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生

张永生骑自行车经过多日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被称为“鸡鸣狗叫听三省”的大别山深处，福音未得之地的安徽省，金寨县最偏远的西河乡。好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个清楚的呼召一直在他的心中召唤，要他到大山的深处，向那些祖祖辈辈未曾离开过大山的山民传讲福音。这呼唤就像当年马其顿对保罗的呼声一般，清晰而诚恳。数天来，年过五旬的张永生骑着他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夹着那打着一个个补丁的手提包，里面装着他那套蓝色粗布外衣，和那本已经读过了十数遍的早已陈旧破损的繁体字《新旧约全书》。从家里出发，经过槐树湾、响山寺、古碑、七岭、丁埠、斑竹园、沙河等地，随走随传，经过了近二周的时间，餐风露宿，走过乡村街道、淌过溪水小河、阡陌小径和农村机耕路、再走过一段段漫无人烟的荒山野岭，在那个黎明后，张永生终于达到了他本次的最重要的一个福音小站：西河。这个小村平时鲜有外人来过，就连当年那些置生命于度外的外国传教士们，虽然走过了大别山外的每一个城镇和村庄，却从未涉足过大别山的心脏。

这时一群山妇刚刚在自己的家里吃过早餐，提着洗衣篮，成群结队地到村头的小溪边洗衣服。但今天早晨却突然多了一个器宇轩昂的男人，朴素而高贵，诚恳而敏锐，宛如天外来客，一下子吸引了所有山妇好奇的目光。面对一群素昧平生的朴实村妇，张永生一时不知道如何开口，把她们从未听过的耶稣告诉她们。但忽然间，几乎是未加思索地，就脱口而出了：“天上的神下来了，你们知道吗？”说出这句话时，张自己都感到吃惊，但很快，面对这些比自己更吃惊而好奇的大山的女儿们，张永生开始了他的布道。他告诉她们耶稣道成肉身的福音，告诉她们上帝创造天地的启示，告诉她们“如今耶稣第二次就要来了，你们要悔改”的信息……。一场成功的村头布道就这样开始了。而后，激动而好奇的西河人将张永生接入村子，张便开始那次长达一个月的大别山的逐村逐家的布道。从安徽的西河再翻过绵延几十公里几无一户人家的大山，到达河南。在河南的商城，湖北的麻城、罗田等地相继建立了十数间聚会点。

就是这样，从1982年的春季开始，十多年的时间，张永生已经踏遍了大别山，包括安徽的金寨县、霍山县的几乎每一个村落；走过了安徽的岳西、叶集、六安县、霍邱、湖北的麻城、罗田，河南的商城等部分地区，在那些福音从未传到过的地方，开荒布道，随走随传，领人归主，而后建立教会，十多年间，建立了不下于400间教会。速度最快的时候，曾经一周时间在从安徽金寨县的古碑到七岭之间，从零开始，开荒布道，建立了七间聚会点。

张永生是一位平凡而富于传奇的农民传道人。平凡到身无半职，一贫如洗，一身永不改变的粗布中山装，伴着那辆嘎嘎作响的破旧自行车；传奇到妇孺皆知，成为田间村头，街头巷尾的谈资，让人心生敬仰，也让人论断毁谤。

一、身世背景

张永生于1941年1月11日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的槐湾乡。原名张永陞，但“陞”这个字不好写，解放后的官员多半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嫌“陞”字麻烦，硬是把张永陞写成了张永生[1]。

张永生的父亲张德泽是白手起家的地主乡绅，解放前在金寨购置了不少土地，家境比较富裕。因此，幼年的张永生有着幸福而惬意的童年。张德泽自己读书虽不多，却对自己36岁时生下的独生子张永生的教育尤为重视。张永生自幼聪颖好学，记忆力惊人，在私塾里四岁时就能把四书五经倒背如流。

张永生出生时，正值日本人进犯大别山，和土匪肆虐乡邻之时。出于保家卫国之心，张德泽自己出资自发地组织起地方武装，抗击日军侵略和土匪抢劫。因此，深得当地乡民的敬爱，但也因此得罪了土匪。所谓“土匪”就是当时从外地窜入山里的无业游民，这些人没有家室土地，到处抢劫，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大约在1943年，当张德泽带领一般乡民“跑反[2]”，并抵抗日本侵略军的时候，他冒着生命危险从日本兵手中抢救出几位中国妇女，其中有位老人显然是个身份不凡的“贵妇人”。张德泽把这批人藏在自己家里，后来才得知她就是国民党第七军辎重兵兵团团长张泽尧的母亲。而此时国民党旧部在大别山的部队多被日本兵击溃，张泽尧本人也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后一并被张德泽救回，使其母子团聚[3]。这期间，危难中的张泽尧任命张德泽为团长，还给了他一匹彪悍的白色骏马，让他组织乡民抵抗日军侵略，保家卫国。为此张德泽也几乎花尽了家中所有的银两。张泽尧在张德泽家避难有一年多时间，他十分喜欢聪明活泼的小永生，常常给他讲外面世界的故事。这段日子虽经内忧外患，外有日军侵略，内有土匪骚扰，不过对小永生来说，家有父母陪伴，且有博学的“大伯”天天讲故事，使他无形中受到很好的熏陶。

