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辅民

中国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Hudson Taylor）说过一句名言，华人基督徒可谓无人不晓：“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但还有一位完全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西教士——翟辅民（Robert Alexander Jaffray），同样说过一句感人的名言，华人基督徒不应不晓：“若是神让我选择的话，我宁愿做中国人。我现在是英国人（祖籍），那不是我的错，乃是神的旨意”。

一、早期背景

翟辅民的祖父母是苏格兰人，勤劳朴实，以务农为业，也是信仰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共育有七子二女，其中之一即翟辅民的父亲。翟父自幼胸怀大志，20岁时（1852年）即告别家乡，只身远渡重洋，前往新大陆加拿大谋求机会与发展。经多年打拼，家道渐丰，于中年时买下《多伦多环球报》，成为一个出版商，该报后来成为多伦多最大的报纸。

翟辅民于1873年12月16日出生在多伦多，是家中第二个孩子。父亲终日忙于商务，对信仰并不十分热衷；而母亲则是一个敬虔爱主的基督徒，在信仰方面对翟辅民的影响很大。因此，翟辅民从小就养成了清晨祈祷和读圣经的习惯。自年少时起，他就努力追求灵命长进，热心参与教会活动与事奉。16岁时，翟辅民在主日学老师安妮•高婉丝（Annie H. Gowans）小姐的带领下决志信主。此后，他在信仰上从安妮老师得到不少帮助。 

1893年，美国着名布道家宣信博士，发起了对外差传福音运动。他亲自组织建立起宣道会，四处讲道、演说，呼吁有志青年基督徒预备好自己，随时听候神的呼召与差遣，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当时年届20岁的翟辅民，在宣信博士主领的宣教大会上，决定献身前往中国宣教，并矢志终其一生向华人传福音。当然在做出这样大的决定之时，翟辅民并非毫无挣扎。正相反，他曾经找出许多理由与神争辩，说自己没有特别的恩赐与能力，又缺少装备等等，其内心剧烈的挣扎曾使他苦不堪言。最后，他终于降服下来，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就把自己的身与心完全交托给那向他显示异象的主，并且要到当时社会混乱，经济落后，政局动荡的中国去传福音。这个消息像炸弹般地投入他的家，引起轰然巨响。他的父兄皆强烈反对他的这一决定，甚至声言要与他断绝关系。但翟辅民不为所动，一心顺服神的呼召。翟父爱子心切，也只好让步，冀望儿子吃尽苦头后，倦鸟知还。就这样，翟辅民前往纽约，入读宣信博士所创办的圣经学院（即今之奈亚宣道会神学院，Nyack Alliance Theological Seminary），接受训练与装备三年之久。1896年1月20日翟辅民由宣信博士按立为牧师，同年毕业之后，随即被差往中国广西宣教，成为宣道会首批四位入华宣教士之一。其中还有日后成为着名宣教士的高乐弼医生（Dr. Robert H. Glover）。

二、广西梧州岁月

抵华后不久，翟辅民奉派前往广西藤县，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学习当地语言；同时跟随高乐弼医生作宣教体验。1898年，翟辅民转往梧州，正式开始他的宣教生涯。梧州地处两广交界，当时是广西的门户，为一通商大埠。这里后来成为华南宣道会的大本营，广西宣道会的总部长期设在这里。翟辅民很快就能够讲一口流利的粤语，且能以中文写作。他经常亲自到乡间露天布道，派发福音单张，不失时机地在各处开设布道所或建立教会，又开办研经班等以造就信徒，大力推动华人归主运动。1899年，翟辅民在梧州协助高乐弼医生创办了建道圣经学院（今香港建道神学院）。

