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道

王明道于1900年7月25日（光绪二十六年）生于北京，正值庚子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年。其父名王子厚，在北京美以美会所开设的同仁医院做医生， 30岁时与李文义结婚。李文义年少时曾在伦敦会在北京所办的教会学校读书。婚后二人共育有五个孩子，王明道排行最末。不幸的是，其他三个孩子都先后夭折，只有长女和王明道得以存活。

在王明道尚未出生之前，义和团乱起，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四处追杀“洋人”，许多外国人和中国基督徒纷纷躲入东交民巷使馆区内避难，王子厚携着怀有身孕的妻子和长女也在其中。由于义和团攻击猛烈，使馆区岌岌可危。胆小的王子厚唯恐落入义和团手中，竟撇下母女二人和尚未出生的孩子，在花园中自缢身亡。此后不久，李文义在东交民巷生了王明道，为他接生的外婆给他取了个乳名叫“铁子”。不想，日后的王明道人如其名，一身铮铮铁骨，威武不屈。

在动乱中的孤儿寡母欲谋生计实在不易，王明道童年时经常忍饥挨饿，故身体孱弱，经常生病。在其生长的大杂院里，皆为社会下层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故其从小就体会到社会丑恶及人心之险恶，从而也造就出他嫉恶如仇的性格。

王明道自幼酷爱读书，在母亲的帮助下，入学前就已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明贤集，还有圣经、天路历程，以及正道启蒙等基督教书籍。九岁时入伦敦会创办的萃文小学读书，母亲为他取了个学名叫“永盛”，即“永远昌盛”之意。小永盛每天除学习四书五经、算数和国文等课程外，还经常参加学校中各种宗教活动，如圣经课、崇拜聚会和祷告会等。由于母亲是伦敦会的教友，故亦经常带他到教会中参加崇拜等其他教会活动。由此可见，王明道童年和少年时期，一方面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一方面也受到基督教信仰的影响。

虽然如此，年少的王明道和当时许多学生一样，对宗教活动不大感兴趣。在其自传《五十年来》中，他说：“我一直到十四岁的春季，从礼拜堂中不但甚麽也没有得着，而且看聚会是一件最令人头痛的事。”（14页）但他对生之追寻，对死之归宿等问题却自年少时就深为关切，而中国的传统思想观念却不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桉。故他在思想上十分彷徨，生活上随波逐流。直到1914年春，一位基督徒诤友对他的劝诫和带领，才使他的人生发生了转机。这位朋友敬虔的基督徒生活，以及对王明道生活上的过失“严厉的责备”，使王明道深为敬重。在他的带领下，王明道开始阅读当时基督教青年会书报部干事谢洪赉的着作，从而使王明道的思想产生极大的改变。“我开始明白人生的意义、人生的责任。我开始恨恶一切的罪恶与不义。我开始羡慕圣洁良善的人生。”（同上，15页）这是王明道属灵生命的开始。同年复活节，他在伦敦会的一所礼拜堂里受洗。这期间他经历了重生的经验，生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与前判若两人，开始过着有规律的灵修生活，每天读经、祷告，热心参加各种教会活动。到中学毕业前，他已经是一个颇为正派的基督徒。

王明道当时所处的年代正值内忧外患，兵荒马乱的年代。和许多青年人一样，他也怀有一颗爱国心和远大的政治抱负。他曾以美国林肯总统为楷模，一心想成为一个政治家，救国救民。但不久他内心强烈感受到神的呼召，要他去作一个传道人。起初，他对这个呼召很抗拒，内心经历痛苦挣扎长达三年之久，因为要成为一个“高尚的”政治家和成为一个“卑微的”传道人，这两者间毕竟相去甚远，要让自己放弃作政治家的野心，谈何容易！所以他一直不肯对神的呼召让步。后来他相继罹患重病，1918年6月的一场大病，几乎夺去他的性命，当时他唯有向神悔改以求得医治。他说：“如果我的病不能痊愈，我承认我应该死；但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我再不敢抗拒神了。”（同上，26页）