1945年日军投降，张泽尧离开大别山。随即国共爆发全面内战。张德泽一家和所有爱国同胞一样，陷入了深深的迷惘之中。至1949年解放，为保家卫国几乎耗尽家财的张德泽一家突然成了阶级敌人，而当年那些打家劫舍的土匪落户当地，摇身一变，竟成了一穷二白、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他们对地主、乡绅，和“国民党军官”的张德泽恨之入骨，极尽折磨之能事。张德泽经历九死一生，瘫痪三年，后又被捕入狱离开山村，总算是救下一命。张永生的母亲当时还年轻漂亮，为了躲避那些无产阶级的迫害，常常自顾躲命，流落他处，而幼小的张永生也在他刚刚懵懂之年，即经历了忧患、恐惧与孤独。

解放后，身为地主、国民党军官的儿子的张永生只读完了小学六年，便不得不辍学在家务农。但他能吃苦耐劳，性格坚毅，自学能力极强。除熟读四书五经外，也读过不少中国历史，还练就了一手好字，成为家乡的秀才。他还学会了木工、木雕、造渔船、民房建筑、冶铁、以及粉丝制作加工等多种生活技能，在家乡深受尊重。

二、悔改见证

解放后，张德泽一家人被赶出家门，当年的那些土匪则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姿态，大摇大摆地住进张家的房子。刚刚的过去，张德泽还在拼命地保护人民，抗击日本侵略，但一夜之间，自己竟成了人民的敌人。接着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等一连串的政治运动搞得人惶惶不可终日。张德泽被送入监狱后，母亲叶氏到处逃亡。后来，已经瘫痪的张德泽又被送回村来继续接受批斗。十来岁的张永生间或也“子代父过”，接受人民群众的批斗。从1949年到1979年，整整30年时间，人生最该辉煌的岁月就在这暗无天日的批斗中惶惶度过。

在看不到边的苦难中，青天成了张永生唯一的渴望。他从不相信代代传说的迷信，更不能接受那粗劣的偶像可以改变人类的命运，但却相信冥冥中上帝的存在。他时常仰望天空祈求上帝的救护。后来张永生告诉孩子们说，当年在一次次的危难中，每每向那位自己还不认识的上帝祈祷，总得救护。1960年全国大饥荒时期，饿殍遍野。这时的张永生上有父母，下有子女，绝望中只得寻求那位一直在帮助自己，却尚未认识的上帝。在大饥荒岁月里，村里人常常到去山里去采摘“花食菜”来充饥，这种东西成为人们果腹的重要食物之一。因为张永生出身不好，连采摘花食菜的权利和机会都没有。但他每每奇迹般地被引导，找到当地人不认识而不敢食用，也因而不会跟他争抢的蘑菇，来养活家人。多年饥荒，饿死人无数，但张家居然没有死去一个人。他深信就是那位他所求告的上帝帮助了自己。那时张永生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和世上的人一样在绝望、痛苦中忙碌着。突然一座大山平地而起，压向所有的人民。张永生紧张万分，情急之下，只得跪下举手向上天呼救，并许诺说：若救我们不死，我就在50岁放下世上的一切去侍奉您。随即大山挪去，有个声音告诉他：50岁太晚！于是张永生决定45岁以前离开家，去侍奉那位他还不知是谁的上帝。这个梦成了张永生一生的承诺，也成了他接受耶稣基督而传福音的最初原因。

1981年，改革开放之风刚刚吹进山里，张永生就成了第一个走出山门从事贸易的农民，始尝到下海的甜头。但好景不长，就在当年春天一次运输货物的途中，张永生摔碎了膝盖骨。在治疗的过程中，他想起那个要在45岁侍奉上帝的承诺；并以为自己摔断腿，就是因为顾念妻儿，贪爱世界没有立刻去兑现那个承诺。于是在病床上他再次向“天”祈祷，承诺就在当年离家侍奉上帝。由于他尚不知道真正的上帝是谁，就想当然地以为，要学习和尚的样子，离家出走，找个深山老林，修仙行善，吃斋念佛。因此从那时起，他便决心不再吃任何肉类食物。正当此时，张永生又做了一个影响其人生决定的梦。他在梦中见到自己和世界上的人一样站在一块大平原上辛勤地劳作。偶然抬起头，他忽然看见一本翻开的书，缓缓地飘落下来。张永生心中一惊，心想：“从天上下来的书，那就是天书。我要紧紧地看这本书会落在谁的手里，我要终生跟他学习，那就是我要侍奉的上天”。突然间，他发现那本书一下子落在了自己的手里。这时他已经不是站在平原了，而似乎是在一栋高楼上，赶紧想看书的内容，却忽然醒了。

