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三畏

19世纪美国基督教宣教士、汉学家、语言学家和外交家。近代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晚清时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重要的研究中国问题专家；美国汉学研究的先驱者和奠基者，美国第一位汉学教授，有“美国汉学之父”之誉。

一、早年生活

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又译卫廉士），字听泉，于1812年9月22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尤提卡（Utica）镇一个敬虔的基督教家庭，父母亲都是长老会教会的成员。父亲是个书商，热心于教会事奉。卫三畏从小就读于父亲投资创办的教会学校；1831年受洗加入尤提卡第一教会，在基督教信仰方面打下良好基础。高中毕业时，受父亲事业不景气的影响，他失去了入读耶鲁大学的机会；不久母亲的去世，促使他进入特洛伊城（Troy）的仁斯勒理工学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学习。在学校里，他酷爱自然科学，尤爱植物学。1832年，长老会教会捐送给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美国着名对外宣教机构）一台先进的印刷机，用于刚刚在广州成立的宣教站，因此美部会需要有一个人来掌管并使用这台机器。卫三畏的父亲随即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并希望他能够应聘这个职位。卫三畏起初心里十分矛盾，一方面对自己喜好的科学依依不舍，一方面对背井离乡赴海外宣教还没准备好，更何况他对印刷技术并不熟悉。经再三考虑后，他还是接受了这个挑战，选修印刷出版这门技术。学期结束后，他去了费城美部会的总部，在那里结识了许多朋友，包括日后给他许多帮助的商人奥立芬（David W. C. Olyphant）。尽管他希望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准备自己，以应对新的工作，但半年后（1832年7月）他就被美部会正式派赴中国广州，负责广州宣教站的出版印刷工作，匆匆登上了开往广州的轮船。

二、宣教生涯

1833年（道光十三年）6月15日，20岁的卫三畏启程前往中国，于10月到达广州。由于中国的关闭政策，他只能以一个贸易商的身份入住广州十三行，在那里他结识了马礼逊博士（Dr. Robert Morrison）和他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中国丛报》的主编禆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和他的助手雅禆礼(David Abeel)、郭实腊（Karl F. A. Gutzlaff）等人。他一面工作，一面努力学习汉语。在欧美商人的资助下，卫三畏为美部会开创了海外第一个印刷所。1835年，广州的时局开始紧张起来，12月，印刷所迁往澳门。在此期间，卫三畏协助裨治文编辑《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在编辑过程中，他的中文进步很快，而且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现状的了解也逐渐深入。不久，他开始为《中国丛报》撰写文章，向海外介绍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和文化习俗，还协助裨治文编著了《广州方言撮要》，这些工作为他后来系统研究汉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843年，他在《中国丛报》第2卷第 10期上发表了《论中国的度量衡》和《论广州的进出口贸易》两篇文章，标志着他在汉学研究上的正式开始。1847年，裨治文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后，《中国丛报》的编辑工作主要由卫三畏负责。《中国丛报》在后期人力、财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能够继续出版发行，同卫三畏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三、外交经历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美国驻华公使顾盛（Caleb Cushing）率团来华后，卫三畏作为使团成员，参加了中美《望厦条约》的谈判，是年底回国探望身患重病的父亲。在照顾父亲的同时，他开始应邀去各城镇教会演讲，介绍有关中国的情况，反响强烈。日后他以其一系列演讲稿作为蓝本，开始着手《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一书的写作。有一次他去纽约演讲时，得遇沃尔沃斯小姐(Sarah Walworth)，二人坠入爱河，遂于1845年11月结为伉俪。在美三年多期间，卫三畏也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848年8月，这对新婚夫妇离开纽约，共赴广州。不久，父亲去世的消息传来，给他的打击很大。此时，《中国丛报》因种种原因，也难以为继，故在其发行20年后，结束了其历史使命。

卫三畏早年曾赴日本考察，以期在那里开辟宣教工作。1854年1月，卫三畏作为翻译随同美国海军将领马修•佩里（Matthew C. Perry）远征日本，交涉美日通商事宜，结果美日签订了条约，日本自此对外开放。这是卫三畏首次作为美国政府的雇员出使海外。1855年5月，卫三畏被任命为美驻华使馆秘书兼翻译，他以矛盾的心情接受了此项任职，因为他的印刷所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此后他便脱离了基督教差会。1856年，卫三畏完成了英粤字典《英华分韵撮要》（A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的编纂工作。

