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卫楼

十九、二十世纪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教育家和著作家。在华从事基督教教育44年，先后担任通州潞河中斋、潞河书院和华北协和大学的校长；“中华教育会”会长。他的教育实践在晚清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响。

一、早年背景

谢卫楼（Devello Z. Sheffield），字子荣，于1841年8月31日出生在美国纽约州的甘斯维尔镇（Gainsville）。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后曾在军队服役两年，战后回乡任教。1866年，谢卫楼考入纽约州奥伯恩神学院(Auburn Theological Seminary)，在那里攻读神学三年。在学期间，受海外宣教运动之影响，立志成为一个传教士，投身于海外宣教。毕业前他向美国公理会差会“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提出申请，被接受。1869年5月神学院毕业后，谢卫楼被按立为牧师。同年10月4日，他与爱琳娜•谢丽尔（Eleanor Sherill）结婚，两个多月后，携新婚妻子从旧金山登船启程前往中国，于1869年11月28日抵达直隶（河北）通州，开始了长达44年之久的宣教与教育生涯。

二、从潞河男塾到华北协和大学

1867年（清同治六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在通州设立了宣教站，由江戴德牧师（Rev. Lyman Chapin）夫妇负责。他们在从事宣教工作的同时，亦于是年年底开办了一所男童寄宿学校，中文名称“潞河男塾”（亦称“潞河男学蒙馆”），招收街头流浪儿入学，免费为他们提供食宿衣物和教育。28岁的谢卫楼到通州后，一面开始学习中文，一面开始协助宣教，同时也在该学塾教一些课。不久，他就接手了潞河男塾。谢卫楼在通州及周边地区辛苦工作七、八年之久，直接宣教效果不佳，令人气馁。於是他就把更多的精力投注到办学上，试图以教育来打开局面。

1871年，华北公理会决定在通州建立一所神学校，用以培训中国传道人。1873年，“八境神学院”正式成立，早于1865年来华的公理会传教士富善牧师（Chauncey Goodrich）被派来负责该校。

1877年5月，谢卫楼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第一次在华传教士全国大会。会上，他支持兴办教会学校，认为此举可作为宣教的辅助，既可以吸引学生归主，又可以培养宣教助手。

谢卫楼从上海回到通州后不久，华北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公理会华北教区全力以赴，投入到赈灾活动中去。1878年夏，谢卫楼到山东协助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等人，到重灾区施行赈灾，向100多个村庄一万多村民发放赈款，同时也把基督福音传给他们。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中国兴起了学习西学的热潮，在通商口岸城市，对掌握了英语和西学的新式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这种形势促进了教会学校的发展。在谢卫楼等传教士的努力下，潞河男塾稳步发展，1887年学校正式改名为“潞河中斋（学）”。谢卫楼不满足于此，致力于把潞河发展成为大学程度的教会学校。1888年，他向美国公理会提交报告，要求拨给经费，把潞河中学扩建为大学。1889年5月，华北公理会年会通过决议，决定把潞河中学升格为大学。同年10月，美部会年会作出决议，支持创办潞河书院的计划，并拨款用以购买土地和建造校舍。1890年又派哈佛大学毕业生都春圃（Elwood Gardner Tewksbury）前来通州协助工作。到1892年，该校学生人数达到62人，其中10人已具大学程度。除8人来自通州本地外，其他人分别来自天津、北京、张家口和保定府等地，他们都是各地公理会教会保送入学的基督徒子弟。这年期终，第一批有5位大学生毕业，被分配到华北各地教会工作，成为外国传教士的得力助手。

1893年，通州学校正式命名为“潞河书院”（North China College），附设中学和戈登纪念神学院（Gordon Memorial Theological Seminary）。谢卫楼任书院院长，兼任校董事会主席；富善任神学院院长。根据学院宪章，潞河书院的办学宗旨是“输送有基督教信仰的人去开展基督教的各项工作”；基本目标是“培养青年成为教会工作人员，以满足教会日益增长的需要”。与一般较为开放的教会大学不同，谢卫楼为潞河书院制定的校规非常严格，要求学生必须服从师长，每个学生都必须要参加学校举行的包括主日崇拜在内的全部宗教活动。1895年，新校园、校舍完工，办学条件大为改善。

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通州成了“拳乱”风暴的中心。6月，西方传教士带同一些中国信徒，以及潞河书院的师生逃往北京使馆区避难，通州的教会建筑，包括潞河书院校舍全部被暴民焚毁。当时谢卫楼正在美国休假，幸免遇难。但闻讯后大惊，当即赶回北京。

1901年，潞河书院在北京城恢复上课。不久，他们回到通州，重修被焚房屋，抚恤罹难信徒。1902年，潞河书院迁回通州。在谢卫楼等传教士的努力下，书院重现生机，并得到继续发展。在此过程中，谢卫楼一直担任校长之职。经他提议并筹措下，1904年，华北公理会与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及英国伦敦会合作，成立了华北协和大学（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原来的潞河书院成为该校文理学院的基础，而谢卫楼则成为这所基督教大学的校长，直到1909年退休。继任者为另一位美国公理会传教士高厚德（Howard S. Galt），担任院长直到1918年。那年华北协和大学与北京的汇文大学等校合并，组建为燕京大学，1919年由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出任该校校长，后来成为中国基督教大学中最具学术声望的著名学府。

