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

明末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科学家；天主教徒。他官至内阁大学士，朝谥“文定”。毕生致力于写作、翻译和引进西学，著述和译著甚多，在明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居功至伟。同时对于天主教在华传播，他也起到关键作用，被誉为中国天主教“圣教三柱石”之首。

一、生平简介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教名保禄（Paul）,于1562年4月24日出生在上海太卿坊（今上海市黄浦区）。徐家祖籍苏州，以务农为业，后迁至上海。其祖父因经商而致富，及至父亲徐思诚时，遭遇倭寇侵袭，房产田地“焚废殆尽”，从此家道中落，仍转而务农，“课农学圃自给”，连同祖母和母亲也要“早暮纺绩，寒暑不辍”。少年時代的徐光启在龙华寺读书，“章句、帖括、声律、书法均臻佳妙”，二十岁应金山卫县试得中秀才后，在家乡教书。

1596年（万历24年）徐光启赴广西浔州任教，途经龙州时结识了耶稣会传教士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初闻天主教教义和西方科学知识。次年，徐光启参加乡试，原本已经落第，却因主张学问应该“益于德，利于行，济于事”，而被主考官焦竑赏识，拔置为第一名解元。

1600年（万历28年）徐光启赴京应试，途径南京时遇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从而对天主教有了更深的了解；1603年（万历31年）徐光启在南京由罗如望（Joannes de Rocha）施洗归入天主教，获教名保禄。

1604年（万历32年）徐光启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在京政务之余，随利玛窦等传教士研习欧洲近代科学，写成《几何原本》前六卷。

1607年（万历35年）徐光启因父丧回籍守制，路过南京时邀请郭居静到上海开教，其亲戚朋友二百余人入教[1]，并在宅西设立教堂，成为天主教传入上海之始。守制三年后徐光启回北京任翰林院检讨，与传教士合作研究历法和天文仪器，撰写《简平仪说》等书。1612年（万历40年）徐光启又从传教士熊三拔（P. Sabbathino de Ursis）学习西方水利，并编成《泰西水法》六卷。

1616年（万历44年），南京礼部侍郎沈漼上疏请查办外国传教士，掀起逼迫天主教浪潮，史称“南京教案”。徐光启为此上书《辩学章疏》，为教会和传教士辩护。

1618年（万历46年），为击退后金进攻，徐光启亲自练兵，制造火器，保卫京师。

1623年（天启3年），徐光启升任礼部右侍郎，后受到宦官魏忠贤排挤，回籍家居，撰成《农政全书》六十卷。

1628年（崇祯元年），徐光启列席天主教“嘉定会议”，讨论“天主”“上帝”的译名问题。同年，官复礼部左侍郎，不久升任礼部尚书。经崇祯皇帝准奏，由徐光启主持开局修历，启用西方传教士修订历法，主持编纂《崇祯历书》，制造天文仪器。1632年（崇祯5年），徐光启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要；次年加太子太保，进文渊阁。

徐光启于1633年11月8日卒于北京，崇祯帝为之“辍朝三日”，赐谥文定，人称徐文定公。徐光启为官清廉，《罪惟录》说他“官邸萧然，敝衣数袭外，止著述手草尘束而已”，《明史·徐光启传》有“盖棺之日，囊无余赀”的记载。

二、信仰基督，补儒易佛

艾儒略（Giulio Aleni）在《大西利先生行迹》中记载：“大宗伯徐公玄扈，博学多才，欲参透生死大事，惜儒者未尽其详。诸凡玄学、禅学，无不拜求名师，然于生死大事究无着落。”

1600年（万历28年）徐光启赴京应试，途经南京时遇到了正在此地传教的利玛窦（Matteo Ricci），两人相谈甚欢，临别更获赠新约《马可福音》和利玛窦所著《天主实义》，“万历三十一年癸卯，又至南都，入天主堂，访论天学之道，至暮不忍离去，乃求《实义》诸书于邸中读之，达旦不寐，立志受教焉[2]。” 利玛窦向其讲述灵魂不死、死后审判等观念后，徐光启受到巨大震动，次日问利玛窦说：“子昨所举，实人生最急事，吾闻而惊怖其言焉。不知可得免乎？今请约举是事，疏为条目，将录以为自警之首箴。”  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记载，“在问到基督教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的时候，徐光启博士就非常确切地用了四个字来概括‘驱佛补儒’，也就是说它驱逐（佛教）偶像并补足儒生的教法。”徐光启的著述中也不止一次提到这一点，他在 《泰西水法序》說：“余尝谓其教必可补儒易佛。 ”他在《辩学章疏》說：“诸陪臣所传事天之学， 其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就正佛法者也。”

