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亚

玛丽亚（Maria Jane Dyer）是宣教先驱台约尔（Samuel Dyer）与其妻谭玛莉（Maria Tarn Dyer）最小的孩子，生于马来西亚的槟城。1843年父亲台约尔去世后，母亲谭玛莉于1845年改嫁给同为宣教士的包森先生（J. G. Bausum），并且继续住在槟城。次年，谭玛莉去世后，玛丽亚和她的姐姐宝丽娜（Burella）被送回英国跟她们的监护人舅舅和舅妈住在一起。舅舅谭威廉（William Tarn）是圣教书会（Religious Tract Society）的主任。姐妹俩形影不离，当姐姐宝丽娜进入学院接受教师培训时，玛丽亚与她同往；当姐姐应阿德西小姐（Miss. M. A. Aldersey）之邀，于1852年启航前往中国宁波女校教书时，玛丽亚再次与她同去。

玛丽亚成长于安立甘教会背景中，她的宗教生活仅仅是礼文式的，直到在去中国的航程当中，她才诚心信靠耶稣基督是救她脱离罪恶的独一救主。姐妹俩在旅程中学习中文，尽管她们年幼时在槟城都曾学过一些。玛丽亚抵达宁波时年16岁，随即加紧学习语言，很快就能说一口流利的宁波话，并且可以一边阅读英文书，一边直接给身边的学生翻译成中文。除了在阿德西小姐的学校帮忙外，她还办了一个“孤儿院”。

三年后，人们如此形容玛丽亚：“活泼、机智而又聪慧，是一个十分迷人的十九岁少女——一头浅棕色的秀发，苗条的身段。并且像当时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士一样，她也弹得一手好钢琴。”(HTCOC 3.40)

这时戴德生（Hudson Taylor）刚好住在宁波。由于当时新教宣教士的圈子不大，他和玛丽亚在晚宴上，主日敬拜等很多场合都有机会见面。很快，玛丽亚对戴德生渐生情愫，但她把这份爱埋在心里。然而不久，戴德生认定，她就是那个他梦寐以求的终生伴侣。在给妹妹的信中，戴德生形容她“一看就是个漂亮的女孩儿”（HTCOC 3.28)。于是他开始主动地追求她，尽管他要面对强大的阻力和阿德西小姐的强烈反对。

因为当时戴德生尚未被按立牧职，又没有学位，且没有任何差会支持（他刚从中国传道会[Chinese Evangelisation Society]辞职），而且还穿着一身汉服，阿德西小姐认为戴德生完全配不上如此优秀的玛丽亚，因此她坚决抵制他们日益发展的恋情，但最终还是被来自玛丽亚真正的监护人——舅舅和舅妈——的一封信所颠覆，信中他们同意了这桩婚事，尽管没有对这对年轻的恋人以及阿德西小姐和她的支持者进行任何批评。如今回过头去看这件事，各方涉事人，包括年轻的戴德生，都不是没有过错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人一旦感情用事，其判断和行为就未必准确了。

1858年1月23日，在玛丽亚刚满21岁一周后，他们结婚成为夫妻。婚后他们保持特有的生活习惯：每天早餐前查考希腊文新约圣经；常常向他们在路上所遇到的中国人传福音。此时，玛丽亚尚未身穿汉服，戴德生也未要求她这样做。从一开始，他们就幸福快乐地在一起，并且珍惜彼此的亲密关系，浪漫的爱情从未消褪。

玛丽亚很快就成为戴德生向各阶层中国人，特别是向贫穷人传福音不可或缺的同工和伙伴。在戴德生外出讲道、行医或巡访慕道友和新信徒的时候，她常常探访当地的华人妇女，或在宁波自己的家中接待她们，所以教会人数增长很快。

由于两年多不懈地工作，戴德生积劳成疾，身体垮了下来，他们只好回到英国伦敦疗养。此前，大女儿存恩（Grace）在宁波出生；回英国时，已经有三个儿子相继加入这个家庭（还有一个女儿Jane，因为玛利亚怀孕时一直生病，到生产时不得不引产，因为若不引产，母女恐怕都难以活命，因此这个女婴出生后仅存活了一个小时便夭折了）。1865年，当戴德生受感创立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时，玛丽亚倾全力支持他。在内地会早期，她的手为戴德生而写作，她的信心增强了他的信心，她的祈祷推动了整个事工，她务实的经验和爱心，使她成为“内地会之母”。(HTSS, 115)

