又觉得我在中国有工作，不会死的。我向不信主的教授作见证说，我欢喜离世见我的主，可是因为我有使命在中国，无论病况如何严重，我必能脱险。” 结果正如他所相信的，竟至痊癒。

促使戴德生远赴中国宣教的另一推手是德国宣教士郭实腊（Karl Frede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郭氏原为“荷兰宣道会”(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所差派，到爪哇宣教，不久他脱离该差会而独立。1831-1835年，当中国仍门户紧闭时，郭实腊穿华服，操华语、七度游历中国沿海各省，派发数十万福音单张和圣经小册。1844年他创立“汉会”(Chinese Christian Union)，专门雇用华人深入内地散发福音单张及书册。同时他为欧美各种报刊撰文，介绍中国，鼓动宣教，从而在欧美掀起来华宣教浪潮。1850年，郭实腊返欧期间，于伦敦创办并发行了《海外布道杂志》(The Gleaner in the Missionary Field)，戴德生从始至终都是这一杂志的忠实读者，并深受激励。1852年5月“中国传道会”(The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成立。1853年9月19日，戴德生成为该会所差派的第一位宣教士。日后，当戴德生创立“中国内地会”时，他曾如此说: “郭实腊乃中国内地会之祖。”

三、早年中国宣教经历

1853年9月，戴德生接受“中国传道会”的差派，准备启程前往中国宣教。为此他不得不与未婚妻韦玛莉（Marianne Vaughan）解除婚约，因为玛莉的父亲不愿意把女儿远嫁到中国去。9月19日，戴德生在利物浦码头登上“敦费士号”（Dumfries）轮船，启程前往上海，母亲前来为儿子送行。多年后，戴德生忆述当天的情景:“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从母亲内心绞出来的哭声，像刀刺透我。直到那时，我才完全明白: 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的意义之重大。” 母亲日后也回忆说:“戴德生看见我的痛苦，特地跳上岸来安慰我，说: ‘亲爱的母亲，不要哭，这只是一个短短的分别，很快我们就会再相见的。想一想，我离开您，不为名、不为利，乃为一个荣耀的目标——引领中国人认识耶稣’。”

经过156天的海上航行，“敦费士号”终于在1854年3月1日抵达吴淞口。戴德生登岸后，暂时住在伦敦会雒魏林医师（Dr. William Lockhart）家中。半年后，他才在北门外租到房子，开始宣教工作。但仅三个月，租屋就被炮弹炸毁。当时正逢“小刀会”起义军占据上海，与清军对峙。戴德生身处战火之中，不但生活艰苦，生命也时常受到威胁。1854年10月19日凌晨，他在睡梦中被火光惊醒。黑暗中，他迅速穿好衣服，祷告祈求神的护佑。当他爬上屋顶察看时，眼见火藉风势，就要烧到他所住的木屋。在这危急时刻，天竟下起雨来，这才使他幸免于难。日后戴德生回忆这段艰难的岁月时说:“(那时我)寒冷、飢饿、在危险的黑夜守望无眠、甚至感到完全孤立无助。……但有什么比这样的环境，更能显出神话语的甘甜、神同在的真实，以及神帮助的可贵呢？事实上，这正是我倒空自己，学习谦卑的时候。经历这些，不是叫我蒙羞，乃叫我信心更加坚定，在祂带领之下，勇往直前，并经历衪应许的可靠……。”

1854年11月，“中国传道会”差派巴格尔医师（Dr. William Parker）夫妇到上海与戴德生同工。在1854-1857年间，戴德生以上海为基地，曾18次到江浙两省旅行布道。在其第八次，临去杭州湾宣教之前，为便于接近中国人，他特地叫理发师为他剃发染发、编辫子，并穿上华服。不出所料，这次布道效果果然明显。在他给妹妹的信中，谈到这次剃发、梳辫的经历:“生平第一次剃光头是件痛苦的事，尤其是皮肤容易长痱子的人，……染发五六个小时，……到梳头之时，痛苦达于极点。……就因为受苦，才显出这条辫子的可贵。”

戴德生也曾与宾惠廉牧师(Rev. William Burns)同工，到江浙及广东汕头布道。他尊宾惠廉为其属灵的父亲；宾惠廉也受他影响，改穿中国服装，二人成为莫逆之交。

