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棣华

清末民初时期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近代图书馆学家、图书馆学教育家、中国“新图书馆运动”的宣导者。在华31年，致力于中国图书馆事业和教育的创建，将处于封建末期的“藏书楼”带入近代新式的“图书馆”。她在武昌首创新式图书馆，开办第一所独立的图书馆学校，培养近代图书馆种子，宣传西方图书馆的服务理念，树立图书馆精神，使中国图书馆事业与国际同步，为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萌芽与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因此被国人尊为“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皇后”。

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启蒙大约始于清末的自强维新，除少数有识之士大力鼓吹外，真正落实与推动，并且深刻地影响后来中国图书馆发展者，首推美国圣公会（Episcopal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传教士韦棣华女士。

一、早年生活

韦棣华，英文名叫玛丽•伊丽莎白•伍德（Mary Elizabeth Wood），于1861年8月22日出生在美国纽约州的埃尔巴（Elba）小镇，父亲名爱德华•伍德（Edward Farmer Wood），母亲名玛丽（Mary Jane Wood），他们共养育七个孩子。小棣华出生后不久，全家搬往巴达维亚（Batavia），父亲在那里成为一个快递代理商。韦棣华在巴达维亚先后就读于私立和公立学校，高中毕业后，考入波士顿西蒙斯学院（Simmons College），修读图书馆专业。其弟圣公会牧师韦德生(Robert E. Wood)回忆姐姐说:“她年青时就喜欢阅读，手不释卷，因此她对英国文学有很深造诣。”韦棣华大学毕业后，于1889年受聘为巴达维亚的里奇蒙德纪念图书馆（Richmond Memorial Library）馆长，任职十年之久。

二、来华初年

1899 年，在中国华北地区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排外运动，许多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被杀。当时韦棣华的弟弟作为美国圣公会的传教士在湖北武昌工作，在那里建立了圣米迦勒教区（St. Michael’s Parish）。韦棣华担心弟弟的安全，遂弃职只身赴华探望，于1899年5月16日抵达武昌。看到弟弟安然无恙，遂放下心来。当时圣公会在武昌刚刚创办了思文学校(Boon Preparatory School，文华书院的前身) ，极需初级英文教师，在弟弟的推荐下，韦棣华受聘在该校教授英文，她的英语教学法深得学生们的喜爱。由于学校缺乏英文书籍，韦棣华求助于美国教会朋友和机构，结果获赠不少书籍，遂于1902年在校内建立起一个小小的图书室。因其杰出的才能和工作表现，美国圣公会于1904 年任命她为该会的平信徒传教士（即不带圣职的传教士）。韦棣华因怜惜武汉民众的疾苦和教育资源的不足，遂决定留在中国发展图书馆事业，以提高民众的知识水准，从此她便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的图书馆事业。

三、开创文华图书馆

1903年，思文学校设立高等科，改名“文华书院”。1905 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倡 “新学”，力主西学中用，在各地兴办学校，文华书院遂筹备改组为大学。韦棣华认为要成立大学，图书馆的建立必须为其要务，于是在1906 年回到她阔别七年的故乡筹募经费，准备在文华建立一所新式图书馆。由于她的努力，募款工作非常成功。1908 年，韦棣华再回武昌后，即开始筹备新图书馆的建造工作。1909 年，文华学校图书馆建筑工程开工，于次年春天落成开馆，命名为 “文华公书林”，是为中国第一所现代新型图书馆，也开了近代中国公共图书馆之先河。与中国传统“藏书楼”的性质不同，该馆完全按照近现代图书馆的规制创办。首先，它对公众开放，除文华大学师生外，武汉三镇的民众也可入馆使用。其次，为方便读者，实行开架阅览制，这在当时的中国绝无仅有。其三，它强调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和社会教育作用，经常举办演讲、读书会、故事会、音乐会等活动。复于1914 年创立巡迴图书馆，定期更换新书，充分利用本身的馆藏与资源来服务读者。为扩大公书林对社会各界的服务，韦棣华还设计并进行多种新式推广活动，利用放映幻灯片吸引校外读者到馆使用，又透过教会在武汉三镇的三所基督教堂分设阅览室，并以巡迴文库的方式将书轮流送到武汉三镇等地的许多工厂、机关和学校，为远道读者提供阅览服务。

