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绍唐

杨绍唐于1900年生于山西省曲沃县杨家庄。由于山西民风保守、强悍，基督教直到十九世纪末才传入山西。1878年，山西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旱灾，西方传教士前去赈灾之同时，也把基督福音带给当地人民。后经中国内地会传教士们不懈的努力，终于把福音的种子播撒到平阳、洪洞和曲沃等地。杨绍唐的父母就是这些传教士所结的果子，成为曲沃地区最早期的基督徒。

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排外反教的义和团之乱（亦称“庚子之乱”），山西省尤为激烈，共有42位西方传教士及其家属，以及数百位中国基督徒被杀害。杨绍唐父母幸免于难，杨绍唐即诞生在这血雨腥风的年代。

战后，清政府对中国内地会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做了赔偿，但内地会坚拒不受，反促英美等国政府退还赔款，并在英美教会中筹款，在山西境内建立起多所大、中、小学校和医院等，推广教育，以开民智。

杨绍唐从小就进入教会在其家乡所办的小学读书，1912年升入邻县洪洞基督教中学。当时该校校长是治学有方，信仰诚笃的英国传教士何清原（Rowland Hogben）。学校常常利用节假日，组织学生外出向民众布道，杨绍唐积极参与其中，在宣教方面得到很好的操练，为其日后的教牧生涯打下良好的基础。

早在高中时代，杨绍唐就有志于将来成为一个牧师。1923年，他高中毕业后，就进入长老会在山东滕县所兴办的华北神学院（North China Theological Seminary）学习神学。在学期间（1923-25），适逢“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基督教在中国受到很大的冲击与挑战。作为一个青年基督徒，杨绍唐也曾感到迷惑与彷徨，但他很快跳出理性的迷思，深深扎根于基督信仰，特别在1924年暑期华北神学院师生在江西牯岭举行的培灵退修会上，他对基督教信仰的核心部分——耶稣基督的救赎、宝血赦罪等基要信仰，在生命中经历了属灵的更新，从而使信心更为坚固。

1925年，杨绍唐从华北神学院毕业后，回到山西曲沃牧养家乡教会。当时在曲沃一带有十三个教会，他以杨家庄为中心，为传福音不辞辛苦，四处来往奔波。他和内地会传教士配搭合作，使曲沃地区的教会得到稳步发展。

1926年，当“非基督教运动”演变成激烈的“反基督教运动”时，西方传教士纷纷撤离，或回国，或逃往沿海大城市避难。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教会的生存与发展受到严峻的挑战。1928年，危机过后，中西传教士和教会有识之士，极力主张和推动中国教会的自立运动，但绝非易事。杨绍唐却知难而上，坚持留在山西，与内地会同工合作，推行自治、自养、自传之路线，使这样的自立教会在山西境内逐步建立起来。杨绍唐的灵性造诣很深，且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了解信徒的需要，讲解圣经深入浅出，老少妇孺皆能听懂，因此他深得信徒的喜欢。

三十年代中国教会大复兴之火也逐渐燃烧到山西。先是有内地会女传教士巴若兰（Miss Elizabeth Fischbacher）由山东把复兴之火带回到曲沃。接著有计志文、宋尚节的伯特利巡回布道团于1933年4月来山西太原、平遥和洪洞等地布道，为这一地区的教会带来更大的复兴。杨绍唐所带领的曲沃教会深深得益于这次大复兴运动。

为建立起一个由中国信徒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杨绍唐可谓呕心沥血。面对教会各方面人手短缺的问题，他组成一个同工团队，在信心与爱心上互助互勉，首先在圣经上下功夫，接受装备与训练。然后他们结队外出到各地教会布道、培灵和牧养教会，以期提高领袖同工的素质，使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在此基础上，杨绍唐于1934年夏在山西候马买地建房，创立了“灵工团”。首批学员为20人，杨绍唐亲自带领、教导他们，一起研读圣经，学习度主内团契生活。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杨绍唐所服事的那一带地区成为抗日主要战场。1938年，日军侵入山西曲沃后，杨绍唐所在教会先后收留过多位中国军队的伤兵，待伤癒后再为他们换上老百姓衣服送走。此事后被汉奸告密，当时曲沃县县长夫人是基督徒，得知此事后告诉杨绍唐，叫他赶快逃走。他只好带著全家人逃往绥远的萨拉齐，避难于当地教会中一年之久。期间他在萨拉齐开办查经班，为该地教会培养不少工人。战乱期间，许多难民涌入教会避难，他与英国内地会传教士一起帮助了许多难民。1939年，“灵工团”在候马的总部房屋尽被日军焚毁，“灵工团”被迫解散。

此后，杨绍唐不得不举家迁往太原，后天津，再北平。故在抗战期间，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北平度过，并与王明道、宋尚节有亲密的交往。1945年抗战胜利后，杨绍唐原本计划返回山西家乡教会继续其牧养工作，但因国共之间内战爆发，山西地区烽火连天，他只好继续留在北平。

1946年，杨绍唐应南京黄泥冈泰东神学院院长张学恭的邀请，偕家南下，出任神学院教授之职。不久，应当地宣教之需，成立了黄泥冈教会，杨绍唐又担负起牧会之责。1948年时，杨绍唐亦曾接受邀请前往蒋介石及其政要聚会的教会凯歌堂证道。他引用圣经的话指责社会的黑暗与腐败，劝听众向神悔改，离恶行善，以求神赦免。礼拜结束后，蒋介石走过来与他握手并对他说：“我们的确有很多罪，应当向神悔改，谢谢你今天的提醒！”

1948年，杨绍唐移居上海，任教于上海江湾神学院之同时，亦担任乌鲁木齐路教会的牧师。每逢寒暑假时，他还经常应邀到各地主领培灵、或奋兴布道会等，非常忙碌，但也深受广大信徒和青年学生的欢迎。

1949年，杨绍唐谢绝一些海外教牧朋友的邀请，坚持留在国内。他说：“主交给我的羊群，作为牧人绝不能撇下羊群而他去，我应当在此危难之时留在国内。”1949年后，杨绍唐在南京、上海继续从事教学和牧会工作。不久，“三自革新运动”发起，他所领导的乌鲁木齐路教会加入其中，他自己也成为全国基督教“三自”的委员之一。但在1952年的“控诉运动”中，杨绍唐受到控诉，被污蔑为“不拿美金的走狗，比拿美金的更具迷惑力”，并于“控诉运动”后被驱逐出南京黄泥岗教会。

杨绍唐回到上海乌鲁木齐路教会继续被容许讲道，直到1957年反右运动中，再次遭到残酷无情的控诉与斗争，并被内定为右派。此后他被勒令停止讲道，并接受监督改造。1964年他回家探望教会，还被当地民兵押送返沪，那时他已患有冠心病。“文革”开始后，他又被定为“反革命”，交与群众监督劳动，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并经常被批斗、抄家和关押，身心灵都受到很大摧残，但他从未放弃过信仰。

1969年春节过后，由于寒流，弄堂的地面结冰，杨绍唐被勒令出去除冰。正当他弯腰除冰时，因心脏病突发，栽倒在地，溘然长逝，年69岁。逝世后，其子女遵嘱将其安葬在山西曲沃家乡，墓碑上书：“神的忠仆杨绍唐牧师。”

杨绍唐除长于牧会与讲道外，也优于文字事工。他遗留于后世的著作有《神的工人》、《得胜与得赏》、《教会工人》和《教会路线》等书，流行于海内外，影响与惠及信徒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