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徵

明代科学家、机械学家。天启、崇祯年间，任直隶广平府推官、南直隶杨州府推官，及山东按察司佥事等职。他毕生致力于传授西方学术，在晚明时期对传播西方科学和促进文化交流方面卓有贡献。他亦是晚明第一批天主教徒之一，是中国天主教会四位重要领袖之一。

一、被人淡忘的王徵

在中国天主教历史人物中，王徵的名声比起徐光启、李之藻等人逊色不少。但从生平事迹来看，他对国家、对天主教会有着相当的贡献，特别在介绍西洋科学方面，其功不在徐、李之下。王徵之所以未受重视主要原因大致有二：

第一，王徵曾被论罪下狱。一个曾为阶下囚的人，自然难以被列为典范。不过后来已有文献证实，王徵是因受诬陷而获狱，实乃怨狱。

第二，王徵曾违反教规而纳妾。此点的确是有违天主教一夫一妻制，不过按当时社会背景来看，纳妾是一普遍的社会风尚。重要的是，王徵日后坦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回头改过。他曾专为自己纳妾认罪，并写了“祈请解罪启稿”。无论如何，像王徵这样无论对国家、对社会、对教会等均有巨大贡献的历史人物，不应为后人所忽略。

二、生平简介

王徵，字良甫，号葵心，陕西泾阳鲁桥镇人。生于1571年（明隆庆五年）。其父应选公是乡里的教书先生，教授经算；母亲张氏慈惠勤俭。他家中还有两个弟弟：王徽与王彻。王徵自幼随父读书。无疑，父亲的教诲，母亲的照顾，以及家庭生活的温馨，为他日后求学、求职铺就一条坦途。除父亲外，对其影响甚多的还有舅父张鉴。父亲开始他的启蒙教育；自七岁起，王徵又随舅父读书。舅父任官外出，他也随行。因此，他称舅父为“舅师”。

王徵早年信佛，但在其母于万历二十三年去世后，因偶见道书中有“一子成仙，九祖升天”之语，思欲藉悟道以报亲恩，乃转而笃信道教达二十余年，并编撰有《周易参同契注》、《百字牌》、《辨道篇》、《元真人传》、《下学》、《了心丹》等道教书籍，但他同时仍与佛教僧人往来密切。

王徵17岁时入庠就读，24岁中了举人，52岁时考中进士，曾先后出任直隶广平府（今河北永年县东南）、杨州府官和山东按察司事监辽海军务。在杨州做官时，对魏忠贤的生祠，王徵和另一陕西三原人拒不朝拜，被当时人誉为“关西二劲”。

明末，建州叛乱和流寇猖獗使得许多有识之士大力提倡实学，希冀能藉此富国强兵。王徵在入京会考时曾以举人身份上书皇帝，愿以“布衣从戎”报效国家，积极练兵备战。后来，他参考古代诸家兵书，写成《兵约》一书。不久又著《客问》一书，具体提出制敌方略。

王徵做官以前，在家乡以著书讲学为务，精研理学，以经算教授乡里，并从事一些农具和日常用具的改良和发现，研制过水力、风力和载重机械。他这一时期的科学成就，后被收入《新制诸器图说》一书；其理学著作《两理略》、《辩道说》等，均在这一时期完成。

王徵在京求取功名，以及出仕为官数十年间，适逢利玛窦（Matteo Ricci）等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因此他与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邓玉函（Johannes Schreck）等人交往甚密，并师从他们学习拉丁文和西方科学知识。根据邓玉函口授，自己笔译，王徵于1627年写就《远西奇器图说录》一书，以达到他科技救国的目的。王徵一生勤于撰述科学，主要著作有：《学庸义解》、《两理略》、《辩道说》、《历代发蒙》、《百字解》、《兵约》；科技著作有：《西儒书》、《圣经直解》、《西书释译》、《新制诸器图说》等。

王徵晚年正逢李自成起兵反明，面对国破家亡的残酷事实，他必须在“大节”和“十诫”之间立做判断，深浸于儒家传统的王徵，最终毅然选择了自杀尽节，时值1644年，享年73岁。

