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作新

温州地区早期基督教传道人之一；平阳县内地会平泰总会的首任华人牧师。他一生持守信仰、忠诚事主、牧养群羊、培育人才，推动中国教会自立与合一运动，堪为一代牧者良范。

1867年（清同治六年）10月，中华内地会苏格兰籍传教士曹雅直（George Stott）牧师由宁波来温州传福音，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来温州宣教的西方传教士。因其只有一条腿，故被温州民众称为“独脚番人”。虽经三年惨淡经营，但因民间仇洋反教情绪强烈，福音事工进展缓慢。1870年，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影响波及全国，使曹雅直的传教环境变得愈发恶劣。为安全故，他只好转赴郊县平阳传扬福音。不久在平阳县城昆阳西门外忠靖庙(即太保殿)边设立了布道点，逐步发展信徒，建立教会。两年后，英籍牧师衡秉钧（Edward Hunt）前来平阳接替曹雅直的工作。由于信徒渐渐增多，受到差会的重视，又特派英籍朱德盛Grierson Robert）牧师来平阳置地建堂。1874年，西教士在昆阳西门莲池巷建成“中华基督教内地会”教堂一座（今之平阳西门教堂），尔后又开办了一所书院。这座教堂不仅是平阳县，也是温州地区第一座基督教堂，时称“圣耶稣教堂”。此后，平阳内地会也成了内地会的一个重要分会。

杨作新，姓杨，名经元，字铭勃，号作新。于1878年生于温州平阳县麻步区树贤新烊。他年轻时乃为前清贡生，成为基督徒之前，在本乡就享有盛名，曾为剿除罂粟(鸦片)做过贡献。当他听闻福音皈信基督后，努力追求长进，成为福音的使者。当福音在平阳迅速发展，教堂在全县各地相继建立后，一些优秀的中国传道人也涌现出来，其中就有林溥泉、黄时中、杨作新等人。他们协助外国传教士下乡分书布道，在各个堂点培灵聚会。

一、拥护教会自立

1906年，俞国桢在上海建立中国基督教自立会的消息传到平阳。次年，林溥泉、黄时中亲赴上海拜会俞国桢，并将自立宗旨带回平阳，建立起自立聚会点，自此与内地会分道扬镳，而杨作新却仍然留在了内地会。身为中国传道人，杨作新心中非常认同中国教会的自立，他之所以没有从内地会出来，乃是因为他有与众不同的领悟。虽然当时自立会与内地会之间有许多不和谐的举动，比如衡秉钧牧师因自立会在内地会中拉人而将一纸诉状送到平阳县宪。但杨作新与那些从内地会出去的众同工依然保持着良好关系。他是扎根于内地会，继承内地会宣教、植堂美好传统的同时，又敞开胸怀响应符合时代发展的自立精神，使平阳内地会从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内地会”。

1912年8月，温州遭遇特大洪水，伤亡数万人。上海自立总会派遣蔡学彰赴温州调查水灾，顺带来平阳布道。当他抵达瑞安与平阳的交界处，杨作新与自立会的吕信忠等七八人前去迎接；其后又邀请蔡学彰前往内地会教堂布道，并亲自做蔡学彰的翻译，将普通话译为当地土白话。会后，杨作新还带着固执反对自立会的内地会教师林移非拜会了蔡学彰，彼此交流了自立精神。杨作新顶着内地会差会和传教士的压力，一心接纳和推行自立精神的举动感动了蔡学彰，以致蔡学彰事后对他赞叹有加：“内地会教友颇有自立之志，如杨君作新者，更堪钦佩，余故喜而联络之，以冀发达我自立会之目的焉耳。”由此可知蔡学彰对杨作新之欣赏，并期望他能将自立会发扬光大。

二、肩负历史重任

1910年，当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在平阳取得合法地位后，社会各界对其加以肯定、支持和鼓吹，大有星火燎原之势。再加上杨作新在内地会中全力推行自立精神，终使平阳内地会成为内地会温属总会中第一个宣告自治的分会。

早在1885年至1898年，英籍传教士王廉牧师调任平阳，大力扩展教务，教徒扩大到全县各区及泰顺县等地。此后，王廉牧师调任温属总会。1918年，“王廉牧师在温召开五县内地会代表大会，因信徒纷纷要求自立的大势所趋，宣布内地会实行自治，易名为‘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并按立了杨作新为平泰总会(平阳、泰顺两县)首任华人牧师，总堂设在昆阳西门。从此，平阳内地会开始摆脱与差会的关系。”

