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牧师

薛牧师（Rev. Morris S. Slichter）于1884年6月30日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Ontario, Canada）的一个基督徒农民家庭，出生后，父母就把他奉献给主。年幼时，他生过一场大病，经祷告得神医治。此后，父母多次提及此事，要他勿忘主恩。成年后，他到多伦多工作时，热心参与当地教会锡安堂（Zion Chapel）的崇拜与事奉。在一次查经班上，他听到英国宣教士党居仁（James R. Adam）分享他在中国贵州少数民族中间宣教的见证，大受感动，遂立志有一天也去贵州宣教。

1915年春，北美中国内地会到多伦多遴选宣教士时，薛当即申请报名。但在体检时，医生发现他心脏有严重问题，不合格去中国做宣教士。他平静地问医生说：“我可能活多久呢?” 医生回答说：“大概十年吧。”没想到他竟如此回答说：“如果我可以在中国服事主十年后死去，还是十分值得的。”虽然如此，他的申请还是被婉拒了。无奈中，他向遴选委员会提出请求：“到中国宣教是神对我的呼召，我会自行前往。唯一请求内地会的，就是同意把奉献款代为寄到中国去。”委员会见他情真意切，就答应把他的申请寄往中国上海内地会总部，由他们来决定。最后，总部复电：“来”。就这样，他被接纳为中国内地会宣教士。

1915年10月19日，薛牧师抵达上海。在上海等候期间，他认识了来自美国肯德基州路易维尔（Louisville，Kentucky）的宣教士柳道成姑娘（Miss Irma L. Newcomb），当时她刚刚从慕迪圣经学院毕业即来华宣教。二人相识后，甚相契合。随后，柳姑娘被分派到湖北老河口工作；而薛牧师先到安庆语言学校接受训练后，如愿被派往贵州安顺宣教。二人书信往返四年后，于1919年11月4日在重庆成婚。婚后一起回到安顺，同心从事宣教工作。

当薛牧师于1916年春到达安顺时，党居仁刚刚离世不久，安顺宣教站由资深宣教士裴忠谦牧师夫妇（Rev. & Mrs. Isaac Page）负责。还有一位医疗宣教士费济华医生（Dr. Edward S. Fish），专门负责宏恩医院（Abounding Grace Hospital）的工作。在第一年里，裴忠谦时常带着薛骑马到各苗族村寨探访布道，或派发福音书和单张，他们的主要宣教对象是苗族人。从裴忠谦身上，薛牧师学到不少东西。

1917年，裴忠谦奉派到贵州省西部威宁一带开设新宣教站，留下薛牧师和费医生二人负责安顺宣教站的事工。当时在安顺宣教区共有4个汉人和12个苗族人福音站，汉、苗同工共12位，最远的福音站要走五天的路程。他们以福音站为据点，经常两个两个的出去传福音。1918年春，薛牧师重新拟定全盘计划，以便更有效地推动宣教工作。

1918年春夏之间，薛牧师和一位苗族传道人一起，巡视整个安顺宣教区。看到许多苗族人生活非常穷苦，所住茅舍异常简陋。有一次，他们到了一个名叫贵池（Kweichi）的中茶族人（Chong Chia Tribe）村寨，那里的居民多沉迷于鸦片烟和赌博。薛牧师见此情形心中焦急，极力在他们中间传福音，以唤醒他们的灵魂，脱离鸦片和赌博的捆绑。8月，薛牧师很高兴地为一位秀才施洗。这位秀才姓黄，是他的语言老师，原是衙门的诉讼师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只是因为染上毒瘾和赌瘾，使得他倾家荡产，几乎沦为乞丐。但他因才学出众，故仍能以授课糊口。薛牧师和费医生非常关心他，向他传福音之同时，也安排他在医院或宣教站做些杂工。起初他虽然明白福音道理，但还是深陷罪中难以自拔。终于在一天早上，他为宣教士们的真诚所感，决心信从基督。经过一年多的观察，见他确实已彻底悔改归主，才给他施洗。后来费医生聘用他在男病房中传福音。

