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烈亚力

一、早年背景

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于1815年4月6日出生在伦敦一个颜料商人的家庭，其父于1791年从苏格兰来到伦敦，接手特鲁利街一位颜料商的生意，伟烈亚力在家中排行第四，是最小的儿子。一岁时被送往苏格兰，由一位亲戚照看。年幼时进入德鲁里西（Drumlithie）的一所学校接受启蒙教育；长大后回到伦敦，在切尔西（Chelsea）的一所文法学校（the Grammar School）接受了初等教育，当时所学课程包括拉丁文、几何、代数等科目。毕业后，伟烈亚力跟随一位木匠当学徒，曾在哈特菲尔德居留数月，参与修复遭遇火灾的哈特菲尔德议院大楼。随后他曾受雇于英国刑事法庭（Crown Court）和考文特花园（Convent Garden）。在此期间，他受洗加入苏格兰长老会教会。

1845年冬，伟烈亚力得到一本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Henry-Marie de Premare）用拉丁文所写的《汉文启蒙》（Notitia Linguae Sinicae），遂对中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又从大英圣书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得到一本新约圣经中文译本。于是他就借助于这两部书自学中文。1846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博士因病回国，受上海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的委托，为伦敦会设于上海的印刷局墨海书馆物色合适人才，以负责书馆的印刷工作。在理雅各一位朋友的推荐下，伟烈亚力前往拜会了理雅各。理雅各测试了他的中文能力，并为他自修中文的经历大为惊讶和赞赏，认定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中文之才。经过这次“面试”，理雅各就安排伟烈亚力跟他进修中文一段时间，同时又在查尔斯•立德爵士（Sir Charles Reed）的赞助下，学习印刷技术和印刷所经营管理方式，为他前往上海担任墨海书馆的监理之职做准备。

二、在华岁月

1847年8月26日，伟烈亚力作为伦敦会传教士，奉派到上海协助麦都思管理墨海书馆，与他同来的还有绍思韦牧师（Rev. B. Southwell）夫妇和慕维廉牧师（Rev. W. Muirhead）。从此开始其30年（1847-1877年）在华宣教、游历、传播西学和研究汉学的辉煌历程。最初几年，伟烈亚力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圣经和福音书籍的印刷。在繁忙的印刷工作之余，伟烈亚力不仅继续学习中文，还向巴夏礼（Harry Parkers）学习满文；又与同事艾约瑟（Joseph Edkins）一起学习蒙古文字。此外他还学习了法文、德文、俄文、希腊文，以及维吾尔文和梵文。伟烈亚力深知中国古代经典对中国人思想的深远影响，因此，除了学习语言外，他亦开始研读中国的四书五经，渐渐广及中国乃至东亚的历史、地理、科学、宗教、哲学和艺术等方面的书籍。这些都为他后来的汉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语言与文化基础。

1848年，伟烈亚力在上海与马利亚•汉森（Mary Hanson）小姐结婚。不幸的是，夫人于第二年就因病去世，为他留下了一个女儿。此后伟烈亚力终其生没有再娶。

1853年9月，上海发生了小刀会起义，其首领刘丽川率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杀死上海知县袁祖德，活捉苏松太道吴健彰，建立了“大明国”，并宣布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1854年12月，法军司令辣厄尔（Laguerne）决定向小刀会发起总攻，为使小刀会官兵和广大民众免遭涂炭，伟烈亚力自愿与医疗传教士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一道去见小刀会首领，劝他们放弃抵抗，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他们不顾危险，前往小刀会司令部，向众首领陈明形势，晓以利害，进行忠告持续了两、三个小时，可惜以失败而告终。不久，法军向小刀会发起了进攻，小刀会虽然进行了殊死抵抗，终因力量悬殊，弹尽粮绝而失败。无论如何，伟烈亚力作为一个传教士和学者，出于个人信仰和人道主义精神，尽上了他的努力。1858年底，伟烈亚力还曾与其他西方人士到南京考察太平天国并拜会其领袖。

1857年初，伟烈亚力创办了上海第一份中文月刊《六合丛谈》，并自任主编。每月出一号，介绍宗教、科学、文化与新闻学，成为晚清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综合刊物之一。同年10月16日，他又同裨治文（Elijah Bridgman）、艾约瑟等传教士创立了“上海文理学会”（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裨治文任主席，伟烈亚力任秘书。1858年7月20日，该会改称为“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 （North 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n Society，简称“亚洲文会”）。