三、王徵的宗教思想

王徵早年是一个充满人世精神的青年士子，常以范仲淹以天为已任的精神自勉。他对宗教发生兴趣，是因其母病逝而使他开始探究生死之问题。由于儒学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由佛而道，但都没有“得其至当不易之实理”，直到归信天主教才使他获得安身立命的依据。王徵也希望天主教为道德提供价值渊源，他批判理学以气或理为世界本原，认为人们在道德上缺乏敬畏之心，“皆此说恣之也”。王徵归信天主教的一个直接契机就是受到耶稣会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伦理学著作《七克》的影响，认为天主教信仰使其行为得到准绳。

王徵为儒学“仁”的概念增加了爱天主的内涵，表现出一种超出血缘与政治从属关系的博爱精神。他并且把这种精神带到了其政治实践中。为官期间，他没有沾染到官场陋习，“独时时将畏天爱人念头提醒，总求无愧寸心，曾书一联曰：‘头上青天，在在明威真可畏；眼前赤子，人人痛养总相关。’”王徵这种情怀，既来自儒家的传统，也来自其宗教信仰的热忱。怀着这种救世的热忱，王徵不畏强权秉公执法，兴修水利，为民造福，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始终无法放弃对人世苦难的关注，正如他自己所说：“天付热肠，脉脉难冷”。

崇祯四年（1631），王徵由徐光启门人孙元化举荐，任山东按察司佥事辽海监军，直接参与明末维新运动。万历末年，徐光启等维新派提倡以西洋枪炮加强军事防守，但是不断遭到保守派的阻挠。在后金对明侵扰日益严重之时，徐光启等人的提议被接受。孙元化与王徵企图在登州建立一炮兵基地，以图恢复失地。但是维新运动终难挽狂澜于既倒，维新派对国家民族的“一片痴肠”，只能“终成大梦”。孙元化反而无辜被戮，王徵则以非罪遭流放，此后十余年被摒弃于仕途之外，使之感到报国无门。他一度由积极入世转向回归自然的消极道路，企图在自然的抚慰下冷却其救世热肠：“听几曲琵琶，把多少热肠都丢罢，看几缕烟霞，将这些好风光打当咱。”但是凭持“百样真危赖主扶”的信仰，他超越了大多数中国士人“儒道互补”的思想模式，从回归自然的生活中走出来，重新燃起对苦难世界关注的热情。他在陕西家乡创立了天主教民间慈善团体——仁会，以救济战乱中的难民，用爱心来“补此有憾世界”。他立“会约”，兴教堂，往返三原、西安，专心于“天学”（传教）活动；同一时期内，王徵还撰写出《仁会约》、《两理略》、《山居自咏》、《崇一堂日记随笔》等有关慈善、政绩、科技、奇闻、词曲的晚年作品。在这些不同体裁的作品里，王徵反复阐释的就是“畏天爱人”的观念。

自从皈依天主教之后，王徵的一切思想和行为都深受天主信仰的影响。他的《畏天爱人极论》一书是其天主教思想的集中体现，主要在三个方面：

第一，王徵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天主。首先，他指出“天主”是宇宙的本体，是根本的存在，是“所以然之初所以然”，即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大主，“天主”把握、主宰了宇宙一切事物。天地间凡物无不有一主宰，喻如一人之身，有一主焉，心神是也。而且，天主是全在、全知、全能的神。天主的“天”是形而上的天，而非形而下的天，因此，天主无所不在，他的存在超乎一切空间与时间之上：举四海万国之大，视同弹丸，若运旋一掌之内，无所不照临，无所不赡养，无所不震摄而提扶；而且无远弗届，无微弗入，无隐弗烛；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天上地下，总皆临莅之区，逞古来今。全知的天主不仅能够深谙每个人的内心，甚至清楚掌握个人独处时的言行。天主不但是人心神之主宰，而且还为人类制定世间规则“十诫”，供人类遵守，并在人身后世设天堂、地狱以扬善惩恶，使顺之者升天堂受福，逆之者堕地狱加刑。

其次，王徵论证了“天主”独尊的唯一存在性。他说：盖天既有主，则不得徒视为形色苍苍之天。主而冠之以天，则一尊而更无两大。讵但一人、一家、一国之主莫之敢并，即一世之共主，千万世之共主，莫不在其统领纲维中，同受其赏罚也者。