正当各项宣教事工开展之际，在中国不幸爆发了“义和团之乱”。1900年对西方差会和宣教士而言是灾难性的一年，宣道会共有36人殉道，仅次于内地会的79人。为避拳乱，建道圣经学院师生和一些平信徒逃往澳门。就在这一年，翟辅民与一位比他早两年抵华的宣道会女宣教士杜娜（Minnie Donner）小姐结婚，从此得到一位生活与事工上的良伴。婚后翟师母大多留守梧州，一方面协助丈夫打理日益增多的各项事工，另一方面也帮助他在梧州教会的发展。他们唯一的女儿萃珍（Margaret）也出生在梧州。

梧州圣经学校创办之初，翟辅民即在该校任教，高乐弼出任校长。1901年高乐弼回国后不久，翟辅民接任建道圣经学院院长之职（1902-1904）。这是他首次担当宣教领袖之角色；后于1912至1917年他曾再次出掌建道神学院校政。在任期间，他将其他工作转交别人，自己专心致力于神学教育。

由于翟辅民年轻时曾在父亲经办的报馆任过职，故有文字出版工作之经验。1911年，他在梧州创办了“宣道书局”（South China Alliance Press，今香港宣道出版社之前身），印刷及经销中文福音书籍与单张。再于1913年创刊《圣经报》（Bible Magazine），自任编辑。《圣经报》最初试以粤语出版，后来改用文言和官话两种版本同时出版。“五四运动”后，《圣经报》亦改为白话文。内容除释解经外，还包括宣教、护教和造就信徒等。《圣经报》全盛时期，销及全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甚至到欧美城镇。它不但造就了千万华人信徒，亦为各地华人传道人提供了讲道资料。这种以文字布道，栽培造就信徒灵命的方式，对后世教会的影响深远。此外，翟辅民还定期寄发给海外教会一份英文刊物《华南宣道消息》（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以作推广及宣传之用。对翟辅民来讲，这些教学及文字工作经验，都成为其日后在安南（今越南）以及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尼）宣教事工模式的先声。

翟辅民的另一贡献是他于1922年偕同几位牧师发起了一个定期举办的“省港培灵会”，后来该会演变为香港每年举办的“港九培灵研经大会”，迄今已举办70多届，对华南教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24年，翟辅民与另外三位不同差会的西方宣教士，被广西山贼绑掳多日。期间他不但不屈从于绑匪的巨额勒索，反而寻找机会向他们传福音，最终得以脱险。这次苦难的经历，帮助他日后智慧地应对四位华人牧师被掳百多日的危机。[1]

宣道会在广西的工作发展迅速，到1925年时，在广西境内已有77个堂会，福音也已传入少数民族中间，福音事工范围甚至远及越南。翟辅民此时除担任建道圣经学院监督之职外，还兼任广西宣道会联会主席。

三、南洋宣教

随着宣教事工的外展，翟辅民越加看到东南亚和南洋地区，尤其是越南和印尼等地的福音需要。早在1898年，翟辅民经由广西西陲进入法属殖民地安南（今越南），寻找新到宣教机会，以开拓新的宣教工场。1911年，他再次前往安南考察。在他的影响和领导下，五年后在那里正式开辟出一片新天地。1913年，翟辅民在安南设立了“宣道书局”；1916年，他被宣道会总会委任为安南新宣教区的监督，同年，建立了第一间基督教会；1918年他又创办了一所圣经学校。1920年，翟辅民被推举为华南宣教区的主席，并于1922年将宣教事工推展到今日的柬埔寨。

在南洋众多国家中，当时最吸引翟辅民的是荷属东印度群岛。这是南洋最大的国家，大小岛屿3,000多个，当时人口7,000多万人，其中华侨就占300万。在许多城市里有成千上万华侨，但他们从未听到过福音。到1927年底，翟辅民在中国宣教已达30年，在越南的工作也已经开展了十余年。此时他也已清楚知道神要他到南洋去，为此他搜集了相当多的有关南洋的资料，为开辟南洋宣教工场做准备。

