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廷筠

一、身世

杨廷筠，字仲坚，别号淇园，圣名弥额尔，浙江杭州仁和县人。要了解杨廷筠的身世并不容易, 因为从官修传记中, 既找不到他准确的出生日期, 也看不到他童年的任何记载［1］，故史学界对杨廷筠的出生年份有1562年和1557年两种说法。但比利时学者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在其《杨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一书（2002年）中提供了一份罕见、宝贵的史料，就是记录1592 年廷试考生官阶的抄本《万历二十年壬辰科进士履历便览》(1646年编就)。他在书中写道：“此记录首先按考场顺序排列考生名单, 杨廷筠和其他22名考生分在春秋房；其次列出考生出生日期, 据此有特殊价值且为仅有的资料, 可以断定杨廷筠的生日是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即西历1562年6月25日。［2］” 此一考证当具有权威性。

二、仕途简介

杨廷筠的仕途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地方官(1592-1599)。杨廷筠1579年中举；13年后，即1592年，通过廷试获三甲第36名，中进士；之后任江西安福县知县7年，颇得当地民心。

第二阶段：监察御史(1602-1609)。1602年3月13日，杨廷筠升任湖广道监察御史，同年在北京结识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第三阶段：其他职位(1622-1625)。这期间杨廷筠被委任过多种官职，如河南按察司副使、光禄少卿以及顺天府丞。顺天府丞是杨廷筠一生中达到的最高官阶。到1625年4月17日, 他奉准 “因年事高”而退职，之后再没有出任官职。

杨廷筠仕途中的两次退职，分别发生在1609-1622年及1625-1627年间。官方资料记载杨廷筠两次辞官的原因，第一次是因“疾病”, 第二次是因“年迈”。但是在1625年耶稣会士写给耶稣会会长的年信中说：“杨廷筠本来无罪, 他的受牵连是因为他曾在弹劾贵公（魏忠贤）的奏疏上签名, 并探访过这座书院（东林书院）。［3］” 由此可见杨廷筠退职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属于当时的东林党派，而东林党派在弹劾宦官魏忠贤上失败，使得杨廷筠受到牵连。

杨廷筠在退隐期间仍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大约尚在为父亲守孝期间（1619年），杨廷筠就同徐光启和李之藻联合商讨巩固国防事宜。徐光启上疏，获准在通州练兵。他深知西方火器甚精，便写信给李之藻，请他派人去澳门购买枪炮。李之藻随即与杨廷筠商议集资，派人于1620年购回大炮四门，在广州待命。后因徐光启被罢职而搁置［4］。 

三、信仰之旅

杨廷筠的家乡杭州在明末是著名的佛教中心，祩宏大师是当时佛教界的重要人物。祩宏设法将佛法融贯于儒道之中, 使三者成为佛学在顶端的等级式金字塔, 为士大夫阶层接受佛教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5］。在此环境中，杨廷筠对佛教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当时他周围的许多朋友都是有影响的佛教人士，如冯梦祯、虞淳熙、董其昌和袁宏道等。尤其在归信天主教前两年时间里，杨廷筠特别热心于佛教。

但是，这样一位热心追求佛教的士大夫，却在1611年戏剧性地改信了天主教，并且至死不渝。杨廷筠的改信并非一朝一夕的事, 而是酝酿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虽然他于1602年就结识了耶稣会士利玛窦，而且与他的关系甚好，但他对天主教真正发生兴趣则是在9年之后。1611年四、五月间, 杨廷筠同乡李之藻的父亲去世,杨廷筠到李家吊唁。在李之藻家中,他遇到了耶稣会传教士郭居静(L. Cattaneo)、金尼阁(N. Trigault) 和钟鸣仁(S. Fernandes), 并且有机会同他们讨论基督宗教问题。以后他曾多次和耶稣会士们一起探讨信仰问题，经过长时间的内心挣扎之后，他终于在1611年由郭居静领洗入教［6］。

杨廷筠之所以犹豫、挣扎许久，一方面是出于对佛祖的尊敬，另一方面则是对天主教某些神学观点的不认同。他最不认同的主要有三点：一是不崇拜偶像；二是福音书所言的化身奥秘和救赎；三是肉身复活［7］。但杨廷筠最重要的阻碍，乃是来自他的妾房［8］。 他坚持要留下她，并向基督徒朋友们抱怨传教士的不妥协做法。他说：“泰西先生乃甚奇，仆以御史而事先生，夫岂不可，而独不能容吾一妾耶？若僧家者流，必不如是。［9］” 其密友李之藻为此叹息并回答他说：“于此知泰西先生正非僧徒比也。泰西圣教诫规，天主领之，古圣奉之；奉之德也，悖之刑也，德刑昭矣。阿其所好，若规诫何？先生思想人而不欲奉己思，挽流俗而不敢辱教规，先生之不苟也，其所全多矣。君知过而不改，从之何益乎？［10］” 这些话打消了杨廷筠的顾虑，最终，在确保她有一套住宅和所有的生活条件后，杨廷筠才离开了他的妾。当神学与纳妾等问题都解决之后, 他才庄重地领受洗礼, 并取教名“弥额尔”。