随着“文华公书林”业务的发展，韦棣华看到培养专业人才对图书馆发展之重要。于是在美国友人的赞助下，她先后于1914 年和1917年，选送沈祖荣和胡庆生两位赴美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School，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校的前身)攻读，故而沈、胡成为中国留美研习图书馆学的先驱者。他们的留美是韦棣华在中国创立图书馆学校计划的第一步。

四、创始“文华图专”

韦棣华计划的第二步是筹募经费，为此她于1918年第二次返美进行筹募工作, 次年重返武昌。在学成回国的沈、胡两先生的协助下，韦棣华开始筹建图书馆学校。1920年，文华大学图书科 (Boon Library School) 正式开办，第一班学生共招收六人，由此开了中国现代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之先，训练专门人材，备日后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之所需。这是中国图书馆学正规教育的开始，从此播下中国发展图书馆事业的种子，影响日后国家的教育文化颇巨。1929年，该图书科获教育部批准为独立学府，更名为“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简称 “文华图专”，英文名称仍旧为Boon Library School) ，成为国内第一所图书馆专门学校，为日后国家图书馆事业培养出许多人才。1953年文华图专转属武汉大学，称“图书馆学专修科”；1984 年经教育部批准成立“图书情报学院”，以迄于今。

五、其他重要贡献与遗产

除文华图专外，韦棣华在华31年期间，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影响与贡献甚巨，主要有以下几项：

1. 推动中国的“新图书馆运动”。 兴起于民国初年的中国“新图书馆运动”乃是学习西方图书馆的理念以及经营管理的方法，追求改革和发展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运动。该运动始于1917 年，由韦棣华等人发起，隔年指派时任文华公书林副馆长的沈祖荣（1884-1977）与胡庆生（1895-1968），联合基督教青年会人士携带各种新式图书馆影片、模型、统计表等器材，前往各省宣传图书馆服务工作，足迹遍及湖南、江西、江苏、浙江、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大力推广美国的办馆方式，宣传“平民教育”、“图书馆开架，随意阅览”等观念，并主张要求列强退还庚子赔款，用来发展中国的图书馆事业。

新图书馆运动很快便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同，图书馆的美好形象从此深入人心，对社会的影响力大幅提升。当时把图书馆向社会开放，开架借阅，送书上门，定期更换新书等方式，都是向传统封建时代的藏书楼发出有力的挑战，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创举，可谓中国图书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转捩点。新图书馆运动不但帮助中国的图书馆从旧式的藏书楼转变为近代的新式图书馆，也促进图书馆事业的活络，进而促成图书馆协会，树立图书馆学教育的架构，产生第一代图书馆学人，为日后国家总体图书馆建设的发展奠定了根基。

由于韦棣华成功地发起了新图书馆运动，国内纷纷响应，新式图书馆的服务观念遍地开花，受到各方的瞩目与推崇。有鉴于韦棣华对肇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特殊贡献，民国总统黎元洪（1864-1928）于1926 年在天津寓所会见了她，并誉之为“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的皇后”（The Queen of the Modern Library Movement in China），对她的成就给予极高的评价。

2. 争取列强退还庚子赔款，使中国的教育、文化和图书馆事业发展获得实质助益。 庚子事变后，列强迫使战败的中国签下“辛丑条约”，强索四亿五千万两的巨额赔偿金，规定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共计白银982,238,150两。再加上许多额外赔补，中国实际必须向列强支付的数目超过十亿两白银。其中，美国要求的赔款金额，折合美金为24,440,778.810 美元，本息合计也高达53,351,552.1 美元。1904 年底，清政府首先向美国交涉，要求退还“过多”的赔款。经美方核算，实际应得赔款数为13,655,492.69 美元，理当退还中国10,785,286.12 美元，再加上利息，该退总数为28,922,519.35 美元。此外，美方另有二百万美元之保留款，扣除已经用掉之838,140.36 美元，余额也答应一併归还。以上规定分32 年退还，提供中国“兴学育才”之用，此为美国第一次退还庚子赔款。

至1917 年底，美国实际获得之赔款数目，差不多已达到自认的“应赔”之数，但依条约规定，中国仍需提交赔款六百余万美元。于是，中美两国有识之士，再次向美国政府提出退还庚子赔款多余部份的要求，也就是美国第一次退还庚子赔款的余额，本息共计12,545,438.67 美元。当时韦棣华居中奔走斡旋，成为重要的灵魂人物。她首先在中国拜访十多位国家要员，又在中国教育文化界的大力支持以及在美国驻华公使的鼓励下，于1923年亲往美国游说国会，吁其通过法案将庚子赔款的剩余金额退还给中国，以作教育与文化专用。韦棣华认为庚子赔款的本质是一种勒索，而非偿还债务。所以，美国应把当时已获得之六百万美元赔款归还中国，用来发展中国的文化教育，尤其是发展图书馆事业。