王明道从萃文中学毕业后，到汇文大学读预科班。1919年，因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学校变动，王明道一时求学无门，后经朋友介绍，到保定县长老会所办的烈士田小学任教。除教书外，他以德行感化学生，经常与学生一起聚会，教他们立身处世之道和基本的圣经知识，使学生们的生活发生很大改变，王明道也从中认识到改变人心之重要。同时，从他多年来对教会状况的认识与了解，深感教会需要改革，需要彻底的属灵更新。他将此视为己任，为神作工的愿望亦愈加强烈。

1920年夏，王明道完全放弃自己的政治野心，顺服神的呼召，决心以“明道新民”为己任，做一个“人心改革家”，拯救人的灵魂。此后，他改“永盛”之名为“明道”，意为“愿神用我在这黑暗邪恶的世界上，证明他的真道。”（同上，37页）同时为自己设定新的目标，立志成为一个大布道家。他打算先读大学，再入神学院深造，然后再去英国留学。

王明道在烈士田学校任教一年之久，期间在校内创立了基督教青年会，自任会长，引以为傲。但在1920年11月21日晚上，一位朋友与他的谈话却完全改变了他的思想、信仰和人生道路。这位朋友与他谈论罪的问题，指出骄傲是人生最大的罪恶，直刺王明道的内心，使他认识到自己的虚荣与骄傲。在同一位朋友的影响下，王明道对洗礼的形式亦产生了疑问，经过详细查考圣经，他确信浸水礼比点水礼更为符合圣经的教训，于是他决定请北京使徒信心会的朱鼎臣牧师前来为他施浸。这件事引起长老会和学校当局的反对，但他宁愿选择离校，也要“顺服神的命令”。最后，他和几位为洗礼之事一同退学的同学，冒着严寒，在保定城外护城河桥下的冰窟窿里，接受了浸礼。此举同样遭到母亲和姐姐的责难，一度使王明道内心非常痛苦。日后王明道忆及此时亦承认自己年青时“热心有余，智慧不足”。

此后三年之久，王明道效法圣经先贤们的旷野经历，过着读经、祷告、禁食、默想的属灵操练生活。这期间他曾到灵恩传统的使徒信心会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聚会，并曾接受过灵恩运动的思想以及守安息日的主张。后来经一位瑞典基督徒毕胜道（Eric Pilquist）的指点，使他真正明白了因信称义的道理，对救恩也有了正确而全面的认识。

从1921年起，王明道开始其讲道生涯。从其早期事奉中，就可看出他对教会中那些没有属灵实质、形式主义的宗教活动，对那些不良传道人，以及谬解圣经的自由派新神学深恶痛绝，表现出他传道的热忱，对信仰的认真，以及他不妥协的性格。

1925年初，王明道在自己家中开始了家庭聚会，亦常应邀到全国各地讲道。在1925-26年间，曾先后到南京、杭州、上海、苏州、天津、福州和绍兴等地布道。他以耶利米先知的使命为己任，认为神要使他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他在讲道中，严厉斥责世界的罪恶，抨击教会中背道之事，呼吁世人速速悔改。他刚正不阿，对罪恶毫不妥协。他所秉持的态度是“宁可遭遇人的反对攻击，也不愿招来神的震怒。”（同上，22页）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去过全国二十四个省，在三十多个不同宗派中讲道。

王明道不仅主张读经，也主张“读书、读事、读人”。他的神学思想和讲道信息都非常注重现实生活问题，尽力帮助人认罪悔改，追求圣洁，以效法耶稣基督为最终目标，由生命带来生活上的改变。

