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维僔

吴维僔的外公名袁昶，晚清时期，曾在安徽芜湖做道台，因治水有功，深受当地百姓爱戴。后被调到北京，做了蕃台，是个二品官，在朝中侍候，曾代表清廷与沙俄签订条约。1900年，义和团兴起后，不幸被“拳民”杀害。其12岁女儿袁季兰（吴维僔之母）随母亲逃往江苏松江避难。乱定之后，朝廷将袁昶等三位忠臣葬于杭州西湖边，称“三忠祠”。

在松江，袁季兰有机会进入美国卫理公会宣教士开办的教会学校——慕卫女校读书，从她们学习圣经，并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中学毕业后，19岁的袁季兰嫁到浙江东阳的吴家大户，其公爹吴品衍是清廷朝臣，与袁昶私交甚好。婚后三年，全家搬往杭州。吴维僔父母共养育八个孩子，五男三女。长子和次子早年不幸夭折，吴维僔排行第六。

吴维僔父亲原在省政府里作科员，后来进入工厂工作。母亲先在学校教书，后因看到为主传道的人少，就辞去教职，带着吃奶的小维僔到南京，入金陵女子神学院读书。毕业后，被分派到松江卫理公会教会作传道。

吴维僔于1926年4月生于江苏松江，出生后，母亲为他取了个圣经中的名字，叫“以巴弗”（歌罗西教会基督徒，为福音的缘故曾与保罗一同坐监），没想到他一生的遭遇与这个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的以巴弗”。

吴维僔从小在教会环境中长大，除在教会里上主日学外，家里还有礼拜聚会等，母亲在信仰和生活上对他的影响很深。但上小学五年级时，他思想开始叛逆，甚至反对神有四、五年之久。直到1941年5月的一天，当他认真跪下来祷告时，神的灵光照他，使他看到自己的骄傲，真诚地向神悔改认罪，从而经历了重生。从那时起，他里面就有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内心充满了平安和喜乐。

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许多教会学校受战事影响而停办。1942年，吴维僔考入浙江省立浙西三中。自从重生之后，他在行事为人上，尽可能遵从圣经真理而行，宁肯吃亏，也坚持不说谎、不讨好别人，不拜偶像（包括向领袖像行礼）；在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对付自己的脾气和不好的习惯，并刻意锻炼自己节俭、受苦的心志。在浙西高中的三年里，学习生活虽然紧张，但他一直认真读经、灵修，在灵性上有很大长进。

读完高中后，吴维僔先在浙西一所农村小学教书，半年后回到其松江母校慕卫教会小学任教。1946年，在上海中华神学院所举办的传道人退修会中，内心大受感动，遂决志奉献自己，于同年九月入读中华神学院。就读期间，在上海守真堂实习。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吴维僔到守真中学担任物理课教师；1955年调入上海同济中学教高中物理。就教会生活而言，吴维僔曾一度离开守真堂，参加南阳路聚会处的聚会与敬拜，并担任一个组的负责弟兄。1951年8月，他又回到守真堂，并担任执事。1955年8月，因拒绝加入”三自爱国运动”，拒绝批判王明道，吴维僔再次被迫离开守真堂。

1956年，经人介绍，吴维僔与天津的一位基督徒女教师相识，次年二人在北京结婚，由徐弘道牧师为他们证婚。在此期间，吴维僔曾去拜访第一次被捕获释，时在极度痛苦中的王明道。交谈中，吴期待王明道“能像圣经中的参孙那样，待头发长出后，再打那制胜的一仗”（见《中国的以巴弗》，148页）。这是吴与王唯一的一次会面。婚后，吴氏夫妇定居于天津。为生活在一起，吴维僔于1957年7月从上海调到天津，在四十六中学教物理。

因当时天津仅存的四间教会都在“三自”组织的控制之下，吴维僔就和妻子在家里自己祷告、聚会敬拜神。因其在学校中仍坚持基督教信仰，在政治学习中表现不热心，于1957年12月被下放到天津北郊刘安庄从事农业劳动。期间，他仍然坚持读经和祷告的习惯，若有农民问起他关于基督教信仰问题，他就借机向他们传福音、作见证，并将此视为向神、向人当尽的本分。为此他也常被领导斥为“散布宗教迷信”，受到不少责难。当时下放劳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改造人的思想，但他因坚持基督教信仰，就总过不了思想改造这一关。眼见别人都一批批地抽调回城里，但他却一次次被留在艰苦的农村，继续接受思想改造。

1959年12月，吴维僔被调往天津东北郊的一个棉毛加工厂工作。因其一如既往，继续读经、传福音和作见证，受到许多刁难，常常被派去干最脏、最累的活。有一次为了能把他与别人隔开，领导竟分派他去放羊达半年之久。不想这反倒为他提供了很好的学习圣经的机会。半年时间里，他详细查考圣经，并做了许多笔记。

