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振榜

温州基督教偕我会[1]早期华人牧师，出色的传道人；是为温州偕我会教会之柱石。

夏振榜，又名夏正邦，又称夏殿士[2]，是温州偕我会历史上首批华人牧师，为苏慧廉继金先生之后，最为得力的华人同工。苏慧廉评价：“他是我们教会有过的最出色的布道者、最尽心的同工、最好的组织者、基督教最勇敢的卫士。我们还能找到他这样的人吗？他确确实实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福音的事业。”[3]

一、银匠与书童

夏振榜是苏慧廉与金先生第一次到碧莲传教的福音果子。时在1887年，四位来自碧莲的戒毒者，带着《赞美诗》和《新约》回家建立聚会点。持续一两个月后，他们邀请苏慧廉到碧莲去探访。苏慧廉在碧莲的祠堂里传讲福音，夏振榜就是其中的听道者之一。苏慧廉回忆：“首次在碧莲传福音时，有一位二十岁的青年在场，他当时就下决心要了解更多道理。他成了一个慕道友，后来做了教会同工，而且很快成为一个当地的传道员，自费出去传道。尽管因为年轻曾遭部分年老资深的人士反对，他还是及时获得正式任命，早早就成为当地牧师。”[4]

夏振榜的父亲夏昌鈖[5]是个银匠，手艺精湛，振榜也学习了父亲的手艺，远近闻名。但他在21岁的时候，蒙召成为一位传道人。[6]

在碧莲村里，夏振榜被称为是村子里读书最多的人。因此，苏慧廉收他为书童，在他的书房里做事。“那个时候，庆保在书房做事。苏慧廉的中国助手当中，他是最聪明最优秀的一个，也是唯一得力的人。他工作勤奋，好几次劳累过度将快死。有一次，我们感到不安，把他关到我们自己的房间里，让他好好休息，调理好身体。” [7]

二、最出色的布道者

在苏慧廉的描述中，夏振榜为温州本地牧师中最出色的布道者。苏路熙说：“他成了同工后，去乡村工作，吸引了许多人进城参加礼拜，并创立了不少分会。所有人（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当中，他的工作成果是最好的。”[8]

苏慧廉在“本土化布道”一章中特别提到夏振榜出色的布道。他说：“我们已故的本土牧师夏先生是一个智力过人、见解深刻的布道者。”他介绍振榜有两篇精彩的布道：“他曾经有过一场精彩的布道，谈的是‘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他的目的是要表明，中国的宗教，即使不是十全十美，也一直在为主的降临铺路，因此我们不是要摧毁孔子、老子、佛陀，而是要完善他们的不足之处。他还有一个有力度的讲道是‘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这篇讲道后来被收入小册子，由他自费出版，作为‘答辩书’分发给朋友们。很可惜，该书成了他最后出版的文字！”[9]

夏振榜的出色还表现在他带出了两位后来温州循道公会的领袖，分别是温州教区总会会长卢源生牧师和汤复三牧师。吴廷扬牧师在《夏铎》上分别介绍了这两位领袖的生平。在〈卢源生牧师传略〉提到：“迨光绪二十年三月初六日，夏周二教师在溪南布道，以路加十五章浪子回头为题，卢牧听后，颇有心得。五月初八日赴岩头教会听讲，夏殿士先生讲演“亡羊比喻”，大受感动。卢牧师立志学道查经，无日或间。偶值暇晷，常伏案默祷，或在静处，时自咕哔，人虽不知，而无形之主，已纳之矣。十一月苏牧惠廉至岩头主领议会，夏教师述牧师之行状，苏牧欣请接谈，见卢牧品行雅洁，信主诚笃，授以圣经。此后卢牧益努力灵修，灵德日进，越数月受洗。尝以暇日，以基督之行，孝友之道，笃训侪辈，人咸钦仰之！”[10]

在汤复三牧师的〈略传〉提到：“迨前清光绪中叶，英国苏慧廉牧师到碧莲巡视教会。华教士殿士先生述牧师行状，苏牧师欣请接谈，见牧师雅量高深，清言洞达，即以圣书馈赠。牧师受归后，见是书身灵并救，遂寝馈其中，忧食俱忘，阅数月即领洗进教。”[11]

三、最勇敢的卫士

据莫法有的记载：1891年，年仅20出头的夏振榜与戚瀛茂一同被按立为牧师。[12] 但在上文卢源生牧师生平的介绍中，我们得知“光绪二十年”（1894年）夏振榜为“教师”，尚未升任牧师职。因此，我们尚不能确定他是什么时间就任牧师职。