关于韦棣华为争取庚子退款所付出的辛劳与耐心，曾经目睹她游说的美国人鲍惠尔（John B. Powell）提到：当时韦棣华主张以一部份款项设置图书馆，并向他请教进行的办法。鲍氏指着桌上的国会纪录书里面参众两院议员的人名录，告诉韦棣华说：“你若是按照次序分别访问每个议员陈述意见，或者可望成功。”其实鲍氏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岂料韦棣华却真的按照这个建议去做。据其自述，她在华府的五个月间曾亲自拜会82位参议员和420位众议员，由此可见她为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惊人毅力，令人折服。她所付上的不懈努力终于得到回报。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将庚子赔款六百余万美元的余项全部退还给中国，作为推进教育文化事业之用，此为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因之成立，由15位知名教育家主持，其中10位为华人，5位为美籍人士。基金会首先决定以500,000美元建立“国立北平图书馆”，并同意负担该馆10年的维修费。基金会又在中国各地设立其他6所公立图书馆，并且为文华图专提供3年每年5,000美元的赞助，作为教员薪俸及奖学金之用。受到美国的影响，英国也在1926 年的《中英谘询委员会报告书》中决定将所获庚子赔款大部分作为改善中国教育事业的基金，并对文华图专给予常年资金上的支持。由此可见，韦棣华对于近代中国图书馆运动的贡献已超过文华图专的建立，虽然文华图专的建立本身已经是一件了不起的历史性事件。所以说，将“近代中国图书馆运动之后”的桂冠加在韦棣华头上，她实在是受之无愧。

3. 参与筹建中华图书馆协会，促进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整合发展。 民国建立以后，当时北京、上海虽曾分别组织图书馆协会，然皆各行其事，力量分散。有鉴于此，女士乃居中斡旋，终于在1925年联合各方共组中华图书馆协会，以全国性组织来加强国内各地图书馆的团结联系，促进彼此的交流与合作互助。

4. 提高中国国际地位，促进国家长久和平，乃至加强中美两国的邦交和友谊。 事实上，韦棣华还是一位打开中美文化合作的先驱，不但在图书馆事业上功绩卓著，还包括整个文化的贡献。除成功地争取退还美国庚子赔款，使之作为发扬中国文化事业之用外，她亦曾向美国国会请求取消对待中国之一切不平等条约，对改善中美关係，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消弥清末以来国人的仇外情结，居功厥伟。

5. 打造无私奉献的“图书馆精神”，树立图书馆员的最佳典范。 韦棣华对中国的热爱，以及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牺牲奉献精神，透过一代又一代的文华学子，不断地传播开来。被海内外共誉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的沈祖荣先生，在发展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过程中，曾经遇到无数困难，却从未放弃，因为他明白图书馆事业的价值，并且充满信心，便是受到女士的精神感召，立志以教育救国的。韦棣华那种热爱、忠诚、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图书馆精神”，激励着后辈图书馆人为自己所热爱的事业去尽心竭力。文华图专的毕业生，先后到国内外各地图书馆服务。他们抱着服务的人生观，清楚自己的天职是到社会上为人群服务；而收获的大小，在于服务对象的多寡，绝非本身待遇之厚薄，重点在于从中找到人生的趣味。这种风骨正是传承自韦棣华来华时发愿终生服务与奉献中国的热忱与精神，深刻影响了尔后中国图书馆员的工作态度与职业形象。时至今日，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台湾的文华弟子仍不乏知名的图书馆学专家，他们可谓韦棣华的再传弟子，一脉相承，延续着韦棣华对图书馆学教育的热忱与理念。

6. 积极促进中国图书馆界与西方世界的交流与合作。 在参与国际图书馆社群方面，韦棣华的成就也相当重要。当美国决定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后，韦棣华即赶到华府进行游说，并敦促美方指派一位图书馆专家赴中国考察，藉以证实优先考虑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必要性，同时宣导可将两国的图书馆界透过专业组织保持联系。不久，前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席、圣路易斯公共图书馆（St. Louis Public Library）馆长鲍士伟博士（Dr. Arthur E. Bostwick）被选派随同访华，参观中国十四个城市的五十个图书馆；而其在华费用除招待费由中国政府负责外，其余概由韦棣华自行筹措支应。鲍氏回国后，参照韦棣华的意见，向美国图书馆协会报告考察结果，获得美方提拨专款助中国发展图书馆教育与建设之用。

