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崇恩

杨崇恩（Audrey Wetherell Johnson）于1907年12月1日出生在英国的雷塞斯特郡（Leicestershire, England）一个基督徒家庭中。出生后不久，她父亲接受一个宣教机构的差派，携家前往法国服事。但因母亲不适应法国的生活，乃至生病，于是带着女儿崇恩回到英国老家生活。父亲很爱小崇恩，当她成长为少年时，就把她接到法国，使她受到很好的教育。因为父亲作为一个宣教士，经常往来奔波，不可能分身照顾崇恩，便将女儿托付给一位家庭教师。这位保姆兼家教是一位才女，拥有三个不同大学的学位，在巴黎的社交圈也小有名气。杨崇恩被她的机智与才华所吸引，因此乐意接受她严格的督导，终日埋首于学习，也随着她出入巴黎各种社交场合，杨崇恩的视野因此被大大拓展。扎实的语言与人文学训练为她打开了世界之窗，从希腊哲人、儒家到佛教，从伏尔泰、卢梭到尼采，各种学说争相进入她的世界。

杨崇恩自儿时所接受的基督教信仰因此受到很大冲击，以至于彷徨、迷失，甚至不愿意相信救恩与圣经，但是她又找不到任何哲学和宗教可以填补她内心的空虚。她深深感觉到，若没有神，生命就等于虚无，没有任何的意义。她内心中充满着矛盾与挣扎，这时的她更像是一个不可知论者，而非简单的无神论者，因为她明明看到，在这循轨运行的浩瀚宇宙背后，一定有一位超越一切智慧的主宰在操控。她发自内心无声的呐喊说：“上帝呀，如果真有一位上帝，如果你给我任何合乎理性的思想，我就愿意委身于这个真理！”后来，当她一一检视过那些曾经读过的思想学说时，圣经中的一句话仿佛锤子敲打钉子一样，不断钉入她的脑中：“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约20:31a）她试着摆脱这句经文，却徒劳无功。她索性坐下来继续思想，以理性与这节经文摔跤。最后，在一个特殊的异象中，她终于明白：“我无法‘理解’道成肉身这样的奥秘，但上帝要我‘接受’这个事实。”诚如主耶稣的门徒约翰在那段经文后面所应许的：“并且叫你们信了祂，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约20:31b)，杨崇恩终于找到了生命的光，并且按她先前所立下的心志，毅然委身于这真理之光。 自从接受主耶稣为救主的那一刻起，她便决定将一生用于传扬真道。她那时虽然有心于宣教，但尚不能确定该如何跨出这一步。直到有一天她读了“三女杰（The Trio）的著作《不再一样》（Something Happened）后，她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并且特别去听三女杰之首、在中国西北宣教多年的宣教士盖群英（Mildred Cable）的演讲。透过宣教前辈的激励和榜样，杨崇恩终于听到了上帝对她的呼召：“这就是我要你去的地方”。于是她很快就加入了戴德生所创立的“中国内地会“，奉派前往中国宣教。1936年，杨崇恩抵达上海，随后她先后到江西的余江、河北的临洺关等地服事。但她却始终心系着上海江湾的中华神学院。

中华神学院是一所专为女子而设立的跨宗派神学院，由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毕路得（Ruth M. Brittain）所创立。毕路得虽然不是内地会的宣教士，但她跨宗派、凭信心仰望供应的理念却与戴德生十分相似，因此她和内地会建立起亲密的合作关系。不久，杨崇恩得以被“借”给中华神学院任教，因为她确实有讲解圣经，以及教学的恩赐。这一方面或许是由于她少年时曾接受过扎实的释经训练；另一方面，她也深受内地会训练中心的何清源（Rowland Hogben）老师的影响。何清源强调主动、自发的研经方式，他会预先提出一些问题，要求同学们从这些问题中找出经文当中的真理，而不能倚靠任何参考书。杨崇恩将同样的模式应用在自己的课堂上，因为她的学生来自于四面八方，终究要回到各自家乡教会事奉。杨崇恩所给她们的不是鱼，而是用来钓鱼的钓竿。　　