由此，他们家每天聚满了想去中国宣教的候选宣教士，玛丽亚不仅要操持家务，还要充任戴德生的秘书。在长达四个月前往中国的“兰茂密尔”(Lammermuir)船上，戴德生和玛丽亚分别在上午和下午给这第一批内地会宣教士教授中文。其实在整个航程大部分时间里，玛利亚都是拖着病体施教。到达上海后，大家都换上了汉服。尽管穿汉服对玛丽亚也是一个挑战，但她还是帮助其他女宣教士和女眷们适应新的环境与挑战。以她对中国人的观察和了解，她知道这样做是必须的。为了减少中国人对西方人的偏见与误解，他们在穿着举止上必须要入乡随俗。

他们乘乌篷船溯江上行，最后到达杭州，住进一个曾经是官宅的地方。不久，一个药房，一个教堂就建立起来，各项宣教事工也随之开展起来。玛丽亚特别为妇女们开办了一个手工学堂，教她们缝纫等技能，在她们作工时，玛丽亚就与她们交谈，为他们读经，不久她们就听信了福音，其中一些人受洗归主。戴氏夫妇遂差派一些未婚女宣教士到这些女信徒家中，着意栽培、帮助她们成长，久而久之，她们与艾美丽（Emily Blatchley）和福珍妮（Jennie Faulding）的关系变得尤为亲密而融洽。戴德生与这些单身妇女的熟悉关系虽然也偶尔惹人非议，但无论是玛丽亚还是这些妇女都坚称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清白、合宜的。每每戴德生深入内地从事开拓性宣教之旅时，玛丽亚就负起当地教会的事工与责任，她亦常常捉刀代笔，向英国母会报告福音工场的困难与进展。有一次她听说身在外地的戴德生罹患重病，就马上就带着孩子和一女仆，乘坐一只小船尽快地赶往夫君身边。当船夫摇橹疲累之时，她甚至与他轮流摇橹。其急切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戴德生夫妇的住所非常原始、简陋，他们睡觉的地方在二层，进出得登梯子。在玛丽亚怀孕八个月时，有一天夜里，她一脚不慎从梯子上跌了下来，好在她本人和腹中的胎儿没有受伤。但不幸的是，几个月后，他们8岁的大女儿存恩却在酷暑中害热病离世。戴氏夫妇重新坚定他们奉献的心志，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宣教工作中去。他们眼看着一个小教会成长起来，并且华人教会领袖也兴起来了，于是他们觉得该是开辟另一个宣教工场的时候了。

1868年夏天，他们乘坐乌篷船驶往长江上游，两个月后，他们抵达扬州定居下来。不久，在当地乡绅的煽动下，一群暴徒冲进了他们所住的地方，初时的友好顿时被杀气腾腾的仇恨所取代。当他们意识到逼近的危险时，首先想到的是妇女和儿童应当躲到安全的地方去。玛丽亚日后追述说：“我们（妇女们）当时一致请求戴德生不要这样做，因为在这紧要关头我们跑了，可能会给那些留下的人带来更大的危险。”(HTCOC 5.87) 当暴民最终冲进他们的房子，玛丽亚和其他众人与暴徒僵持时，戴德生跑去向当地政府官员求助。当房子烧起来时，一些宣教士从二楼跳下去逃生，那时，正如艾美丽所记：“一个高大、光着上身的壮汉闯进屋里……，玛丽亚迎面走向他，责问他说：‘你看到没有？这里都是些妇女和孩子，你骚扰我们不觉得可耻吗？’她把那人阻滞在那里有几分钟，但很快他就开始对我们动手，从我们身上搜钱……。玛丽亚高举着手与他说话，当那汉子看到玛丽亚手上的结婚戒指时，就粗暴地将其从手指上捋下。”当一个袭击者正要把一个男人从屋顶扔下去时，“玛丽亚和我一起死死地抓住那人，把他拽进屋里。那个暴徒然后从断壁上抓下一块砖，用力砸向鲁德兰先生（Mr. Rudland）的头上。”

鲁德兰后来如此写道：“戴师母举手挡住了这一击，但那个人转而砸向她，戴师母对他说：‘你竟要打一个毫无抵抗力的女人吗？’那人听到她讲的是中文，而且声音是那么地柔美，他愣住了，随即丢掉了砖头。”最后，玛丽亚和其他人从15英尺高的二楼窗户跳下到地面，当时她身怀着她第四个儿子存智（Charles Edward）已经是第六个月了。她摔伤了她的脚踝，因失血几至昏迷，而当时她最担心的是可能因此而流产。“但上帝是我们的居所，祂不离弃我们。并且祂使我坚信：祂必藉着我们所受之患难，叫中国得益处。”(HTCOC 5.97-100)

