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福庆

中国医学教育家，公共卫生学家。湘雅医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前中山医院、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创始人。他一生医德高尚，治学严谨，桃李芬芳，服务人群，为中国医学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家庭与学业背景

颜福庆，字克卿，祖籍厦门，于1882年7月28日出生于江苏宝山县江湾镇一个牧师家庭，在兄弟姐妹五人中排行第二。在他7岁时，父亲因伤寒病去世，从那年起就被过继给伯父颜永京。颜永京是上海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前身）的创办人之一，并曾担任校长。颜福庆自年少时起即立志学医，一方面是因父亲英年早逝的刺激，另一方面是受舅父吴虹玉的影响。吴虹玉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在虹口开办了一家诊所，名为“同仁堂”（上海同仁医院前身），在这里颜福庆首次接触到西医。在颜永京的资助下，颜福庆读完上海圣约翰中学后，即进入圣约翰书院医学部学医，于190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该校，随即入同仁医院当实习医师。同年，颜福庆与曹秀英在教堂里举行了婚礼。曹秀英与他同岁，出生于上海一个富裕的基督教家庭。婚后，二人育有5个子女，依次为长女颜雅清、长子颜我清、次子颜士清、次女颜芬清和幼子颜瑞清。

1904年，颜福庆应召报名到南非多本金矿，担任矿医，为华工治病年余，深受矿工们的尊敬。在南非，他认识到公共卫生的重要性，也认识到自己的医学知识尚需继续深造。1906年，颜福庆赴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接受严格而有系统的医学教育；1909年，他以耶鲁该年度优秀博士生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成为耶鲁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亚洲人。同年赴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攻读热带病学，不久即获得热带病学学位证书。

颜永京原希望其长子颜惠庆能够学医，但惠庆志不在此，却热衷于政治和外交，后来成为一位杰出的外交家。颜永京幼子颜德庆则选择了市政工程，留美归国后担任詹天佑的助手，成为一名卓越的铁路工程师。加上闻名中国医界的颜福庆，这颜氏三兄弟在中国近代史上，并称为“颜氏三杰”。

颜福庆在耶鲁完成博士学业后，本想在欧洲继续深造。但此时由耶鲁同学会组成的旨在中国发展医学与教育的组织——雅礼会却向他发出聘请，聘他去湖南长沙雅礼医院做医生，更重要的是协助该院院长、美国医疗传教士胡美博士（Dr. Edward Hicks Hume）发展雅礼医院院务。颜福庆欣然接受了聘请，此后为雅礼会服务20余载，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医学界的领袖地位。

二、湘雅岁月

雅礼医院是雅礼会医疗传教士胡美于1905年在长沙创办的。在5年时间里，只有胡美一位医生在那里苦撑着。当1910年2月，28岁的颜福庆携眷来到这里时，胡美非常高兴，亲到码头去迎接他，握着他的手说：“你是上帝送给长沙的礼物，这里还没有一位真正受过现代医学教育的医生。”颜福庆的到来给了胡美极大的鼓舞和支持，不仅在医疗业务上可以协助他，更重要的是能够帮助他打通与社会各界交往的渠道。

1910年4月，由于米价飞涨，引起长沙暴民抢米风潮。风潮中民众又把矛头指向了洋人，以致酿成教案。长沙的教堂、洋行乃至海关公署、西人俱乐部等，悉数被捣毁焚烧。胡美夫妇不得不带着二个年幼的孩子仓皇逃往汉口避难；颜福庆的家也被暴民洗劫一空，但他继续坚持留在长沙行医。而地处闹市的雅礼医院却因为受到病人家属的极力保护，竟然没有任何损失地保全了下来。