1961年底，吴维僔被调回天津，在无线电仪表中专学校（原四十六中）工作，但不是作教师，而是担任校俱乐部管理员。半年后，又被安排在物理实验室作实验员。在此期间，他与北京、上海等地的主内弟兄姊妹的交往日多，并编写、复写《主内交通》文字资料寄往各地。此举当时被看为“非法罪行”或“反革命活动”，他也预感到不久自己可能要为此遭受逼迫与患难，于是开始定期禁食祷告，为将要来到试炼作准备。

1964年7月30日，吴维僔被公安局传讯、抄家。因在审讯中拒不开口而被收押入看守所。此后在一个月内一连八次被提审，但皆“拒绝交代桉情”。此后，不管监狱当局如何软硬兼施，他都抱定“不交代、不认罪、不悔改，只一心仰望、交托给主”（同上，219页）。在看守所关押期间，由于他坚持“饭前谢恩”和定期禁食，饱受饿饭、灌食、毒打、重铐和批斗等种种折磨，吃尽了苦头，但他终未屈服。1967年2月，吴维僔被控以“反革命罪”，并且因“在监内不思悔改，顽固不化，对抗无产阶级专政，反动气焰极为嚣张”，而被判为无期徒刑。但他效法主耶稣，不申冤，不上诉，甘心忍受，将此视为为主受苦，背十字架。

判决后，吴维僔在天津监狱里的劳改队服刑。自他被捕直到判刑，他的妻子作为“反革命家属”，在监外也受尽了苦难和折磨，最后在巨大压力下，不得不与吴维僔离婚，而改嫁他人。他的三哥也因为是个基督徒，而被打成“反革命”；母亲在“文革”中也饱受红卫兵的摧残，以致说话不清。最后，全家人——父母、三兄三嫂和子女，都被遣送回祖籍浙江东阳农村，不久，父母先后离世。此后，吴维僔再无后顾之忧，在狱中立志“听主的话，遵行神的旨意，在任何事上都要把主放在第一位，作好一个基督徒所该有的见证”（同上，264页）。

1967年4月，吴维僔被转押到宁夏平罗“玛钢厂”劳改队劳动改造。文革时期，因其坚持不读毛语录，不唱革命歌曲，不高喊“万岁”，不向毛像敬礼，以及仍然坚持饭前谢恩等，被视为“反改造份子”，多次遭受毒打和各种非人的折磨，经历了九死一生。

1979年2月，吴维僔又被转到宁夏银川的风机厂劳动。此时，监狱大墙外的政治气候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许多犯人通过写检查、认罪或申诉等以获得减刑或释放。但吴维僔仍如起初一样，为维护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的圣洁和良心，坚决不悔改、不认罪，也不申诉或叫屈。他坚信主耶稣的话：“不要为自己申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申冤在我，我必报应’”（同上，298页）。

虽然吴维僔一直坚持到底，“死不悔改”，但到了1981年春季，宁夏高等法院还是为他减刑为六年。但当减刑裁定书送到他手中后，看到其中有句话说他“确实悔改”，他却认为这是弄虚作假，是对自己的侮辱，因为他从来没有为甚麽所谓的“罪”悔改过。他不愿违背自己的良心，更不愿以谎言来换取减刑或自由，他宁愿将苦杯喝尽最后一口。于是他写信告知法院，说自己从未悔改认罪过，是法院裁定错了，并将裁定书寄还给法院。

他写道：“作为一个基督徒……，所应该着重考虑的、寻求的、分辨的，只是我们所说、所做、所想，是不是听主的话，是否符合圣经真理，是否遵行神的旨意，是否蒙主的悦纳。若是，则即使掌权者定罪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就让他定罪吧。他即使定罪，我们仍当如此行，绝不能因怕他们定罪，就不如此行。他们定罪，只是暴露出他们与基督为敌、悖逆神的本质而已。主耶稣自己也曾为遵行神的旨意，实践神的差遣，取悦于神，而被人定为背叛该撒、自立为王、诱惑国民等政治性质的重大罪名，主耶稣丝毫不为此争辩，而是专心顺服，按父的意思钉十字架，喝尽了父所赐他的杯。我也应该学主的榜样，面对人所定我的这些政治性罪名，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根本不去考虑这些，只一心遵行神的旨意，喝完神所赐给我的杯。”为着这缘故，吴维僔拒绝这种“肮脏的自由”。

自1964年入狱始，直到1980年春，他有十六年之久与外界隔绝，不被准许与任何亲友通信，故外面的人也不知他是死是活。八十年代初，时局缓和后，吴维僔的已获平反身住福建泉州的三哥四处写信，寻找他的下落，方知他在宁夏银川风机厂劳改。1980年3月，三哥千里迢迢赶到监狱探视吴维僔，在监狱当局的监视下，会面交谈半小时。此后，吴维僔得以与外界通信，和主内的弟兄姊妹也恢复了交通。