时任广西宣道会联会主席的翟辅民，经常鼓励中国同工们要认定差传工作并非西方人所专有，华人教会亦当尽力参与。他以使徒行传第八章26节勉励大家说：“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利说，起来，向南走。”为进一步明确“南洋宣教”的异象，1928年1月，翟辅民离开中国，只身前往南洋考察。同年又先后差遣建道圣经学院院长黄原素和赵柳塘牧师到南洋考察及布道；稍后又有王载、朱醒魂、林证耶和练光临等牧师前往。经过祷告与交通，他们对南洋宣教同有感动和负担，并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应有一个华人自己的差传组织。为此他们成立了筹委会，于1929年3月在香港召开会议，草拟简章，组建了“南洋布道团”，稍后改称为“中华国外布道团”（Chinese Foreign Missionary Union）；推选王载为主席，翟辅民为副主席兼司库；布道团总部设在广西梧州。“中华国外布道团”是华人教会第一个向海外宣教的差会，成立后随即差派朱醒魂、林证耶和练光临等人前往荷属东印度群岛和婆罗洲向当地华人和土人宣教，这是华人教会海外差传事工之始。

翟辅民是一个识才、赏才、用才的谦谦君子，也是一个聪明、幽默、善于鼓励人的领袖。在林证耶为他写的传记里，记述了他在中国第一批宣教士差遣礼上所讲的几句话：“他（翟辅民）煞像一个拆字先生，站在会众面前说：‘今日被差出去的两位弟兄，一名证耶，这是告诉我们，他们被派出去到底目的是什么。另一位名光临（练光临），那是当然的，在什么地方见证了耶稣，真光就临到那里了。’随后他还补充一句说：‘我的名字叫辅民，这说明了我的后方工作任务，就是辅助上主的人民，差派他们出去传福音救灵魂。’他的话引动得全堂的人都笑起来。”[2]

中华国外布道团的创立，体现了翟辅民“本地化”的宣教理念。他一贯主张中国乃至南洋华人的福音事工应由华人同工负责，而西方传教士只应从旁协助。这一策略使华南和南洋地区的宣教工作走上本色化的道路。事实也证明了翟辅民的远见卓识。到1941年，也就是“中华国外布道团”成立13年后，该团队的中国同工已经发展到20人；还有140位本地同工，分散在全印尼、新几内亚及附近的国家和岛屿，服务于139个福音基地和14所圣经学校中。

为了文字出版事工，为了拓展华南和南洋的宣教工作，翟辅民从不吝惜自己的钱财，常常自己“掏腰包”。他将父亲去世留给他的遗产和自己的存款，几乎全部用在宣教需要上。为了专心而有效地推展南洋新工场的宣教事工，翟辅民于1930年辞去了担任30年之久的华南区主席一职，此时他已届57岁。他的妻子和女儿一直居住生活在梧州，直到1931年，翟辅民全家才移居到印尼苏拉威西岛（Sulawesi）的望加锡（Makassar）。

翟辅民不断拓展宣道会在远东的工场，他先以望加锡为基地，与中、西宣教士同心协力，把事工由望加锡东延至婆罗洲和马来半岛，以及荷属新几内亚（Dutch New Guinea，今之西伊利安 [Irian Jaya]）。在宣教策略方面，他则按照先前在广西和越南的模式，在这些新的宣教工场上建立教会、圣经学校和文字出版社。同时他也帮助当地同工建立差传机构，在国内和国外宣教，建立教会。

翟辅民自幼体弱多病，曾患有心脏病，糖尿病亦苦缠终生。他的学生林证耶为他撰写传记时写道：“他的糖尿病直到成年后仍存在。在这疾病期间，他不能不限制自己的饮食，……使他不能远行，以致不能在工作上多所活动。但他却不甘于长期伏在疾病之下，他要与疾病斗争。”翟辅民意志刚强，生活自律，故工作起来精力充沛。他每日早上四点钟就起床，读经祷告后便奋笔疾书，然后才去梳洗用餐；到七时半时，已经在办公室里准备上课或处理宣教事务了。与翟辅民同期的宣道会同仁陶恕（A. W. Tozer）如此记述道：“每天当其年轻的僕人送早餐到他房间时，总会看到散放在床上的圣经、注释书和字典，还有一大堆已经写好可以付印的稿纸。”[3]由此足见这位宣教勇士的毅力与勤奋。