三、谢卫楼教育理念之嬗变

谢卫楼的基督教教育理念前后有很大的不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转变过程的。起先他认为，传教士的首要目标和主要工作，应该是直接传福音。虽然可以借助文字、教育和医疗等方法来传福音，但这些都不过是辅助手段，不能成为传教士主要的工作。故此，谢卫楼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他所从事的基督教教育活动，严格限定在为宣教事业服务方面，而不是用来传播西学。在他看来，教会设立学校的目的，不包括向中国学生传授世俗的西方学术文化，而应该严格限于宣教目的，即为传扬福音和培养本地传道人服务。如果以提供世俗知识或西学为教学目的，势必会使学生为了获取谋生手段而进入教会学校，而甚少以接受基督教信仰或以服务教会为目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通州教会学校的办学宗旨，也就是让各公理会宣教站选送男生前来接受培训，毕业后作为传教士的助手服务教会。因此在二十几年时间里，学校不专设英语教学课程，因为谢卫楼相信，受英语教学的吸引而前来就读的学生很可能会以此来作为为自己牟利的垫脚石，结果将会使学校偏离其办学之目的。故此他强调世俗知识的教育决不是教会教育应当注重的目标，教会学校也不应该吸收那些企图通过学习西学知识而获取谋生技能的人。

1890年，谢卫楼在一篇专门论述基督教教育的文章中说，教育是一种曾经被利用，而且还在被用来反对基督教的力量。西方近代教育与学术，已经被反基督教的精神严重污染，以致于利用其学识反对基督教的人数不比运用知识保护基督教的人数少。基督教宣教事业所遭遇的最为严峻和长久的抗拒，来自那些被异教哲学和宗教迷信盘踞的学问。经验表明，不少注重西学教育的教会学校的学生在学了那些世俗学问后，反而对所传授的基督教真理变得全然漠视。

尽管谢卫楼强调教会学校的教学严格限于基督教教育，但同时他也强调知识的重要，认为知识可以使信徒们的信仰免于异教思想文化冲淡的手段。他所信守的格言就是：“知识就是力量，而我们在中国所要的是献身为基督服务的力量。”在服务宣教事业的大前提下，潞河的教学中也包含了西方近代学术文化的内容。潞河中斋的课程基本上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中国的四书五经、历史、古文、时文、诗文等；《圣经》研读等神学课程；以及西国纲鉴、算法与格致等学科。从这几方面内容来看，在潞河的教学中，西学内容在中学、大学阶段占有重要的位置，包括地理、代数、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西国史、格物学、三角学、天文学、化学、体学、是非学（伦理学）、万国公法、富国策等课程。由此可见，虽然谢卫楼一直强调基督教教育为直接的宣教目的服务，但所谓世俗知识还是在其学校课程中占了相当大的份量。同时也可以看出，这些课程具有明显的实用性：神学课程是为了使学生具备从事教会工作的知识；关于中国语言文字和儒家经典的教学则可以使学生能够适应其所处的社会与文化环境；而各种西学课程，无疑可以使学生在中国社会新旧交替时代接触到一般学校无法提供的新学，从而拥有知识优势。

四、谢卫楼的学术贡献

到清末维新时期，尤其是1901年清廷宣布实行全面改革的新政后，谢卫楼主张基督教应当积极介入西学输入。在教学活动的基础上，他先后编译、撰写、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如《万国通鉴》 (1882年由上海美华书馆首次印刷发行)、《圣教史记》(1890年由通州公理会刊印)、《理财学》(1902年由上海美华书馆铅印)、《是非要义》(1907年出版)，以及《心灵学》、《神道要论》、《政治源流》(1910年协和书院刊印)等。此外，他还先后在《万国公报》上发表学术专文，在介绍西学方面大有建树。

谢卫楼第一本中文教科书，刊刻于光绪八年（1882年）的《万国纲鉴》是一部关于西学的著作，是用浅文言写的。全书分为四卷共三十一章，第一卷是亚洲史；第二卷是西方古世史；第三卷是西方中世纪史；第四卷为西方近代史，各卷书内还配有许多地图。在叙述西方历史时，重点放在基督教史，包括基督教的起源、教义和发展，还有基督教文化与异教文化的对比等。最后一章“论格物之学术兴起”，介绍了欧美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提到哥白尼的日心说与开普勒在天文学上的贡献，牛顿的万有引力，富兰克林在电学方面的成就，以及近代化学、地质学等学科的发展，西方近代机械工艺的进步等等。他一再强调西方学术发展与基督教之关系，谓宇宙万物皆为一位全能全知的上帝所造。该书出版后，成为当时广泛使用的教科书，不仅在基督教界内具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对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也有一定的启蒙作用。