颜福庆到任后没有多久，就脱下西装，穿起中国长袍，主刀外科手术。由于他的中国人身份，当地人对他更为放心和信赖，西医事业在湖南的局面逐渐打开。百姓和士绅接他到家里给病人看病，长沙的学校也邀请他向学生们传授医学知识。颜福庆因此大受鼓舞：“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内心的喜悦，能为我的同胞服务，这太令人激动了！这里的百姓对医生的需求太迫切了！”1911年春，颜福庆还应两湖总督的请求，指挥了湖北京汉铁路鼠疫防治工作。他采取注射疫苗、捕杀老鼠等一系列控制疫情的举措，使防疫工作取得圆满成功，也为日后开展公共卫生事业积累了经验。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谭延闿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督军。不久，谭延闿的母亲李夫人患病，经多位中医调治都不见好转。最后请来胡美和颜福庆，他们一致确定李老夫人患的是大叶性肺炎，并对症下药，果然药到病除。谭延闿心中又欢喜，又感激，从此真正看重西医，与胡美、颜福庆常相往来，成为知交。1913年，谭延闿提议以湖南省政府名义与美国雅礼会合作，共同创办一个专门的新式医科大学。为体现两方面的合作，双方共同商定，将这个医学院定名为“湘雅”，“湘”即湖南，“雅”即代表雅礼会。但这一协议在上报北洋政府时却被驳回，认为地方政府与外侨团体定约办学，无此先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14年春，颜福庆与胡美北上北京，邀集在京湘籍人士35人，发起成立了“育群医学教育协会”（简称“育群会”），致力于发展地方教育卫生事业。该会随即将重点移到湖南，成为由湖南省教育界名流和士绅组成的群众性团体。然后以该会名义与雅礼会联合办学，从而变成了两个民间团体的协议。为了表示教育权限属于中方，颜福庆担任了湘雅医学院（当时称“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校长，胡美则继续担任医院院长的同时兼任医学院教务长。1914年9月，湘雅医学院（现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前身）在潮宗街正式开课。同时开始着手建造新院舍。

颜福庆严格按照现代医学最新教育体制制定了七年学制，两年预科，五年本科，一年实习，课程参照美国甲种医学院的科目。学校教学语言是英语，临床实习、病理报告等都采用英文，此举实为跟上国际医疗水准。颜福庆在医疗工作中亦深感预防医学的重要，故于1914年再度赴美进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攻读，获得公共卫生学证书。

1918年新院舍落成，美轮美奂，成为长沙的新地标，湘雅医院和医学院都迁入新址，医疗和医学教育事业的业务也随即迅速发展。在胡美和颜福庆的辛勤耕耘下，湘雅医学院在二、三十年代得到长足发展，为中国培养出许多西医人才。湘雅医学院从1914年起招收了13名医预科学生，到1920年预科学生已有160名。1921年6月，湘雅医学院首批共10名医学生毕业，他们是张孝骞、萧元定、徐维达、任廷桂、高镜朗、梁鸿训、彭治朴、汤飞凡、吴绍青、应元岳。美国康乃狄克州政府认为“湘雅”毕业生的学识和水平，与其本国医科大学的水平相当，所以依据该州宪法授权美国雅礼会授予这些毕业生以医学博士学位。1921年 11月，美国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与美国有关的医科院校教学质量，确认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与创办于1906年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均为全国最好的现代医学院，从此有“北有协和，南有湘雅”之美誉。从湘雅走出的毕业生中，有好些日后成为名医大家，其中有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张孝骞，发现沙眼病毒的汤非凡，热带病学家应元岳，儿科病学的高镜朗等。湘雅的成功确立了颜福庆在以西方人为主的中国医务界的地位，也为他日后打造中国独立的医学事业——上海医事中心积聚了经验、资源和人脉关系。

颜福庆主张西医必须大众化、中国化，因此在1915年2月，他与卫生防疫学家伍连德等21名中国医师在上海参加博医会大会期间，发起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并被推选为第一任会长，会址定在上海。4月14日，颜福庆发表了“中华医学会宣言书”，宣告学会宗旨是：“巩固医界交谊，尊重医德医权，普及医学卫生，联络华洋医界。”11月，中英文并列的《中华医学杂志》创刊。中华医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西医走向独立，从此中国人自己担负起传播西医科学的重任。