由于他出色的表现，很快就成为温州偕我公会的中方负责人。苏路熙形容：“他获得不同阶层基督徒的尊敬；非基督徒，尤其是上层阶级也很敬重他。官员不会轻视他的影响力，甚至愿意出一大笔钱让庆保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他们。但这诱惑不了庆保。庆保除了有卓越的组织能力，对神也非常虔诚。”[13] 特别在1900年庚子教案期间，夏振榜表现出他对信仰的忠诚和勇敢。当时苏慧廉和苏路熙远在英国度假，夏振榜和英国传教士谢道培一起驻守温州教会，一同经历教会的“死荫的幽谷”。

谢道培的日记记载，“端亲王关于屠杀外国人和基督徒的法令早在6月20日已到达温州，这正是镇台很想付诸行动的法令”。[14] 温州神拳会扬言要袭击教堂与教徒，并要屠杀外国人。7月6日，教会代表（包括内地会、偕我公会）和道台代表会面，道台无力帮助教会，因为镇台范银贵非常排外，且知府也不会有所作为。[15] 7月7日，除少数传教士（如谢道培）之外，几乎所有传教士都到江心屿避难。苏路熙说：“这项法令颁布两周后，温州的外国人一无所知。官员们都乐意执行，除了一位最高长官。他不会轻易服从这个自杀性的法令。他不顾同僚的反对，冒着生命危险抵制这个法令。鸦片也不能消磨他的是非观和判断，让他盲从。”[16] 7月10日（六月十四），温州官兵在江心屿英国领事馆附近驻扎，保护外国人。道台带着几位官员拜访领事，要求海关人士留下，但坚持让传教士撤离温州。[17]

就在这个“四面楚歌”的境地，传教士们被隔离在江心屿，得到道台的保护，夏振榜成为温州偕我会中最勇敢的卫士。在夏振榜写给远在英国的苏氏夫妇的信中可见当时的处境。他说：“我们的城市正如灭亡时的耶路撒冷。虽然知道义和团只能杀掉我们的身体，不能杀死我们的灵魂，人们还是处在深深的恐惧之中。我们正经历着火的考验。难民们不断地哭泣，我竭尽全力安抚他们。如果不是道台同情我们，我们早就死了。……我日夜得不到休息。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我不相信靠我自己的力量，我会留在城里。这意味着死亡，我们基督徒要死在一起。如果神肯保护我们，那很好。如果神要我走上不归路，我会成全神的旨意。如果是后者，我只求你看顾我的孩子。”[18]

苏路熙说：“当外国人被隔离在海岛上，庆保英勇地担负起对不安村民的责任。对于他们而言，他们比江心的外国人更忧愁，因为他们走不掉。他们没有电报可与外界联系。……对于庆保而言，外国人离开，就像灵和肉的分离。悲伤的基督徒对外国人寄托着一线希望——希望他们保护他们摆脱无知野蛮的暴徒。……他们请求外国朋友别走，尤其是谢先生一走，就‘群羊迷途找不到牧羊人’。但庆保说：‘别拉着外国人。没有他们，我们还安全点。’他充满勇气和亲和力，極力安慰他们。于是重担都压在这个三十岁的男子肩膀上。他要照顾和安慰这些仓皇无助无家可归的人，接济他们。他的重担，我只能猜测。我不奇怪庆保说自己日夜没有休息，而且他的身体也不算强壮。”[19]

7月11日晚上，领事下令所有外国人都到船上过夜，并且把船泊在离码头有一定距离的地方。[20] 7月12日（六月十六），“普济”轮载着外国侨民，包括海关人员、传教士及其家属，离开温州港，到宁波和上海避难。7月23日，留守在温州的夏振榜写信给英国驻温使馆，将温州基督徒所遭遇的事情简述了一番：“一名传道人（屬内地会的本地人）被义和团抓住，他的头被粗暴地砍了下来，成为祭品。另一名基督徒企图逃脱追捕，结果淹死在一条水渠里。还有一人被重重包围，在逃生无望的情况下，为避免受折磨而上吊自杀。接着义和团来到瑞安，毁掉了教堂和基督徒的屋子，抢夺他们的财产。在瓯江以北乐清，一名黄姓的举人写信叫来当地土匪，烧掉了白溪的教堂（偕我公会）。这名举人曾攻击一名传道人，几乎要挖出他的眼睛。这位传道人快要被他打死，幸亏举人的父亲出来反对（霍厚福医生七天后见到了这位传道人）。在那里大约有五十户教徒（偕我公会）遭到抢劫，并被敲诈了总共三千元。在楠溪，暴行与掠夺同样在上演。有一伙人威胁一名因为疟疾发烧而卧病在床的传道人（偕我公会），这使得牧师因受惊而死。这些土匪高举‘扶清灭洋’的旗帜。在西溪及其他四个地区，暴力和掠夺也在上演。这些土匪完全漠视道台的公告，除了如今已归于平静的平阳外，没有一兵一卒被派去平息骚乱。”[21]