1856年10月，戴德生离开上海前往宁波，与那里的“中国传道会”宣教士祝恩赐（John Jones）同住、同工，和他一起学习过“信心生活”，二人在基督里结为至交。不久，戴德生因与差会在某些理念和原则上发生分歧，又得知差会出现赤字，遂于1857年5月，脱离“中国传道会”，开始独立传道。其楼下会堂两侧悬挂着两幅对联: “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为我们预备)，“以便以设耳”(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表达出他们凭信心宣教的理念。

在宁波宣教期间，戴德生遇到了女宣教士玛丽亚（Maria Dyer），并与之相爱。玛丽亚于1853年到宁波，在艾迪绥女士(Mary Ann Aldersey)创办的教会女校中任教。她的父亲台约尔（Samuel Dyer），也是一位早期的来华宣教士。他改良了中文活字，提高印刷效率。1843年病逝于澳门，葬于马礼逊墓旁。1858年1月20日，21岁的玛丽亚与身穿中国式长袍，脑后垂着一条长辫子的戴德生，在宁波英国领事馆内举行婚礼。婚后，二人同心在宁波继续宣教工作。次年7月，长子戴存恩（Grace Dyer Taylor）降生。同年8月，巴格尔医生返回英国，戴德生接替他掌管宁波医院。他凭着信心，和八个当地教会的中国基督徒，一同服事病人，一同经历神的信实。1859年底，共有六百多人门诊，六十多人入院，其中多人因听信福音而接受基督。

长期劳累使戴德生的身体大受亏损。1859年底，他因气管炎导致呼吸困难而住进医院。1860年新年，他在病榻上度过。2月l4日他写信给父母，请求他们在循道会中发出呼吁，盼望能有五位青年基督徒，献身前来中国宣教。他写道:“希望父亲同意我这一点愿望，……此地人民不断沉沦，神却不断祝福我们的工作，只是我们已经筋疲力尽，需要人来帮忙。……父亲啊！您既已奉献了您的儿子，请您再奉献您的影响力!” 同一天，他也写信给新婚的妹妹和妹夫，就是在这封信中，记下了戴德生的一段名言:“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这样的救主，我们为衪所作的，会嫌太多吗?”

四、创立“中国内地会”

1860年7月19日，戴德生和玛丽亚带着未满周岁的小存恩，搭乘“禧年号”轮船从上海启程回英国。同行的还有宁波教会的王来君弟兄，负责在航程中照顾身心俱疲的戴德生。到英国后，还要协助戴德生翻译圣经。当他们抵达伦敦后，戴德生立即着手洽谈印刷宁波语新约圣经、讚美诗及福音单张等事宜。三周后才踏上返乡之路，探望阔别七年之久的父母。

1861年1月，经伦敦医院克拉克医师（Dr. Andrew Clark）诊断，戴德生的肝脏、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都已严重受损，必须留在英国休养，几年内不得出国远行。因此，戴德生只好遵医嘱留在英国有四年半的时光。但他一点都没有闲着，这段时期反成为他重新得力，重整旗鼓的时期。在此期间，戴德生成就了数件大事：（1）1862年，顺利通过考试，取得英国皇家外科学院会员资格，成为合格的外科医生。同年秋天，又取得皇家外科学院助产资格证书，成为合格的产科医生。（2）1861年5月，完成宁波语《赞美诗集》，1863年10月，与高富牧师（Frederick F. Gough）合作，在王来君的协助下，翻译、修订罗马拼音版“宁波语新约圣经”。（3）如其祷告所求，于1862-1865年间，先后有五位宣教士奉差去宁波宣教，他们是宓道生夫妇（James & Martha Meadows，仅一年后宓夫人因霍乱死于宁波），乐曼小姐（Miss Jean Notman），白克敌（Stephan Paul Barchet），江郎笔（George Crombie）与未婚妻施金娜（Anne Skinner）。