1926年11月，王明道在杭州与刘景文订婚。1928年8月，二人举行婚礼，结为夫妇。婚后育有一子，取名“天铎”。

从二十年代中期起，王明道亦越来越重视文字工作，先后出版数册关于教会和基督徒生活的小册子。1927年，王明道创办《灵食季刊》，其中大部分内容都由他亲自执笔，除圣经基本要道和讲道信息外，还有关于基督徒生活，以及护教等方面的文章，特别对教会中那些受西方自由主义神学影响的“不信派”的抨击，不遗余力，为真理的道竭力争辩。1928年，季刊开始出版单行本，遍销全国二十八省，在信徒中颇有影响。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教会经历了一场属灵的大复兴，其中的领袖人物包括宋尚节、计志文、倪柝声、贾玉铭、王明道等人。他们持保守的神学立场，高举圣经权威，讲道信息生动活泼，富有生命力。他们特别强调个人的重生得救和认罪悔改，注重成圣追求，关注实际生活和道德问题，使教会复兴之火烧遍大江南北。王明道是当时大有能力的传道人之一，因着他强有力的信息，跟随他的人甚多。

1930年，王明道开始在小报胡同四号葛嘉先生的地方举行聚会，每周定期两次。1933年春，由于聚会人数多起来，先后租借隆福寺街5号社交堂，和前炒面胡同甲23号举行聚会，每周聚会亦增至四次。为长久之计，从1934年8月开始，王明道鼓励会众为建堂之事奉献。1936年春，他们募足款项，购下史家胡同42号地方，开始建堂。1937年7月底新堂告竣，8月1日举行献堂聚会。王明道为其取名“基督徒会堂”（The Christian Tabernacle），向政府立案。这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教会自立运动的一个典范，其教会事工完全是本色化模式，在行政上与西方任何差会无关，一切经费全靠信徒自由奉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封闭了北京城内英美差会所设立的教会。为保教会安全，以维持教会日常工作，许多教会领袖在日军控制之下，发起组织一个“北京基督教维持会”。翌年1月，各教会联合组成了“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并且劝谏王明道加入。这是他人生中所面临的一次重大抉择，如果他不参加促进会，教会将会被日军关闭，自己的身家性命也难保。如果参加，他觉得违背圣经的原则，在信仰上通不过。因他一直主张政教分离，讲道、事奉从来不碰政治。在他看来“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是日军用来操纵教会的政治工具。此外，王明道觉得一个属灵的教会不可与属世教会为伍，认为在许多教会里有很多未曾真实悔改信主的教友和传道人，许多教会与世界联合，内中充满着背道之事。因此无论在道德或信仰上，他都觉得不能与其他教会妥协或合作。他也不愿意委曲求全，“不甘心作犹大的门徒”，更不想别人因他而跌倒。于是，他以圣经的话“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为依据，与其同工们决定不参加联合促进会，而且愿意为此承担任何可能发生的后果。当时王明道提出不参加的理由有两点：一、基督徒会堂是一所自立教会，不属亲英美的“敌系教会”；二、他的信仰和神学立场使他不能加入这样的联合组织。一位名叫织田金雄的日本牧师曾劝导他，晓以利害，但无济于事。

1942年8、9月间，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在日方操纵下，改组为“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由日本牧师石川四郎为总干事。10月10日那天，王明道被召到日本调查官武田熙面前问话。武向王明道指出，华北教会联合是日本政府的政策，是势在必行的事。但王以宗教信仰的原则来回答他，说：“我为顺服我所事奉的神，为要持守我所信的真理，绝不服从任何人所发的违背神旨的命令。我已经准备付任何代价，作任何牺牲，绝不改变我今日的主张。叫我和我所牧养的教会加入使团，是绝对办不到的。”（同上，150页）本来王明道为此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但后来日本人竟没有对他施加压力，迫使他加入。王明道将此视为神迹，是神的特别护佑与眷顾。

此后，王明道的《灵食季刊》也曾面临同样的难处，但都幸免于难。通过这些属灵的争战，使王明道养成了一种为道殉难的精神，坚定了他对教会与政治的立场，以及不与其他教会合作的作风。他说：“我严格主张教会不能与世俗合流，神的工人不能受不信的人的支配。我严格主张笃信救恩的教会不能与不信派掌权的教会联合，神的真工人不能与假先知、假师傅合作。”（同上，146页）