从1856-1876这二十年间，卫三畏直接参与了中美之间的外交活动。先后担任译员、秘书、参赞、谈判代表、副使等职，并多次担任美国驻华公使馆代理公使，处理中美外交事务，最重要的是参与了中美《天津条约》的谈判，并且想方设法将“自由传教”的条款纳入约内，要求中国政府对基督教宽容。在此期间，他也经历了丧子之痛、亲爱弟弟的去世，以及好友裨治文和蒲安臣的离世等等，每次都给他带来无尽的伤感与沉重的打击。他将他所从事、所经历的一切都看成是上帝的旨意。

由于视力衰退和健康状况之恶化，卫三畏于1876年10月辞去政府职务，最后离开北京之日恰巧是他来华整整43週年。回国前，他讲了这样一段话：“不论我在中国做过的事情是好还是坏，都已经留在了那片土地上。上帝会把它们作为他在中国为传扬祂的名，实践其应许的一部分。我在宣教过程中与同工们和睦相处，身体健康，工作愉快，为此我要虔诚地赞美造物主。”至此为他在华宣教、工作43年之生涯划上了句号。

四、晚年生活

返美后，卫三畏定居在耶鲁大学所在地，康奈狄克州的纽黑汶（New Haven, Connecticut）。1877年，他应聘成为耶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从而成为美国第一位汉学教授，并且担任美国圣经会主席和美国东方学会会长。在此期间，他全力反对美国1878年不公正的限制中国移民的法案，为中国和中国移民辩护。在他的努力之下，美国政府终于在1880年结束了对中国人移民美国的限制。

当1878年中国华北发生大饥荒时，卫三畏心系灾区的中国老百姓，尽自己的影响力，呼吁美国人民为中国捐赠，以拯救中国百姓脱离于水火。

在其人生的最后几年里，卫三畏不顾自己年老体弱，对《中国总论》一书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订，以期使它更加完善，能够流传下去，“并被发现值得放在上帝生命之坛的基座上。”

1881年1月26日，卫三畏的爱妻撒拉（Sara）因病逝世，临终前，卫三畏在她的床前为她唱了许多首赞美诗。最后他问她最想听哪一首赞美诗，她回答说：“亲爱耶稣”，那是卫斯理所写的诗，于是卫三畏以此作为她最后的挽歌，当他唱道：“你，噢，耶稣，是我想要的全部”时，她喃喃地说：“多么甜美啊！”就用这句话结束了她的一生。卫三畏把他毕生所爱的妻子葬在他故乡尤提卡父母和儿子的旁边。

1882年1月，卫三畏不慎摔倒在结冰的人行道上，造成肩膀脱臼，胳膊骨折，不久又突然失去说话的能力。经过一段时间调养后，身体得到恢复，紧接着又投入到各种通信和修订《中国总论》等工作中去。新版《中国总论》终于在1883年10月出版面世，当第一本修订本送到他手中时，他满怀喜悦地说；“我为此感谢上帝！”此后他身体渐衰，再无好转。在其人生最后一、二个月中，他在病榻上不断赞美上帝对其一生的保护与眷顾，以及免除其病痛的仁慈；其面容安详好像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1884年2月16日，已经不省人事的他，突然从床上坐起来试图讲话，却什么也没说，复倒在枕头上，安静地停止了呼吸，这是他所盼望的结局——在完全的平静中辞世。葬礼在耶鲁大学的教堂里举行，院牧巴勃尔博士主持了葬礼。随后卫三畏被安葬在家乡的“常青墓园”，紧挨在他父亲和妻子的墓旁。

五、汉学研究与《中国总论》

卫三畏生活在中国四十余载，熟读中国经典，加之他丰富的阅历，使他对中国问题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他曾先后出版过十多部关于中国的书籍，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历史、文学、文字等诸多领域，如《简易汉语课程》(Easy Lessons in Chinese，1842)、《官方方言中的英汉用词》(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rect，1844)、《中国地志》(A Chinese Topography，1844)、《中国商业指南》(A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1844)、《英华分韵撮要》（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of Canton Dialect，1856）、《汉英拼音字典》（A Syllable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74）等书。这些书籍一度成为外国来华宣教士和商人的必读之书。回国后，他在耶鲁大学担任汉文教授，经常举办关于中国问题讲座，并著有 《我们同中华帝国的关系》(Our Relations with Chinese Empire，1877)，《中国历史》等，这些活动为他构思完成一生最具影响的著作《中国总论》提供了条件。