但最重要的莫过于“中国内地会”的创立，此举可说是戴德生人生的里程碑。从1864年底开始，戴德生和玛丽亚花了半年多时间，完成《中国:属灵的需要与托付》（China: It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一书的写作。但就在此时，他发现英国各差会在华宣教士数目却由115人减至91人，而且全部集中在中国沿海五口城市中，无一人在中国内地宣教。看到这种情况，一想到在中国每月都有百万人死亡，却无机会听信福音，以致灵魂不得拯救，便忧心如焚，彻夜难眠。1865年6月下旬，戴德生到柏莱顿海滨（Brighton Beach）度假。6月25日，在参加一次福音聚会之后，他独自到柏莱顿海边沙滩上散步，再次想到中国那千百万失丧的灵魂，心灵痛苦至极。后来，神的安慰与启示临到他，使他内心得到空前的释放，以至于他完全降服于神，并恳求神为他预备24位宣教士，与他共赴中国，为扩展神的国而争战。从柏莱顿海滨回伦敦后，戴德生以“中国内地会”之名在银行开了个户头，存入十磅英金，“中国内地会”于焉成立。接着，戴德生到英国各地传递“中国内地会”之异象。在1865年9月第三届“苏格兰基督徒灵修大会”（Scotland Christian Convention），他引用箴言24:11-12:“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须拦阻”，与会众分享信息。1865年10月25日，戴德生的《中国:属灵的需要与托付》出版，并在第二届“密尔美灵修大会”（Mildmay Conference）上分发，引起很大迴响。1866年3月12日，第一期《不定期报》（Occasional Paper）创刊，报导内地会消息。直到1866年5月26日“兰茂密尔团体”启程之前，戴德生仍到各处传递异象。

1865年10月，戴德生差派差范约翰夫妇(John & Ann Stevenson)与曹雅直(George Stott)前往中国，会同先前所差往宁波的5位，共计有8位，成为中国内地会的先驱。1866年5月26日，戴德生夫妇携四个孩子，与16位宣教士启程前往中国，史称“兰茂密尔团体”(Lammermuir Party)。

五、“中国内地会”在华事工

中国内地会在华事工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865-1875）：扎根时期

戴德生率“兰茂密尔团体”于1866年9月30日抵达上海后，稍事安顿即前往杭州开拓新的宣教基地与工场。11月，他们搬入杭州市新街弄一号，内设礼拜堂、诊所、药房、办公室和印刷室等。从一开始他们就入乡随俗，身着中国服装，男束发辫。虽然因此曾被人嘲笑为“猪尾巴宣道会”，他们仍坚持如此行，尽力与中国百姓认同。

在杭州教会发展的同时，曹雅直于1867年12月奉派去温州宣教。由于他只有一条腿，当地人以“独脚番人”称他，但他凭着对神的信心，以及对人的爱心，把福音带给当地人。1868年他为一位名叫叶钟杰的鞋匠施洗，使之成为温州第一个基督徒。同年，他兴办一所男校——崇真小学。1870年结婚后，其夫人又兴办一所女校——育德女学。1880年，他们又创办一所西医院，此乃温州最早的西医院。藉着学校和医院，使福音逐渐广传于温州。到1889年曹雅直去世时，福音已在温州扎下根来。

1868-1871年间，戴德生来往奔波于镇江与扬州之间，此期间发生了一连串令戴德生刻骨铭心的大事，先是扬州教案；接踵而来的是三个年幼儿女以及爱妻玛丽亚之死。

扬州教案起因于法国宣教士金缄三（Joseph Seckinger）所开设的育婴堂。1868年育婴堂内有数十名幼儿相继夭亡，导致谣言满城流传，激起民众反教浪潮，殃及内地会宣教站。8月23日，大批民众冲入内地会教会，焚屋劫财，造成李爱恩（Henry Reid）、路惠理（William Rudland）、白爱妹（Emily Blatchley）、玛丽亚四人受伤。当时玛丽亚已怀孕六个月，急难中跳楼求生，失血甚多。事发之时，戴德生不求助于英国领事，反求助于扬州官府，骚乱方得平息。乱后，两江总督曾国藩负责承办此一教案，调查结果曰：“…… 婴孩死伤虽多，并无挖眼挖心之弊，是医生与乳妈之咎，并无教士之过。育婴乃法国教堂之事，尤非英国教士之过。……扬城百姓之疑可释，而戴教士之冤可伸矣!” 事后，戴德生和内地会以基督之爱化解仇恨，无任何报复之念，亦不寻求赔偿。但英国政府与英国领事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 Jr.）以此事为藉口，以炮舰政策对付中国，却使戴德生蒙受不白之冤。此举实违戴德生本意，戴德生于事发之时不求助英国领事，而求助扬州官府，正是他不愿意英国政府介入之故。

