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止斋

二十世纪中国监理会华东年议会名牧。先后担任监理会湖州教区的教区长；上海慕尔堂主任牧师、景林堂主任牧师。夫人俞邬静珠，监理会妇女工作先驱和领袖；十二个孩子的母亲。

俞止斋于1875年出生于浙江奉化乡村。父亲在村里开店，但因嗜睹，家道并不丰裕。俞家有五个儿子，俞止斋最小。年少时，他被送往苏州基督教博习书院读书，在接受西式教育的同时，也接受了基督教信仰，成为俞家唯一的基督徒。

邬静珠于1875年出生于浙江奉化一个笃信佛教的家庭，从小缠足。7岁时就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许配给俞止斋。20岁（1895年）时出嫁。由于俞止斋是基督徒，故在结婚时，拒不按中国习俗和新娘子一起拜天地，也不去祭拜祖先。婚后第二年，女儿出生，取名秀钦。

1897年，俞止斋把家眷接到苏州去住。当时他在博习书院既做学生，又兼教师。俞夫人就和书院的女眷们一起参加当地的教会活动，逐渐学会唱赞美诗，明白一些基督教道理。不久，她参加了慕道班，受洗加入教会。在一次奋兴布道大会上，她又有了重生得救的经历。1898年，俞氏夫妇二女儿在博习医院出生，取名秀爱（亦名秀霭）。

1899年，俞止斋转往上海中西书院读书，一家四口搬往上海。1900年，第三个女儿出生，取名秀美。同年，俞止斋毕业后留校任教。这时，著名布道家李叔青应邀到中西书院担任英语教师兼庶务工作。在李叔青的带领下，俞止斋才真正悔改得救，生命发生了改变。1902年，他正式奉献自己成为一个传道人。此时其第四个女儿出生，取名秀丽。

由于家庭人口增多，俞止斋收入微薄，俞师母除忙于家务外，夜晚还要靠装订线装书，或为人洗衣服赚取些收入，以贴补家用。1903年，夫妇俩带着四个女儿回老家探亲，不想却因为他们所生的都是女孩子，反受到祖父的歧视和辱骂。回上海后，他们就同心向神祈求赐他们一个儿子，以免去人对他们的羞辱，并许愿意将儿子献给神。1903年4月，他们果然得了一个儿子。望着墙上“普天同庆”四个大字，俞止斋给儿子起名叫“普庆”。他内心渴望多生几个儿子，直到把这四个字用完为止。不想，他内心的愿望日后竟成为现实。

1904年，俞止斋被派往江苏常州开拓教会，全家搬往常州居住，常州的第一个基督教福音堂就是由他开始的。在1905年的苏州年议会上，李叔青牧师的讲道使俞止斋灵性上再次得到复兴。此后，他在事奉上更加火热，脾气秉性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就在这时，他们第六个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儿，取名秀乐。1906年，七女儿秀恩出生；同年俞止斋奉调到无锡事奉，全家又搬到无锡。当时无锡教会的教友很少，俞师母稍有闲暇，就将新旧约圣经读了一遍，并且能够把圣经的教导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经常用神的话来省察自己。也是从那时起，俞氏夫妇开始注重家庭的宗教生活，带领孩子们读经、祷告、唱诗，在信仰上带领孩子们，使他们从小敬畏神。这个牧师家庭渐渐影响到周围的邻舍，他们愿意与牧师、师母交往。渐渐地，一些青年人也被吸引到教会中来，教会就成了当地人的活动中心。接着，他们又在无锡北门处租了一所经常闹鬼的房屋，建立了教会。

1907年，七女秀恩因病夭折。但很快，“老八”又降生了，是个男孩，取名天庆。1910年夏，就读苏州景海女校的大女儿秀钦不幸染上霍乱，经多方抢救无效而去世。连丧爱女使俞师母痛不欲生，但靠着信仰她都坚强地挺住。她原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因对圣经真理的渴求，她后来不但自己能够读经，还能够讲解圣经，主持聚会，成为教会妇女会的负责人，为许多妇女做了榜样。她有那么多孩子，但都没有影响她事奉主。每天早晚，在孩子们起床前，或就寝后，她都有自己的晨更和晚祷的个人灵修生活，这成为她日常生活和事奉的力量泉源。

因着教会的见证，当地居民对基督教的态度由敌视转为友善。1911年，俞牧师他们竟然能使一所佛教寺庙变为基督教礼拜堂，使之成为敬拜真神的场所。同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成功，满清统治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就在同一天，俞家第三个儿子诞生，取名同庆，隐含着双重意义。

1913年秋，他们第十个孩子出世，是个女孩，取名秀静。1915年秋，俞止斋被年议会派往湖州工作，到达那里第十三天，俞师母就生下第十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叫庆庆，至此，“普天同庆”四个字就齐全了。1917年，俞止斋出任湖州教区的教区长。不久，俞师母也在湖州教区首创妇女布道会。1918年2月，他们第十二个女儿又出世了，取名秀珠。奇巧的是，十二个子女各具不同生肖，也就是说，中国十二生肖被俞家子女占全，这在整个中国也是罕见的事。俞师母就此成为“一打孩子的母亲”。可惜的是，最小女儿秀珠一岁时因病夭折，令全家人痛心不已。俞氏夫妇在湖州整整工作了七年。