四、为主殉道

1941年12月太平战争爆发时，翟辅民一家正在菲律宾的碧瑶度假，他放弃了跟随美侨撤退回国的机会，直接返回印尼与众宣教同工共渡时艰。1942年，翟辅民一家三口被占领印尼的日军逮捕，与其他西教士一起被集中关押起来。初时，翟辅民和妻女尚被关在一起，当男女分营时，他和妻女便告永别。之后三年半时间里，翟辅民辗转被囚于不同的日军集中营中受苦，最后于1945年7 月29日大雨滂沱的夜晚，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前夕，翟辅民病逝于集中营内，终年72岁。战争结束后，翟师母和女儿翟萃珍回到美国居住。翟萃珍生长于广西，能讲一口流利的粤语。故当母亲去世后，她继承父志，再次远赴远东宣教。

五、未尽的话

翟辅民是一位具有异象、有远见、有清晰目标、坚忍而忠心的宣教领袖，一生为神的国度委身和贡献华人群体。他顺服圣灵带领，终身以传福音为己任，矢志将福音传到未得之地，接触福音未达之民，这是他不断拓展新工场的动力。神又赋予他先见之能，开拓许多当时福音似乎无法达到之地，成为日后宣教士的榜样。他的生命与见证，鼓励了更多的人投入到宣教行列中去。

在宣教策略上，他独具慧眼，注重教会成长及培训教会领袖的方向。他发掘出不少华人及印尼人牧者，并跟这些当地教会领袖合作，建立圣经学校、差会及推行栽培信徒的聚会；本色化及伙伴合作的工作果效，至今仍然影响着港、越、印三地的华人宣道会。 

由于翟辅民年轻时曾协助父亲经营报业，故他深知报章传媒的影响力。多年来他自写、自编、自印发行中文属灵书刊，为广大华人教会牧者和信徒供应灵粮。他也善用现代科技于宣教，如在1938年间，为了便于在印尼宣教，以及加强各地宣教工场之间的联系，他特地购置了一架水上飞机，堪称为开创之举。

翟辅民在宣教工场上的领导才华，更成为现代教牧及宣教士的楷模。现时香港的建道神学院和宣道出版社、越南的华人宣道会、印尼的翟辅民圣经学校，以及在印尼已易名的前华人宣道会，无不标示着这位宣教伟人所作的工。宣道会百周年史的主编尼克劳斯（Robert L. Niklaus）将翟辅民的名字与近代基督教史上重要宣教勇士并列。他如此写道：“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是现代宣教先驱者，其后也有前往印度的亨利马丁（Henry Martyn）、前往中国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戴德生（Hudson Taylor）、前往缅甸的耶德逊（Adoniram Judson）；稍后也有前往华南、印支半岛和印尼的翟辅民。”[4]

陶恕博士在为翟辅民撰写传记时，也如此写道：“翟辅民已离开我们，他的名字不再出现在宣道会宣教士名单上；对于那些努力为迎接再来的王而作出普世宣教计划的人，不再听到他那极富挑战性的言词。但他手所作的工，仍然屹立在三个宣教工场上，标示着他的忠心、爱心和献身。”[5]

综观翟辅民一生，他不因体弱多病而不前，也不因出身优越、见多识广而骄傲，更不因强强悍绑匪在前而怯懦，或为欠缺后援而退却。他只因基督之爱的激励，真诚热爱华人，服务华人，最后献上了自己的生命，实为杰出的宣教领袖和忠心勇敢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