江浙一带，每到夏季酷暑难耐，百病丛生。西教士与其家属，往往因气候或水土不服而丧生。1867年8月，戴德生长女戴存恩因患脑膜炎而去世；1870年2月，六岁幼儿存礼因肺病死于江船上；3月，刚刚诞生诺尔又不幸夭折；而更为不幸的是玛丽亚产下诺尔后染上霍乱，于7月23日告别了这个世界。戴德生忍受着巨大的丧妻之痛，将爱妻埋葬于镇江，墓碑上刻着她与三个早夭儿女的名字。为拯救中国人的灵魂，他把自己的妻子、儿女献于祭坛上。戴德生只有在信中向母亲倾吐心中的痛苦与灵性挣扎:“惟衪知道我爱我妻的程度，我眼里的光，心中的乐都在乎她。她在世最后一天，我们互表历久弥新的爱情。她为我所作最后一件事，就是将一臂搂抱着我的颈项，一手放在我头上，我想她是要给我祝福……。当我独处房中，久不见爱妻身影，不闻在英儿女之脚步声，恐怖的空虚感向我袭来，至此我方明白为什么主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恐怕一天有二十次，不分昼夜，当我的心一再渴了，我向衪呼求，祂就火速来到，安慰我。……我对神的同在与安慰有如此真切的领受，有时我不禁好奇:玛丽亚在主的怀中，是否也能有如我这般深刻的体会?” 1871年8月，戴德生返英探望三个孩子，同行的有福珍妮（Jennie Faulding）和宓道生夫妇等人。福珍妮是“兰茂密尔团体”中人，已在中国宣教五年，当时是杭州教会的重要同工。她与戴德生在船上相处日久，感情日深。抵英后，福珍妮征得父母同意后，于1871年11月28与戴德生在丽晶教堂举行了婚礼。

1872年11月，戴德生再度来华。此时他致力于使内地会在各地建立的教会本土化，着力培养中国教牧同工，使教会不再依赖于外国差会，达到自立、自养、自传。任柽园牧师就是其中的一位。由于他忠心爱主，勤恳作工，带领许多人信主，故被称为浙江教会的使徒。1874年1月，戴德生看到中国内地的更大需要，在祷告中求神再预备五十或一百个中国传道人，以便开发浙江省四府四十八县福音未到之地；也求神差派更多宣教士来打开那福音未到的九省之门。1874年5月底，戴德生与祝名扬（Charles Judd）进入武昌，拟以此地作为进入九省的根据地。

据统计，“中国内地会”在第一个十年中（1865-1875），已在江、浙二省、内陆二省(安徽、江西)，建立了28个教会，56个宣教站与布道所；拥有36位西国宣教士，76位中国同工。王来君成为华人在内地会出任监督的第一人，负责统管浙北教牧事宜。

第二阶段（1875-1885）：内地拓荒时期

1874年6月，戴德生因脊椎受伤不得不离华返英疗养，病重时几至瘫痪。到1875年4月，戴德生的健康逐渐恢复，他坚信神一定会带领他重返中国。他每天对着墙上的中国地图，迫切为九省祷告；更祈求神亲自差派18位“大有信心、真诚奉献、火般热心，乐意为主生活、为主工作、为主受苦，甚至为主而死”的宣教士去中国。结果神给了他24位，包括已在中国宣教的6位，共30位，从而掀开中国西南宣教开拓史的一页。

1876年9月，戴德生率队启程来华，神此时也为他们打开内地宣教之门。1876-1877一年半之内，大约二十位宣教士深入中国内地，总行程三万哩路，创下诸多个“第一”：戴亨利（Henry Taylor）是第一个进入九省的宣教士；福珍妮（Jennie Faulding Taylor）是第一个深入内地的女宣教士；赐医生（H. A. Schofield）在山西太原建立了内地会第一所医院；金辅仁夫妇（George & Emily Snow）是第一对定居于内地（陝西汉中）的夫妇；麦卡悌（John McCarthy）成为第一个进入云南的基督教宣教士 ……。

