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诚

一、早年经历

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字实斋。1654年6月11日出生于法国的凡尔登（Verdun），其父热尔比雍·德·比兹曾任国王参事、凡尔登法官和市政长官等职；其兄为洛林最高法院律师。1670年10月，张诚进入南锡耶稣会初学院修读。随后，在蓬塔穆松研读哲学，并先后在肖蒙、第戎、桑斯、梅斯等地教授数学和中学五年级修辞语法学。1681年在蓬塔穆松研读神学；1682年12月16日在上莱茵省的莫尔申姆晋铎。他在数学方面的天赋尤为突出，曾先后被授予“国王数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等荣衔。1685年，张诚膺选路易十四派往暹罗（即泰国）和中华帝国的6位耶稣会数学家之一。

二、出行东方

出行前，巴黎科学院按照国王的命令，为6位耶稣会士配备了完善的科学仪器，以便日后进行科学观察与研究。国王还下令为他们准备一些画有卢浮宫、凡尔赛、圣·日尔曼的铜版画以及数部装帧精美的图书，作为呈献给康熙皇帝的礼物。

1685年3月3日，法国使团在布雷斯特港口搭乘“麻雀号”军舰启程，同行使团成员包括肖蒙骑士（Chevalier de Chaumont）、福尔班伯爵（Comte de Forbin），以及6位耶稣会士数学家——神父居伊·塔夏尔（Ta Xiaer）、刘应（Claude de Visdelou）、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李明（Louis Lecomte）、白晋(Joachim Bouvet)和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等人。此行政治目的是为回应暹罗派驻巴黎使臣的外交往来。1685年5月31日，舰船绕过好望角；9月22日抵达暹罗沙洲入口。途中张诚写下了长达242页的旅行报告（现藏于曼谷金刚智国家图书馆）。

1685年12月10日，肖蒙以路易十四使臣的身份与暹罗宰相康斯坦茨·弗尔孔在暹罗签订了一个条约（其中5条涉及天主教自由传教及保护传教士）。弗尔孔宰相想把张诚也留在暹罗，但张诚认为自己此行的目的是远赴缺少传教士的中国传播福音，因此他不愿留在较为舒适的暹罗，而宁愿到中国的一个行省去，甚至愿意为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忍受苦难。

三、身为帝师

1687年6月19日，张诚和他的同伴们从暹罗出发，登上一艘开往宁波的中国帆船，于7月23日船抵达宁波港。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6月2日到达北京，适逢南怀仁已于前不久逝世。自16世纪中叶天主教耶稣会士入华之后，在明、清两朝中，耶稣会士在天文、地理、历法及外交等领域贡献殊巨。利玛窦（Matteo Ricci）为天主教在华事业奠下了美好根基，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和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曾先后担任清廷的钦天监监正。康熙皇帝召见了张诚和白晋等人，并留他们在北京为其讲授西方科学。从1688年到1707年计19个春秋，张诚作为康熙皇帝的御前教官，悉心传授数学、几何、天文、地理、哲学等西方知识，并借康熙生病养病之机讲授西方病理学、解剖学等医学知识。

四、外交斡旋

17世纪末叶，俄国人加紧了对东西伯利亚的征服。为了巩固这些被征服地区，他们在中国和北西伯利亚游牧民族之间的边境线上构筑堡垒。因此，满洲人和喀尔喀人都感到了俄国人的威胁。俄国大使戈洛文（Golovine）于1687年到达色愣格斯克，以着手与中国皇帝进行和平谈判。中国使团因北部蒙古瓦剌部与清朝之间的战争而路途受阻，无法到达谈判地点，最后康熙皇帝选择了尼布楚作为新谈判地点。

由于康熙皇帝选派的谈判代表无一人懂外文，而俄方代表既不懂汉语又不懂满语，于是皇帝要求在宫廷中服务的传教士在谈判期间担任翻译。起初，康熙皇帝选中了徐日昇（Thomas Pereira），并请他找一位助手。由于张诚品质杰出，被徐日昇选为助手参与中俄谈判。为便于前往尼布楚谈判，康熙赐予徐日昇和张诚三品顶戴。俄国谈判代表懂得拉丁文，徐日昇和张诚当然也懂得。这两位耶稣会士的角色已经超出了单纯翻译的范畴，事实上皇帝颁布谕旨是针对这两位调停人，而不是针对正式谈判代表。康熙皇帝宣布：“我赋予你们和你们所随同的大员们同等的尊荣，以协商这一重要事务。”徐日昇和张诚具有谈判意识，而俄国人和中国人考虑问题的方式则完全不同，同时，双方对国际法和国家法知之甚少。中国人视俄国人为蛮夷，并视自己所有的邻国为附庸。徐日昇和张诚既清楚知道可能做些什么，又完全了解真实情况，知道俄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分歧，也觉察到俄国人的领土野心远远超出了合理的范围。

