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日昇

一、生平概要

徐日昇（Thomas Pereira），字寅公，原名为Sancho Pereira。于1645年11月1日出生在葡萄牙布拉加省（Braga）的圣･马丁诺･德瓦莱（S.Martino de valle），是当地贵族科斯塔-佩雷拉（Coasta-Pereira）的后裔。年少时在布拉加的一所学校读书。1663年，18岁的徐日昇进入科英布拉（Coimbra）修道院学习，同年9月25日加入耶稣会，并改名为汤玛斯（Thomas）。耶稣会是当时欧洲天主教主要修会之一，耶稣会会士往往活跃于各国宫廷，并开办学校、医院，投资工商业，参加殖民探险，进行科学研究，还积极推进海外传教。最早试图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是创建者之一的方济·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惜出师未捷即病死在广东附近的上川岛上。但其精神却鼓舞了一批信仰诚笃、品德优良、对科学造诣高深、对传教事业高度热情的传教士如利玛窦（Matteo Ricci）、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等相继来华。在这些传教前辈的影响下，徐日昇于1666年4月15日由里斯本（Lisbon）登船赴印度，在果阿（Goa）继续其学业，之后于1672年，抵达中国澳门。

由于康熙皇帝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强烈兴趣，南怀仁便向康熙皇帝举荐了徐日昇。1673年，徐日昇来到北京。到达北京后，徐日昇以其音乐、天文、数学等多方面渊博的知识，更以其对中国文化的尊重，赢得了康熙皇帝的赞赏。康熙皇帝说徐日昇“实在是个杰出的天才”，命侍随左右，和南怀仁、闵明我（Dom Ingo Navarrete）轮流为康熙讲授科学知识。1688年南怀仁去世后，康熙皇帝任命徐日昇为新的钦天监监正。虽然徐日昇辞谢了此职，但实际上主持了钦天监的工作。1692年至1695年间，徐日昇出任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1]，同一时期，他还担任耶稣会日本-中国教区教务副巡按使。1708年 (康熙四十七年)，徐日昇在北京病逝，享年63岁。逝后被安葬在滕公栅栏天主教墓地，与利玛窦的墓为邻。在康熙皇帝为其所写的悼词中，不仅称誉了徐日昇“渊通律历，制造咸宜”的渊博学识，肯定了徐日昇出使俄国时“扈从惟勤，任使尽职”的工作态度，还赞扬了他“秉性贞朴，无间始终”的为人品格。这可以说是对徐日昇在华30多年活动的最高评价。

二、杰出外交家

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康熙皇帝派遣徐日昇和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作为中国使团的成员出使俄国，行前将自己的袍褂赐予徐日昇，同时也为张诚特制了一件，并授予他们三品顶戴。徐日昇对于此事非常重视，在其日记里提到康熙对他如此信任时，亦知道此行不管是路途还是谈判可能都会非常艰辛，于是他在未出发前就开始减少食物的摄入量，以免在路途上引起肠胃不适。同时他也仔细查阅历史背景，以便多为中方争取权益。

当时中俄两国都是具有实力的强国，谁也不可能屈就对方。俄方的全权代表戈洛文（Golovkin）狡诈专横，使得此次谈判变得异常艰难。但徐日昇和张诚等人敏锐地洞察到，双方尽管都很强硬，但达成协议是双方的利益所在。于是他们把握住这一契机，通过私下串联，向双方晓以利弊，力求找到既能被中方接受，也不为俄方反对的“折中点”。当他们了解到俄国人急于要和中国增加贸易的心理，便说服俄方放弃一些领土要求，接受中方的意见。而中国当时所担心的主要是中俄边境发生战事，会导致俄国与叛匪噶尔丹联盟，从而使中国处于两面受敌的困境。于是他们就说服中方代表也放宽条件。最终于1689 年 (康熙二十八年) 的9 月7 日，正式签订了《尼布楚条约》。