虽然这次的会议和按立仅仅是将教会的教务转交给中国牧师，教会的教产等还握在外国差会的手里，经济上还需依赖差会的支持。但对于平阳教会来说，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中国基督徒终于有了土生土长的中国牧师，教会教务由外国差会转移到中国牧师手中，中华内地会开始转变为“内地人自治的教会”，从而拉开平阳教会由“差会办教”转型为“自主办教”的序幕。以往教会所有的教务都由差会分配和指派，差会是一切教会事工的调度者，从那以后，作为平阳教会第一位华人牧师，这个重任就落在杨作新肩上了。

自1922年开始，反帝爱国的“非基督教运动”波及全国，基督教被视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锋。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轰动全国的“五卅惨案”，国人反帝爱国运动热情空前高涨。此时在中国教会中，建立一个自治、自养、自传的中国化教会的呼声越发迫切。

1927年2月，“北伐军东路十七军军长曹万顺率部从福建进驻平阳县城，嗣后抵达瑞安，再抵达温州”。因革命军北向过境，加上全国反帝运动的高涨，“平阳内地会信徒认识到中国教会有自治之必要，发动全体信徒脱离西差会的一切关系，断绝和西差会经济上的联系，实行自给，由当时在平阳西门牧会的英籍牧师白德邻立下字据，将教会行政、会产契据均移交华人牧师杨作新管理”，“一切经济开支以实行自养为原则，均由本会信徒乐意捐助，不受西差会分文补助”。

自此，内地会平阳分会的教务、行政、教产等悉数交给杨作新管理，外国传教士在教会中只是协助中国牧师工作，没有任何上下层的附属关系以及任何经济上的牵连，“一切经济开支以实行自养为原则，均由信徒乐意捐助，教牧人员的薪金由全县信徒乐意捐助，每人生活不敷者，均由各教师副业生产收入维持”。教会从此走上了“自治、自养、自传”的道路。

三、维护教会权益

1937年，日军入侵浙江，各地教堂或被占作军用，或被查封，所有宗教活动或加以限制，或强行停办。因战略关系，游击区各县地方之天主堂与基督教堂亦常为县以下行政机构所借用，或驻屯自卫武力。抗战胜利后，外国教会在各地的教堂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被占用的情况，“军政、警宪、团队仍驻屯于各地教堂”，导致教会无法开展正常的事工。这些驻扎于教堂的军队、地方政府或其他组织，除了占用教堂外，搜劫财物的事情也相当普遍。尤其在平阳县，这种情形更加严重。1944年7月8日，平阳县政府呈送一份公函致浙江省主席，内中称，该县天主堂驻军开拔时，“堂内什物洗劫一空，损失达三百万元之谱”。

有鉴于此，1945年11月，平阳等县天主教代表神父张越尘、平阳等县基督教内地会代表牧师杨作新、平阳等县耶稣教自立会代表牧师范廷(浙闽教区总会长)、平阳等县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代表教师张善光等人联名上书浙江省政府主席：“近来各机关、部队仍有不体念教会之尊严，轻视禁令，强占强借，不听劝阻。稍与理论，辄遭辱骂，持枪恫吓，举手打人，种种凶横，殊为侮辱教会。”强烈要求当局政府加以制止。

针对所反映的情况，蒋介石于1945年12月29日电令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凡收复地区所有教会房屋，应一律归还原有教会，如有驻军或机关占用，应限一个月内迁出，不得延误。”由于在侵占教堂、搜刮财物的行为中，军方占了相当部分，因此，军方自然也要做出相应处理。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何应钦于1946年2月签发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电令：“光复区各教堂凡驻扎有军队者，限于一个月迁出。除分电各战区、省府，转饬所属，切实遵办。”中央与省政府凡收到教会方面投诉，都会予以批复，并转饬有关市县政府予以查办。浙江省政府主席于1946年1月11日对杨作新等各教中人士的投诉信上批复：“已分饬平阳、瑞安、泰顺三县查明出示保护矣。”杨作新在教会利益受到损害的危急时刻，勇于通过正常渠道和正确手段来维护教会的利益，争取教会的权益，其胆识与魄力令人敬佩。

1947年，时值杨牧师七十大寿，当时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孙科亲手题匾“福杯满溢”予以祝贺。