1689年6月13日中国代表团启程前往尼布楚。行前，康熙皇帝召见徐日昇和张诚，赐给他们每人一件绣有巨大金龙的丝绸黄马褂，后来又赐给他们两副上面铺着绣有金龙的丝绸悬垂布垫的马鞍，以及两件金丝制的、有裘皮衬里的袍子。7月31日中国使团到达尼布楚要塞，同时有挂着燕尾旗和军旗的小船船队沿河运兵运粮而来汇合，还运来3000多匹骆驼和1.5万匹马。沙皇代表只带着500士兵，面对中国人备有40门大炮的90条船只感到恐惧。康熙皇帝早已为谈判设定了前提条件，即阿尔巴津（中文称之为雅克萨）城必须归还中国，但俄国人不愿让步，以致谈判僵持数日。最后，只有张诚一人奉命出使俄国军营，并成功地确定了两国的边界。双方代表在两份拉丁文正式文本上签字加印。一个拉丁文正式版本被交给俄国人保存（现藏于俄国的档案馆中），它同时刊布于《俄中边界条约集》中。两份文本的条约内容完全相同，只是人名和称谓的次序有异。在交给中国人的拉丁文本中，中国皇帝及其钦差大臣的名字置于首位；而在俄国人所持的拉丁文本中，沙皇及其大使的名字则置于首位。俄国代表将其所写的俄文本交给中国人，中国代表将其所写的满文本交给俄国人。

1689年9月6日，签字现场彩旗飘扬、礼服鲜艳、战马霍霍，签字仪式庄重气派；两国代表互致敬意，互送礼品。9月9日中国人启程回京，10月18日，他们返回北京，康熙重赏了两位神父。

五、科技贡献

（一）引入先进的数学成果

在康熙统治年间，科学技术发展活跃，并取得多方面的成果。满文译著《几何原本》就是在康熙皇帝的指示下，由张诚、白晋等人完成的。

1689年，康熙皇帝“召徐日升，张诚、自晋、安多等至内廷。谕以后每日轮班至养心殿，以满语授讲量法等面示。” 传教士们为康熙讲授《欧几里德几何学》，即《几何原本》。《几何原本》共计15卷，早在明朝徐光启与利玛窦曾合作翻译前6卷为汉语，在清朝张诚等又将这前6卷翻译成了满文。此书的后9卷后来由清末数学家李善兰与英国人佛列亚利合作翻译。张诚在清朝宫廷任职期间，还将法国数学家巴蒂的专著《应用理论几何》译成满文。现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满汉文译本《几何原本》七卷，附《算法原本》一卷，即张诚在1690年的译稿。西方传教士通过自己的学识所取得的汉译、满译《几何原本》等重大成果，是中国近代学术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康熙皇帝的支持下，中国数学家在1690年至1721年间，在数学上做了一项奠基性的工作，即由梅珏等人在汇集张诚、白晋等人译稿的基础上，编成了一部介绍西方数学知识的百科全书——《数理精蕴》。这部书对当时引进的西方数学知识进行了有条理的编排及系统的介绍，并同中国古代数学进行了比较性的研究。在当时的条件下，实为罕见的巨大工程。此书达到了“实为从古未有之书，虽专门名家，未能窥高深于万一也。”此书完成后以“康熙御制”的名义，颁行全国，广为留传，影响深远。

（二）测绘全国舆图

明清时期的耶稣会士在中国的科学技术活动有两项大的集体工程，一是明末的修历，再就是康熙乾隆年间的测绘全国地图。当时，参加测绘全国舆图的西洋传教士共10人，除一奥地利人和一葡萄牙人外，其余8人均是法国人。他们大多学有专长，在天文、地理、数学、生物、机械、建筑等诸方面的研究上颇有建树，而且得益于法国政府的按年资助，因此活动资金也相当雄厚。

