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士

一、早年背景

赫士（Watson McMillan Hayes）于1857年11月23日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默瑟郡（Mercer County），9岁丧父。16岁起在Allegheny College学院学习6年，毕业后进入匹兹堡西方神学院（Western Seminary, Pittsburgh）就读，师从著名神学教育家华菲德（B. B. Warfield）。在三年学习期间，他深受华菲德的影响，成长为一名坚定的保守派长老会信徒。1882年8月15日，赫士被按立为牧师，同年11月受美国北长老会（PCUSA）差派，偕同新婚不久的夫人赫美吉（W. M. Hayes）前往中国山东登州，开始了在华62年的漫长宣教生涯。

二、在华早期宣教

赫士第一阶段的侍奉，是进入同属美北长老会的宣教士狄考文（Calvin Mateer）在登州创办的文会馆任教。

赫士精通现代自然科学，从美国出发时携有大批良好的物理和化学仪器设备，包括一架很好的天文望远镜。赫士在文会馆里教授天文学、地质学、理财学和数学达18年之久。从1893年起，他兼任上海广学会会长、书记各三年，期间因协定化学名目，声闻日彰。1896年，赫士接替狄考文出任文会馆馆主，同年创办山东省第一家报纸《山东时报》。为适应教学需要，他先后翻译和创作了《对数表》、《声学揭要》、《热学揭要》、《光学揭要》和《天文初阶》等现代科技著作，开中国现代自然科学之先河。

三、创立山东大学堂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文会馆被迫停办。清廷在与八国联军战争中遭到惨败，迫使清廷的保守派施行变法。1901年，慈禧太后下诏变法，颁谕各省兴办大学。在时任山东巡抚袁世凯的邀请下，赫士带领文会馆的中外同仁，包括赫士夫人、文约翰、维礼美森等美籍教习和毕业学生张丰年、刘永锡、王锡恩、仲伟仪等人前往济南，参与大学的创办。他们在一个月时间里，就建立了中国第一所省立大学——山东大学堂。赫士担任学堂的总教习（校长），他把文会馆的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学生教材都原封不动地带到了山东大学堂，使这所学校的教学水平在当时首屈一指。慈禧太后看到成绩显著，于是颁谕全国各省“立即仿照举办，毋许宕延”。于是各省纷纷仿效山东办学经验，争相聘用文会馆毕业生。当年，慈禧太后还嘉奖袁世凯和赫士博士，并授命赫士替清廷制定全国的办学规划、方针、政策以及各种规章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赫士还上书清廷仿照世界惯例，实行星期日休假制度。山东大学堂遂成为中国最早实行星期日休假的学校。

山东大学堂创办不久，清政府要求学生祭拜孔子像，引起赫士和其他六名基督徒教师的不满，为此他们在1903年愤然离开了学校。此后在1904至1917年间，赫士主要在烟台、青州、潍县等地从事神学教育，并于1912年出版了《耶稣实录讲义》。

1904年，登州文会馆迁移潍县，与英国浸礼会在青州创办的广德书院中的大学班合并，更名为“广文学堂”。1917年，广文学堂和青州的神学院迁往济南，正式合组为齐鲁大学。同年，赫士为齐鲁大学神学科教授，后任该校神学院院长。

四、创立华北神学院

两年后，1919年，赫士发现齐鲁大学神学院很多教师受到自由派思潮影响，以致旧约圣经被藐视，童贞女生子的教义被嘲笑，耶稣的身体复活被否认，甚至耶稣的神性也被质疑。赫士无法容忍这些离经叛道之谬论，于是带领18位神学生离开了齐鲁神学院，前往潍县，开创了持保守派立场的华北神学院。

1922年，华北神学院迁往山东滕县，成为北方最有影响的保守派神学院，被国内外普遍看作是“在中国基督教教牧人员中维持基要主义的大本营”。赫士对于华北神学院的巨大贡献就是坚定地维护圣经默示、无误的权威和教义的纯正。赫士曾说：“华北神学院永远不培养贬低基督，怀疑福音的人。”华北神学院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有朝鲜、南洋的求学者。1927年，华北神学院的学生达到186人，成为学生人数最多的一所基督教神学院。有很多知名的研经牧者和教会领袖，如杨绍唐、丁立美、苏佐杨、祁约翰等，都出自于该校。

尽管当时赫士年事已高，但他一直坚持亲自给学员上课，他所主讲的“教义神学”是华北神学院二至四年级的主要课程。1930年4月，他出版了《教义神学》，作为神学院的教科书。这部书内容博大精深，堪称近世中西绝无仅有、学渊道纯的神学课本。同时，神学院还非常重视引导学生学习圣经语言、音乐、宗教比较学，后来又增加了基督教社会学、旧约考古学、地理学和生物学等科目。开设这些课程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坚守纯正的神学理念，以便更好地反驳现代派神学的观点。

