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慈度

余慈度是最早脱离西方差会经济支持，而完全“凭信心生活”的传道人。她所创办的“查经祈祷处”，即后来的江湾圣经学校，以及每年冬、夏二季的查经培灵会，为中国教会培训出不少称职的传道人。她所结的属灵的果子，在二十世纪中国教会复兴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倪柝声弟兄就是在余慈度于福州举行的一次复兴大会上，因听见她的讲道而悔改信主，并且将自己完全奉献给神的。

余慈度（英文名为Dora Yu）祖籍浙江，祖父是一个笃信孔孟之道、富有而颇具名望的乡绅。其父原为外科医生，曾在清军中任军医，后被太平军俘虏，遂被留在太平军中救死扶伤。太平天国败亡后，余父弃医，入杭州一神学院进修，而后成爲美国长老会的牧师。余慈度日后曾回忆说：“实在感谢神，是祂使我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中，在当中被抚养长大。”父亲的慈爱在她一生中有极大的影响，造就岀她仁爱、谦卑的品格。她心地仁慈，尤其对老人、弱者和穷人特别有爱心。她严肃平实，谦卑诚实，虽有时被人讥笑为不懂世故，她却认为自己只是简单易碎的瓦器，相信神会以圣灵充满并赐予大能。

余慈度于1873年岀生在杭州美国长老会差会的大院里，那时，余父还只是个“见习传道人”。当她二岁半时，父亲被派到杭州附近的一个村庄里作牧师。不久，父亲被调回到杭州市内一所教会事奉。余慈度5岁时，和姐姐一起到长老会所办的儿童日校读书，从那时起，她就已经开始学习祷告，对神怀着一颗单纯的信心。她日后作见证说：“自从我能记事开始，我就每天学习向神祷告。我很少忘记这样做。对我来说，基督乃是一个实在具有位格的神。我的姐姐在夜间常常因为黑暗而害怕，但是我对自己说，既然有耶稣与我同在，我为什么害怕呢？”

1888年，余慈度15嵗时，离家到苏州博习高等医学堂学医，那时她的名字叫俞灵芝。在两年时间内，她的父母相继因病去世。在医学院读书期间，她自己亦经历了痛苦的灵性挣扎。事情发生在1895年的一段时间里，那时她强烈地感觉到自己被定罪的感觉，她说：“……我觉得在我灵魂中，这种可怕的感觉是不可为外人道的。我只觉得我是一个被神定罪的人，我似乎正站在地狱的边缘上，随时都会被推下去似的。”无论白日或黑夜，当她独处之时，常常大声哀哭，恳求神的怜悯，但那种罪恶感仍然挥之不去。这种感觉困扰她两个多星期之久，使她痛苦万分，精神几乎崩溃。最后经过彻底的认罪悔改，心灵向神完全敞开，“一直到两周后的一个晚上，在熄灯之前，神忽然把天向我开启了，并且使我充满了神自己的爱。”那时，她向主大声呼喊说：“主啊，这就是你的爱吗？这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啊！……在那个时候，我虽然没有听见神对我说我一切的罪都已经得到祂的赦免，我却感觉到祂的爱是那样充满了我的心。那些被定罪和恐惧的感觉都顿然消失无踪了。”于是她马上跪在地上，除了向主感谢外，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人的言语是无法表达我内心被充满的喜乐和感激的。”第二天，“似乎整个世界的面貌都改变了，甚至于太阳也照得更为耀眼。”此后有一年半之久，她都生活在那种属天的喜乐中。

余慈度在医学院苦读八年，1896年她和另外一位女学生石 馥梅成爲这所医学院的首届女毕业生，那时她23岁。毕业后，她留在博习女子医学堂妇孺医院服务，有时应邀到监理会所办的女子学校传道。

余慈度曾于1892年订婚，但不久因其性格、信仰和事奉的缘故而解除了婚约，此后终生未嫁。她在信仰上孜孜以求，生活严苛，追求度一种敬虔、圣洁的基督徒生活。

余慈度是中国第一批跨文化宣教士之一，早在1897年10月，她随美国南监理会“妇女海外佈道会”的甘博师母（Mrs. Josephine P. Campbell）去韩国宣教。在医学院读书期间，甘博师母无论在灵性，还是在生活上，都对余慈度关爱有加，两人关系形同母女。在汉城，她和甘师母一面行医，一面向当地妇女传福音，工作卓有成效。1899年4月，因健康原因，余慈度回国就医，最终靠祷告病得医治。1900年1月重返韩国汉城继续其宣教工作，直接参与教育、医务以及传福音等事工。由于教会人数增多，她和甘师母的日常工作量增加了三倍。她协助甘师母创立了“培花学堂”；1901年春，她们又一起建立了“茶洞礼拜堂”（Louisa Walker Chapel），余慈度作为该堂主要传道人有一年半之久。长期劳碌，使她的身体大受亏损；同时她也强烈地感觉到圣灵的催促和带领，终于在1903年10月返 回中国。

