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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Chunyi

1913 — 2006

汪纯懿

二十世纪中国家庭教会神忠心的僕人;是在逼迫与患难中神恩典的见证人。她与赵世光等人共同创建了“灵粮堂世界布道会”;在上海设立“晨星孤儿院”。

  中国家庭教会

  安徽 , 上海

一、早年生平

汪纯懿于1913年农历11月28日生于江苏溧阳。小时因母亲生病,寄养在一农妇家三年之久。自童年起,即在家读古书。1925年夏天,其家由溧阳迁到杭州,时读小学五年级。13岁时,小纯懿信主得救,于是年复活节受洗。1928年下半年,汪纯懿转入教会兴办的杭州冯氏女中读初中三年级时,开始在主日与宣教士一起教儿童主日学。于冯氏女中高中毕业后,留校工作(教书、管理伙食),且进修物理、化学及奏乐等课程。

二、蒙召传道

1936年7月,汪纯懿蒙召做传道,于1936年下半年至1937年上半年,在浸信会真神堂教会事奉,教西方宣教士中文及儿童主日学。1937年日军侵华,她进入难民所工作,以主耶稣的爱,安慰和帮助难民,并在杭州周边城镇传福音。1938年,汪纯懿去到香港,在那里研读圣经。1940年又回到上海浸信会教会工作,在圣经学校负责女生部的指导。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纯懿仍在浸信会教会工作。1942年6-8月,她与赵世光牧师等人同工事奉,开始在灵粮堂教会工作,筹建“灵粮世界布道会”;同时为上海犹太难民开办查经班,倾听他们的哭诉,安慰他们的心灵,参加他们的聚会。

1946年,汪纯懿凭信心开办了“晨星孤儿院”,收养孤儿约60人;并且设立附属小学,课程齐全,教员都具有大学水平。1947年下半年,汪纯懿赴加拿大进修神学,研究圣经与学习钢琴演奏。1948年底返回上海,继续看顾孤儿院,并将孤儿院用作布道所。

“1949年春,许多人还在设法逃跑的时候,一日,忽然有人呼喊我的名字,接着又说‘电报‘二字。‘电报’?‘赶快离开,速来厦门’──这是电报的内容。我去厦门吗?这些孤儿怎么办呢?将近60个孤儿要送到哪里去呢!不,我不能去。这电报是朱夫人打来的,但我只能谢绝她。过了不久,电报又来了。时局越来越紧张时,又收到她第三次打来的电报,仍旧催我赶紧离开上海。末后又收到她的一封信,里面附着她写给中国银行高级职员的一封函件,请他为我与四个较大的孩子安排船位。她还告诉我:日后我与四个大孩子的一切生活费用都由她负责。

于是,我拿着信件,一个人独自去求问神。我跪在主前,求他指示我当行的路。后来在内心里觉得,我依靠的对象不应当是个财主,而应当是永活的真神”(《何等奇妙》第2页)。

“现在应当怎样行呢?许多名牧已经离去,宣教士们也被迫离开了。那些尚未听到福音的人怎么办呢?我越想越觉得自己应当留在国内。我又想到:戴德生先生是英国人,尚且这样热爱中国的人民,我难道可以在这么广大的土地、这么众多人口的工场上、传道人这样稀少时,也离开这许多从来没有机会听闻福音的人群吗?牧人因着一只失落的羊,还肯撇下九十九只在圈内的羊去找寻它,我是否也当如此行呢?想到这里,我就在父神面前降服──只要主愿意,我留在国内,即使能领一个人归主,也是好的!只要他欢喜,我愿意完全顺服”(《何等奇妙》第5页)。

如果汪纯懿逃了,她就可免去日后16年的无情摧残岁月;况且她的身体一直不好,精力也不够充沛,又有许多杂事缠身。但她全然顺服,为了可怜的60名孤儿,和那些尚未听到福音的人,她凭信心留下了。

1951年,她写了《活的见证》一书,讲述其1914-1951年间的见证。

1952年初,晨星孤儿院与“伯大尼孤儿院”合併。1952年-1957年间,汪纯懿教授钢琴,且在峨嵋路设立布道所,引人信从主耶稣。1958年-1960年,布道所结束,她开始个人布道,继续做青年人及儿童工作,期间翻译了慕·安德烈(Andrew Murry) 的《祷告的生命》。1960-1962年上半年,她仍做少数青年人的工作。