1876-1879年，中国华北发生前所未有的大旱灾，整整持续了四年，同时伴有蝗灾与瘟疫的发生，其中尤以山西灾情最为严重。巡抚曾国荃如此描述说: “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祲奇灾，古所未见”，甚至在许多地方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内地会宣教士秀耀春（Francis James）和德治安（Joshua J. Turner）于1876年到山西开拓宣教工场，适逢大旱，遂投身于赈灾事宜。随后，内地会与另外三个差会合作，共有69位男宣教士全力投入赈灾行动。因急需从事妇孺工作的女宣教士，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戴德生只好让自己的妻子珍妮前往山西赈灾。当时珍妮已有两个孩子，但她把他们托给戴德生的妹妹戴贺美照顾之后，便带着两个年轻的女宣教士奔赴灾区，不久在太原成立了一所孤儿院，救助孤儿、弃儿。

1879年戴德生在山东烟台养病期间，感觉到那里依山傍水，气候宜人，遂萌生创立学校之念，以供内地会子弟就读。后与祝名扬一起购置土地，购买建材，建造校舍及修养所。1881年1月学校正式开学，名之为“芝罘学校”，当时学生只有祝名扬的三个儿子。1882年招收学生14人； 1886年增至100人，分男、女、预校等三个部门。学校授课一律采英国学制，高中毕业须经牛津考试，及格者可升入英国任何大学。数年后，芝罘学校成为苏彝士运河以东最好的英文学校。至1942年，芝罘中学男女两校，共栽培学生2,116人，其中内地会子弟756人，毕业后献身宣教者有152人。

1942年，珍珠港事变后，芝罘被日军关闭，校产为日军接收，全校师生被关入山东潍县集中营，其中包括戴德生儿子戴存仁(Herbert H. Taylor)牧师和奥运短跑冠军李岱尔(Eric Liddell)。在二年多时间里，老师们以他们全部的爱关心、照顾着学生们的学习与生活，直到1945年8月战争结束。

从1879年开始，戴德生不顾自己的病体，经常到各地巡视工作，探视深入内地各处的同工。所到之处，给同工们带去具体的帮助与关爱。在不到四年的时间裡，他已行过一万五千哩以上的路程。虽然舟车劳顿，十分辛苦，但他内心却充满了极大的喜乐， 1880年7月他写信给母亲说:“看到福音传到中国最偏远的地方，我心中的喜乐不可言喻。这事工值得我们为之生，为之死。”

1881年11月，戴德生在武昌召开会议，探讨内地会的事工与策略。会议决定再次征召77个宣教士。为此，戴德生特地于1883年3月返回英国。在任职伦敦内地会的妹妹戴贺美和妹夫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的协助下，到1884年共有76位应召成为内地会宣教士，其中包括海班明的长女A. Gertrude Broomhall和长子海国禄（A. Hudson Broomhall）。姐弟俩同日启程赴中国太原，成为日后“海家班”在华宣教的先驱者。

至1885年时，除原有沿海二省(浙江、江苏)、内陆二省(安徽、江西)外，“中国内地会”已进入福音未至之内陆九省，远至云南、西藏。根据海恩波在《中国内地会五十年史》一书中的统计，内地会至此共建立45个有组织的教会，141个宣教站或布道所，学校16所，宣教士137人，中国同工106人，受洗的中国基督徒1,764人。

第三阶段（1885-1895）：国际化时期

在这一阶段，内地会开始走向国际化。先是由戴德生和美国布道家慕迪共同促成的“剑桥七杰”之献身，在英美造成轰动；后有北美内地会之成立，差派宣教士来华；接着又有欧洲差会加入，成为伙伴差会。同时内地会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苏格兰、美国和澳洲等地，成立谘询委员会，从而使内地会成为一个超宗派、国际化的宣教机构。