1923年，俞止斋被调到上海慕尔堂（今称沐恩堂）担任主任牧师。因该堂是美国堪萨斯城的慕尔先生（Mr. K. P. Moor）于1887年捐资所建，故以其名字命名。俞牧师到任时，安迪生（Rev. Anderson）牧师及夫人已任职于该堂。俞师母则分担妇女的培训和布道工作，她经常走街串巷，探访教友，为他们排忧解难。很快，妇女布道会的人数增加了三倍。不久俞师母被选为全国妇女节制会委员、慕尔堂妇女布道会主席，以及上海地区布道事工书记等职。在她的推动下，1929年，在苏州召开第一次牧师师母会议，监理会各教区、教堂的师母几乎都出席了。聚会内容非常丰富，使师母们大开眼界，并在灵性上得到奋兴。此后，俞师母经常被邀请去带领聚会或演讲。她经历丰富，言语朴实、生动，使许多妇女得到帮助。有一次在谈到“信心”时，她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说：

“许多年前，当我住在无锡时，有一次，俞牧师出去参加年议会，家里只剩下我和几个小孩子。一两天后，有人告诉我，住在邻近的一位曾来参加过慕道班的姓朱的青年突然患了重病。他们曾请了郎中，吃了中药，但病势却越来越重了。这个青年人是朱家唯一对基督教感兴趣的人。他的母亲信佛，拜菩萨，父亲瘫痪在床，还有弟妹等，家庭居住环境较差。当我去他家探望时，只见那青年的母亲哭哭啼啼地坐着，原来患有‘红眼炎症’的她，几乎甚么都看不清楚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到这位青年刚开始要信主，如果有什么不测，他家里人会不会归咎于教会？于是我毅然决然地叫人把病人抬到我家里，让他睡在客厅内由我亲自护理他，因为我深信上帝一定会救他。” “姊妹们，那时我有四个孩子，一个还需要喂奶。我也不大懂得卫生常识，所以除了禁止孩子们与病人接触外，我唯有凭着信心、爱心和祈祷，竟然使这位青年脱离险境逐渐获得痊愈。他的母亲深受感动，教会的名誉也没有损失。后来他们全家归主，这位青年也奉献作了传道。后来他成为常熟教区的主任牧师，一位大有讲道恩赐的牧师。”

俞师母每周都邀请邻近妇女们到她家客厅聚会。其中有一位寡妇，参加数次聚会后表示愿意信主。她有一个患有淋巴腺结核病的五岁大的儿子，孩子的颈上和腋下都是脓包。寡妇渴望地对俞师母说：“我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求主医治我的儿子。”俞师母把孩子带到两所著名的医院去检查，均因病情严重而被拒收。俞师母继续向这位母亲传福音，叫她真正明白真道。不久这位母亲开始认罪：原来她还在拜偶像，而且还和一个男子同居。半年后，英国奋兴布道家威尔克斯到上海景林堂举行布道大会，俞师母带着这位妇人前往参加。讲员的信息深深打动了她，使她真正悔改认罪，并愿意过圣洁的生活。随后她断绝了和那个男人的来往，自己靠缝纫度日。俞师母帮助她到几家做缝纫。每逢礼拜天她不做工，到礼拜堂去听道、读经。俞师母也常买些药物给男孩吃，并和这位母亲一起祷告。奇妙的事终于发生了：孩子身上的脓包一个个地好了，结痂了，不久完全康复。随后，俞师母为他找了一个基督教孤儿院，送他到那里读书。读完书后，介绍他到一个制作皮鞋的店里当学徒。后来这位青年发展出自己的企业，结了婚，夫妇俩都成了慕尔堂的教友。此外，在俞家做过帮佣的佣人先后有九人，都在俞师母的感召下，成为基督徒，并且她们还热心向别人传福音，使一个有多年毒瘾的青年人戒掉了鸦片。

俞止斋到慕尔堂后不久，即着手新慕尔堂的建筑工程。1931年3月，位于西藏中路的新慕尔堂落成。这所教堂是一位著名的比利时建筑师设计的。1932年1月，日军袭击上海，许多难民涌入公共租界，慕尔堂成了难民的避难所，从教堂到办公室都住满了人。俞氏夫妇总是在最有需要的地方出现，为生病的人祷告，安慰伤心者，鼓励在忧患中的人们。俞止斋特意邀请著名布道家在圣堂中举行布道会，还设立了查经班和识字班等，为难民带来平安和盼望。

1932年秋季，俞止斋奉调到虹口区景林堂担任主任牧师。该堂前身是中西书院，为纪念该书院创办人林乐知，新建的礼拜堂被命名为景林堂。在慕尔堂落成之前，该堂是上海最大的礼拜堂，宋老太太和蒋介石都是该堂教友。