自信奉天主教后,杨廷筠就结束了与佛教的关系。他公开拒绝与佛教徒的联系与来往，据记载“他像抛弃陶器碎片一样扔掉了镀金菩萨像”, 甚至拒绝以佛教仪式为他父母举行丧礼。他的这些行动都符合耶稣会士融合儒家而激烈反对佛教的方针。但是因为杨廷筠原本信奉佛教，而且过去对僧人和寺刹多有施予，所以改信天主教后引致当地佛教徒的愤恨和攻击。

杨廷筠信奉天主教之后，在家中宣扬其信仰，希望改变他的亲人。其妻原是虔诚的佛门弟子, 但最终在1616年“基督圣体日”当天和她的4个子女一起领洗入教［11］。其父也于1617年成为基督徒，1619年去世。其母则笃信佛法，始终无法被改变，令杨廷筠颇感沮丧。于是他决定向天主祈求, 并且开始斋戒, 致使身体非常虚弱。看到儿子的样子，母亲心有不忍，问他原故，杨廷筠自责说：“儿不德,不能事母使惑于邪而背正教,儿之罪也。异日者,母沦永苦，儿百其身莫可赎矣。”其母听后,非常懊悔,遂高声说道：“吾今信矣! 而曷不早言之而自苦若是? 吾今信矣! 惟子是从无复疑矣。”遂于 1618 年 (另一说为 1619 年) 改信天主教,1620 年去世。

杨廷筠有一个女儿,圣名依诺斯的, 更以她的美德善行而成为全杭州的典范。杨廷筠与他的妾所生的小儿子,也于1620 年领洗皈信天主教。杨廷筠不但影响其家人信仰基督,还扩大影响了百多名家族成员接受基督信仰而加入教会。

四、杨廷筠对天主教在华发展的影响与贡献

杨廷筠的影响力远不止于此。在其日常生活中，杨廷筠所做的具体善事数不胜数，建立“仁会”和“仁馆”即其中之二。他的“仁会”类似祩宏的“放生会”,也类似于当时的慈善会社。每月有聚会、献仪,及专人处理捐款等。但钱不是用来放生，而是根据天主教的七项善功来救助穷人。他领洗以后对教育仍然保持兴趣，设立了“仁馆”,让不能上学的孩子读书，并给以密切关注,常常亲自视察,甚至亲自讲授道德伦理。

杨廷筠对社会上的人给与热心帮助，对传教士更是不遗余力。根据1621年耶稣会士写给耶稣会会长的年信得知，杨廷筠看到传教士居住条件窘迫,于是特地为他们建了一所新房子，以供服事和生活所用。这所房子是在1621年4月或9月杭州城里发生两次大火，约有14,000户人丧失家园，建筑工钱和材料都极为昂贵的时候建造的，由此可见杨廷筠的仁慈和慷慨。

杨廷筠还建造了圣堂和小教堂，供传教士们聚会和传教使用，他也时常资助耶稣会士们的差旅费。1622年，杨廷筠又奉献杭州附近地产大方井给教会，作为传教士的墓地。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杨廷筠在保护天主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1616年，天主教在中国遭遇到一次大规模的教案——南京教案。利玛窦在世的时候，深得朝廷欢心，又因为教会势力日愈扩大，反对的人虽怀仇恨，也无隙可乘。但当利玛窦死后六年，反对者认为时机来到，于是有礼部侍郎署南京礼部尚书沈漼上奏皇帝，弹劾耶稣会传教士，引起大狱。据说沈漼与天主教徒有宿怨，这时又受了和尚的贿赂，故决意要驱逐传教士。于是在 1616 年他连上三道奏疏，参劾传教士。杨廷筠与沈漼相识，他们同起于杭州, 而且同年(1592年)中进士。因此, 杨廷筠立即写一辩护书给一些官员, 其中包括沈漼, 公开为耶稣会士辩护［12］。 