1962年7月2日,汪纯懿因信仰之缘故——因翻译《祷告的生命》和坚持家庭祷告聚会——而被捕,被关押在上海市拘留所与看守所一年多。1963年11月被判刑10年,关入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三、在狱中的恩典生活

在10年的监狱岁月里,汪纯懿姊妹坚持对上帝和救主耶稣的信仰,谢饭祷告,为此她吃了许多苦——被反铐,被殴打……。但她依然坚贞不屈,饶恕那些伤害过她的人,帮助和安慰弱者,敢于讲公道话。一位与汪纯懿同监5年的程天午姊妹写了一篇生动的见证,题目是“在狱中的恩典生活——纪念汪纯懿姐妹”。文中称“汪纯懿姑姑的一生是敬虔侍奉、刚强站立、爱人超己、不住祷告的一生”。从下面几段文字记载可见一斑:

“汪纯懿站了几个下午,在批斗会上,一批靠拢政府、要求改造的犯人,学着他们提审员的口吻,像连珠炮一般向汪姑姑提出质问:‘你说说看,毛主席是啥人?’ ‘他是中国领导人。’ ‘他是不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汪姑姑不予理会。那不行,不讲,看那架势又要拉头发了。 我的心吊在嗓子眼,不知道她会怎样回答。要知道,在那极左的年代,红色恐怖笼罩在中国大地,就是在社会上讲错一句话,哪怕用个比喻打倒毛泽东也不行啊,都可以判5年刑,更何况监狱,更何况在30多个犯人面前。轻曰‘放毒’、攻击污蔑;批斗、毒打致残更不在话下,重则上报加刑、枪毙”(《在狱中的恩典生活——纪念汪纯懿姐妹》第101页)。

在公审大会后,必有监狱长训话。他谈到“这些犯人之所以枪毙,是不好好改造世界观,不认罪服法,坚持反动立场,与人民为敌到底,在监狱继续犯罪。你们中间到现在为止,还有这类人。我提醒你们,要以他们为警示,夹紧尾巴做人,不然他们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今天我要报一批反改造尖子的名单,男监有xxx、xxx;女监有1000、427、339 (汪纯懿的监号)……。听到汪纯懿也列上名单,心中一阵收紧。这天她作为反改造也被叫到大礼堂现场去接受教育。在散会回来后,我看到427(一个少教所16岁的单亲孩子,说她写反动标语被判5年)又哭、又不用水、又不吃晚饭,又被叫到办公室去谈话。但汪纯懿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照样排队领水、洗盥、倒污水、搓毛巾、谢饭。这就是天父给她内心的平安写在脸上,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她母亲怀中。次日下午小组讨论时,小组长叫她谈认识。关于昨天枪毙人和指名,姑姑表示‘没有认识,我和他们不一样。’短短一句话结束自己的发言。

队长也站在小组会上说:‘339,你皮厚,要子弹才能打穿你,不见棺材不落泪的货色,是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汪纯懿对看守的辱骂像微波不兴的湖水,十分平静。因为主曾对我们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诗篇37:1);‘申冤在我’”(罗12:19)【《在狱中的恩典生活——纪念汪纯懿姐妹》第128页】。

汪纯懿知道,虽然她饱受迫害,但神一直与她同在。她勇于为神作见证,因她知道是神在掌权,不是人在掌权。

“一天下午,那个从前在青年会工作的人在学习会上发言,大大反对神。她听到新来的囚犯说到监外的情况:所有礼拜堂都已改为工厂或食堂,而且圣经与诗歌都被烧掉了。她就在小组里说:‘教堂没有了,圣经被烧了,哪里还有神?可是现在还有人死死地抱住他不放呢!’