“剑桥七杰”，即何斯德(D. E. Hoste)，施达德(C. T. Studd)，司米德(Stanley P. Smith), 章必成(Montagu H. P. Beauchamp)，盖士利(William W. Cassels)，杜西德(Cecil H. Polhill-Turner)，与杜明德(Arthur T. Polhill-Turner)。他们之中，有出身贵族、巨商，有运动明星、皇家军官，又皆为剑桥大学高材生，却为基督福音的缘故甘愿放弃锦绣前程，甚至放弃巨额遗产，于1885年2月启程来到封建落后、充满敌意的中国内地，把他们的青春、才华与爱奉献给中国人民。他们抵华后，数十年之久，深入山西、四川、甘肃，甚至西藏，拓荒布道，建立教会。何斯德和司米德在山西与洪洞县的中国传道人席胜魔成为亲密同工。席胜魔原系一秀才，吸食鸦片成瘾，后由英国宣教士李修善牧师(David Hill)带领信主，不但自己戒掉鸦片，还广设“天招局”，助人戒烟。1885年夏，何斯德、司米德等人来到平阳，席胜魔得益良深。1886年当戴德生来山西时，亲自按立席胜魔为平阳、洪洞、大宁三区的主任牧师。席胜魔与何斯德同工十年之久，成为主内至交，直到1896年离世为止。

1886年6月戴德生在上海召集同工，为购地建立内地会总部祷告。会间有一位名叫荣晃熙(Archibald Orr-Ewing)的青年人，刚刚在英国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后来到中国，准备加入内地会。祷告会上，他受感奉献为建造总部所需的全部费用。1890年2月，内地会总部落成，门前纪念碑上刻着:“为神的荣耀，并在中国拓展祂的国度而建。” 此后四十年间，这三幢楼房充分发挥功能。到1929年时，内地会宣教士由当年的360位增至1,200位，楼房不敷使用，遂将之变卖，另建新楼于新闸路，并于1931年举行了奉献礼拜。

1886年11月13日，戴德生在安庆召开会议上，正式成立“中国谘询委员会”，任命范约翰(John Stevenson)为内地会副主任，巴子成(James Broumton)为司库，宓道生(James J. Meadows)为浙江省监督，卫养生(James Williamson)为副监督，顾正道(William Cooper)为安徽省监督。此外还作出两项决议: (1)征召一百位新的宣教士；(2)在安庆成立语言训练学校。为征召宣教士，戴德生于1887年1月第六次返英，四处奔波呼吁，足迹遍布整个英国。是年底，共有102位宣教士应召踏上中国宣教之行程，再次超过戴德生所想所求。

戴德生在中国多年，深深感受到鸦片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危害。1888年6月，在伦敦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宣教大会”上，戴德生提出抵制鸦片贸易的动议，并获得一致通过:“本大会在此，义正严词表达我们的看法，我们谨呼吁政府竭尽所能，全面压制邪恶的鸦片贸易，否则不足以为那已造成、并且还继续造成，对中国人民身体、道德与社会，无可计数的伤害，担负起责任。” 戴德生的妹夫海班明，多年从事反鸦片活动，不遗余力。他在内地会任职期间，担任“反鸦片协会”干事一职，编辑《全国正义》杂志，并著有《吸食鸦片的真相》(The Truth of Opium Smoking)，与《英国的罪恶与愚蠢》 (Britain’s Sin and Folly)等书。在教会、宣教士和其他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促使英国政府终于在1917年全面禁止对中国输出鸦片。

1887年11月，一位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美国青年霍亨利(Henry W. Frost)来到伦敦，邀请戴德生到美国讲道，传递内地会的异象。1888年7月，戴德生在次子戴存义(Howard Taylor)陪同下，到慕迪举办的学生夏令会及尼亚加拉湖畔退修会上讲道，结果竟收到足以支持8位内地会宣教士的奉献。由此戴德生觉得成立内地会北美分会，接纳北美宣教士的时候到了。他继续在北美领会一段时间后，志愿加入内地会的青年竟超过40位之多。经遴选后，最后选定14位，由戴德生亲自带领，于1888年9月从多伦多启程前往中国，史称北美“兰茂密尔”团体。1889年戴德生第二次到北美，主持成立“北美谘询委员会”于多伦多。到1893年底，北美分会共差派出39位宣教士赴华宣教。