身为传教士，伟烈亚力热心宣教，他不仅经常到上海附近地区传福音，还常去中国各地布道、考察。1868年，伟烈亚力与英国伦敦会华中区传教士杨格非一起，前往湖北、四川、陕西等地宣教，行程4000多公里，历时5个多月之久。回来后，伟烈亚力写了《湖北四川陕西三省行程记》考察报告，发表在《亚洲文会北华支会简报》上面。在华期间，他宣教足迹遍及了当时清王朝18个省份中的14个，历经艰险。

伟烈亚力在上海担任墨海书馆监理的职位直至1860年。1862年11月伟烈亚力返英休假，不久脱离伦敦会，加入大英圣书公会。1863年作为圣书公会代理人再次来华，在推销圣经之同时，兼任上海《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的编辑，发表了大量有关地理、历史与文化的文章。伟烈亚力在中国30年间，前后共推销出一百万部新约圣经。

1864年，麦都思等创立格致书院，伟烈亚力被推选为四位西人董事之一；1874年2月，又被推为格致书院五位创议董事之一。

1867年，伟烈亚力又创办了英文季刊《远东释疑》，登载专论中国历史、宗教、语言和评论远东局势等文章。1867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成立，伟烈亚力积极参与了翻译馆的译书工作。1871年12月，在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在上海举行的第一次年会上，伟烈亚力当选为亚洲文会的副主席。

由于长年校对《圣经》和从事译述而引发眼疾，伟烈亚力于1877年时几致失明，因此不得不决定回国。回国后他仍笔耕不辍，其最后的成果是翻译部分的《汉书》及《后汉书》。尽管伟烈亚力一心期望返回上海，但因健康每况愈下，终不能如愿。1883 年2月，他的眼睛已经失去了和手的协调能力。不久他瘫痪在床，最后几年是在伦敦汉普斯特（Hampstead）的基督堂路（Christchurch Road）18 号度过的，由他的女儿也是他唯一的亲人悉心照料着，直至1887 年2 月6 日逝世，葬于海格特公墓（Highgate Cemetery），在世享年72岁。

三、与中国学者的交往与合作

伟烈亚力来华后不久，就开始了在墨海书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书生涯。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不少中国学者，其中既有李善兰、徐寿、徐建寅、华衡芳等科学家，又有王韬、蒋敦复、沈毓桂等学者。伟烈亚力不仅参与了圣经翻译，更先后与中国学者合作，翻译了大量西方科学著作。

伟烈亚力与李善兰相识于墨海书馆的礼拜堂，据载，“（李善兰）一日到上海墨海书馆礼拜堂，将其书与麦先生展阅，问泰西有此学否？其时有住于墨海书馆之西士伟烈亚力，见之甚悦，因请之译西国深奥算学，并天文等书”。从此展开了一段两位数学天才合译西方科技书籍的佳话。他们首先合作，将利玛窦和徐光启在二百多年前翻译了一半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翻译了出来，成为《续几何原本》。此后二人合译之西书包括《数学启蒙》、《代数学》、和根据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数学教授伊莱亚斯•罗密士原着翻译的《代微积拾级》。《代数学》和《代微积拾级》二书，第一次将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理论引入中国，不但在中国影响很大，而且还经日本数学家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

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另一重要合作是翻译著名科学家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当时译作《奈端数理》，首次将牛顿运动三定律介绍给中国人，在中国科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伟烈亚力在中国学者眼中的科学家形象就是由这些译著而得的，当时的中国学者尊称他为“伟烈君”，据《李善兰年谱》记载：“英国伟烈亚力来华，寓沪城北关外，日与华人相讨论。”伟烈亚力对宋代数学的研习也正是在李善兰的指导下进行的，这对伟烈亚力撰写《中国数学札记》帮助很大。

而1849 年，王韬初到上海之时，亦居于城北关，时任墨海书馆的中文编辑，开始了与伟烈亚力等外国传教士共事达13 年之久的“佣书”时期。初时，伟烈亚力和王韬、李善兰三人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王韬问道：“西方自古以来有多少位天文学家？”伟烈亚力取出一本英国天文学家约翰•弗雷德里希•威廉•赫歇尔1849年所着的《天文浅说》，开始一边口述内容一边比划，王韬随即在一边用毛笔记录，结果一发而不可止，伟烈亚力用了十天的时间讲完全书。王韬遂将所得记录整理成书，交由墨海书馆出版，名为《西国天学源流》。此后，伟烈亚力和王韬共同翻译了介绍英国东印度公司历史的《华英通商事略》，和介绍力学知识的《重学浅说》等书。另据《王韬日记》载，伟烈亚力继艾约瑟任《中西通书》编辑时，曾请王韬为之作序，而且还常常向王韬请教古钱币学。王韬对西士观念的转变也正是发生在这段“佣书”时期。由于二人长年接触，再加上彼此间默契的译书经历，伟烈亚力对王韬思想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