再次，王徵着意论述了“天主”与物质的“天”的不同，说明“天主”是人格化的神灵，是超越一切的主宰。他批评了中国理学中的“理”或“气”为世界本体的说法：惟其不知天上有主，且不知有赏罚。王徵认为“理”或“气”不是世界本原，因为它们“冥然空虚”，无法解释“天命”为何，无法解释世间一切“福善祸淫”之“所以然”。实际上，使天地气机而动者，是“天主”这一“主人翁”使然；人格化的“天主”才是万物之本原。

四、王徵的科技成就

因受父亲和舅舅的影响，王徵从小就对自然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父亲在乡里教授经算，著有《算数歌诀》和《浒北山翁训子歌》各一卷，是家乡经算专家。他的舅舅曾任河东都运司，对机械、经算颇有研究。这对他后来热衷于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和从事发明创造、产生了直接影响。

王徵7岁时随舅舅读书，除学习《四书》、《五经》外，他还尽得舅师机械方面之真传。王徵24岁中举人，但直到52岁时才登进士。晚明之时，随着利玛窦、汤若望等耶稣会士来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大规模接触。王徵一生广交“奇人”，喜读“奇书”，善制“奇器”。他与西方传教士交往甚密，从他们学习掌握了许多先进的科技知识，成为第一个学习拉丁文的中国人，亦成为中国“第一位机械工程学家”，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的学者。他不仅接受了西方自然科学、语言学等知识，同样也接受了天主教的教义和教理，受洗入教，成为晚明第一批天主教徒之一员，和其他三位著名科学家和天主教徒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被合称为天主教会“四贤”。

王徵对明末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曾起到重要作用。天启六年(1626) ，他协助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完成《西儒耳目资》一书的写作，这是我国第一部用罗马字注音的语言学专著。

天启七年（1627），由瑞士耶稣会士邓玉函口授，王徵译绘的《远西奇器图说》出版问世，成为我国第一部介绍近代欧洲机械工程学、物理学方面的专著。早在万历四十六年四月，金尼阁、邓玉函等22位耶稣会士来华时，带来7000余部书，其中有部分书籍记载有当时先进的科技知识。《远西奇器图说》正是源于其中的三部书：当时欧洲最新出版的荷兰数学家、工程学家斯蒂芬(Stephen)的著作《数学通论》(1608)；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George Ball)的划时代巨著《矿冶全书》(1556)；意大利工程技术家拉梅理（La Merced）所著《论各种工艺机械》。

《远西奇器图说》一书共分三卷。第一卷论重心、比重等各种力学原理；第二卷论述杠杆、滑车、轮轴、斜面等各色力学器械；第三卷绘有54幅机械样图并附有解说。这些机械以农业用具居多“皆裨益民生”，并且制作精巧，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其“实为甲于古今”。《远西奇器图说》的翻译和出版充实了我国古代机械工程学和物理学的内容。它不仅介绍了当时先进的科学知识，也给我国古代在这方面的发明创造以第一次理论上的说明。

王徵除翻译西方科学知识以外，还通过自己的勤奋和对知识较强的理解力，发明创造出许多新颖、实用的机械，并将这些机械绘制成《诸器图说》一卷附于《远西奇器图说》后流传于世。其中大部分为日常生活用具，例如有由低向高处饮水的“虹吸”；灌溉农田的“鹤引”；以风力带动磨盘的“风”；报时机器“轮壶”等等。在其《新制诸器图说》一书中，记录了他个人的发明如自行磨、自行车、轮壶，以及代耕等等。其后王徵在《新制诸器图说》补充手稿中，新增加了二十四种机器：“天球自转，地堑自收，……水轮自汲、水漏自升、火船自去、火雷自轰、风轮转重、风车行远、云梯直上、云梯斜飞、气足发矢、……、自转常磨、自行兵车、活台架炮、……神威惊敌”。在其他著作中，还收录有王徵的其他一些发明，如运重机器、活动地平、生火机、西洋神器测量定表、活闸自动开闭及常闸上下转移之器、榨油活机，以及螺丝转梯等等。王徵所从事的科学活动，不仅是为了欲显主荣的耶稣会士的宗旨, 而且是为了简单、易行，且有利于社会与民生。因其在传播西方科学，以及促进文化交流方面的卓越贡献，故得享“南徐（光启）北王”之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