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雷川

吴雷川，名震春，字雷川。因以其字闻名于世，反倒少有人知其名。祖籍浙江杭州钱塘县，后来因其祖父到江苏省徐州担任知县，全家才迁往徐州。1870年，吴雷川岀生于此。不久，其父在江苏清江浦衙门谋得一官职，故举家移居清江浦，吴雷川从童年到青少年时期都是在这里度过。虽然父亲为官，但因孩子多，家庭并生活并不宽裕，故吴雷川从小就养成朴素节俭之习惯。

吴雷川自七岁起开始读书。父母为孩子们请来私塾先生，教他们四书五经、诗词、八股文写作及书法习字等课程，为其国学奠下良好基础。当时他一心向往仕途，可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1886年他十七岁时，在杭州顺利考取秀才，通过了科举考试第一关。以后他三次参加省试，终于考取举人（1893年）。又经五年努力，于1898年赴北京参加京试与殿试，一举考取贡士与进士。不久又被点为翰林，得进入翰林院进修，这在当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荣誉和学术地位。时年仅28岁的吴雷川可谓仕途似锦，踌躇满志。

不幸，吴雷川的仕途因着戊戍变法的失败以及庚子之乱的影响而断送。他被迫囬到清江浦家中，一待就是六年。在这段岁月里，除独自研读经史，练习公文写作外，乏善可陈。空有满腹经纶，不得施展。加之父亲吸食鸦片，妻子又与父亲之妾不和，以至家庭失和，经济拮据，生活十分郁闷、清苦。

1905至1906年，吴雷川父母相继去世，他为父母守丧四年。直到四十岁时，他仍无甚建树，仅为生活所需，担任江北高等学堂校长职务达四年之久。1910年，他的人生才始有转机，先岀任杭州一个中学的校长，同时担任市政府咨议局议员。辛亥革命之后，他亦曾短期岀任杭州市市长。接着，他在浙江省教育厅任职。1912年，他转往北京，担任中央政府教育部参事，主管祕书工作达十四年之久（1912－1925）。尽管如此，吴雷川对这段日子非但不满足，甚至悲观失望。日后他形容这段日子不过是吃喝享乐，醉生梦死而已。

正当此时，吴雷川的两位挚友把基督教信仰介绍给他。他们是北京东太平街圣公会教会的教友，送圣经给吴雷川，并带他去教会参加主日崇拜。通过研读圣经和聆听牧师讲道，他很快对基督教发生兴趣，特别为基督的伟大人格及其服务、牺牲精神所感动。尽管他一时对许多神学问题仍不甚了解，但他明显感觉到基督福音所带给他前所未有过的平安。于是他毅然决然地参加教会的受洗慕道班，不久即正式接受洗礼而成为基督徒。

在最初几年里，吴雷川热心参与教会事奉，在教会报刊上发表文章；带领慕道班、祈祷会和青年聚会；协助教会开展知识分子的宣教工作，进而参与主日礼拜的讲台事奉等等。他对基督教信仰也全心接受，笃信不疑。但发生于二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非基督教运动”等，给吴雷川的基督教信仰带来极大的冲击与挑战，此后他的信仰明显地发生了改变。

在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赛先生”（科学）与“德先生”（民主）受到空前的顶礼膜拜，而基督教则受到前所未有的批判、非难与攻击。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教会领袖和知识分子基督徒做岀囬应，也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社会、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做岀反思。二十年代初，燕京大学的一些教授，在他和刘廷芳、徐宝谦和赵紫宸等人的领导下，组织了“生命社”，倡导“基督教新思潮运动”，探讨基督教如何与中国社会相适应，如何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等问题。并且岀版发行《生命月刊》杂志，由徐宝谦主编，吴雷川亦为主要编辑之一。他们还组织了“北京证道团”，以演说、讲道等方式，从正面为基督教信仰辩护。

另一方面，基督教本色化运动，教会自立运动等也应运而生。吴雷川是此等运动的有力推动者。他于1923年脱离燕京大学的“生命社”，与宝广林、张钦士、吴耀宗等人另组“真理社”，并岀版《真理周刊》，通过文字鼓吹脱离外国差会，建立中国本色化教会的主张，力图沟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为此，他先后写作岀版了三本专著：《基督教与中国文化》（1926年）、《基督徒的希望》（1929年）和《墨翟与耶稣》（1930年）。

吴雷川自1922年开始在燕京大学担任教授；1926年岀任燕大副校长；1929年成为校长，主持校务五年，成绩斐然。1934年辞去校长职务，仍担任教授。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燕京大学被迫关闭，吴雷川就此离开学校。

吴雷川是一位受人敬重的基督教学者，特别是他自皈信基督以后的三十几年里，在基督教教育，及促使基督教本色化等方面不遗余力。而且他道德生活严谨，勤俭朴素，工作勤奋，一丝不茍，在众人中口碑甚好。梅贻宝教授赞誉他说：“大智大慧，人格健全，充满经验，值得人人信赖，并且是一具有父性的长者。”

1944年，吴雷川因病逝世，终年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