这次出使俄国，徐日昇不辱使命，极力维护中方利益。无论从徐日昇自尼布楚归来后康熙帝对他更为优待和赏识的态度来看，还是条约的签订为中国东北边境换得了长期安宁的历史意义来看，都不能否认徐日昇在尼布楚谈判中的作用与贡献。

三、天才音乐家

耶稣会会士在中国的音乐活动，始于他们来华传教的最初时期，至徐日昇时代则达到鼎盛。徐日昇在音乐方面是个天才，在南怀仁的著作《欧洲天文学》之“音乐”这一章中（Astronomia Europaea， Chap. 25， PP. 88-91）记载了许多徐日昇在音乐上的天赋表现。徐日昇精通音乐，闻内廷乐工奏乐，能当即记下曲调音符而仿奏。他曾制作机械乐器，建造过多台可演奏中西音乐的管风琴，还建造了以悦耳的前奏曲和钟声报时的机械时钟。当然，他留给后世最宝贵的遗产是其介绍西方音乐理论的著作——《律吕纂要》和《律吕正义》第五卷。《律吕纂要》是他奉康熙帝之命所写的《律吕正义》的续编，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向中国介绍了西方音乐的基本知识，介绍了五线谱、音阶、节拍、和声等西洋乐理知识[2]。而《律吕正义》是康熙年间敕令编纂的一百卷书《律历渊源》的第三部分，主要介绍的是有关声律节奏等方面的音乐知识。此外，还有一部是《实用音乐与欣赏音乐》（Musica pactica e speculative），原文是汉文，刻于北京，后奉敕译为满文[3]，它对于提高当时中国人音乐的运用和鉴赏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总而言之，徐日昇在介绍和传播西方音乐知识方面，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四、忠诚的传教士

徐日昇藉着为康熙讲授西学的时机，在宫中发展了不少教徒，并赢得了康熙皇帝的信任。当教会处于紧急关头时，他便凭藉康熙皇帝对他的依重和信任挺身而出，为教会提供必要的救援。

1690年，山东发生一起针对汪儒望（Jean Valvat）教士与其信徒的教难。徐日昇得知消息后，立即报求康熙皇帝，康熙“立即派一些人到山东去平息这场对天主教徒的迫害”[4]。最后，反教事件平息，迫教人员受到处罚。1691年浙江巡抚张鹏隔到处张贴示谕，禁止传播天主教。为此，徐日昇和安多（Antoine Thomas）以钦天监的名义呈上奏章。不久，礼部便宣布杭州天主堂“应照旧留存”。此外，徐日昇还忠心地劝告他的同仁们尽可能地避免同中国官员发生正面冲突。他的劝告使“不少迫害活动很快平息，一些教堂能够光复再建，在湖南、广东、直隶、浙江与山东一带，很多教堂得到保护”。

1692年徐日昇向康熙皇帝提交了天主教在华自由传播的请愿书，康熙因徐日昇在尼布楚谈判中立下的功劳而颁布了容教令。在这份敕令中，康熙公开承认了天主教的许多优点以及多年来传教士在华传教工作中的模范表率作用，特别允许国人自由信奉天主教，并宣布对此前修建的各地教堂一律加以保护。与此同时，康熙还命令全国各地张贴、实施敕令所批准的各项内容。容教令的颁布把帝国中所有教徒从某种监禁状态中释放出来”[5]，为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打开了方便之门，标志着天主教在中国“黄金时代”的来临。容教令颁布不久，天主教在华传播事业便取得了迅速的进展。到1701年，已经“有130位传教士在中国传教：59位耶稣会士，29位方济各会士，18位道明会士，15位在俗神父，9位奥斯定会士。”诸多不同修会在中国的出现，也打破了耶稣会的垄断局面。在华自由传播天主教是自利玛窦以来众多传教士梦寐以求的理想，而此时徐日昇将它付诸实现，在中国传教历史上这光辉的一页中，徐日昇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