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

早期生平

王韬，生于1828年（清道光8年），初名利宾，字紫诠，号仲弢仲，江苏长州（今吴县)人。王韬自幼随父亲熟读四书五经，博览群书，擅文工诗。1843年（道光24年），他到昆山县应考，中秀才；1846年（道光27年）到金陵应考未中，即摒弃八股帖括和科举制度，致力于经世之学。

翻译圣经

184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等人组织重译圣经，史称“委办译本”。翻译启动之时，王韬的父亲王昌桂即开始协助其工作。同年，王韬到上海探望父亲，参观了麦都思所主持的墨海书馆，对新式活字印刷印象极深。同时他也在墨海书馆结识了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和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传教士。

1849年，王韬父亲病故。应麦都思聘请，王韬到墨海书馆工作，担任麦都思的翻译助手，继续“委办译本”《圣经》的翻译工作。1850年新约翻译完毕；1853年旧约翻译完毕。“对于麦都思而言，其《圣经》翻译的主要助手王韬在翻译中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就同徐光启对利玛窦的帮助一样。”[1]委办译本圣经被英国圣经公会采纳为海外标准本，成为当时中国流行最广的圣经译本。

归信基督

因为参与圣经翻译，王韬接触到了基督福音。在圣经译本完成之后，王韬身染重病。他在写给伦敦会的受洗申请信中如此说：“我之精神世界模糊一片，而我之思想认识，更是日渐暗淡灰暗。倘若不是死亡惊醒了我的话，我根本不可能得到任何解救。每念及此，我深感畏惧，亦为自己此前之行为种种而深感懊悔。”王韬谈到自己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时说：“他（耶稣）宣教之目标，在于拯救我们的灵魂；倘若为实现此目标他承受着肉体之痛，与此同时又承受着难以言说的精神上的痛苦，那么他那广博之美德、无碍之仁慈，也就超越了自然之界限，而且他那深沉之爱与广博之善，亦像世界一样博大。明白了这些，那些信仰他的人，就应当呈现他的感受，进一步向全世界去传递他的福音，这样所有之人均可沾福，因为耶稣是为拯救人类而牺牲的。”[2]据麦都思记载：“他的良知被唤醒了，他一直忙着翻译的那些真理，在他的思想中鲜活起来，他决定皈依基督教义。”根据伦敦会1855年第61届大会报告，王韬在1854年8月26日接受洗礼，正式成为基督徒。之后他又重新改编翻译了《宗主诗篇》等，并积极参与宣教站宣教材料的编写及宣教事务。

王韬在墨海书馆工作13年，先后和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艾约瑟等合作翻译撰着了一系列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书籍，其中较为主要的有《格致新学提纲》（与艾约瑟合译）、《华英通商事略》、《西国天学源流考》、《重学浅说》、《泰西著述考》、《光学图说》等6部书，后来合称为《园西学辑存六种》，为西学东渐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字工作与著述

王韬在墨海书馆从事翻译之同时，也十分关心时事。他曾多次上书给上海道和江苏省的官员，力图以自己的思想来影响执政者，但其“言过切直”常触及当局痛处，不为所用。

1862年，因为给太平军头领李秀成的进言书被发现，王韬遭清廷缉拿，被迫仓促逃亡。当时英国驻上海的领事为麦都思之子麦华陀爵士（Sir Walter Medhurst），他帮助王韬逃入领事馆避难，时间长达四月有余，并于1862年10月将他送到香港。时任香港英华书院院长的理雅各（James Legge），将王韬安排在香港伦敦会的宿舍，并聘请他协助翻译《十三经》。他先后帮助理雅各翻译了《书经》、《竹书纪年》、《诗经》、《春秋左氏传》、《易经》、《礼记》等经典。理雅各称王韬是他所见过的“最博通中国典籍”之中国学者，并表示他“不能不感激而承认苏州学者王韬之贡献。”

在此期间，王韬还兼任香港《华字日报》主笔，他寻访故老，收集关于香港的资料，著有《香港略论》、《香海羁踪》、《物外清游》等文，是有关香港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献。

欧洲之旅

1867年，理雅各回家乡苏格兰探亲，他写信邀王韬到欧洲游历，并到其家乡杜拉村继续帮助翻译中国经典。王韬于11月乘轮船启行，途中每到一地，即考察当地的民俗风情，将自己所见所闻记载在《漫游随录图记》一书中。在英国译书之余，他遍游各地，亲身体验火车、电报、自来水等科学技术对生活质量的提高。他主张中国学习西方，扫除封建偏见，重视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王韬对英国君主立宪的政体很感兴趣，曾专门到伦敦英国议院国会参观，旁听英国下议院开会，目睹议员们在议院中自由表达对“大政重务”的看法。王韬称这种政体为“君民共主”。

王韬在英国译书、游历的时间达两年多。1870年，他和理雅各完成了《诗经》、《易经》、《礼记》等中国经典的翻译。《中国经典》英译本的出版，在英国引起很大轰动，许多学术机构包括牛津大学争相邀请王韬演讲。在牛津大学的讲台上，他呼吁英国停止对华不平等行为，提出中英两国应当相互尊重，和睦共处。并呼吁禁止英国对华销售鸦片，利用一切场合宣扬鸦片对中国的危害。