四、培养教会人才

杨作新在培养人才方面亦有“特殊的恩赐”，这从他对子女的培养上可见一斑。

杨作新育有四子：杨化信、杨化和、杨化三、杨化释。次子杨化和(又名杨华亭、杨忠)毕业于湖南长沙神学院，后来成为江苏省泰兴市教会的首任牧师，1968年回平阳县西门教堂继承父业，牧养群羊，并且父子牧师都享年94岁，传为美谈。三子杨化三在新中国成立前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成为平阳最早的西医。四子杨化释上个世纪50年代被评为交通部劳模，受到过毛泽东的接见。

不仅如此，杨作新更是教会中的“伯乐”，善于发现和挖掘“千里马”，以培养教牧骨干力量。自1918年接管内地会教务后，杨作新立即着手人才的培养。1919年他选拔青年王雨亭到山东滕县华北神学院深造，王雨亭毕业后转入自立会，在《圣报》上发表过大量文章，成为自立会的得力干将。1927年，王雨亭等人受倪柝声创办的《基督徒报》的影响，从桥墩内地会、自立会中带出30多人在桥墩五岱山新村建立了平阳县第一个“基督徒聚会处”，并使之成为温州地区聚会处的活动中心，联络温州、永嘉、瑞安、泰顺、文成和闽北福鼎等各县聚会处。

1923年，杨作新又选拔青年黄履铨、陈钦法、郑成座、杨华亭、蔡琦、郑慈恩等6人，分别保送他们到湖南长沙神学院和杭州真源神学院学习。毕业后，他们被分配到平阳、苍南、泰顺等县任教师。

1928年，黄履铨、陈钦法、蔡琦等脱离内地会，由内地会布道团转入聚会处工作，成为聚会处的主要负责人。而杨华亭则成为内地会牧师，郑慈恩成为内地会女传道。

杨作新不仅善于培养人才，还敢于启用人才，为他们搭建展示才干的平台。1949年，内地会平泰总会召开年议会，全体代表选举陈知三为平阳县牧师，仇锦耀为泰顺县牧师。杨作新因年老而辞职，遂将平、泰两县所有教务、行政、教产等一并移交给年轻一代的两位接班人。从此，平、泰两县教务分开管理。杨老牧师也从事工第一线退居二线，让出广阔天地由年轻人继续开拓。

五、消除教派隔阂

杨作新一生致力于拆除教派之间的“围墙”，他从不勉强或拉拢人加入内地会；也不阻止人加入其他教派。只要能更好地开展基督的福音事工，他都予以支持。杨作新出身于内地会，但他没有任何教派之间的成见。他与自立会的同工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彼此往来，互相联络；他的次子杨化和是内地会牧师；他的许多学生成才后转入聚会处；他的弟弟杨经庸(又名杨玉珊)是内地会教师，但他的大侄子杨化学(又名杨辅世)却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牧师，二侄子杨化育又是聚会处主要负责人；他的孙子辈的表亲中，金守夫又是自立会的负责人。杨作新的家可说是教派大联盟，但却相处得非常之融洽。

1951年“土改”时，平阳全县教会被关闭。1952年“土改”结束后，部分教堂恢复了聚会。但因特殊的政治因素，教会面临的局势却愈发紧张。1958年，国家将全国“无宗教区”的试点和现场观摩会放在平阳县，全县教会被迫关闭。是年7月，平阳县湖前乡搞了“三献一退(献教堂、献圣经、献宗教用品，退出教会)”的试点，然后从点到面，波及温州，影响全省。原本各自为政的各教派在外部环境的高压下开始暗中寻求联合，德高望重的杨作新老牧师充分发挥他的影响力，多次受聘“在各教派联合的交通聚会上讲道洗礼，每次洗礼都有一百多人”，完全打破以往各教派之间圣工不相往来的陈规。

在“文革”的特殊岁月里，许多教牧同工不敢出来做工，但杨作新不顾年纪老迈与环境恶劣，带领各教派的年轻同工奔赴全县各地开培灵会，并鼓励同工们刚强壮胆，热心服侍。杨老牧师的所作所为，不但为教会走向合一开辟了道路，也为后来的教会复兴打下了基础。作为全县最为德高望重的教牧长辈，他为教会事工尽上自己的毕生精力，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杨作新于1971年端午前蒙召归天，这位神家忠仆在不平常的“文革”岁月里得享天年，因寿数满足而安息主怀，享年94岁。死后葬于麻步新蛘鲤鱼山。他“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这是上帝对他最大的赏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