最后他们被政府官员护送到镇江，一位造访过他们的内地会宣教士写道：“当我见到他们的时候，戴师母正乱中求静地坐在屋子当中，继续其宁波话辞典的编订工作。她竟有如此强大的定力！而当时戴德生先生正在同一间屋子里卧病在床……。她的信心和勇气使我受到极大的震动。她的面容柔和、甜美，她的身体孱弱，但她脸上所表现出来的却是坚韧不屈和无比的勇气。”(HTCOC 5.106)

当社会秩序恢复之后，他们又回到扬州。他们重新入住旧地，尽情向当地民众展现出基督的爱与饶恕，宣教士们的温和、宽恕之精神很快就赢得了百姓的心。1868年12月1 日，玛丽亚的儿子出生了。在她曾经跳楼逃生的那个房间里，玛丽亚如此写道：“那时，上帝使我的心有这样一个渴望……，如果我和胎儿得获平安，我情愿我的这个孩子生在这个城市、这幢房子、而且就在这个房间里，而不是生在其他什么地方。”(HTCOC 5.159)

无论如何，玛丽亚受到了永久性地伤害，她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孱弱多病。但是当戴德生外出传道或巡诊，特别是应召去为人接生时，玛丽亚还是与他同去产妇家里，帮助照护母婴，直到戴德生的工作完成才回家。

每当戴德生经历属灵危机的时候，玛丽亚都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安慰、理解、支持着他。有一位宣教士写道：“我很少见到像戴师母这样活像基督的基督徒。”而另一位宣教士则如此说：“她那种在基督里的美丽的沉静与信心甚至超过他的夫君。”(HTCOC 5.211)

1870年，随着酷暑来临，戴德生夫妇眼看着他们的孩子在中国被热浪和生活贫困所折磨，于是就决定把他们送回英国老家。艾美丽小姐主动要求照料他们。然而，就在准备启程之前，他们年仅五岁的小儿子撒母耳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待其他人离开中国后不久，撒母耳不治而逝，死后葬于离上海不远的上游城市镇江。

当时也有其他内地会宣教士生病，戴德生夫妇不得不照料他们。当一个同工的妻子身患重病，而戴德生无法离开另一位病人时，玛丽亚只身坐着手推独轮车，半夜里去看望他们。日后她丈夫回忆道：

“那时，虽然戴师母舟车劳顿，非常疲惫，但她仍然坚持让我去睡，由她来照料我的太太。无论你怎么说她都不肯去休息。她说：‘不，你不能再坐在这里熬夜陪伴下去了。快去睡吧，不管你睡不睡，我都会在你妻子身边陪伴她的。’我永远忘不了她话语中表露出的坚定和爱，同时她脸上还发出基督温柔的光芒，那是她在基督里所支取的喜乐和力量。”（HTSS, 169)

1870年发生了“天津教案”，许多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被杀害。教案发生后，内地会许多宣教士聚集到镇江，以至于这个宣教士之家变得非常拥挤。戴德生睡在客厅或楼道的地板上，这样玛丽亚就可以和其他女士们在他们的房间就寝。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他们对中国人的宣教事工并未停止。

同年夏天，他们的另一个儿子诺尔（Noel）出生，但因玛丽亚染上了霍乱，无法好好的喂养他。仅仅一周后，7月20日，还没来得及给他找到合适的奶妈，他就夭折了。此后玛丽亚的健康每况愈下，不久因结核性肠炎而与世长辞。多年后，戴德生如此写道：

“当我对她说：‘我亲爱的，你知道你就要死了吗？’她说：‘亲爱的，我感到非常抱歉！’她停顿了一下，就好像要更正一下她贸然表达出的抱歉之情。我说：‘亲爱的，你就要与主耶稣同在了，你不会感到遗憾的。’我永远忘不了她看着我的那个眼神，就好像要看到我的眼睛里去似的。她回答说：‘哦，不是的，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知道，亲爱的，在过去十年中，在我的灵魂与我的救主之间是透明无间的，我不会因为要去见祂而感到遗憾。但我感到遗憾和抱歉的是，在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却离你而去，把你一个人留在世上。’”(HTCOC 5.265)

玛丽亚于1870年7月23日去世，年仅33岁，与戴德生结婚12年余。他们由始至终相亲相爱，日久弥新。在世年月里，除了多次短暂分别外，他们的身心灵始终如一。有时候，为保护隐私之故，戴德生以罗马注音的宁波方言写信给她，表达他内心最深处的思想情感。他们经常通信互表衷肠，字里行间即便是谈公事也充溢着柔情蜜意。“我的心渴想你”是戴德生常用的表达，而玛丽亚爱的回应绝不比他逊色。

二人一共生育了八个孩子，其中四个夭折，四个儿女存留于世，他们是戴存仁（Herbert Hudson）、戴存义（Frederick Howard）、戴存爱（Maria Hudson）和戴存智（Charles Edward），后来皆成为内地会宣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