我(汪纯懿)心里想:‘你靠着基督教青年会,拿了几十年的高工资,享受了这许多年的优越待遇。现在碰到了难处,竟说出这样的话来,太使人难受了。’我不得不开口答道:‘教堂没有了,圣经被烧了,神还在。’

于是,小组长立刻将我从坐位上拉到台前,对我进行批斗。与我同监房的无期犯,走过来狠狠地打我左边的头部。她们又叫我低头(这是承认自己犯了错误的表示),我不服从。她们就用手揿我的头,强制我低头,我坚决拒绝,后来我就睡在地上。于是大众就蜂拥而上,狠狠地打我,问我:‘还要祷告吗?’我的回答是:‘要祷告。’她们继续一面打、一面问。我继续回答:‘要祷告。’结果大腿被打得发紫了。她们继续问我:‘要祷告吗?’我还是靠着主的力量回答:‘要祷告。’

发晚饭的时间快到了,一位队长从楼下办公室走了上来,大家才停手不打。我就从地上爬起来,对队长说:‘为了主耶稣的缘故,我饶恕她们。’说完了话,就走进了监房。”

“我刚一坐下,就有一个已经硬了的血块从左耳掉了出来。这是因为在沐浴时,许多人紧紧挤在一起抢用热水冲洗身体,以至污水流入耳内,患了中耳炎,流血与脓。医生诊治后,除了搽一些红药水外,没有其它治疗。日子久了,耳内的血与脓结了一个小块,我自己还不知道。这次被无期犯狠狠地打了一下,它就跌落了出来。我一见这血块,就感谢父神:若不是那无期犯狠狠地痛打我的头部,在我耳中那已乾了的血块就不可能掉出来。而这血块一直塞在耳中,岂不是要影响我的听觉吗?《罗马书》八章28节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句话完全可以兑现的”(《何等奇妙》第111-112页)。

四、在农场劳改岁月

1973年3月,汪纯懿服刑期满,遂被解往安徽白茅岭农场枫树岭分场劳动改造,这一去就是6年多,受尽劳役之苦。汪纯懿在《何等奇妙》中,除了写下惨不忍睹的迫害,还不时地提到她与神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神时时与她同在的快乐,这不是世间的财富可以换到的。 

“我们采茶有一定的指标。遇到黑云密布,雷声隆隆,电光闪烁,蛇蝎活跃,大雨滂沱时,我们这些老的、青年的妇女为了要完成指标,不得不还在山上采茶。大家你追我赶,分秒必争地向着一个目标进行——采到所预定的数字为止。下雨天茶叶既嫩又重,茶树生长迅速。我的双脚无力,两手的无名指弯了下去,不能自动,必须用另一只手拉它才能伸直;然而我仍不能落后,用拐杖撑着走路。身上穿着一件塑料雨衣,里衣因水蒸气都湿透了。肩上背着茶篓,在泥泞的山路上向前蹒跚地前进。

偶而,我们也遇到意外的喜事:深绿色的茶树丛中藏着天蓝色的鸟蛋,真可爱极了!当然这一切都比不上我的良人时时与我同在的快乐;我心灵的甘甜和喜乐不是属地的物质和世人所能换得的”(《何等奇妙》第165页)。

1979年6月8日,汪纯懿获得释放返回上海家中。同年7月,向法院递交申诉书。后因车祸骨折,于1980年上半年去南京休养,期间写出《何等奇妙》一书,讲述其1951-1986年的见证。1980年10月14日,上海市虹口区法院宣告其无罪而获平反。汪纯懿返回上海后不遗余力地为主作工,探望信徒,带领聚会,广传福音。许多人因她而信主,到她那里聚会,过祷告的生活。

五、在北美的晚年生活

汪纯懿于1986年下半年来到美国;1987年,年已74岁的她仍在南加州阿罕布拉市一间华人教会工作。1988年-1989年,到南加州托伦斯市灵粮堂工作。1989年,她又被差到南加州橙县设立教会。从1990年3月-2003年,她又回到托伦斯市灵粮堂本堂工作。汪纯懿是工龄最长、退休最晚的一位长者。她1936年蒙召传道;从1962年被捕到1979年平反回上海,她受了17年常人难以想像的苦难。以73岁高龄移居美国后,她又为主工作了17年。前一个17年是以实际的生命经历,见证上帝的荣耀,也是属灵的装备时期。后一个17年是言传身教的时期,以她的亲身经历来见证神的大能和恩惠,因此格外有说服力。到2003年退休时,她整整为主工作了68年,一直工作到90岁。即使退休后,汪纯懿依然辛勤为主作工,经常在北美和世界各地讲道。2004年9月,汪纯懿曾回上海探望弟兄姊妹。2006年3月24日,汪纯懿因心脏衰竭,平静安详地被主接回天家,在世享年93岁。