当时，犯人的来往信件都要经过狱方的严格检查。1982年，上海的一位弟兄寄给吴维僔一本中文圣经，即被狱方没收。那时，他已经有十八年没读到圣经了。1983年，他大姐试着寄给他一本英文钦定本圣经，监管队长一看是英文书，就给了他。他如获至宝，每日早起到教室里如饥似渴地阅读。此后，环境愈加宽松，1984年，他又收到大姐寄给他的中文串珠版圣经，同时他与监外主内弟兄姊妹的来往信件也愈加频繁，这些信件后来被整理成书，称《主内交通》。

中国改革开放后，吴维僔在狱中的生活也有改善。1982年，监狱内办起了文化学习班，吴维僔被指派为犯人们教授初中数学。由于这是他的本行，在教学上他更是尽心竭力，获得监狱领导和犯人们的好评。吴维僔在狱中的最后五年，都是在狱校任教。无论他同意还是不同意，法院最后还是把减刑为六年的裁定“强加”（吴语）给他，刑期一满，监狱方面就强行执法，赶他出狱。虽然他认为法院的做法是“肮脏的”、“可憎的”，但他为“顺服在上掌权者”的缘故，只好“不得已而出监”。虽如此，他仍自觉以一个“狱墙外的犯人”继续抗争下去，以示：“我拒不接受你们的裁定，我仍然是一个死不悔改的无期犯人。”并且从释放之日起，他开始定期禁食，每周只于周一和周四两天吃饭，以抗议法院对他的“弄虚作假”。

1987年5月28日，61岁的吴维僔正式出监。因着他的坚持，当局决定把他“养起来”，即在监外给他一间房居住，户口落在风机厂，每月45元生活费。十多年里，他自觉过“墙外无期犯人”的生活，从没离开过银川或风机厂一步。每日他主要做的，就是接待各地来访的主内弟兄姊妹，通过文字和各地弟兄姊妹交通，写印《主内交通》，寄往各地有需要的人。他也常为别人购买圣经和属灵书籍等。

吴维僔过着圣徒般的生活，他的日常生活极为简单，睡在只是几片木板拼在一起的简陋床上，别人想帮他换一张床，他婉言谢绝。除了极低的生活开销外，他平日最大的开销就是邮资和影印费。因为前往探望他的弟兄姊妹太多，为了给访客提供方便，他干脆自建了一个厕所。

吴维僔十几年如一日，仍然坚持定期禁食的生活，直到去世都是如此。奇妙的是，他过去在监狱中所患的痔疮、关节炎、痢疾以及咳嗽等疾病，全都不治而愈，而且所有老年病都不曾染上，睡得也非常好，堪称神迹，他认为这些是神的特别恩典。

因吴维僔经常写信给各地信徒，交流信仰上的各种问题，其中难免有些对“三自”教会的批评；也随着他的影响日广，所以从1996年开始，他多次被抄家和传讯。1996年11月12日晚，他自出狱后第一次被抄家、传讯。他被带到公安局，在一大堆被抄的属灵书籍面前，公安人员连夜审讯他。面对审讯，他一如既往，除了“无可奉告”四个字外，什么话都不说。公安局拿他没办法，只好放他回家。在吴维僔写给他在台北的四哥吴维健的信中说：“2000年6月，我被市公安局政治科第四次抄家后，今年4月23日再次来我住处进行第五次抄家没收，不但《主内交通》等各文，且包括一切圣经、工具书、属灵书籍在内的所有书籍洗劫一空”（同上，362页）。面对淫威，他一直本着“不拦阻、不争辩，也不请求”的原则。

在这种凶险的环境中，吴维僔于1999年12月，73岁时，写完了自传《中国的以巴弗》。在其“末了的话”中，他写道：“主引领我作了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基督徒见证，打好不同阶段中的属灵争战。我自己毫无一样东西可以拿出来夸口，因为没有一个见证、没有一次争战，是凭我自己能作好、能打胜的，都是依靠主丰满的恩典，智慧的大能，才能作好，才能打胜。所以，一切荣耀都要归给父神和主耶稣基督，他是唯一可称颂的，唯一可信赖的，一切恩典、力量、智慧和一切祝福，都是从他而来”（同上，358页）。

“求主怜悯保守我，施恩拯救我到底，能儆醒等候走好尚未走完的每一步，不致辜负主已为我舍身流血的大恩典，得以最终见到主的荣脸”（同上，359页）。

2002年12月21日上午，吴维僔走完了他一生的十架苦路，在其简陋的住所中安然离世，回到他所忠心、所爱、所事奉的救主耶稣那里去。在世享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