1918年9月，贵州省内地会宣教士会议在贵阳举行，薛牧师藉此机会认识许多同工，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宝贵的经验。1919年2月农历新年时，他到定番（今惠水县）汉人福音站，举行新春培灵会。随后，又与一位杨传道（Evangelist Yang）前往大定府（今大方县）举办培灵会，大批少数民族民众从远近地区赶来，有100多人受了洗。会后，他们继续北上，直到四川边界。他们除了赶路辛苦外，还常常不分白日和夜晚，只要一有机会就聚会讲道，一讲就是四、五个小时。聚会地点有时在没有窗户的茅舍，有时就在牛粪堆旁。但他们看到那么多灵魂需要拯救，就乐此不疲。 回到安顺后不久，薛牧师又偕费医生到水城（今六盘水市）一带巡回医疗布道。他们一面为人看病，一面传福音，收效甚佳，全程下来，共有93人受洗归主。

在安顺宣教，最为困难的是要求信徒不种罂粟，不吸食鸦片。因当时内战，军阀需要军饷，而鸦片一本万利，种罂粟的收益要比种植其它任何农作物高出数倍，最易致富。所以地主们租地给农民，只要他们种植鸦片；收租也只收鸦片烟。加之鸦片烟盛行，人们很难抵得住鸦片的诱惑。薛牧师为此到处奔走呼号，虽然四面受敌，但他毫不退后。也有信徒为此肯付代价，为主作出美好的见证。1920年12月3日那一天，全贵州各教会同心向神祷告，呼求主的拯救！

1920年，直、皖两系军阀开战，云、贵、川三省亦随之陷入内战的漩涡，各方军队来往不断。1921年三、四月间，两派军队在安顺爆发大战，造成许多平民伤亡。宣教站内住满了难民和伤兵。薛牧师时常冒着枪林弹雨照顾、安抚受难群众，向他们传福音。他还应当地父老乡亲之请求，出面向交战双方军队为百姓求情，要求他们息兵罢战。

兵荒马乱之中，不少人被迫落草为寇，因此社会治安不靖。宣教士和传道人出门传福音，难免遭遇盗贼的危险，因此许多聚会都无法如期举行。直到1923年4月，薛牧师他们才得以在安顺为各地同工和义工举行一次为期三周的查经班。与会者中间有13位义工，分别来自大花苗（Big flowery Miao） 、小花苗（Small Flowery Miao）、汉苗（Han Miao）和中茶等四个少数民族。他们都是各地教会的骨干，平日务农，其余时间管理教会，主日时主持崇拜。他们很需要这样的造就与培训。

安顺宣教站还有男女学校两所，到1923年时，男校有学生100名；女校60名。除一般学科外，学校也开设圣经课。多年来，薛牧师他们苦心经营，默默耕耘，以期从学生中间多结些果子。

薛牧师自1919年11月结婚成家后，安顺宣教站因此多了一位同工，薛牧师也多了一位好帮手。1921年4月26日，长子约翰（John Milton）在安顺出生。1923年3月，师母忽患严重眼疾，需立刻到上海求医。当时，无论是陆路还是水路，盗贼猖獗，极不安全。他们虽然谨慎选择路线，但沿途还是先后遭遇三伙强盗打劫，虽损失一些财物，却能保全性命，抵达上海。待眼疾痊愈后，薛氏一家三口获总部批准返国述职，于7月14日返抵加拿大。1924年3月19日，幼女路得（Ruth Irene）在多伦多出生。9月12日，他们带着儿子约翰和仅六个月大的女婴路得再次来华，经上海返回安顺。