一位曾经与汪纯懿同工的姊妹,见证了汪纯懿晚年的忠心事奉,并记下她如何用其仅存的日子,点亮了周围人的生命:

“汪姑姑刚来美国时,正是我在加拿大边境出大车祸重伤,返回洛杉矶休养的时候。汪姑姑常为我祷告,鼓励我靠主走出生命的难关,对我说:作主的小驴驹,主要用你。当父亲、弟弟、弟妹来美国时,她也来参加我的车祸四周年感恩会,并对我的家人传福音。虽然汪姑姑是单身,但她时常关心单身的姐妹们,还为我介绍一位从上海来的工程师作朋友。她就是这样一位善体人意,处处为人着想的好长辈。 有一次,我开车经过旧教会附近,看见汪姑姑正在过马路,原来她要去附近的礼品店买东西,我就开车载她去,才知道她常会买有圣经经文的礼物送人。她自己非常节俭,买礼物却很大方、慷慨。汪姑姑90岁生日时,我去探望,她送我的礼物写着:‘平静的大海不能造就出有技巧的水手。’她真是一位随时给予的人。 有两年的时间,我在主日下午的聚会带领敬拜,与汪姑姑同工。我发现她很用心栽培年轻的信徒,尽量提供服事的机会,坚定他们对主的信心。她关心青少年,找老师来辅导他们。又举办儿童才艺表演,吸引孩子的父母到教会来。 汪姑姑在托伦斯灵粮堂,每天忠心参加晨祷,也在主日崇拜讲道。她的讲道就是生命的见证,虽然已是八九十岁高龄,仍然非常有冲劲。她喜欢用短诗,要人站起来宣告对主的决心,用报纸的例子证明人心需要神,常以耶稣基督生命的品格为信息内容。她发自内心的呼吁,好像摩西面对以色列人,将生死祸福呈明,要他们自己选择。 汪姑姑关怀的对象很广,时常打电话关心别人,因此许多路过洛杉矶的朋友会来探望她。她的家也是许多人彰显爱的地方。在她90岁以后身体比较孱弱的日子里,多年来受她照顾的弟兄姐妹,会买菜、买水果送来,帮她洗衣服、整理房间、联络看病,甚至找看护照顾她。虽然她总是客气、谦卑,认为自己不配。我去探望时,感受到她心里的平安,知道自己有人照顾,直到回天家。但她并没有白费光阴,常常鼓励年轻的传道人,请人带她去老人院、疗养院探访,安慰中风卧病的牧师,她一生的日子都是为主而活。 汪姑姑的榜样,给像我这样单身的姊妹很大的鼓励,知道只要好好为主而活,生命可以很丰富,而且不孤单。虽然没有自己的儿女,家人又不在身边,但是做在弟兄姊妹身上的,就是做在主身上,像汪姑姑常说的:主必纪念。不必担心老年的光景,或将来的日子如何。汪姑姑去世前,去医院探访的人比谁都多,这应验了:那没有儿女的要比有儿女的更有福。汪姑姑已经息了地上的劳苦,积很多财宝在天上,回到她一生所爱的耶稣身边。一代一代的生命传承,现在该是我们接起棒子,努力往前奔跑的时候。 正如追思礼拜时大家唱的诗歌:要忠心,父神是信实的,主必纪念。这三句话是汪姑姑留给我的属灵遗产,我愿意承接使命,像汪姑姑一样,一生忠心到底,至死都不偏离”(“美丽与坚强——怀念汪纯懿姑姑”,绿蒂雅信心旅程的博客:2010年4月7日)。

汪纯懿并没有高学历,不是神学博士,也不是教会领袖。但她按上帝旨意行走完了一生的道路,发光作盐,荣神益人,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资料来源

  • 汪纯懿著,《活的见证》,中国大陆圣徒见证事工部,2004年。
  • 汪纯懿著,《何等奇妙》,中国大陆圣徒见证事工部,2003年。
  • 程天午著,《在狱中的恩典生活——纪念汪纯懿姐妹》,(陈阳文存:林昭、汪纯懿、俞以勒以及中国教会)
  • “美丽与坚强--怀念汪纯懿姑姑”,绿蒂雅信心旅程的博客:2010年4月7日。
  • 相关网络资料。

关于作者

冯晓薇

作者系美国加州基督工人神学院硕士研究生,在李亚丁教授指导下撰写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