一直到1941年，虽然战争的阴影渐渐迫近，但杨崇恩都享受在江湾中华神学院的服事当中。中日战争爆发后，西方人在上海还是相对安全的。但当日军袭击珍珠港、引发太平洋战争以后，欧美许多国家的人就成了日本的敌人。在华生活、工作的西方人，包括传教士，大都被关入日军设立的集中营。杨崇恩也未能幸免，被关进了上海龙华集中营，编号是15421。她的牢房是由马厩改装而成，在约有三十乘十五公尺那么大的空间里，八十九个人挤在一起住，共用六个马桶、两个水槽。由于集中营的伙食奇差，没有牛奶，也没有鸡蛋，顿顿都是生了虫的米饭。在拥挤的通铺里，床与床距离不到一公尺，毫无个人的隐私，晚上难以成眠，杨崇恩的体重一下子掉了18公斤之多。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疟疾等传染病迅速蔓延，人性的苦毒也都毫无掩饰地曝露出来。这样的日子虽然幽暗、难熬，但杨崇恩永远不会忘记集中营里那些自发的祷告会，基督徒们聚在一起的祈祷与团契生活，给她带来力量和盼望。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集中营的生活终于结束，正在杨崇恩对未来充满希望，计划回到神学院重振教育时，国共之间又燃起战火。虽然她许多计划难以实现，但在那些内战最为激烈、政局最为动盪的年月里，杨崇恩和那些自愿留下的老师、学生相守在一起，委身于上帝的呼召直到最后一刻。

随着共产党建政，新的政治环境已不容西方传教士继续留在中国。1951年，内地会在万般不舍中撤离中国。毕路得将神学院的房舍交给一个本地的孤儿院后，离华返美。许多内地会传教士转往亚洲其他国家，延续差会的使命，继续服事海外华人。

1952年，应毕路得的邀请，杨崇恩离开中国，先到旧金山落脚，打算择机回往家乡英国。那时她的心情感到非常失落，完全没想到这个新大陆将是她未来服事的主要工场。虽然处于这样一个艰难、不确定的人生阶段，但杨崇恩依然把握任何分享上帝话语的机会，经常到不同教会讲道、带领查经。

某次聚会结束后，有五位妇女来找杨崇恩，希望她能为她们开设查经班，讲解《歌罗西书》。杨崇恩经过慎重祷告后答应了她们的请求，但和她们约法三章──她不要把她们当成婴孩，一汤匙一汤匙地喂养，如同她过往的风格一样。她要她们自己从经文中看见亮光。当时杨崇恩寄居赫兹勒女士（Alverda Hertzler）家中，查经班也就从赫兹勒家开始。这个查经班渐渐发展出一套模式：杨崇恩每个礼拜都会编写出一份摘要与讨论问题，查经班的参与者在聚会前一周拿到这些资料，经过一周的研读，大家将各自的答案带到查经班来讨论，最后杨崇恩再对经文做出讲解析。透过个人的阅读、团体的讨论、讲员的分享、讲义上的摘要笔记，参与者对于同一段圣经就有了更深入的挖掘和理解。当然，每周要按部就班地完成这些作业，需要相当程度的委身。但奇妙的是，就从这个赫兹勒家的查经班开始，妇女们开始邀请好友加入，慢慢地，她们发展出为同行孩子预备的专属课程，以及弟兄查经班。查经团契的规模不断扩大，从一个城市扩展到另一个城市，甚至跨出国境，成为国际性的组织。透过查经团契的服事，有更多基督徒委身于上帝的话语，在所处的世代和环境中，为真理作见证，为主发光。

正式的“国际查经团契”（Bible Study Fellowship，BSF）于1959年成立于加州，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查经班，跨越六大洲40多个国家，每个礼拜有一千个以上的班次举行，超过20万名成员参与其中。2014年，国际查经团契又开始了以全中文进行的查经课程。规模如此庞大的查经班却是起始于这位中国内地会的女宣教士杨崇恩。早在中国时，她一心图谋为神做大事，但神却要她放下做大事的图谋，去从做小事开始。结果神却藉着她成就了大事，远超乎她的所求所想。

1984年12月，杨崇恩在加州蒙特利市走到了她人生的终点，永久安息在她终生事奉的主的怀抱中。逝后她被安葬在蒙特利市的卡尔麦洛墓园（El Carmelo Cemetery, Monterey County, Californ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