《中国总论》是建立在卫三畏此前大量有关中国研究的论文基础上，并将他回国以后发表的许多演讲学理化以后形成的。这部书最能反映卫三畏在汉学领域的成就，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超过了此前的同类着作，堪称为美国汉学开端的里程碑。事实上，在1847年《中国总论》初版发行以前，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英国汉学家，他们的许多著作在美国翻印发行，为美国人了解中国提供间接的渠道。比起欧洲来，美国的汉学研究起步较晚，但起点较高，发展也比较快，而且在不长的时间里，即跃居国际汉学研究的前列。在这一过程中，卫三畏的影响不容低估。1876年，在卫三畏主持下，耶鲁大学首先开设了汉学课程，建立了第一个汉语教研室和东方图书馆。此后美国的加州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也相继效法，一些著名的图书馆开始收藏研究汉学的图书资料。此外一些汉学研究机构也陆续成立，如美国现代语言学会(1883)，美国历史学会(1884)，美国亚洲协会(1898)等，这些组织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美国汉学的发展，使之走上职业化、专业化的轨道。因此可以说卫三畏是“美国汉学第一人”。

《中国总论》，英文名是“The Middle Kingdom”，意为“中央王国”，是卫三畏撰写的一部全面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和晚清社会的名著。他写此书的目的之一是要在西方读者中“为中国人民及其文明洗刷掉如此经常地加予他们的那些独特的、几乎无可名状的可笑印象”，客观地评价中国文明，将它“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同时他也指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种种落后和愚昧。他为本书确定的目标，是尽可能客观的评价中华文明的成就和落后之处。本书初版于1847年；1883年又重新修订再版，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全书分上下两册，共23章，总计1200多页，对中国的自然地理、行政区划、人口民族、各地物产、法律政府、语言文字、历史文化、衣食住行、社会生活、工艺美术、科学技术、对外交往等等，作了全方位的研究和系统的论述，堪称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同时本书还对发生在近代的两次鸦片战争作了叙述和评论，其视角与材料都比较新，也比较独特。尽管其中不乏可以商讨之处，但其力求客观的科学态度还是可取的。作为一个外国人，一个宣教士，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但这与因个人好恶而故意无视甚至歪曲事实还是有本质差别的。该书与他所编写的《汉英拼音字典》过去一直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必备之书。

卫三畏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充分认识到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认识到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巨大影响。他在《中国总论》中首次“将孔子的儒家学说和佛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相提并论”，认为“他们同样具有永恒的价值”。他认为中国需要基督教教义并不意味要摧毁中国传统文化，而是要进一步完善它，使它更具有价值。他对中国儒家文化具有“信义”的价值内涵极为推崇，称“世界上很少国家能与中国相比”。不过，尽管他指出了儒家思想的不少长处，但仍然认为中华文化与民族需要拯救。《中国总论》反复强调的一个论点就是：“中国人不仅需要标志西方文明的技术，而且还需要耶稣基督的教义。”在宣教策略上，他提出“孔子加耶稣”的模式。他认为“如果基督思想在人们头脑中扎根，那么政府权力性质自然会改变。” 《中国总论》的独特视角和观点，以及其中时常出现的智慧的闪光，对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不仅饶有兴味，而且颇富启迪。对历史研究者来说，许多是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料。书中还大量引用了当时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著作，这些著作涉及方面之广，研究之深入、细致，令今天的读者也眼界大开，叹为观止。

The Middle Kingdom出版后一百多年，一直没有中译本问世。2005年才有陈俱和陈绛兄弟俩翻译的中译本出现，以《中国总论》为书名。该书有利于打开国人眼界，纠正国人以为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远不如中国之于西方的观点。

卫三畏有一子名魏斐列（Williams Frederick Wells，1857-1928），生于澳门，后随父亲卫三畏到北京；1867年回美国读书，187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任该校图书馆助理。1893年起担任耶鲁大学远东史讲师、副教授、教授，直到1925年。他曾经协助父亲修订《中国总论》，并著有《蒲安臣和中国第一次对外国的出使》(Anson Burlingame and the first Chinese mission to foreign powers)、《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