办报鼓吹新知与变法

1870年2月，王韬与理雅各同返香港。这时的王韬，已经成为一个改良主义思想家，他认识到：“士生于世，当不只以文章自见，应该讲求经世致用之道”，使西国之学术技艺大兴于中土。他正式宣布自己是魏源“师（夷）长（技）”主张的继承者。在港期间，王韬编译了《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其著作流传到日本，对于明治维新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王韬亦开始深入探讨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探索国家命运和振兴中国的道路。1871年，英华书院停办，王韬与该院买办黄胜集资买下该书院印刷厂，易名为“中华印务总局”，排印具有维新思想和西方新知的著作，历时三年之久。在此基础上，王韬创办了著名的《循环日报》（Universal Circulating Herald）。1874年2月4日，第一期付梓出版，并规定每周一至六出报，星期日则休工敬拜，不得使用印刷机。

王韬自任《循环日报》主编，撰写社论，以此为阵地，大规模宣传其变法主张。王韬自任主笔十年之久，发表政论文章八百余篇，鼓吹中国必须变法，兴办铁路、造船、纺织等工业以自强。王韬发表在《循环日报》的政论，短小精悍，每篇千字左右，切中时弊，被认为是中国新闻界政论体的创造者。林语堂称他为“中国新闻报纸之父”。1875年，王韬发表了著名的《变法自强上》、《变法自强中》和《变法自强下》三篇政论，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变法”的口号 。

王韬在《循环日报》关于变法维新的争论，深受日本维新派的重视。1879年，他应日本政界名人邀请，东渡扶桑考察四个月，遍访京都等各大城市，结识了一批日本维新人士，共同探讨学习西法，归来后写成《扶桑游记》。

在日本的游历更坚定了王韬变法的主张，从1874-1884的十年间，他在《循环日报》上撰写了数百篇政论文章，系统地宣传变法图强的主张。王韬强调要在变法改良的基础上，治理中国内政，变革封建专制政体及其制度，仿效实行英国式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进而建立新的资产阶级国体。王韬提出，要“重民”，开言路，启民智，得民心，进而建立资产阶级的“君民共主”的政治体制。在中国历史上，王韬最早提倡废除封建专制，建立“与众民共政事，并治天下”的君主立宪制度。

王韬蛰居香港20余年。1884年，清政府允许王韬回国定居，年近花甲的王韬终于结束了长达23年的流亡生活，回到上海，被聘为《申报》编辑。他想吸取以往文字祸的教训，不涉政治，终老残生，所以每日载酒看花，放浪形骸，人称“风雅宗主”。但 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由于清政府一味妥协，法国终于“不胜而胜”，中国则“不败而败”。现实使王韬日夜不安，“每及时事，往往愤懑郁勃，必尽倾吐而后快，甚至叹息泣下”。他不顾环境的险恶，重新执笔，在《申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变法维新的思想。1885年，王韬创办弢园书局，以木活字出版书籍。

格致书院

1886年，王韬应邀出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主持推行西式教学，积极从事变法人才的培养教育工作。他认为格致之士必须从小培养，故而在执掌书院后，在书院内设立“学塾”，招收“肄业生童”。他亲自为这些年龄较小的学生制定教学计划，安排学习西国语言文字和格致诸端等；同时王韬对书院的教学内容和方法进行改革，改变原来单纯地学习和研究西方科学技术的主旨，要求学生要关心国家大事，放眼世界。

由于王韬的改革，校园里评论时政，一时蔚为风气。在教学方法上王韬提倡自由讨论法和问签法，采用别开生面的考课制度，聘请博通中西的洋务官员如李鸿章、刘坤一等，或具有改良新知、留心时务的薛福成、郑观应等，或热心介绍西学到中国的外国人傅兰雅、裴式模等出考试题目。题目以西学为主，旁及时事洋务，史论亦在所不废。这些题目或是询问西学，以诱导于新知识之讨论与理解；或是询问时务，以诱导于时务局势之分析批评。这种考题促进了学生对西艺和时政的研讨。

王韬执掌期间的格致书院成为其发展的黄金时期，在他的倡导下，一批新式知识分子迅速成长起来，他们“讲求西学，揣摩时局”，格致书院因此成了吸引四方之士、传播西学、宣传革新变法的基地。在日后的戊戌变法运动中，格致书院的这批热心时务的青年知识分子，构成了变法运动的社会基础之一，后来他们努力向社会灌输新知，启发思想，大造舆论，成为从改良主义到资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过渡桥梁。

在此期间，王韬亦撰写了大量文章。1890年秋，王韬被聘为《万国公报》特约写稿人。他多次上书给政府，提出了比以前更为完整、成熟的改革建议。王韬在东西两洋（英国、日本）的声望，以及他的变法维新政论，使李鸿章刮目相看，认为王韬是“不世英才，胸罗万有”，并希望罗为己用；主张实用的张之洞等官员，也深受他的影响。

1895年，当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立意改革时，王韬力表支持，“为国家培植人才，教育后世，夫岂有涯哉？”后来康梁主张保皇立宪，也是师从王韬的“民君共主”的理论。1894年孙中山欲上书李鸿章，途经上海时，经宋嘉澍（宋庆龄之父）引介，请王韬为其修改《上李傅相书》，并安排在《万国公报》发表。中国近代的三大政治思想流系，都可寻见王韬影响的痕迹。 1897年（清光绪23年）5月，王韬病逝上海城西草堂。王韬一生，学贯中西，著述等身，计达50多种。其重要著作有：《弢园文录外编》12卷，它是集《循环日报》论说的精华而编成的政论文集；《弢园尺牍》12卷，是王韬的书信集，体现了他关于政治、经济、文教、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改革思想。王韬的著作，不仅记录了王韬一生思想发展变化的轨迹，也是汇集了近代早期改良主义理论的精华。他的著作不仅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还流传到英国和日本，对西方文化与日本文化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王韬是中国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变法维新和君主立宪制的首倡者，他在哲学、教育、社会、新闻、经济、文史、史学、民俗学等各个领域作出的巨大贡献，在近代史上实为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