俞家孩子虽多，但他们在基督教家庭和教会环境中长大，父母亲的信仰和品行深深影响着他们。俞氏夫妇，特别是俞师母，每天除忙于教会工作外，还要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起居，关心自己孩子灵命的成长。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基督化教育，使孩子们个个品学兼优。1917年，二女儿秀爱从苏州景海女校毕业，留校任教一年。因其成绩斐然，1918年，校方派送她去美国留学。在美三年，先入堪萨斯州的Scarrit圣经学院学习，然后在田纳西州Nashiville的George Peabody师范大学学习，获得学士学位。读书期间，认识了在俄亥俄州大学攻读陶艺学的凌其峻先生。1921年，秀爱完成学业回国，次年凌其峻也回到上海。征得双方老人同意后，二人举行了订婚仪式。之后，秀爱回到自己的母校——景海女校任教。1924年，秀爱和凌其峻在慕尔堂举行了婚礼，组成了基督化家庭。除教养子女和热心教会工作外，秀爱后来还担任了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会长之职。

三女儿秀美于1920年从湖群女中毕业后，成为教师。1928年5月，秀美与毕业于湖南湘雅医学院的姚克方先生结婚。不幸的是，因肺结核，她于1930年7月而去世。临死前，她非常平安，叫大家不要忧伤，因她知道自己要归回天家。

1923年，四女儿秀丽从湖州湖群女中毕业后，成为教师。她聪慧、稳重，工作勤恳，很得众人喜爱。后为监理会年议会所派，到常熟教会做妇女工作，非常出色。七年后，她应聘到慕尔堂主管宗教教育工作。不久赴燕京大学神学系进修一年，再被慕尔堂送往美国Scarrit College（她二姐的母校）深造。1939年完成学士学位后回国，仍在慕尔堂服务。1941年3月，中国的卫斯理宗在上海召开大会，商讨合并事宜。来自美以美会、监理会和美普会的代表都出席了会议，最后决定采用“卫理公会”这个名称，并选举出三位会督，其中两位是中国人：江长川和陈文渊；一位是西人黄安素会督。原来的妇女布道会改为妇女服务会，俞秀丽出任联络书记之职。

长子普庆入读东吴大学，擅长吹号。毕业后在湖州东吴三中任教。1933年，时任仁立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的长子普庆结婚，新娘是一个第三代基督徒，中西女校的毕业生，擅长弹钢琴。一年后，第一个孙女“哈拿”诞生。

1927年，六女儿秀乐高中毕业后，在慕尔堂社交部工作。1928年，她与东吴大学体育系的梁官松先生结婚。

1938年，次子天庆与复旦大学毕业的杨贞女士结婚。杨贞也是基督徒，又是四女儿秀丽的好友。当今中国著名小提琴家俞丽拿女士就是俞天庆和杨贞的女儿。

同年，时任职于天津仁立公司的三子同庆，在回家探亲时，也与李璐珊女士结婚。她也是个基督徒，X光技术员。幼子庆庆于抗战时期随上海医学院迁往内地，在四川成都重建的医学院里担任医师。

1937年6月，俞家最小女儿秀静结婚。她从中西女校毕业后在一家银行作职员，性情温和，举止端庄。夫婿谢少文是全国基督教青年会编辑部主任谢洪赉的二儿子，曾在哈佛大学读书，时任北京协和医院细菌科主任、医师。

俞师母有这么多孩子，还先后收养、收留过四个男女青少年，视他们为己出，将他们养育成人，使他们成为基督徒，接受教育，有的还做了传道人和教会领袖。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变”后，日军开进上海英法租界，几乎所有的基督教教堂都被日军所占用。在整个抗战期间，俞家先后搬过十次家。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们仍搬回景林堂牧师住宅居住。紧接着他们就四处探访教友，使教会生活又恢复正常。

1942年是俞止斋牧师献身事奉四十周年，此时夫妇俩皆已67岁。虽然已到退休年龄，但他们仍然坚持工作，探访教友，安慰、帮助有病和软弱的人。经过多年的磨砺，夫妇俩已成为互相了解、体贴、相爱的模范夫妻。1945年冬，儿女们在上海南京路为两位老人家举行了“金婚纪念”庆典，证婚人是竺规身牧师。俞牧师在答谢时见证了神的恩典：“我们两人离开了家乡，五十年来一直蒙主引领。祂赐给我们子女十二名，并且有了第三代。我俩定要继续为主努力作工，要称谢天上的父神，因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俞止斋在景林堂事奉直到1953年78岁时才退休，刚好是他奉献做传道50周年。那时他们的外孙梁林开（六女儿秀乐之子）已继承他们的事业，奉献自己作主圣工。梁林开后来成为香港地区教会名牧，曾先后担任过三届香港循道卫理联合教会会长。

1960年4月，俞师母走完她在世85年的路程，安返天家。俞止斋为她在上海殡仪馆举行了庄严隆重的葬礼。两年后，俞止斋也歇了世上的劳苦，永享安息，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