不幸的是，自五四运动到大革命时期一波又一波的反帝浪潮，造成政局不稳，社会动荡，也无情地冲击到湘雅医院和湘雅医学院。1924年11月，湘雅医学院发生学生集体罢课事件，导致140名医学生离校。1926年，北伐战争的火焰烧到了长沙，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各种势力、矛盾交织，排外之势汹涌，不仅驱逐西方传教士，也要驱逐非湖南籍的中国人。在这种形势下，胡美被迫辞职，并于是年底和所有外籍教师离开长沙回国。尽管颜福庆深爱着湘雅，尽管他在当地服务了17年，但他仍不得不离开长沙，离开他亲手创办的湘雅医学院。1926年12月15日，颜福庆带着妻儿与胡美等人一起仓皇逃离长沙，登船前往武汉，转往北京。那一年，颜福庆45岁。1946年，湘雅医学院重建教学楼，命名为“福庆楼”，以纪念颜福庆的贡献，此乃后话。

三、上海创业

1927年，颜福庆受聘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很快他又收到民国政府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校长张乃燕的邀请信，力邀他出面组建医学院。因与协和有约在先，颜福庆只得先去协和赴任，合同为一年，由1927年7月至1928年6月。虽然他一时无法脱身去上海，但他尽心尽力地参与了建院的筹划工作。1927年10月，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在吴淞原政治大学的校址上正式开学，颜福庆被任命为首任院长。尽管颜福庆当时享有中国大学校长中最高的薪酬，也是协和聘请的首位华人校长和正教授；虽然北京协和医学院在校注册学生有100多名，毕业生有250名，而中山大学医学院成立伊始只有8位教师、29名转校生，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但颜福庆一心想打造一个由中国人自办、规模较大、设备比较齐全的现代化的医学院。故当合同期满后，他还是毅然决然地辞却协和医学院副院长职务，南下上海履新。

医学院创办之初，办学条件很差，但颜福庆认为最重要的是，医学院必须要有自己的教学医院。在他看来，医学院和教学医院是鱼和水的关系，如果没有教学医院，医学院是办不好的。通过教学医院，一方面学生可以去上实习课，也可以帮老百姓看病。颜福庆首先说服自己的堂兄、中国红十字会负责人颜惠庆，将上海红十字会总医院（现华山医院）作为医学院的教学医院，自己兼任医院院长。接着他又说服圣约翰大学校友、沪上工商名人叶澄衷之子叶子衡捐出自己的花园，改建成为上海第一所肺结核医疗院，以叶父的名字命名为“澄衷肺病疗养院”（上海第一肺科医院前身），对付当时最致命的痨病，也成为医学院的第二所教学医院。在颜福庆的努力下，中国人自己独立创办的医学院终于有了一定规模。

1928年之后，医学院先后改名为江苏大学医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1932年9月又改称为国立上海医学院。随着医院规模和业务的发展，也考虑到吴淞的校园与实习医院距离太远，学生来往不便，颜福庆深感重觅新址，建设新校园和实习医院的必要。1929年，颜福庆重访美国，看到美国的医事中后心中十分感慨：中国距离美国的最低医学标准都还有很大的距离。所以回国后，颜福庆四处游说政界、金融界和卫生界实权人物，募集资金筹建医事中心。1930年，颜福庆正式向社会发出创建“上海医事中心”的倡议；1931年1月17日，中山医院发起人会议在上海银行公会召开，颜福庆为总干事，27位社会名流联合签署“筹建中山医院缘起”。同年2月28日，国民政府三位部长孔祥熙、孙科、刘瑞恒共同在上海银行公会召集募款餐会，上海市长张群（1930-1932）及唐绍仪、朱家骅、史量才、张啸林、杜月笙等30多位名流尽皆到场。孔祥熙、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以及卫生部长刘瑞恒等人先后发表劝捐演讲，最后由颜福庆向在坐富豪分发认捐册。在颜福庆等人的不懈努力下，上海医事中心的筹建得到了张学良、宋氏家族、嘉道理、沙逊等社会名流和浙江政府、海关、银行公会等政府与企事业单位的大力赞助。颜福庆用筹得的100万银元在枫林桥新址，建起了他梦寐以求的医事中心，内设上海医学院、药学院、护士学校、公共卫生学院和中山医院等教学医院。