由于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1689年，张诚抓住中俄尼布楚边界谈判需要地图的机会，把早已绘好的亚洲地图进呈康熙皇帝，并指图说明中国的东北部分因地理知识缺乏，无法绘制，建议康熙皇帝组织一次全国范围的地积总测量。远见卓识的康熙皇帝虑及绘制各省及全国地图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有较大现实意义，心有灵犀，鉴于中国旧地图原测量既不精确，又无尺寸比例等标准，确实不再适用了。应张诚等法国传教士的请求和建议，康熙皇帝决意绘制全国及分省地图，于1707年12月开始测绘，先请张诚现实试测绘制出一幅北京及直隶省区地图。康熙皇帝看到了新测绘图远精于旧地图，君颜大悦。此后，传教士们兵分多路，前往关内各地测绘地图。于1718年，由法国传教士杜德美（Petrus Jartoux）最终完成全国地图。后来，又由两位学过西方数字及测量的喇嘛测绘西藏地图，经雷孝思（Jean Baptiste Regis）、杜德美审定，绘制成新地图集，含关内十五省、“满洲”、西藏等地分图，共计32幅新地图，汇称《皇舆全览图》。康熙皇帝满意地说：“朕费30余年心力，始得告成。”

六、传教之贡献

1692年3月22日，应钦天监副监安多神父（Antoine Thomas）的奏请，亦为感谢耶稣会传教士为中华帝国所作的贡献，康熙皇帝颁布准许传教士自由传教的宽容谕旨。

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康熙罹患疟疾,高烧不退,太医束手无策,张诚和白晋献上金鸡纳霜,也就是奎宁，皇帝一服即愈,大悦,遂赐张诚住宅(前辅政大臣苏克隆哈旧府),并赐地建筑天主教堂一所,康熙皇帝亲题“万有真原”匾额。这座教堂就是当时北京仅有的三座天主堂之一的北堂（即西什库天主堂）。徐宗泽所编之书云:“北平西什库之圣堂,康熙帝感公德乃赐地而建筑者。”该教堂于1703年落成,张诚作为天主教的神父，时常在此新堂里宣讲教理,又为教友们谆谆教导各人应尽的本分。同时，他还积极协助推动各地主教、神父的工作。此一教堂的建立,拓展了法国耶稣会在华的生存空间。1699年，张诚被任命为北京耶稣会会院院长；1700年11月30日又被任命为法国耶稣会在华传教团体的第一任总会长。

七、著述、日记与书信

张诚一生著述颇多，编译出《几何原理》、《几何学》、《哲学原理》等数学专著；且著有《满文字典》（四卷）。张诚还将法国数学家巴蒂的专著《应用理论几何》译成满文；现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满汉文译本《几何原本》七卷，附《算法原本》一卷，即张诚在1690年的译稿。

张诚前后共有八次旅行蒙古地区：前两次旅行是为谈判签立条约；第三次和第八次主要是关乎喀尔喀部的；第四次和第五次旅行是随同康熙皇帝以东蒙古为目的地所作的旅行；第六次和第七次旅行则以鄂尔多斯为目的地。张诚的旅行日记是大量的写实日记，其翔实、具体、丰富、真实的内容，揭示了中国清朝北方的人文景观与历史风貌，具有突出的考古意义和科研价值。其中既有涉及旅行沿途的草地、沙漠、树林城市等地理环境的真实记载，又有谈及那时代的政治﹑军事和外交等活动。

此外张诚的书信数量甚丰，多藏于法国、暹罗等地的图书馆中，富于研究价值。

八、“礼仪之争”之悲剧

在发生于18世纪之交的康熙皇帝与罗马教廷之间关于中国祀孔祭祖的“礼仪之争”中，张诚力主维护中国尊孔祭祖的传统，坚守“利玛窦规矩”。同时他竭尽心力进行调停，却未获成功。一方面，他极力向康熙皇帝引荐罗马教廷特使铎罗主教，并为之辩护，却引起康熙皇帝的不满；另一方面，罗马教皇也认为张诚对中国皇帝过于温和，过于阿谀逢迎。结果他一切艰辛努力皆付诸东流。

1707年3月25日（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二月二十二日），张诚因病在京辞世，享年仅53岁。康熙对张诚的葬礼没有任何正式的表示。张诚的遗体被葬于北京阜成门外；1735年（雍正十三年）迁葬于正福寺。张诚毕其生为中国的政治、外交、地理、天文、气象、数学等领域的进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