1886年，谢卫楼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泰西之学有益中华论”，在大致论述了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后，他介绍了作为近代西方文化基础的教育制度，并指出中国接受西学的裨益有八：“广见闻，拓才识，普教化，得真乐，开利源，辅政治，崇正教，明真道”。

1902年，他又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论基督教与中国学术变更之关系”一文，阐述在中国学术新旧嬗变之际，只有将西方新学与基督教同传于中国，才能真正令中国善其政俗，共享承平之福。他进而论述道：“新学的根本，在于基督教。只有基督教与新学同传于中国，其活泼感人之能力，足令新学得其善美之成效。因为只有基督教才真正合乎天理，并将真理启示于人，其道能大感人心，令人研究真理，即新学之本源也”。最后他主张在社会变革之际，教会当多设学堂，令圣道与新学，互相辅助，多结善果。他的目的就是要基督教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关键时刻，全方位输入西学，占领文化上的制高点，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清除思想文化上的障碍。

在进入二十世纪最初十年里，谢卫楼先后出版的关于西方学术文化的专著中，最为重要的有四部，即《理财学》、《政治源流》、《是非要义》和《心灵学》。

《理财学》是一本经济学著作，实际上就是政治经济学，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在这一领域中难得的一本教科书。

《政治源流》一书，主要是通过叙述西方主要国家政治史的形式，来讨论政治学的理论问题，希望通过对西方政治制度和学说的介绍，来影响清政府实行新政。谢卫楼以西方近代政治学说的一般原则为基础，详解政治之义理，法律之裨益；论述了立国之大旨、习俗与政治之关系、成文总律（即宪法）之益、定律（即立法）之责、行政之责、审律（即司法）之责、政党操权（即党派政治）等政治学的基本问题。该书可被视为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播西方政治学说的代表作。

所谓“是非学”即伦理学。当1907年谢卫楼的《是非要义》出版时，中国学界尚无“伦理学”之名。谢卫楼为“是非学”所下之定义为：“究考人关系善恶之思念言行，而推明其所以为善为恶之理，即谓之是非学。前者乃考究善所以为善，恶何以为恶；人因何以善为是，以恶为非；如是考究，乃寻求善恶之原因，及其定理。是非学者，不但陈明是非之理，并究问此理之由来，与人持守遵行之本分也。”其宗旨是“造就人才，成全人德，俾为完人。”全书分两卷，上卷论是非之理，属理论之是非学；下卷论是非之用，属致用是非学。此书可说是中国近代伦理学学科的先声。

1911年，谢卫楼又出版了《心灵学》，也就是心理学。可以说，他是在中国最早从事心理学教育的学者之一。谢卫楼认为心灵学是最为深奥的学问之一，在他看来，心灵学之研究范围有三：1. 心灵诸才由何理启发习练；2. 人与人之心如何相感相连；3. 世人之心与上帝之心如何相感相连。《心灵学》一书内容除了“总论”外，共分为三章。在总论部分，他解释了灵（spirit）、性（nature）、心（mind）之分别。第一章论及思悟（understanding），讨论良知良能、感觉、知觉和思考等问题；第二章论及情欲（affection），讨论属身之欲、属心之情、是非之情等各种情感；第三章论及定志(will)，论证定志（即意志）为人身运动以及人心运动之主领，等等。

谢卫楼上述著作的问世，在中国近代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的草创时期具有奠定基础之意义和重要的学术意义。

除了在通州办学、教书和写作外，谢卫楼还参与许多与教育和学术相关的活动。1890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创立了一个跨宗派的联合教育团体——“益智书会”（后改称“中华教育会”），谢卫楼是首批会员之一，此后他长期参与该会下属各委员会的工作。在1890年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二次全国大会上，谢卫楼被任命为《新约圣经》汉语文理本修订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在1907年基督教来华一百周年大会时提交了《新约圣经》的新译本；他还担任过《旧约圣经》修订委员会主席。1896-1899年间，谢卫楼被推举为中华教育会主席；1899-1902年又担任了出版委员会主席。同一时期，他也是中国大学基督教青年会主席之一。晚年，他竭力促进华北地区基督教各教派之间的合作，成为基督教合一运动的有力支持者，在晚清基督教教育界颇具影响。

五、晚年

谢卫楼从事基督教教育事业44年之久，期间除了到上海、南京和东北等地参加会议或从事宣教活动，以及五次返回美国短期休假外，他一直都坚守在通州。即使退休后，谢卫楼仍然在华北协和大学教书。他的中文极好，口语和写作，以及用中文讲道的能力俱佳，可说是华北地区之佼佼者，故当1913年美国基督教青年会领袖、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主席穆德（John Mott）来华时，年届72岁高龄的谢卫楼以译员身份陪同他巡访各地，在穆德演讲和布道时，为他做现场翻译。

远行归来后，谢卫楼身体渐衰。1913年夏天在北戴河休养时，竟于7月1日因病与世长辞，享年72岁。死后遗体被运回通州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