徐光启认为中国的传统儒学有所欠缺，与西方文化相比，缺少终极关怀，即缺少作为一种保障绝对真理的基础——内在的反思和批判。他认为佛教和道教并没有真正补足儒学的欠缺，而被改造了的新儒学又沾染了佛老虚无的弊病。帝王的律法、儒家圣贤的学说，只“能及人之外行，不能及人之中情。善恶无报的說法，更使道德人心沦丧，“是以防范愈严，欺诈愈甚，一法立，百弊生。”只有基督信仰才能取代佛老，从宇宙本原和真实道德价值方面补充儒学的欠缺。

徐光启在《辩学章疏》中说，天主教“能令人为善必真，去恶必尽，盖所言上主生育拯救之恩，赏善罚恶之理，明白真切，足以耸动人心，使其爱信畏惧，发于由衷故也。”他认为“天学”乃是最根本的学问，他将天主教教义概括为：“其说以昭事上帝为宗本，以保救身灵为切要，以忠孝慈爱为工夫，以迁善改过为入门，以忏悔涤除为进修，以升天真福为作善之荣赏，以地狱永殃为作恶之苦报。一切戒训规条，悉皆天理人情之至。其法能令人为善必真，去恶必尽[3]。” “盖彼西洋邻近三十余国奉行此教，千数百年以至于今，大小相恤，上下相安，其久安长治如此[4]。” 

徐光启相信天主教信仰可以使中国人的信仰得到重要补充和完善，对于中国的王道政治亦有帮助。他公开表示希望明朝皇帝支持“天学”在华的传播。“若以崇奉佛老者，崇奉上主；以容纳僧道者，容纳诸陪臣，则兴化治理，必出唐虞三代上矣。……数年之后，人心世道，必渐次改观[5]。” 

天主教的教义对于徐光启影响甚大，“只要真悔，无不蒙赦矣。” 在京官员李之藻、孙元化等也受其影响领洗入教，并邀请传教士到家乡开教，徐光启对于明清之际士大夫阶层的信仰具有巨大影响。正如利玛窦所言：“真难说清这个人对基督教事业是多么巨大的一笔财富[6]。” 

三、引进西学，倡导实学

徐光启认为，西方实验科学及整个自然科学的发达是因为有西方哲学、宗教神学等精神科学的支撑，“实学”与“天学”是紧密相连的，对西学的引进，应对西方文化具有整体把握，展开全面研习。他将利玛窦等传教士传入的“西学”归纳为三类：“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一一皆精实典要，洞无可疑[7]。” ，“修身、事天之学”指神学，对人生具有终极意义；“格物穷理之学”是指哲学，强调理性逻辑的意义，探究宇宙万物之法；“象数之学”作为“物理之一端”是数学所象征的自然科学，探讨自然规律和奥秘。

在对待西学的态度问题上，徐光启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的发展路线[8]。他亲自或组织他人与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合作编译了一系列汉文西书，涵盖西学、天学、数学、水利学、农学、军事学等诸多领域，可谓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徐光启深感中国传统学术于逻辑的严重欠缺和中国数学的停滞落后，因而高度重视演绎推理，以数学为着力点，倡导数学的研习、普及和应用。徐光启把当时数学的落后，归之秦以后的经典失传，他在《刻<几何原本>序》中，谈到《度数》和《六艺》的失传导致“汉以来多任意揣摩，如盲人射的，虚发无效。”故而他希望借西方天文学接通三代圣人所遗之经典，他认为上帝除了授予中国人“历法”，还遗有神秘的“历理”，“历理”解释了大自然的变化及其原因，是上帝在授受“历法”中所蕴含的历“理”。徐光启试图循现象探求事务的本质，探求“其所以然之理”，他把所以然归作是上帝的创造和安排。

徐光启在西学（以及天主教教理）方面启蒙于郭居静，受教于利玛窦，万历34-35年间，徐光启任职翰林院，每日到利玛窦居所翻译三、四个小时，他与利玛窦合作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其所译定的一些重要术语沿用至今。 

他先后翻译了《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等，并以数学为基础，解决水利、屯田及改良兵器等问题。1612 年他譯成了泰西水法六卷，以改良中國水利灌溉方法和工具，他还在北方开辟水田，试验种稻，引进甘薯。他的著作《农政全书》对中国的农业的发展贡献巨大。