沈毓桂与伟烈亚力的交往亦颇为深厚，《万国公报》第649卷载沈毓桂之《中西相交之益》中提到他与伟烈亚力的相识，“同治丙寅（1866年）冬，由京回苏省亲。次岁至沪，即蒙伟力亚烈先生招余翻译，极承优待。”对伟烈亚力在中国学者中的地位，“当世士大夫咸钦佩之”。他称伟烈亚力“先生性情朴茂，学问深奥。终年手不释卷。所著《谈天》、《代数学》等书，遐迩争购。”沈毓桂还自述自己对西学的了解来自于与“西友”的交往，“且以僕一身论，与西友艾约瑟、慕维廉、伟烈亚力、林乐知诸君交二十余载，询余以西文西语敢谢不敏，而泰西古今典籍、政令风俗，概能洞悉源流、深明本末。是皆翻译西书而得。”至伟烈亚力回国之际，他还撰有送别诗文，署名“吴江沈寿康”刊于1877年6月30日的《申报》上，此后与伟烈亚力“虽短札时通，而敬仰弥涯矣”。

1867年底，伟烈亚力应江南制造局徐寿之聘，合译了英国美以纳、白劳那合撰的有关蒸汽机的著作，名为《汽机发轫》一书，于1871年出版。

四、汉学方面的贡献与地位

伟烈亚力不但对西学东渐作出重要的贡献，他在东学西渐方面的工作更是功不可没，是十九世纪享誉学界的汉学家，在繁忙的印刷、宣教、译书和学术活动之余，致力于研究中国，相继发表或出版了若干汉学论文及著作，内容涉及文献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宗教、历史与考古等多门学科。其中，他的《中国文献记略》、《中国数学札记》、《中国研究》及其对景教碑的研究奠定了他在西方汉学界的地位。

伟烈亚力以《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为底本所编写的《中国文献纪略》（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于1867年在上海出版，是伟烈亚力对汉学界最杰出、最经久不衰的作品。该书介绍了二千多部包括古典文学、数学、史学、哲学、宗教、文学、医学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中国古典文献。

《中国科学札记》（Jottings on the Science of Chinese）是伟烈亚力于1852年在《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字林西报》前身）上所发表的系列论文，备受西方学者所推崇。《中国科学札记》最早向西方学界介绍了中国古代的算筹，指出筹数乃是十进位制，比欧洲和阿拉伯早几个世纪。伟烈亚力在文中详述《通鉴纲目》、《书经》、《周髀》、《九章算术》、《孙子算经》、《数术记遗》、《夏侯阳算经》、《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周髀算经》、《五经算术》、《张丘建算经》、《缉古算经》、《数书九章》、《详解九章算法》、《乘除通变本末》、《弧矢算术》、《测圆海镜》等中国古代典籍和数学著作。伟烈亚力熟悉西方数学的发展史，能对中国数学和西方数学进行比较，他指出秦九韶作于1240年的《数书九章》已经运用十进制和零，指出《数书九章》中的“玲珑开方”法领先于英国数学家威廉•乔治•霍纳（William George Horner）于1819年发表的解高次代数方程的方法。伟烈亚力此文备受欧洲学者所推崇，1856年有学者将之翻译成德文；1862年有法译本。160多年后，时至今日，研究中国数学史的书籍，仍然引用伟烈亚力《中国科学札记》，足见此篇论文的确是中国数学史研究方面的一个里程碑。

《中国研究》（Chinese Researches）是1897年伟烈亚力在上海墨海书馆出版的一个文集。该文集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宗教，收集伟烈亚力关于宗教的作品，包括《景教在中国》，《阿育王传》，《佛陀传》，《西藏的教会》，《玄奘传》，《法显传》，《中国的佛牙舍利》，《孔子》，《孟子》，《墨子》，《道教》，《中国的圣经》，《中国秘密会社》，三合会，白莲教，新加坡天地会，香港三合会等。

第二部分收集了伟烈亚力关于中国的史学著作，包括《中国的以色列人》，《开封府的犹太寺》，马可波罗，《伊本巴图》，《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国的景教寺》，《阿拉伯旅行家》，高丽攻略，高丽之臣服等。

第三部分为科学论文，包括《北京的元朝天文仪器》，《传教士制造的天文仪器》，《1279年的观象台》，郭守敬传，《郭守敬发明的十七种天文仪器》，《中国文献中的日食记录》，恒星图，《中国的罗盘》，僧一行知道罗盘，《中国科学札记》。