1937年4月1日，举行了国立上海医学院院舍落成暨中山医院开幕典礼。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宋霭龄夫妇、卫生署长刘瑞恒、中华医学会创始人伍连德、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上海名人杜月笙等沪上医学界、政界、企业界和文化界数千名人集聚上海西区枫林桥，共襄盛举。下午2点，宋霭龄剪断系在中山医院大门上的红绸彩带，颜福庆理想中的中国医事中心呈现在了众人面前。英文《大陆报》报道：“无论其规模、设施，还是美仑美奂的建筑群楼，堪与世界着名医学院相媲美”，“这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医学院，达到欧美医学院同类水平，它是亚洲最重要的医学中心，将成为中国人的骄傲。”国立上海医学院一跃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医学院。

颜福庆深谙在现代医学结构的形成过程中，经济实力和社会资源之重要，借助于自己在中国医学界的影响力和颜氏家族在中国政界的人脉关系，颜福庆将社会力量、经济实力、政治资源有效地整合进他的医学事业中，创建了一套独一无二的管理监督模式——上海医事事业董事会和经济委员会。具体来说，医事中心的经济资助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英国庚子赔款基金信托委员会、上海五洲大药房等；董事长由财政部长孔祥熙担任，其他董事包括：立法院长孙科、中央经济委员会常委宋子文、卫生署署长刘瑞恒、教育部长朱家骅、行政院秘书长诸民谊、上海市市长吴铁城（1932-1937）、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着名实业家刘鸿生以及呼风唤雨上海滩的杜月笙等。这个团体可谓囊括了在中国政界、金融界和卫生界数一数二的实权人物。由此可见颜福庆高超的公关和协调的能力，以及他筹募经费和集聚人才的能力。

四、推动公共卫生运动与公医制

为了建立上海医事中心，颜福庆整整用了10年时间。但他认为，培养医生只是事业的一部分，要实现医学“为大众服务”的理想，就要在中国建立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防疫系统。他非常重视预防医学，早在上海医学院建立之初，颜福庆即开设了公共卫生科，加强公共卫生教学，亲自讲授公共卫生学。在城市和农村大力推行卫生运动，逐渐开展疾病预防、环境卫生、妇幼保健、口腔卫生等工作，且坚持始终。十几年的医疗教学实践使颜福庆看到，中国农村地区的公共卫生还是一片空白，于是他把公共卫生工作的重点转向了农村。1928年，颜福庆领导创建了吴淞卫生公所作为公共卫生教学实验区，这是中国第一个农村卫生实验区。在上海医学院的教学中，为了使公共卫生教学落到实处，颜福庆规定医学专业班学生必须到公共卫生教学区实习。他组织医学生下乡，向当地农民进行环境卫生宣传，实施疾病预防和妇幼保健，为中小学的新生进行体格检查，为百姓建造新式公厕。颜福庆创办的吴淞卫生模范区与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一样，都是在中国的农村播撒文明。不幸的是，吴淞卫生模范区后来在淞沪抗战中被毁灭。

“公医制”思想在颜福庆心中，可谓一以贯之。1935年，颜福庆在中华医学会会议上作了“中国将来的医学”报告，针对中国医疗资源严重缺乏，多数的人群和广大农村地区不能享受到医疗卫生保健的现象，提出了建立“公医制度”的解决方案：在一万人口之内，设立乡村医疗站，从事简易的医疗工作；每五到十个乡村医疗站，设一个区医疗所，从事基本的医疗卫生工作；每个县设立一个医疗中心，包括一家医院、一个简单的实验室，和一个医疗行政机构。颜福庆主张组成“一个合乎于中国特殊需要的医疗组织”，这一组织首先应当大众化，使城市和农村民众，不论贫富，均能获益。其次，由于国人经济能力低微，一切医治之需要均应经济化。而且他认为实行公医制，要以预防医学为主。如果防病防得好，就能节省卫生费用。他的这些主张后来被国民政府卫生部所采纳，确定公医制为国家卫生政策，并在全国推行公医制。颜福庆在中华医学会全国大会上宣布积极支持政府的决策，并最早在其医学院推行公医制。这与颜福庆一生追求的现代医学为“人群”“民众”服务的理念一致。“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务，服务价值何在乎？为人群灭除痛苦”，这首当年由颜福庆请黄炎培为医学院撰写的校歌，就是让每一个医学生明白学医的最终目的。而针对医学院的师生们，颜福庆坚决反对私人开业，要他们到公立医院“为人群服务”，尽心于医学教育和公共卫生宣传，强化医生的职业精神。