1889年10月，戴德生为《亿万华民》杂志撰文“传给万民”，呼吁一千位宣教士到中国去传福音。此后他的北欧之行，以及在1890年5月上海第二次“中国宣教士大会”上，他都一再分享这一信息，结果导致了内地会与其他差会之间的伙伴关系，并且酿成千名宣教士征召运动。1890年8月戴德生在章必成陪伴之下，应邀前往澳洲主领聚会，内地会澳洲分会遂应运而生。至1890年11月，共有12位宣教士加入内地会，跟随戴德生前往中国。1891年1至4月之间，来自欧洲、美国、加拿大的七队人马，共78人抵达上海；另有北欧来的北美瑞挪会两队50人也赶来加入到中国宣教行列，他们都在千名宣教勇士之列。

此时，内地会几位资深宣教士的第二代兴起，步其父辈的后尘先后来到中国。首先是戴家: 继戴存仁于 1881年到中国之后，戴存爱(Maria Taylor)、戴存义(Howard Taylor)和戴存信(Ernest Taylor, 1875-1945)也先后加入内地会。

其次是海家:包括后来嫁给何斯德的长女Gertrude、长子海国禄、四女海懿德(Edith Broomhall)，次子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以及四子海文启(Benjamin C. Broomhall)，先后加入内地会来到中国。不但如此，海家的第三代，包括海国禄的两个女儿海宽爱(Mary Gertrude)和海宽厚(E. Marjory)，以及海文启的儿子海恆博(Alfred J. Broomhall)，也分别于1921、1924与1938年加入内地会。戴、海两家的第二代，被分别派往江西、河南与山西宣教。

再次是金家: 也就是戴德生的好友Grattan Guinness的儿女们。先是长女金乐婷（Geraldine Guinness）于1888年来到中国；1894年她与戴存义结婚，此后，国人以戴存义师母称之。她擅于并勤于写作，为内地会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历史。她的弟弟金纯仁医生(Dr. G. Whitfield Guinness), 于1897年到河南行医传道，成为开封著名的金大夫，后因感染斑疹伤寒殉职。他的儿子金立时(Henry Guinness)也曾在河南及台湾等地服事。

此外，宓道生、路惠理（William Rudland）、鱼爱光(Charles Thomas Fishe)、鲍康宁(Frederick W. Baller)、卫养生、祝名扬，与麦卡悌等人的子女也陆续跟随他们的脚踪，加入内地会。其中，麦卡悌之子麦有德（Frank McCarthy），曾担任芝罘学校校长达35年之久；祝名扬的两个儿子，祝康宁(Frederick Judd)与祝家宁(Charles Jr.)，还有孙女祝美兰(Kathryn Judd)，也都成为内地会的宣教士。

截至1895年底，中国内地会共有宣教士604位，中国同工417位，福音站121个，会堂233所；教堂149所，学校46所；中国受洗基督徒7,173位。在组织建设上，先后在加拿大、美国和澳洲等地设立分会；更有挪威、瑞典、芬兰、德国等各国伙伴差会加入，从而使中国内地会成为不分宗派，不分国籍，在基督里真正合而为一的国际性差会。

第四阶段（1895-1905）：世代交替时期

在这一阶段中，中国经历了中日甲午之战，戊戌变法以及庚子之乱，政局瞬息万变。中国的一败再败，激起愤怒的浪潮，仇外反教之情日烈。戴德生为各处宣教士的安危，时常焦虑。他的身体，也因长期透支而日益衰退，内地会新老交替不可避免。

1895年，戴德生任命年轻的顾正道(William Cooper)为助理主任，协助处理行政及巡迴探望。1896年5月戴德生将所有事务交给顾正道，然后与珍妮返回英国。虽然年老体衰，戴德生在英国仍然马不停蹄四处奔波，为要把传福音给万民的异象，继续传递下去。同时他探望各个部门，为交接班作准备。他说:“我的目标，就是让各个部门没有我，仍然可以运作。”

1898年1月，戴德生第十次来华。刚抵上海，病痛就又发作。待稍微好转后，他于同年11月即启程赴重庆，参加1899年1月“华西宣教士大会”。会后病重，珍妮为他跪祷祈求，竟获痊癒。1899年9月在戴存义夫妇陪同下，戴德生又远赴澳洲，推行“前进运动”。1900年4月，戴德生应邀到纽约联合宣教士大会上主讲“宣教工作的能力之源”，届时美国总统和纽约州州长亦出席欢迎他。同年5月到波士顿主领聚会，会间突然体力不支，思绪中断，这是他身体严重耗损的结果。