第四部分为文字学论文，包括《满语文法》，辽代，金朝，《成吉思汗》，努尔哈赤，《满文之起源》，辽代的文献，《维吾尔文与叙利亚文之比较》，蒙文与阿拉伯文的比较，满文草书等。

伟烈亚力有关中国的著作还有《满蒙语文典》、《谈天》、《匈奴中国交涉史》，以及专文“景教纪事”（“The Nestorian Tablet of Si Ngan Fu”）等著述。此外，他所编辑的《在华新教传教士纪念录》（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于1867年在上海出版，是关于自19世纪初以来，来华的338位传教士的小传和他们出版过的书籍，该书是研究基督教在华宣教历史的重要文献。

伟烈亚力不仅有丰硕的学术成果，也有着丰富的学术活动，他不仅创办了旨在“通中外之情”的《六合丛谈》，更凭藉扎实的汉学功底，先后成为《中西通书》、《皇家亚洲文会北华分会会刊》、《教务杂志》、《北华捷报》、《中日杂纂》等期刊的编辑或撰稿人。他还参与创建了皇家亚洲文会北华分会及其博物馆和图书馆，并与格致书院和中国益智会等机构的创建也不无关係。1878 年和1882 年，他还代表皇家亚洲文会北华分会参加了在佛罗伦斯和柏林举行的第四、五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

伟烈亚力热心于中国文化，在华期间，嗜好读书、购书，尤喜造访古旧书店，多方收集中文古典文献，日积月累，形成了一个藏书丰富、且拥有许多善本、珍本的私人藏书楼。该藏书楼设立在上海山东路伦敦会大楼的第一层，所收集的图书约有二万种，其中一千余种在1869年售与亚洲文会，其余在1882年售与牛津大学图书馆。“伟氏藏书”（Alexander Wylie Collection）是牛津大学图书馆博德利书库的一批重要的馆藏。这些珍贵而丰富的资料，正是他在文献学领域做出卓越成就的坚实基础。借助这些资料，他学习有关中国各学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翻译中国经典，编撰使他享誉欧洲汉学界的文献书籍，并帮助那些研究汉学中遇到文献困难的同仁与后学。

伟烈亚力在上海交结甚广，其中以传教士学者为众，如麦都思、艾约瑟、慕维廉等人，还有理雅各博士、高迪爱（Henri Cordier）、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等汉学家；此外也有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麦华陀（W.H. Medhurst）等外交官。伟烈亚力的文献学成就享誉西方汉学界，他常常用这些丰富的文献知识帮助有需要的人，那些与他接触过的学者都对他充满感激和敬佩之情。艾约瑟如此评价他说：“他是《中国文献记略》一书的杰出作者，这部著作价值极高，因为伟烈亚力求知欲强、功底扎实，并能坚持不懈地阅读中国文献。他是一个性情温和、勤勉的人，是位出色的数学家，而且酷爱学习语言。在搜集书籍和掌握所搜集文献的内容时，他从来不知疲倦。他非常谦虚，但实际上他脑子裡装满了各个领域的知识。”

亚洲文会会长金斯密（Thomas William Kingsmill）在1879 年2 月3 日亚洲文会例会上发言说道：也许我们最遗憾的就是失去了已故副会长伟烈亚力先生，他那谦逊而不引人注目的贡献将被那些有幸曾与之共事的人们久久缅怀。虽然他有着深厚的汉学根基，他却能不耻下问，而且总是乐于随时向别人提供建议和帮助，我们学会的许多会员都受了他很大影响，最终走向从事中国研究的道路。

伟烈亚力在汉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具体而言，他对19世纪西方汉学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两方面：首先，中文文献的匮乏是当时西方汉学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伟烈亚力或赠送或出售，为牛津大学图书馆、皇家亚洲文会北华分会图书馆以及圣书公会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中文文献。其次，工具书的编撰是那一时期的重要任务，后来也被证明了是最禁得起时间考验的成果，其中伟烈亚力所编写的《中国文献记略》是那一时期有关汉语书目的第一部全面系统的权威著作。虽然伟烈亚力没有接受过西方高等教育，也没有在大学里担任过汉语教授，研究汉学纯属他的个人兴趣所在，研究中所需能力也是通过他勤勉的自学得来的。但他众多出色的汉学研究成果不容置疑地表明，他为英国汉学的勃兴作了大量基础性的累积和开拓，在19世纪英国汉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不仅如此，伟烈亚力为人也非常谦和，从不夸耀自己的汉学成就，这样反而使得他的地位和声名更加被人所尊崇。他严谨的学术态度、谦虚和勤勉的学术作风不失为他对汉学界的一种隐性的贡献和思想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