抗战期间，王明道的基督徒会堂虽然经历许多危险与磨难，但皆化险为夷。即便在国共内战期间也有平稳的发展。到1949年底，例常聚会人数约有七、八百人。王明道接纳信徒采取“宁缺勿滥”的原则，要求非常严格。他的一贯作法是：在未清楚知道一个人是否真实悔改、信主、得救的经验之前，不予施浸。故此，从1933年到1949年十几年里，基督徒会堂受浸信徒总数不过570多人。

抗战胜利后，王明道有更多机会外出主领聚会，先后到重庆、成都、贵阳、昆明和西安等地布道。1946年，王明道从华西返回北京后，他的姐姐和母亲先后去世。

1949年，国民党政府被推翻，共产党接管政权。1950年5月，在共产党政府授意与支持下，一些主流教派的教会领袖在北京联名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宣言”。这是个政治宣言，清楚表明教会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政教要紧密合作；而且教会必须要“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实行自治、自养、自传。“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由是而发轫。在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下，教会内部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控诉运动，控诉“帝国主义传教士，及其在中国教会的代理人”。西方传教士被全盘否定，中国各教会和机构的领袖和传道人多遭批判和整肃。

王明道对新政府的宗教措施采取冷静的态度，一如既往地以信仰的立场来看待政权问题。他坚持两条基本的原则：一、神是世间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上的一切权威都出于他。信徒因为顺服神，所以顺服地上的掌权者。二、政治与宗教分立，不应彼此干预。他指出：“掌权的人所发的命令如果与神的旨意不相冲突，我们应当为顺服神的缘故而服从他们；但他们的命令若与神的旨意不合，我们便只能顺从神，却不能顺从人了。”（王明道：“权柄在谁的手中呢？”）。在此等原则下，他秉持毫不退缩，绝不妥协的态度。

王明道从信仰立场出发，对三自革新运动提出质疑与批评。在其“真理呢？毒素呢？”和“我们是为了信仰”两篇文章中，王明道义正词严地指出该运动不合圣经之处。通过对三自革新运动所发表的言论分析，他认为该运动是“不信派”的杰作，是为“反对神的人效力，要从教会里面来消灭基督的福音”。他称这些“不信派”为“犹大的门徒”，并且坚决拒绝与他们合作。他分别与吴耀宗和丁光训等三自领袖进行辩论，坚持“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的立场。当然，三自运动的领袖们无法容忍他这种强硬的态度。

1954年7月，当全国基督教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三自当局曾希望争取到王明道的支持与合作，但遭到王明道的拒绝。同年9月，北京“三自会”组织召开控诉王明道大会，要求所有教会和基督教组织派员参加。当时控诉会场内气氛肃杀，有人扬声咒骂，有人静坐哭泣。王明道眼望天花板，一言不发，任人控诉、攻击和辱骂。

1955年5月，三自运动在北京召开年会，三自领袖们试图作最后一次努力来争取王明道，派六位代表去见他，但均被他拒之门外。最后，“三自”领袖们见争取无望，遂恼羞成怒，决定除掉这个三自运动的“绊脚石”，以儆效尤。7月30日，三自运动喉舌《天风》刊出“加强团结，认清事实”的控诉檄文，罗列出王明道“破坏三自爱国运动”、“与政府为敌”等罪状，号召全国各地教会举行会议，批判控诉王明道。

在同年8月7日主日崇拜聚会上，王明道最后一次讲道，题目是“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当夜凌晨，王明道与妻子刘景文被捕，控以反政府的罪名，同日被拘捕的还有十八位学生。不久，基督徒会堂被当局查封。起初，王明道被判刑十五年，被关押在北京市草岚子胡同13号看守所。很快，由于惧怕被枪毙，王明道竟否定了自己所坚持的信念。1956年9月底，在北京举行的一次特别集会上，王明道作了题为“自我审判”的检讨，承认自己是一个犯过许多罪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包括破坏抗美援朝运动，反对政府的三反运动，煽动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的仇恨，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攻击三自爱国运动，以及敌视党和政府等罪名。之后，王明道获得释放。在释放前，王明道签署了一份悔过书并立功赎罪计划，保证出狱后，带领基督徒会堂，参加三自爱国运动。