病痛持续了几个月，张永生接受手术治疗后，奇迹般地痊愈了。那年冬季，他被人请到安徽金寨的麻河去制作小渔船。就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位远从河南开封来麻河探望女儿的老奶奶[4]。老奶奶是个基督徒，每天晚上都跟周围的农民传讲福音，居然带领了一些人信主。张永生一看到老奶奶手中的《新旧约全书》，就想起梦中见到的那本“天书”，从而认定这就是上天指示给自己的信仰归途。

张永生因此信主成为基督徒，此后他如饥似渴地潜心研读圣经，每天早晨四点多就到山顶去祈祷灵修。特别是受感于基督耶稣的救赎，就像流浪多年的浪子，突然回到了父亲的怀抱一样，张永生自觉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他知道该怎样侍奉上帝了，他要去传讲那救人的福音，为主抢救灵魂。此后，张永生除了基本的务农养家糊口外，放弃了所有的生意，不分冬夏寒暑，白昼黑夜，在大别山的每个角落传讲福音，建立教会。

三、侍奉之路

信主以后，张永生的工作基本只有一个模式：春种时赶紧种下庄稼；收割后作为一家人的吃用。除此之外所有时间就在山区的每个角落，逐村挨家开荒布道，建立教会。初为传道人的前十几年，张永生几乎每天早晨四点准时起床灵修祈祷、读经学习。他对学习圣经如饥似渴，熟读可能不下于30遍，对圣经经文融会贯通，了然于心。这对他后来的传道侍奉，引证圣经驳斥异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晚上他除了布道就是收听福音电台，有时和信徒一起收听。张永生学习福音电台课程十分用心，认真做好笔记；为数不多的基本灵修和神学书籍他也都烂熟于心。

张永生更是“为道迫切”，热心传福音。那个时候，整个金寨大约只有三四本新约圣经。张永生就自己抄写，诗歌有时干脆就自己创作，更多的时候是改用民间小调，再填写教会诗词。礼拜程序是先祷告唱诗，然后在黑板上抄写诗歌，又帮信徒记在本子上（每个信徒都会有个小本子，专门抄写诗歌，间或还有个本子是听道做笔记用的）。教一首诗歌往往会用去一个小时的时间，教会信徒传唱，不仅学会了诗歌，也帮助农民们学会了识字。接下来是一个小时的证道时间，再后来便是为有需要的信徒祈祷、交通。后来听说安徽霍邱河口镇的刘品金[5]长老那里有圣经销售，张永生便立刻带领几位弟兄到河口学习圣经，将自己家中的传家古董和几块银元带去，交纳一行人的吃住费用并倾尽所有，买回了大别山的第一批圣经。那大约是大别山教会第一次与外地教会的“圣徒相通”。后来张永生曾多次参加刘品金长老举办的培训班。

除了传福音建立教会外，张永生也逐渐建立了同工培训机制。教会按照片区设立了每月一次的同工培灵会。领人归主似乎是张永生最具天赋的恩赐，几乎每天总能带领一些人信主。培灵、讲道、在教会巡回探访牧会也成为其侍奉的必须。他的整个侍奉很像《使徒行传》中保罗的风格：有步骤地开荒布道、建立教会、培训门徒、按立长老执事、巡回探访，再继续拓展新的教会。因此，大约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金寨教会开始接触到当时的中国家庭教会霍邱团队，被他们的领袖尊称为“大别山的保罗[6]”。

在笔者读神学后，曾经用超过几百个工作日的时间陪同张永生一起传道，观察他是如何侍奉的。总体而言，张永生的侍奉主要有五方面内容：

第一、开荒布道。对个人和群体的传福音讲道，领人归主。

第二、建立教会。接受福音者超过十个人，他就会在当地设立一个教会，在某个信徒家里开始聚会。因为传道人严重不足，因此，很多教会并不是在星期天聚会，而是从周一到星期天的每一天都按传道人的牧养时间安排聚会，直到培养了足够的传道人。