五、抗战时期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犯上海，中国守军奋起浴血抗战，颜福庆抱病担任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主任委员，组织医起疗救护队，负责战时救护工作。1937年11月9日，上海松江沦陷，已临时改为第六救护医院的中山医院组织紧急撤离，颜福庆亲自指挥撤离工作。

1938年5月，颜福庆被调至武汉，担任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他将上海医学院事务移交给代理院长朱恒璧之后，前往就任新职。期间，颜福庆在大后方组织开展卫生建设，同时，他根据战时情况，提出统筹大后方医学教育。1940年，颜福庆辞去卫生署长职务；5月因胃溃疡赴美就医；6月18日在康乃狄克州的纽黑文医院，由曾经是耶鲁同班同学的外科医师实施胃切除手术。1940年，颜福庆抵达香港。1942年，回到上海，担任红十字会第一医院教授。

六、解放以后

1949年8月，上海解放，国立上海医学院由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并成立了临时管理委员会，时年67岁的颜福庆任副主任委员，继续参加教学工作。1951年，上海医学院改组，颜福庆被任命为副院长。1952年，学校改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这期间，颜福庆和学校的广大师生到上海市郊、嘉定、嘉兴 等地为人民解放军突击诊治血吸虫病和核黄素缺乏症，取得很大的成绩。

抗美援朝期间，颜福庆参加了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动员医务人员响应政府号召，参加医疗手术队奔赴前线。上海医学院各附属医院先后各自组织了三批志愿手术医疗队，还联合组织了一个防疫检验队参加反细菌战，参加的人员共200余人。颜福庆当时虽已70高龄，但仍参加了慰问团亲赴东北慰问志愿军。

1956年2月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毛泽东宴请一些知名人士，颜福庆也在受邀之列，并被安排在毛泽东右侧首席。那是因为颜福庆早年在湖南湘雅医院时，曾免费诊治过毛的首任妻子杨开慧（一说为杨开慧医治疟疾；一说是杨开慧入院生子）。据说，席间毛泽东当面感谢颜福庆当年在湘雅医院为杨开慧免费治病，但颜福庆却已回忆不起来。后经毛泽东一再提醒，他才依稀记起了这一幕。

1956年，颜福庆加入九三学社；同年，被评为一级教授。由于颜福庆工作成绩卓着，1957年受到国家卫生部的嘉奖。1960年，78岁的颜福庆嘱咐亲属，去世后将遗体捐给上海医学院供解剖教学。

晚年时，颜福庆还积极参加院内外各种会议和社会活动，曾担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上海分社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名誉副会长和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委员。他曾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文化大革命前夕，还赴北京参加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颜福庆在医学、医疗方面是权威，是专家，但在政治上他是外行，特别到晚年时，难免会讲错话。好在当时医院的党委书记兼院长陈同生比较了解、尊重他，乐于倾听他的意见。在“反右”运动中，尽管有人把矛头指向颜福庆，诬他搞“裴多菲俱乐部”，但在陈同生的保护下，他侥幸没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

七、晚年逢浩劫

医学为人类服务，为社会造福，颜福庆为此奋斗了一生。1966年，84岁的颜福庆已经到了中国人传统认为的颐养天年的年龄，但这位中国现代医学的设计者和开创者，却没想到他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的深重灾难——文化大革命风暴降临了，并且切实地降临到这位无辜老人的身上。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颜福庆却受到了空前残酷的迫害。他被冠以“美国特务”、“卖国贼”、“反对学术权威”、“医学界的武训”等罪名，而被隔离审查，关进牛棚，多次遭受无情的批斗，头上戴着写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祖师爷”的超高纸帽，胸前挂着“我是混蛋”大牌子，左手拿一只破铁皮畚箕，右手执一短棒，边走边敲，口里还要不断地喊叫：“我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是医务界反动权威的祖师爷”、“我是牛鬼蛇神”等辱骂自己的口号，在他千辛万苦所创立起来的校园中被游斗。在批斗会上和游斗途中，他还不时受到人的推打和拳脚相加。每次批斗会结束后，颜福庆都带着满身的唾沫和墨汁回家。有一次，竟有人把写大字报用的墨汁从他头上浇下，弄得他从头到脚墨迹斑斑。家人生怕老人受不了如此屈辱和折磨而寻短见，因此多方地宽慰他。没想到他却豁达地说：“不必将这些事放在心上，我不会自杀的。没什么了不起，以前我在湖南早就看到过‘痞子运动’，这次是一样的。革命么，过去了就会好的。”无论环境多么恶劣，颜福庆一直努力保持乐观，并善待一切人。即使被关押在牛棚中，不准与家人见面，与外界完全隔绝，他仍然面带笑容，和蔼谦恭，保持着做人的尊严。“保持医生的荣誉与尊严”是他1916年在中华医学会第一次会长致辞时对全体医生提出的要求，如今正是这份高贵的信念支撑着年迈的颜福庆经历其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时刻。一个造反派恶狠狠地问他说：“老家伙，你为什么不自杀？”老人平静地说：“我为什么要自杀？我问心无愧！”