平阳神拳会金宗财于8月6日被捕，后在温州城斩首示众。8月16日，许阿擂在马屿战斗中被俘，判刑15年。最后，华侨张新栋于1901年1月14日投案自首。1900年8月30日，谢道培就在动乱未平息之时，冒着生命危机“潜回”到温州，与夏振榜一道做教徒与官府的桥梁作用。从刘绍宽的日记中所载的赔偿金额来看，基督教对于赔偿有许多让步。谢道培在1901年2月1日给差会的信中提到说：“上周四，在本地牧师夏正邦的陪同下，我们去见了温州知府，并与他交谈了很长时间。知府同意赔偿七千元，原我们要求的总额是一万一千元。我们不得不同意他的意见，因为在金钱上追求过多，将在中国官员中坏了我们的名声。知府今年的财政收入不好，商业处于非常低迷的状态，因此要得到全额并不容易。”[22]

那时，苏慧廉正从英国赶回到温州。“同时无论谁来谁走，庆保留下来了。城内没有发生流血暴力都要归功于他。他和谢先生一起，为基督徒索赔和重建家园。”[23] 动乱平息后，夏振榜因处理有功获官府表彰。谢道培说他被授予“一枚镀金的勋章（可佩于帽上）及一串朝珠”。但夏氏辞让，表示自己的奖赏已在天上。后来知县把奖励塞进他的轿子，并于几日后派人到家乡碧莲宣布荣誉。2011年1月8日，笔者在夏氏的墓碑上看到“皇清例赠”、“中书”等字，证实了官府对夏氏的表彰。

四、“他是不可取代的”[24]

1902年夏，温州零乱肆虐，仅几个月内，温州就死了两万多人。夏振榜牧师于11月应玉环教会的邀请去岛上传教。由于霍乱肆虐，苏慧廉曾劝阻夏振榜延迟出行计划，但他却执意要去，说：“约好的时间，如果我不过去，那里的人会很失望。我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还有机会去玉环。你知道我的时间排得很满。”并说：“而且，我生在这里，比外国人更容易适应这样的气候。”[25] 而这番话竟成为夏振榜最后的遗言。

虽然带着利眠宁出发，但这种曾救过他人的药，这次没能救回夏振榜的命。不久后，噩耗从玉环传来，夏振榜因霍乱而死，在他最后写给苏慧廉的信中说，我已被霍乱扣押，虽然第一时间就服用了利眠宁，但看起来无效。[26]

苏路熙描述自己与苏慧廉人生中最悲痛的时刻，她形容：“在我们变幻无常的人生中，这是最悲痛的时刻。我们苦心栽培的栋梁之材却骤然被死神无情的斧头砍倒在地。一种辛酸的悲痛绞住我们的灵魂。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的筹划中，他是不可取代的。”[27] 确实，在他们眼里，振榜实在是一位能够作为外国传教士离开温州之后的最佳接班人，因此他的离世成为无比的伤痛：“我们知道自己最终是要回国的，而他会留在温州。这是我们可怜的构想。但事实正好相反，他走了，我们留下来，留在悲伤绝望中。”[28]

苏路熙描述那个令人伤心欲绝的场景：“棺材从玉环运到了温州，按我们外国人的习俗，棺材要运进教堂举行丧礼。但中国人的想法正相反，棺材可以在白天被运出城，但装有死人的棺材不能带入城，不然妖魔鬼怪也会随之潜入城里，危害市民。所以队伍停下来，在朔门口的江岸边举行丧礼。一大群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聚集在这里，静静地听着苏慧廉讲述他们同胞的自物奉献的一生：他享年三十二岁，为信徒服务了十年。这是江边感人的一幕。然后船载着他的尸体去楠溪，在环绕着碧莲的群山中有一座坟墓，他就被安葬在那里。”[29]

丧礼在12月14日举行。此前两天，正是温州偕我会一年一度的联区会议，苏慧廉感叹说：“没有了夏正邦，年会大不一样，但我们的工作总还得继续下去。”[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