由于严重的精神折磨与摧残，获释后的王明道精神几近崩溃。他时而说自己是彼得，曾多次否认主的名；时而说自己是犹大，出卖了爱他的主。无时无刻不受着良心的谴责。一年多后，他的信仰得到复兴，精神也渐渐复原。最后在良心的催促下，他与妻子自动走进公安局，否认先前的悔过书，否定所加给他的罪名。1958年4月，夫妇二人再次被捕下狱。王明道被判处无期徒刑，刘景文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他们先被关押在草岚子胡同看守所；1959年11月，迁往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看守所；1960年2月，再被转往北京市自新路看守所关押。1966年秋，王明道被押解到山西大同劳改煤矿；1968年4月，又被转押到山西省阳泉县的一个小镇荫营。王明道系狱后，人们还少知道他的消息。1971年夏，从国内曾传出他的一封信，内中说道：“不要为我担忧，我比许多麻雀的价值要大得多。”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消息。

在漫长的牢狱生涯中，虽然身边没有圣经和诗歌本，但王明道凭着熟记在心的圣经经文，不断获取属天的能力与安慰。这些经文包括林后4:16-18节；弥7:7-9节；太6:14-15节，以及罗12:19-21节等。他还经常颂唱圣诗以自勉，其中他最喜欢的有“安稳在主手里”、“救主领我”、“基督精兵”等诗歌。狱中他更学到极宝贵的一课，那就是饶恕之道。以前曾有人出卖他，控告他、迫害他，但后来他本着基督的爱都宽恕了他们。

1979年11月，由于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政府决定释放王明道。但当他看到释放证上注明他是反革命罪犯时，他不肯走出监狱。他坚持说：“在上帝面前，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但在国家的法律面前，我从未犯过任何罪。”1979年12月29日，山西省监狱当局使计，叫他搬到监外三间房居住，如此将他诱骗出监狱。1980年1月，其子王天铎赶去山西，将他接回上海平江路13号，与儿子一家同住。此前二年，夫人刘景文已获释放。至此，为了信仰和良心的缘故，王明道共度过长达近二十三年的牢狱生涯，其妻刘景文也付上了十八年的牢狱代价。出狱后的王明道已是八十高龄的老人，虽然容颜苍老，但精神充沛，声音洪亮。因患白内障，他双目几近失明；大部分牙齿已经脱落，双耳听力极差，与人交谈，需借助于助听器。王夫人右目失明，左眼也患有白内障，听觉失聪。1983年秋，王氏夫妇随儿子搬到上海武康路69号新房子居住。

王明道出狱后，前来关心、探访他的中外基督徒朋友络绎不绝。1981年春，著名宣教士艾德理（David H. Adeney）和妻子德忠玉（Ruth Temple）拜访了王明道。1988年4月23日，美国著名布道家葛培理（Billy Graham）在香港宣道会滕近辉牧师的陪同下，特地到上海看望了王明道。在讲述受苦经历时，王明道引用启示录2:20节的话“你务要至死忠心”。

回顾自己漫长的牢狱岁月，他对来访者说，他不是政府的罪犯，乃是像使徒保罗那样的“坐监者”。他认为是神保守了他多年的艰难岁月，使万事都互相效力，操练他，塑造他，让他属灵生命更加增长，使他的软弱变为刚强，失败转为胜利。他亦引用孟子之言自勉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他自认“五十岁前作到前二语，五十岁后始作到第三点。”王明道不愧为中国教会的基督徒大丈夫。内地会传记作家赖恩融（Leslie Lyall）牧师在其着作《中国教会三巨人》中，把王明道列为中国教会三大属灵伟人之一。

1991年7月28日早晨，王明道为主耶稣基督忠心至死。1992年4月18日，刘景文也追随王明道而去。他们真正息了世上的劳苦，脱离了衰败的躯体，与他们终生所爱、所事奉的主同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