为不断提高神学院教学质量，赫士着力于聘请中国内外一流师资。曾在华北神学院任教的外籍教师有道雅伯（Albert Dodd）、卜德生（Craig Patterson）、何赓诗（Martin Hopkins）、毛克礼（Alexander MacLeod）等，他们都是信仰纯正、学识渊博之士。道雅伯1902年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具有博士学位，是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希伯来语教授；卜德生是地质学博士，1937年以中文编译出版的《古物学与圣经》，以考古学的发现来印证圣经内容的正确性和可靠性；何赓诗早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毛克礼应赫士邀请到神学院上课时，已获得四个学位，其中两个是在普林斯顿神学院获得的。另外，在神学院工作八年之久的高吴生（Kenneth M. Kepler）也是普林斯顿大学和神学院的高材生。由于普林斯顿神学院长期给予华北神学院源源不断的属灵支持，也因着这样的联系，华北神学院一度被称作“普林斯顿姊妹学校”。

先后到华北神学院执教的中国教师有丁立美、贾玉铭、张学恭等人。丁立美于1892年毕业于登州文会馆，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会知名的奋兴布道家。贾玉铭于1901年亦毕业于登州文会馆，1922年秋任华北神学院副院长，是中国福音派教会领袖，中国的“神学泰斗”。张学恭是赫士选定的接棒人，早年毕业于齐鲁大学和华北神学院，后被送到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进修一年。

华北神学院行政事务与建设，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赫士的崇高声望和卓越的领导才能。为了兴建校舍，赫士专门从美国请来一位工程师精心设计。华北神学院里的三座连在一起的欧式楼房，成为当时滕县城内的地标性建筑。

华北神学院经常被人与美国的西敏神学院（Westminster Seminary）相提并论。1930年代，他们都是国际基要主义运动的柱石，因此，华北神学院也被称为“中国的西敏神学院”。华北神学院的学术水平与属灵生活备受推崇，同时也是力抗自由派现代主义神学的堡垒。

除了防止自由派神学的侵蚀，华北神学院也力阻灵恩运动的冲击。中国本土的灵恩派教会耶稣家庭，于1920年代在山东泰安成立，与位于滕县的华北神学院相距仅百余公里，基要派与灵恩派的信仰差别在山东地区格外鲜明。因此，赫士的防范方式，就是要求学生更认真地研读圣经，他说：“除了彻底了解基督和使徒所教导的真理外，再没有其他办法可以防止别人散布错误的思想。”

1930年代出版的《平信徒海外传教调查报告》曾如此评价赫士：“赫士博士是中国迄今为止基要派神学最有力的阐发者。他与普林斯顿的帕顿（Patton）院长和梅钦（Machen）博士同属一个教义流派，并且为中国的保守派教会作着那些美国学者在美国作的同样的事情。”

五、学术成就

赫士以其勤奋好学之精神，曾先后获得法学、哲学、医学、天文学、神学五项博士学位。来到中国后，他很快就学习掌握了中国文化，常与人讨论中国古代对上帝的认识，如“赫赫上帝”、“大哉上帝”等等。其国文程度，不弱于中国秀才。在神学论著方面，亦高质多产，著有《教义神学》、《教牧学》、《是非学》、《罗马书讲义》、《以弗所书讲义》、《四福音合参》、《使徒行传讲义》和《教会历史》等书。尤以《教义神学》一书，立论正确，思想缜密，蜚声国际。

1900年，赫士还翻译出版了《西敏要理问答》。该书在1934年由华北神学院教员会修订，两年后法毅尔牧师（Rev. S. C. Farrior）附加了经节引证。1953年何赓诗牧师再度修订；1995年赵中辉牧师再译该书时，也曾参考赫士的译本。

六、最后的日子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北神学院的教育教学活动受到很大干扰，学院一度停课（后于台湾复校）。1942年4月前后，年迈的赫士夫妇被日军押上开往潍县集中营的囚车。在集中营期间，日军经常供应发霉的大米，但赫士依然放弃了国际红十字会主持下的美日两国交换俘虏的机会，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年轻人。在关押岁月里，他的儿子赫约翰（John D. Hayes）和父母生活在一起。1944年4月2日，赫士死在潍县集中营。1945年8月集中营被解放以后，赫士夫人返回美国，1949年去世。赫约翰则继续留在中国宣教并教授英文，直到1951年前后才不得不离开中国。

赫士夫妇育有三个孩子，长子赫约翰（John D. Hayes），出生于登州，在印尼宣教时去世；女儿爱莲（Agnes Irene）1891年出生，1897年春死于肺炎，据说华北神学院内有一座建筑命名为“爱莲”；次子欧内斯特（Ernest）出生于1897年6月，具体情况不详。

赫士不仅是华北神学院的缔造者，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杰出先驱。他坚定的信仰、丰富的学识、卓越的才能以及对中国教会和社会的深远影响，值得载入史册。狄考文、郭显德等人都有传记传世，赫士与他们共事多年，所取得的成就毫不逊色，但其生平业绩却鲜见于中文学界。庆幸的是，2015年，山东滕州一中的赵曰北老师在其《历史光影中的华北神学院》一书中，比较翔实地记述了赫士的生平事迹，多少弥补了这一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