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三拔

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科学家；利玛窦（Matteo Ricci）的亲密同修和助手。1606年来华，到北京传教，并任职于钦天监，修订历法，著作等身。

一、早年经历

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的名字Sabbatino 是来自他的祖父Sabbatino III（萨巴蒂诺三世）圣班奈迪克伯爵。据他的家谱记载，萨巴蒂诺三世的女儿Concepta, 和一位来自阿普利亚的绅士结了婚，他就是熊三拔的父亲。萨巴蒂尼家族当时极为看重这桩婚事，他们给新生的男婴命名Sabbatino,来纪念他的祖父。

萨巴蒂诺在历史上是一个显赫的姓氏，这个家族和利玛窦的家族一样，和梵蒂冈有着密切的联系，熊三拔的成长故事和利玛窦也非常相似。熊三拔的童年生活与教堂息息相关，他人生的第一课就是天主教的宗教信仰。熊三拔最喜欢阅读的书是《两种命运（好运和厄运）的补救方法》（De Remediis Utrivsque Fortunae）。该书在文艺复兴时期及之后，是许多漂泊各地之游子们手中不可或缺的“宝书”。这本书于1515年在威尼斯出版，是献给洛雷托市（Loreto）执政主教的礼物。洛雷托市是欧洲各地虔诚基督徒们朝圣的目的地之一，也是利玛窦当初信仰形成和建立世界观的“圣地”，它对利玛窦人生道路的选择影响巨大。数十年后，它也深深地影响了年轻的熊三拔的人生态度与人生方向。

二、熊三拔和利玛窦、徐光启

熊三拔少年时便离开了家乡阿普利亚，1597年来到罗马就读耶稣会学院。30年前，利玛窦也在此求学并汲取了大量的知识。1606年，熊三拔随郭居静（Lararus Cattaneo）到中国澳门，及至南昌，并被派至北京与利玛窦相识。当熊三拔初抵中国时，利玛窦已经在中国生活十余年了。熊三拔的年纪比利玛窦小24岁，一到中国就立即被分配协助利玛窦从事传教活动。熊三拔当时在某些学科领域的知识量已是相当惊人了，但与利玛窦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利玛窦是一位真正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几乎通晓当时所有艺术科学，而熊三拔则偏向于精通某些科技领域的知识，擅长农业学，尤其是水力学。当时，耶稣会学院的教育方针是，越是年轻、有才华的学生，越会在主要的学科领域得到高质量的教育。利玛窦在天文学和几何学上的造诣出色；而熊三拔则在机械学、水力学、应用科学等科目获得了更多的知识。

熊三拔在求学期间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并且对继承先人到远东传教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因此他来到了中国，当时利玛窦和徐光启一起刚刚完成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翻译工作。熊三拔一到北京，立即加入到《几何原本》译本的第一版校订工作。与此同时，在对数学、天文学、应用科学等专业用语进行汉化的过程中，熊三拔也从利玛窦和徐光启那里学到了大量的知识，累积了丰富的经验。他一直追随这两位伟大的学者，直到1610年利玛窦逝世。

利玛窦对熊三拔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并视其为他最为钟爱的学生。他将熊三拔推荐给徐光启，并在晚年时，自觉时日无多，还托嘱徐光启要好好照顾熊三拔，称赞熊三拔是当时众多耶稣会士中最有前途的人，并且建议徐光启让熊三拔来完成接下来的欧几里得众多著作的翻译工作。

在熊三拔和利玛窦两人的关系中，还有一层是特别重要的，那就是他们互为对方的忏悔者。依照天主教教义，神父在被赋予倾听众生告解的权力时，其自身也必须定期向另外的神父告解，以审视自己的行为。所以，在中国传教期间，熊三拔和利玛窦两人朝夕相处，恪守并监督彼此的日常行为，在遇到困难时，相互勉励。若其中一人认为另一人的行为违背了忠诚和善行，抑或是做了某些不当之举，他们会马上进行告解。在利玛窦临终前的日子，熊三拔是它最重要的助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相互尊重。1610年5月10日，在完成人生的最后一次告解后，利玛窦在熊三拔的怀中溘然而逝。利玛窦去世前，把最重要的文件资料都移交给了熊三拔，并告诉熊三拔他最大的遗憾是虽然身在北京，却没有见到被他称为“东方康士坦丁大帝”的万历皇帝，没有使他皈依基督教。

三、熊三拔的主要成就

利玛窦去世后，熊三拔继承其遗志，对《几何原本》的翻译工作进行了最后的完善和校正。此外，他也和农业知识渊博的徐光启一起，对中国境内的主要水系，尤其是上海、南京一带的河流分布走向制定了周详的设计方案，按照他们的设计而兴修的大部分水利枢纽和运河系统至今仍保存完好。熊三拔继续与徐光启合作，译著了多本著作，而且在许多科技领域的研究方面不断有新的突破。 