1926年5月，上海总部执行委员会万守阶教士（William H. Warren）到贵州访问少数民族教会。薛牧师陪同他先后到腾藤（Tenten）、亭南（Tingnan）、岚龙冲（Lanlongchiao）、和日宽（Heorikuan），以及方麻葩（Fangmapa）等地看望教会和信徒。所到之处，他们受到信徒热烈欢迎。为了参加聚会，许多信徒翻山越岭，带着干粮远道而来。为使薛、万二人免遭强盗袭击，有一次，竟有三、四十个苗族信徒全副武装远道前来迎接他们。每到一地，他们都与信徒一起聚会、讲道、唱诗赞美神；或同守圣餐纪念主；或在清澈的溪流中为信徒施洗。整个行程充满神的带领和祝福。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攻占南京，不久发生了外侨被杀的“南京事件”。为保障外国侨民的安全，欧美使领馆先后发布命令撤侨。薛牧师接到命令后，偕全家起行，先到云南府（今昆明市）与美国宣教士盖美莲姑娘（Miss Mary I. Craig）会合，然后结伴同行。4月初，他们到达云南边境的罗平。8日晨，由百名军人护送他们离开罗平。然而，9日下午，他们突然遭到山间盗贼的伏击，薛牧师与其幼女路得惨遭强盗杀害。盖美莲事后记下当时的情形：

“当三个强盗逼近我们时，我们对他们说，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请不要伤害我们。但他们完全不理会，一个强盗对抱着3岁路得的薛师母开抢，子弹射向路得的头部，从她左耳而出，穿入薛师母的左手腕，裂开一条伤口，她便倒在地上。同时，另一强盗拿他的刺刀直戳薛牧师。当时我正照顾着惊惶失措的小约翰，并没有留意薛牧的师被刺，见他躺在地上，以为他只是晕倒而已，还想去叫醒他。但薛牧师的仆人告诉我，他是被刺杀的，看到他左肩下很大的伤口，我知他是实时被刺死亡的。小路得15至20分钟后，在昏迷中去世。就这样，我们的弟兄抱着他的女儿，一起回到天家”（《舍命的爱》，第388页）。

从1916年4月薛牧师被派到贵州，到1927年4月9日在云南遇害时止，薛牧师已超过他“十年在中国服事主”的心愿。同年5月3日夜晚，在多伦多锡安堂为薛牧师举行的追思礼拜上，内地会的代表李道田牧师（Rev. Edgar A. Brownlee）追忆了薛牧师在贵州的工作：“从他到安顺开始，共有1,081位受洗，并有979位常守圣餐。在这宣教区内，他负责监督8间教会和16个由中国同工主持的福音站。除他以外，还有四位宣教士同工。负责六间学校和一间医院……”（同上）。

强盗们除杀害了薛牧师和小路得外，还俘虏了薛师母、小约翰和盖美莲。当他们在附近村庄停留时，在薛师母的哀求下，强盗们允许她们把薛牧师和小路得的尸体搬回村里，稍加洗涤，一起放入一口木棺中。之后的一周，强盗带着她们逃避官军的追捕。4月16日清晨，强盗们释放了盖美莲，却仍把薛师母和小约翰扣作人质。后来在多方交涉与营救之下，母子俩才终于在约两周后获释回到昆明。5月6日，他们与其它宣教士一起绕道越南，撤退到上海。

盖美莲获释后，立刻写下“云南惨剧”（The Yunnan Tragedy）一文，其中一段这样描述道：“薛师母在如此悲伤中，仍然坚定不移。虽然经历这样重大的打击，她对神没有半点怨言，并且深信衪引导前面的路。我想没有人可以想象，当她孤单地和小约翰仍落在恶人的手上时，是何等痛苦的遭遇。但是，我们坚信，父神知道这一切，也一定会与她一同度过，永不会离开她！”（同上，第389页）正如盖美莲所坚信的，坚强的薛师母并没有因这场惨祸而退缩，相反地，她继承丈夫未竟的事业，一直留在中国工作，直到1931年8月8日才退休返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