然而, 杨廷筠与其他人(如徐光启)的辩护一时都没能起作用。1617年2月3日,朝廷下令驱逐耶稣会士。当时,在杭州的12位欧洲耶稣会士中,有4位被逐,他们是：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谢务禄（Alvaro Semedo）和王丰肃(Alfonso Vagnoni)。其余的躲避在杨廷筠家中，不再公开露面。慑于杨廷筠的影响力,他们没有被逐出杭州。很难知道在1617-1620年间，究竟有多少耶稣会士藏匿于杨廷筠家里，不过无论如何，到1617年底，杭州已成为居住耶稣会士最多的地方［13］。那时在杭州的大概有: 郭居静、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i）、龙华民、钟鸣仁及其弟钟鸣礼（Jean Fernandez）、史惟贞（Pierre Van Spiere）、费奇规（Gaspard Ferreira）、游文辉（Manuel Pereira Yeou）等，可能还有艾儒略（Giulio Aleni）。至于两位被逐的王丰肃和谢务禄，在从北京到澳门的途中，也曾在此作短暂停留。当时北京和南京的传教活动因为教难的逼迫已暂停止，但龙华民、钟鸣仁和游文辉等人还在杭州“杨淇园”的小教堂内发圣愿［14］，端赖杨廷筠的保护。杨廷筠自己也毫不隐讳他收容传教士的事实［15］。 

到1620-1621年之间, 形势已稳定下来。但是不久,一场新的更为严重的教难又兴起了［16］。原因是天主教徒被卷入到白莲教暴动的祸乱中。在南京,由于一名基督徒替一名被误控为白莲教分子的邻居辩护而被捕；又因在他家搜出十字架等物, 于是导致了更多人受到殃及。中国耶稣会会长罗如望（Jean de Rocha）时在杭州,在他请求之下,杨廷筠和徐光启不停地上书朝廷命官, 杨廷筠的护教文章《號鸾不并鸣说》就是写于此时，陈述了天主教与白莲教之间的14点差异。徐光启得知有人上疏控告杨廷筠包庇耶稣会士,便提议把耶稣会士迁往别处。杨廷筠起初极力反对,后来终于为了教会而接受下来。又过了些时候,局势才稳定下来。 

杨廷筠的护教作品在“三大柱石”中为最多，主要代表作有《代疑篇》、《代疑续篇》、《天释明辨》、《號鸾不并鸣说》、《西学十诫诠释》和《圣水纪言》等。

五、与世长辞

杨廷筠于1627年12月那个严冬时节过世，享年71岁。过世前不久，他仍在帮助建设教堂,而且连夜赶写一本关于传教士生平的书。一天早晨，当他与一名官员讨论基督宗教信仰问题时，发起了高烧，终至一病不起。在发病的第4天,神志昏迷之中,他责怪自己疏忽,没有早一点动工兴建圣堂。最后他在领受了告解和临终圣事之后,便从容地面对死亡。他对日夜守护着他的传教士感叹道：“噢, 由人间转到天堂是多么容易啊！”又对围绕在他床边的家人说了些安慰的话，随即溘然长逝［17］。 

六、杨廷筠的思想及他对明代基督信仰的意义

杨廷筠归信天主教后，长期致力于将他对天主教的信仰和理解与儒学调和会通。在他看来，儒学有许多不足之处，比如对“天”的界说就不明确，“古来经典，只教人钦天奉天，知天达天，未尝明言何者为天。”杨廷筠接受了传教士们对“天”的解释，自觉地放弃了中国哲学中“天”的自然意义。他认为天不是苍苍形质，而是全能的造物主。这个全能的造物主有三位，即圣父、圣子、圣灵，虽是三位却是一体。这是“超性之理”，“言亦不能尽解，喻亦不能尽似”［18］。 

与当时许多中国士大夫天主教徒不同，杨廷筠并未全盘接受从欧洲带来的“天主”这个概念，而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赋予其新的内容——西方基督徒常常称呼天主为“父”，天主是人类的父亲；而杨廷筠谈到天主的时候，则说天主是“吾人的大父母”（加上“母”的概念）——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称呼。在其神学理解中，他还常常加入中国的人性论与宇宙论（乾坤、阴阳）的观念［19］，随处可见“我西方天学可与吾儒相辅而行”。

杨廷筠的生平在明代历史的学术研究中从未占有过重要地位,他只是在中国天主教史研究上被人提及。然而事实上,他对明末天主教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和徐光启、李之藻都曾写过很多有关基督宗教的文章，亦曾经讲道。他们的作品在当时一版再版，甚至当时有一出戏剧是描述他们的信主经过和基督徒生活的。杨廷筠也鼓励过许多人跟随他，他的基督宗教作品直到20世纪初，仍在重印。至于他被称为天主教“开教柱石”的原因, 可能是由于他在1616-1617年教难期间, 为保护耶稣会士所担当的重要角色。杨廷筠在明末天主教活动中的地位相当独特,他的主要成就不仅在西洋科学方面,也在天主教的哲理和信仰方面［20］。 他既是一位笃信天主教的儒者，也可称为一位颇为本色化的天主教神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