熊三拔在中国传教约15年，共留下《泰西水法》、《简平仪说》、《表度说》、《中国俗礼简评》和《陆若汉神父著述注解》五本书，以及一些关于教义和传教经历的信札等。《泰西水法》、《简平仪说》、《表度说》等，均被收入《四库全书》，其中第一部还被徐光启收入《农政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中国古典目录学的集大成，体例最完善，影响最大；《农政全书》是对传统农学的总结。

《泰西水法》一书共六卷，是集欧洲古典水力工程学之精华，是传入中国的第一部介绍西方农田水力技术的著作，主要介绍西方取水、蓄水、运用水力之法，并以图伴文，1612年在北京刊行。因水利有关农业灌溉，所以后来徐光启著《农政全书》时，其水利部分曾抄录此书。后来清代初年的宫庭建筑，如圆明园的喷水他，亦系采用西洋水法，并为西洋传教士所督造。《泰西水法》除讲水力外，还附以治病之药露。清初西方的药物学传到中国并且很快地为中国人医病所采用。熊三拔著有《药露说》一卷，并附有蒸馏及制造药炉等仪器的图说。

明清之际，西方天文历算之学大量地输入中国，此举起于“修明历法”的需要。中国天文历法虽然历史悠久，但是到了明末，由于当时实行的“大统历”、“回回历”，年久失修，推测交食多不相合，改历之议随之而起。恰在此时，利玛窦等人向中国介绍了西方先进的天文学和历法。他于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翻译《乾坤体仪器》，首先介绍了有关日月蚀的原理、七曜与地球的比较、西方已测知的恒星，以及天文观测仪器的制造等。同时，他还向中国人介绍了制作浑天仪，地球仪、考时晷等天文仪器，这是西方天文学传入中国之始。继利玛窦之后，熊三拔等人共同参加修历，比较在欧洲、印度和中国推算日蚀结果，测定从广州至北京的纬度。熊三拔所著《简平仪说》和《表度说》详细介绍了简平仪的用法以及根据天文学原理测日定时的方法。他还和徐光启、李之藻等共同翻译西方历书多种。

四、悲剧性结局

意料不及的是，1609年，耶稣会士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被招至北京，担任在华耶稣会全国会督。在编纂《洗礼用语》一书上，其意见与利玛窦不同，以致引起后来的礼仪问题，并在教会内部掀起极大的分歧和争论，使得耶稣会在华的处境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自利玛窦以来，许多耶稣会士对中国天主教徒遵循儒家传统跪拜祖先的礼仪采取的是宽容的态度，但其他修会，如道明会和方济会的传教士对此则持有更为严格的态度，因此产生了矛盾，导致梵蒂冈教皇亲自颁布禁令，不允许中国的教徒跪拜祖先。此举激怒了康熙皇帝，使他改变以往的宽容态度。继康熙之后的雍正皇帝更加反对天主教，甚至发布圣旨，驱逐所有在华的外国传教士，其罪名是干涉中华文化传统和朝廷内政。

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从5月至12月，南京礼部侍郎沈漼以治历问题和祭祖问题为重要理由，连上三道奏疏，参劾耶稣会传教士，在南京发动仇教运动。7月沈漼在南京逮捕了王丰肃（Alphonsus Vagnoni）和谢务䘵（Alvarus de Semedo）两名外国教士和十几名中国信徒。8月初，在北京的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和熊三拔等11名传教士也被逮捕，关在木笼里，于1617年被解送到南京，续由南京解往广州和澳门。1620年，颠沛流离的熊三拔在澳门病逝，年仅45岁。冥冥中似有天意，熊三拔一生经历似乎和他年少时最爱读的《两种命运（好运和厄运）的补救方法》一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令人扼腕叹息。

熊三拔的遗体留在澳门，但他的名字却和利玛窦的名字一起列在了位于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明清天主教传教士的纪念墓地（滕公栅栏墓地）里。利玛窦、汤若望等对中西文化交流有着重大贡献的许多传教士都葬在这里。惜在1900年义和团之乱中，所有外国传教士的遗骸都被挖出并随意丢弃，最终无人能够分辨这些遗骨究竟归属何人。

熊三拔的事迹和成就在他的后裔中一直流传至今，而倪波路（Paolo Sabbatini）就是其后裔中的一位。值得告慰的是，400年后的1999年11月，徐光启后代徐承熙、利玛窦家族后裔路易吉·利奇（Luigi Ricci）应邀到倪波路在上海的寓所中相聚，畅叙往昔蹉跎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