颜福庆的孙子颜志渊这样记录了他最后的岁月：“文革前，祖父身板硬朗，思路清晰，连走路都不要人搀扶，除轻微‘老慢支’外没什么病。1968年，经过两年多‘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祖父被折磨得骨瘦如柴、卧床不起，留着老长的头发和胡子，与前判若两人，家中大门两旁涂满了‘打倒反动学术权威颜福庆’的大标语。……祖父则被逼着写检查，他耳聋眼花，无力举笔，而那时我父亲正被关在‘牛棚’里，于是我成了代笔者……。那时我是大学应屈毕业生，也是被人看不起的‘狗崽子’，祖父被勒令去受大会批判，我扶他进会埸，少不了挨唾沫和冷拳。…… 1968年秋冬，工宣队进驻我家，对祖父实行隔离审查，于是祖父的居室成了禁地。……从室内传出谩骂声、口号声、朗读语录声不绝于耳。夜深人静听到祖父的咳嗽声和上厕所时的满跚脚步声、我心如刀割。1968年年底，我被分配到苏北，临行前要求向老人家告别，总算见到数月不见的祖父。他比以前更憔悴，蓬散的白发和长长的白须，面目全非!

经过多次肉体上的摧残和精神上的凌辱，颜福庆原本健康的身体日渐体衰力竭。再加上所患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得不到及时治疗，而引发严重肺气肿而呼吸困难。当家人用藤椅将他抬到隔壁他亲手创办的中山医院（上海第一医学院）就诊时，却遭拒之门外，不给入院，而且连一点儿好药都不给，敷衍了事，就打发他们回家。孩子们考虑到老人呼吸困难，向医院提出借个氧气瓶回家，也被无情拒绝。这时颜福庆喘息着说：“我们回家吧”，但紧闭的双眼却流出了眼泪。此刻的他一定伤痛欲绝! 在饱受屈辱的晚年，竟没有一个得他亲手栽培的学生被允许为他提供服务! 此后两年中，颜福庆再也没有进过这所就在家门口的医院。

不久，颜福庆被迫离开了原来的住所——东安路8号，住进与上海医学院一墙之隔的小楼里。1970年11月29日星期天上午，隔壁“上医”的围墙突然坍塌了，孩子们都跑出去看热闹，这时在屋里坐着的颜福庆却倒下去了。当家里人问他说：“不舒服吗？”老人摇了摇头。“要不要去医院？”还是摇头。再问，老人没有了反应。颜福庆就这样走了，一代医界巨星陨落了。他一生中遭受的坎坷也好，经历的辉煌也罢，都没能阻挡他前进的脚步，可他却没有熬过那寒冷的冬天，令人唏嘘！那年他88岁，他本可以活得更长些。

颜福庆生前曾立下遗言，要将遗体捐献给医学院供医学研究。无论生死，他都想把自己奉献给中国的医学事业。然而，在那个年代，他的遗愿没能实现。当年他为上海医学院确立了“正谊明道”这一校训，取自“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古训，此训言可谓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1978年，上海市政府、上海第一医学院为颜福庆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将其骨灰移放到龙华烈士陵园。如今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和湘雅医学院内都竖有颜福庆的雕像，以纪念这位对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医界巨人。

上海第一医学院于1985年5月改为上海医科大学；2000年与复旦大学合并后定名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