徐光启与传教士合作研究历法和天文仪器，并大力倡导西洋火器在军事上的应用，他不断向朝廷呼吁练兵、造炮、守城等事，并积极帮助引进西洋先进火炮技术。1620年（万历48年），徐光启受命在北直隶通州、昌平等地督练“新军”，期间他撰写了《选练百字诀》、《选练条格》、《练艺条格》、《束伍条格》、《形名条格》、《火攻要略》、《制火药法》等，他所撰写的这些“条格”是中国近代较早的一批军事条令和法典。1627年，徐光启完成军事学著作《徐氏庖言》。

徐光启一生著述、译著甚多，涉及天文、历法、数学、几何、军事、水利等诸多领域，其所翻译《几何原本》、《测量法义》、《勾股义》、《简平仪说》、《泰西水法》等，为明末治“西学”者必读。他所撰写的《圣母像赞》、《正道提纲》、《规诫箴赞》、《十诫箴赞》、《克罚七德箴赞》、《真福八端箴赞》、《哀矜十四端箴赞》亦成为中国天主教的传统文字。

四、南京教案，护教奏疏

1616年，南京礼部侍郎沈漼发动南京教难，上疏请查办外国传教士，严厉禁止天主教，要求皇帝“辟异教，严海禁”，並在未得到皇帝批准的情況下便开始抓捕和驱逐传教士。徐光启随即致书家人，要他们和杨廷筠、李之藻一同收容庇护传教士。是年七月，他向皇帝呈上《辨学章疏》，直言为教会和教士辩护，反驳沈凗的指控，他声称：“……臣累年以来，因与讲究考求，知此诸臣最真最确，不止踪迹心事，一无可疑，实皆圣贤之徒也。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真，其见甚定，在彼国中，亦皆千人之英，万人之杰。所以数万里东来者，皆务修身以事天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相相符合，是以历苦艰难，履危蹈险，来相印证，欲使人人为善，以称上天爱人之意。” 

徐光启勇敢地承认自己是基督信徒，并且证明这些教士都是有德有学之人，他们到中国来无非是劝人为善，绝无阴谋。进一层说到他们所传之道，不但高出佛、道二教，而且与儒学道德相符合，希望朝廷能本容纳佛回之例，容纳他们。徐光启提出“试验西士之法三，处置之法三”，如不应验，愿“以身同罪”。这份奏章，得到御批“知道了”三字，沈漼的奏章于是被搁置起来。

五、修正历法，编纂历书

万历年间，历法失修，推验多误，朝议修改，但终因旧习已深，未能开局。又加上万历44年南京教案发生，传教士多被驱逐至澳门，译定历法之事，因而中废。

崇祯2年五月，有月食，台监奉命推算，前后数刻皆不合。而徐光启用西法预推，与实际俱合。礼部奏请开局修改旧行历法，崇祯皇帝命徐光启督修历法，建立西洋历局。徐光启请耶稣会士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邓玉函(J.Terrenz)、罗雅各（Giacomo Rho）、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等人，用新法相参校，前后凡十四年，汇集中西人士于一堂，相与推究，取得很大成就，崇祯皇帝赐名《崇祯历书》。该书卷帙庞大，系统介绍了西方古典天文学理论和方法，从此成为中国的官方天文学体系，长达两百余年。

虽然因治历者意见分歧，《崇祯历书》未及颁行，明朝就灭亡了。但因教士以历法见重与崇祯朝，致使天启、崇祯两朝期间，天主教在华传教未受禁阻，成为天主教在明末最后数十年再兴的重要原因之一。

六、徐光启的后代

徐光启的家人和学生多归信天主教，他的学生孙元化、王徵等，都是虔诚的教徒，也是当时的西学大家。徐光启的独子徐骥，圣名雅各伯（James），育有五男四女，其中次女圣名甘第大（Candida），史称徐母许太夫人，于上海造教堂35座，別省9座，并且多次供养周济传教士。她逝世后，耶稣会全球会士为她举办三台弥撒，柏应理神父（Philippus Couplet）用拉丁文写成《许太夫人传略》，被译为多国文字，传扬欧洲。

徐光启第十八世后裔倪桂珍，是近代中国影响巨大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 

徐光启逝后归葬上海，徐家后人就在墓地周边居住，在附近形成村落，被称为徐家汇。道光27年，天主教耶稣会选中徐家汇建立天主教江南传教区的总部，陆续在此建成包括主教府、 修道院、徐家汇藏书楼、气象台、土山湾印书馆、徐汇公学、启明女中、育婴堂等一系列机构。徐家汇天主教堂至今仍是远东第一大教堂，天主教书社亦以“光启”命名。清光绪29年，江南天主教会在徐光启受洗300周年之际，重修了墓地。1933年，徐光启逝世300周年，墓地又获重修，今日已被辟为“光启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