1900年6月，戴德生和珍妮由戴存义夫妇陪同，前往瑞士休养。正当此时，在中国爆发了“义和团之乱”。7月初，顾正道在保定被拳民杀害，成为内地会首先为主殉道者。7月9日太原宣教士47人全体遇难。在整个义和团之乱中丧生的宣教士，山西126人，蒙古22人，直隶19人，浙江11人，山东、湖北、河南及北京、上海共11人，合计为189人。单内地会被害者就有79人(成人58人，孩童21人)之多。中国基督徒殉道人数更高达两千多人。

当消息传到瑞士，戴德生心如刀割，几乎支撑不住。他说:“我不能看书，不能思想，甚至不能祷告，但是我能信靠。” 是年底，他开始写信安慰受难家属。1901年1月委任何斯德为代理主任。虽然内地会的生命财产蒙受极大损失，但戴德生与其同工仍决定本着基督之爱，持守不索赔、不怀恨、不报仇的原则，即使中国自愿赔偿亦不接受。休养期间，戴德生心系中国，渴想早日返回宣教工场，未料跌倒背伤重犯，以致不能行动。1902年11月，戴德生辞去总主任之职，1903年1月由何斯德继任为第二任总主任。

1904年7月30日，戴德生夫人珍妮因癌症竟先他而去，葬于瑞士。1905年2月，戴德生在戴存义夫妇陪同下，启程前往中国——他心中眷恋的第二故乡。他们于同年4月17日抵达上海，适逢“中国谘询委员会”召开春季大会，故得以会见何斯德、范约翰、宓道生等主要同工。随即前往扬州，度过复活节后，又前往镇江，到教士公墓看望了玛丽亚和孩子们的墓。然后乘船到汉口，与好友丁韪良（W. A. P. Martin）、杨格非(Griffith John)会面，并留下珍贵镜头，当时三人在华宣教时间合为156年。5月1至31日他们一行三人前往河南，探望教会与同工，所到之处，深受欢迎与爱戴。6月1日戴德生来到长沙，亲见福音在祷告了三十年的土地上生根，心中倍感欣慰。两天后他在长沙去世，享年73岁，归葬在早他而去的爱妻与三个早夭儿女的墓旁，并他所深爱的中国土地上。当他离世时，内地会宣教士已由当年的24位增至825位；中国同工增至1,152位；中国受洗基督徒已达18,625人；有组织的教会有418个，宣教站、布道所与会堂合为1,424个，学校150所。而且中国内地会所奉行的信心原则，例如不募款、不举债、无定额薪资等，皆成为后来许多信心差会的典范。因此戴德生不仅被称为“中国内地会之父”，也被视为“信心差会之父”。

1853年戴德生带着基督的爱来到中国，52年后，他带着中国人的爱，归返天家。然而，这爱的故事并未因他的死而完结，乃是透过千千万万的宣教士、中国传道人、信徒，以及他的儿孙，直到如今一百四十多年来，从未中断，并且还将持续下去。戴家每一代都有人献身于中国宣教。戴德生之子戴存仁在华宣教时间长达64年之久；他的儿子戴永冕（James II）也终身奉献给中国教会，先后在河南、陝西、台湾等地，拓荒布道，建立教会，开办圣经学校，为教会培训人才；他的儿子戴绍曾（James III）于1929年出生在开封，珍珠港事变后，曾被关入山东潍县集中营。他的儿子戴继宗（James IV）于1959年出生在台湾，现在已成为台湾人的女婿。他正如其名“继宗”一样，继续事奉祖宗所事奉的神，继续关心祖宗所关心的中国。如今华人的血已融入戴家，他们的第六代正在成长。几年前，戴继宗与妻子带着年幼的儿子戴承约，来到镇江戴德生的墓碑前，向神祷告，求那大大感动戴德生的灵，继续感动承约，盼望他也像先祖一样，愿意奉献自己的一切给中国人。神的爱，藉着戴德生、他的同工和他的后世子孙，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