当时中国的教会正经历一波接一波的复兴浪潮。余慈度回国后的头四年，只是在江浙一带从事奋兴布道工作。1904年，余慈度放弃行医，开始凭信心全时 间事奉主，她是中国教会最早脱离西方差会金钱供应，而完全凭信心生活的传道人。1907年冬她经历了一次圣灵充满后，便投入到复兴的大潮中去。她把1908 年称为她蒙神呼召的新阶段，她的布道范围遍及南方各省。1909年5月，她出版了中国教会史上最早的一本《奋兴布道诗歌选集》。在1910年代末，中国教会复兴运动形成了“北有丁立美，南有余慈度”的局面。

余慈度作为一个神复兴工作的使者，深知属灵恩赐的重要性，但她注重“神的生命”过于注重“神的恩赐”。她说：“圣灵诸般恩赐是我们事奉神所需要的；但是如果恩赐不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和爱的控制之下，它就可能成为一个危险的东西。许多人因为过于重视恩赐，而使他们在事奉神的功用上受到破坏，正如一只触礁的船一样。”

余慈度讲道和事奉的能力，在于她渴慕追求联于元首基督。她所追求的目标是，要一直活在神的面前，让神来“纯洁我的思想和话语”，这样才能保持“我在神面前的生活和我在人面前的生活的一致”。她在祷告中向神如此祈求：1）求神“一直保守我活在属天的境界里”；2）求神“使我不住地向罪算自己是死的，向神算自己是活的”；3）求神“赐给我顺服的灵，像婴孩般遵从神的旨意”；4）求神“使我常常被神占有，常常考虑到别人的需要”；5）求神“用祂的爱浸透我，好使她能够像神一样去爱人”；6）求神“使我以神的观点去看今世的事物，一直儆醒等候主荣耀的再来”。余慈度在复兴大会上经常引导信徒看见：一个基督徒不仅要常常对付自己以往所犯的罪，更要天天过胜过罪的生活。她虽然是个大有能力的布道家，但她却谦卑、真诚地说：“纵然我在许多事上仍然很幼稚，也很愚昧，但是神竟然用我微弱的见证把祝福赐给祂的子民。”

1909年，余慈度看到日益增 长的教会的需要，自己募款在上海创建了“查经祈祷处”，这实际上是一所圣经学校，其特点就是建立在圣经和祷告的基础上。1916年随着新校舍建成，正式改名为“江湾圣经学校”。1923年，为满足聚会崇拜的需要，伯利恒会堂在校园内落成，著名奋兴布道家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亲临献堂礼并致词。此外，余慈度还在冬、夏两季开办查经培灵会。余慈度的教育和培训事工为许多教会增添了力量，也为中国教会预备了不少领袖 人才，特别是当时普遍缺乏的称职的女传道人。1910年12月，她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佈道协会在汉口召开的大会，并做了妇女工作的专题演讲。

余慈度继续应邀到各地带领奋兴会：1911年在苏州，1912年和1913年在宁波。1919年，余慈度和知名女宣教士安汝慈（Ruth Paxon）一起加入了“中华国内布道团”。共同的追求与事奉，把她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20年，余慈度到福州开奋兴会两个月，为福州教会带来大复兴。 就是在这次奋兴会上，倪柝声的母亲林和平重生得救，不久十七岁的倪柝声也因听了余慈度的讲道而信主，并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基督，并随即到余慈度的圣经学校学 习。可以说，没有余慈度，就没有倪柝声。除倪氏母子外，她还造就、复兴了王载、王峙兄弟等一批年轻人。1924年，美国传教士伍兹师母（Mrs. Henry Woods）联合多位教会人士成 立一个委员会，发起“全球复兴代祷运动”，余慈度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人。在1925年上海教会大复兴中，余慈度和王载配搭同工，使许多冷淡多年的教会得到复兴，成百上千的人在复兴聚会中痛哭流涕，认罪悔改。此外，还有50多位青年信徒决志终生奉献于布道工作，其中包括中外现代著名传道人和教会领袖，如计志文、周志禹、蓝如溪、石美玉、胡遵理，以及赵世光等。

1927年，余慈度应邀赴英国参加着名的“开西大会”（Keswick Convention），并担任主要讲员。由于“开西大会”致力于追求基督徒的圣洁与成圣生活，推动全球的宣教运动，以及恢复基督身体的合一，因此被视为普世教会追求属灵最高境界的象徵。余慈度在演讲中吁请会众警惕新神学的危险，并呼吁西方教会阻止派送新神学派宣教士到中国去。她的发言被刊载在英国著名的教会杂志《亿万华民》（China’s Missions）和《基督徒报》（The Christian）上面。在长期的事工合作中，她与内地会的领袖们也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余慈度于1929年离开英国，经美国返回上海。

多年的劳累奔波，使余慈度积劳成疾，晚年时再不能承担过多的工作。1931年春，当中国新生代布道家从她手中接过宣教薪火，继续传递下去的时候，余慈度终于摆脱多年疾病的缠绕，在上海得享永久安息。她虽然死了，却因信，仍旧说话（参希伯来书11：4）。就在余慈度的安息礼拜上，胡蕴琳——中国教会1930至1940年代女布道家，受感奉献终生给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