1927 年，韦棣华代表中国图书馆界出席了在苏格兰爱丁堡举办的英国图书馆协会成立五十周年庆典，并成为创设国际图书馆及目录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Library and Bibliography Committee，即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的前身）的十五国代表之一。

7. 对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前景与发展，具备深远的识见与眼光。 韦棣华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她的献身是由于其基督教信仰，因为她一直以她在中国的图书馆教育工作为自己蒙召作为传教士的负担，并且她一生都忠诚于她的蒙召。在文华公书林的入口处，有一行醒目的刻字：“在基督的后面隐藏着知识与珍宝”。由于其宗教信仰，及其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爱，韦棣华把她的后半生都献给了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她深信中国必须要培训自己的图书馆专业人才，否则无法建立起现代化所需要的图书馆和图书馆服务。她的这一远见是为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深深鼓舞了她的同仁和学生，为推动中国图书馆教育和图书馆服务的发展而努力。据统计，从1920年到1949年，文华图专出来的毕业生约有500人，他们成了中国图书馆界继承韦棣华遗志的中坚人物，这是韦棣华留给中国的遗产。

韦棣华之所以取得如此之成功，主要是由于她的远见卓识，并且有决心和毅力去达到她所预见、所设立的目标，不为任何环境所动摇。同时她也适逢其时，当时还没有人想到倡导图书馆教育，也鲜有人知道如何进行，待其开出一条路后，跟随者就不乏其人。她的成功也在于她能鼓舞和激励她的同仁和学生，并且向他们灌注一种迫切感和使命感。韦棣华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敏感度的领导者，当文华图专开办的时候，她请其门生沈祖荣作校长，而自己仅任教务长。文华图专虽然是彷照美国图书馆学校的方式创办，但是在它的课程当中却设有不少关于中国目录学及其他相关的科目。在教学中她不知不觉地给学生注入了从事图书馆专业的自豪感，以及作为一个有效的图书馆专业人员必须要广泛阅读才能够胜任自己工作的信念。韦棣华所告诉我们的是没有好的图书馆专业人才就不会有好的图书馆；而好的图书馆专业人才一定出自好的图书馆学校。

六、斯人去，名长存

1931年，正当武汉各界筹备举行“韦棣华女士来华服务三十周年纪念大会”，并庆祝文华公书林成立20周年、文华图专成立10周年之际，韦棣华却因心脏病突发而不得不住院，卧床四个月之久。但她仍抱病指导图书馆工作，以书信方式与友人联系。弥留之际，仍对前来探望的友人嘱咐：“我要请他们（指她的学生和朋友）帮助公书林，帮助图书馆学校，扶助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此番遗愿让师生们感动不已，时任文华图专的教务主任徐家麟表示：“唯女士已矣！至女士所遗留之事业文华公书林、文华图书科、中国图书馆运动及其他，应须吾人竭力以赴之”。1931年5月1日，韦棣华终因不治在武昌逝世，享年70岁。逝后，其遗体在汉口一个日本殡仪馆火化，再运回美国，归葬在其故乡巴达维亚的墓地里。同年6月，文华大学在校图书馆大厅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思礼拜，纪念这位服务中国人民31年的图书馆人。

蔡元培先生如此赞颂韦棣华在华之伟业，是“以多量之热心，作相当之助力，购置中外书笈，部居分别，灿然秩然，招引观众，予以阅读便利，及鼓励其兴趣。又以图书馆为专门之学，设科讲习，远道之来请益者日众。此其裨补学界，有潜滋暗助之功，正吾人所当感谢者”（蔡元培，1980）。韦棣华以其超越国界的真诚爱心，虽处排外情绪炽烈的清末民初，仍然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真正友谊。基于韦棣华对二十世纪初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卓越贡献，及其无可取代的历史地位，学者们不吝尊之为“中国现代化图书馆的鼻祖”，或是中国图书馆学的“宗师”、“大师”，甚至直与孔孟相拟，誉其为“韦先师”（Woodcius），来纪念她在中国图书馆界所建立的丰功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