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爱仁

席爱仁（A. A. H. Hedengren）是芬兰自由宣教会（Finish Free Mission Society）的宣教士，于1909年由芬兰来华宣教。她先到扬州内地会语言学校学中文，然后被分派到江西永丰宣教站工作。该宣教站由资深宣教士安姑娘（Miss J. W. Arpiainen）和内地会宣教士邓传喜（Miss Henrietta M. Duncan）创立于1907年。席爱仁到达后不久，邓传喜被派往万安创立新宣教站。此后，席爱仁和安姑娘一起主持永丰宣教工作数年之久。1913年，另一位芬兰宣教士林姑娘（Miss E. A. Flinkman）奉派到永丰来与她们同工。她们是内地会的伙伴宣教士，因其所属差会规模较小，力量有限，故委托内地会照管她们。席爱仁性格安静，身体较孱弱，但勇敢坚强，在战乱中仍坚守本位，为主作工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永丰是一块福音硬土，要得人信主非常不易。她们辛勤工作多年，到1915年时，仅有八人受洗归主。1916年，安姑娘返国述职，永丰宣教工作的担子就落在席爱仁一个人身上。长期辛苦劳累使她的体力透支，健康受损，故当安姑娘于1917年回来后，她即返国调养身心，直到1923年再次来华。

1923年2月，席爱仁被安排到乐平工作；1925年又到吉安；1926年初再转到永新，与康月娥（E. Cajander）和颜懿廉（E. E. Ingman）同工。席爱仁为人安静，工作勤恳，辅助康月娥料理福音站和男、女校各项事工，成为康月娥的得力助手。

1925年以后，中国政局动荡不安，军阀混战，国民革命军北伐。1927年4月，在南京又发生外侨被杀的“南京事件”，欧美使领馆下令撤侨，许多西方宣教士也纷纷彻到沿海城市。但席爱仁和康、颜三人却坚持留在永新，没有撤退。从颜懿廉所遗书信中的一段话，可以看出她们坚持留下来的理由：“……经过长时间的等候祷告，确实感到主的旨意是要我们留下来看守这个宣教站。倘若我们离开，房子必定挤满那些极不容易请走的人。当然，许多信徒听见我们的决定后非常高兴，因为这是神答应了他们的祷告”（《捨己的爱》，第358页）。但当时的环境确实充满着危险，大街路旁的墙上张贴着“打倒基督教”的标语，一些极端分子处心积虑地要抢夺她们的财产。三位女宣教士还要想方设法和政府军周旋，因他们多次想征用宣教站的房子。她们不顾自己的安危，站在门前阻止那些不守规矩、试图爬墙入内偷摸东西，或骚扰破坏的官兵；同时她们还要尽可能地与军官们保持和睦关系，与他们聊天，送福音书和单张给他们，或为他们诊病，以争取他们的友善。

永新地处国、共两军争夺的要地，自1928年以后，永新几经易手。宣教中心的房屋、设施几乎被摧毁殆尽，席爱仁她们不得不随当地百姓四处逃难。1928年5月，共产党工农革命军占领永新，她跟随康月娥逃往吉安。当战事稍缓时，她们就立刻回到永新宣教站。1929年11月27日，永新、宁冈和莲花等地再度落入红军手中，整个地区的教会工作均告停止，同时亦有基督徒被杀或被捕的事情发生。当时在永丰宣教站的任姑娘（Miss M. E. Keranen）和农姑娘（Miss T. E. Sihvonen）需要人帮忙，故请求席爱仁过去相助。她不顾自己体弱多病，毅然前往。但途经吉安时，她还是病倒了，只好暂时留在吉安养病。不久，康月娥和颜懿廉亦历尽艰险逃到吉安，三人得以重聚。

1930年1月底，红军进占吉安。席爱仁拖着病体，与康月娥和颜懿廉一起，随大批难民北逃。为照顾她和年迈的康月娥，她们改从水路乘船北上，欲逃往樟树镇（今清江）避难，却不幸在途中被红军发现而被捕。康月娥因不堪忍受惊吓、冻馁与苦虐，三天后便与世长辞。不久，席爱仁和颜懿廉也相继遇害，将其宝贵的生命献给她所爱、所服务20年之久的中国人民，年仅4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