第三、祈祷医病。张永生在每个地方侍奉，不管是开荒布道，还是在培训班中；不管是在信徒家里还是教会里，或是在探访教会证道后，他都会因应信徒的要求为信徒祈祷，有时会按手祈祷。主借着他的手行了一些非常的神迹。不少笔者都亲身经历过[7]，那些在《使徒行传》中记载过的神迹，在张永生的侍奉中几乎全部发生过[8]。

第四、培训教导。在张永生的侍奉中，每年都会利用农闲时间，集中片区教会带领人在某个集中的地方进行一到三周的培灵、培训，教导他们如何查考圣经和带领教会。九十年代前基本就是张永生和其培训的同工自己任教；九十年代后，开始引入外地教师。很多时候，张永生也会带领几位亲近的年轻信徒一同传道侍奉，试图培训新一代的教会领袖。

第五、巡回探访。每隔一段时间，张永生会回到原来建立的教会，逐个，有时是逐家探访他们。

上述五个部分，基本构成了张永生侍奉的主要内容。那么，在一个从未听闻过福音的地方，如何打开开荒布道大门呢？在大别山，上帝借张永生走出了一条平凡而又特别的路：

第一、田头布道，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吸引人听道。张永生一家人是金寨和整个大别山地区第一批初熟的果子，他也是唯一一位开荒布道者。要在福音未得之地打开福音的大门绝非易事，特别是基督教的价值观与山区民俗往往格格不入。而且自1981年冬季福音传入大别山的金寨——这个中国第二大将军县，两次被授予了将军头衔的洪学智的家乡——一开始就逼迫不断：政治的迫害、家族势力的攻击，有时还会有流氓地痞的骚扰。在这种情况下，做基督徒需要勇气，传福音更需要魄力。在大别山由于交通闭塞，人群分散，张永生的布道基本没有数百人的布道会，基本是田间地头的个人和亲友邻居布道。当在一个地区建立了第一间教会后，基本就会由信徒带领介绍在当地布道。但当进入一个新的地区时，就需要单刀直入，从头开始。如何选择去到一个新的福音未得之地，在张永生的心中有一本大别山的蓝图，他希望有生之年将福音传到大别山区的每一个乡村。因此，很多时候都是选择性地去一个没有福音传过的地方。而且很多时候，张永生更是顺从梦中的带领。在笔者接触张永生的过程中，有好几次，他都是告诉大家，他在梦中，上帝指示他一个地图，让他下一站去什么地方。而奇妙地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与他在梦境中所见的一致。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笔者有过一次难忘的经历，那就是陪同张永生去了他从未到过的湖北罗田、麻城一带。那些地方不仅我们素不相识，就连语言都有极大障碍。在当地开荒布道近一个月的时间，张永生的行程最初基本是靠“梦”的指引，当在当地建立了福音根据地后，便由当地人带领进入每一个“下一站”。

每到陌生地区开荒布道时，张永生的开场白总有点让人感到突然而又随机。就在那次去大别山深处西河乡的途中，张永生沿途建立了几间教会。那一趟的行程只有他一个人，从丁埠出发后，大约近一周的时间他才到达西河乡。有一段孤独的路，他推着自行车整整走了三天，途中几乎见不到什么人，饿了就吃树叶和野果，渴了就找到路边哪里有溪水就喝个够；实在困了，就在路旁将就一宿，真是孤独饥饿又疲累。有一次他看到路旁有块红薯地，红薯把土地涨开一条条裂缝，旁边有个树枝。当时骄阳似火，饥渴交加的张永生知道只要用树枝一拨，就可以挖出一个红薯，擦一擦就可以吃了，既解渴又解饿。但他稍微犹豫一下，便告诫自己：“我是个传福音的，若被人见到，人们对我传讲的基督就会大打折扣。”但心中又有个意念说，“门徒在饥饿时，掐人家的麦穗，耶稣不是也没有责怪他们吗？”但他又告诉自己“门徒那个时候还是学生，我已经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我要比他们的标准更高地要求自己！”当他推着自行车坚定地离开时，有种得胜的喜乐在心中洋溢。就在这时，不知从哪里传出一个声音，仿佛是从收音机里传出来的一句话，清晰而宛如来自天际：“你真勇敢，到现在还在跟从我！”这句话仿佛是上天对他的安慰，张永生顿感力量倍增。再走不多远，满心喜乐的张永生看到路旁有个年轻人在一间小卖店门口埋头看书。不知出于感动还是情绪的激发，张永生推着自行车径直走过去，勇敢而自信地对着尚未觉察到来客的年轻人说道：“年轻人，你喜欢读书吗？我这里有本天书，你想不想看一看呢？”年轻人被这突然的问候吓了一跳，睁大了眼睛，看着这位不速而又器宇轩昂的长者，仿佛在观察天外来使一般，充满了惊奇和敬意。随即，张永生给年轻人翻开约翰福音第一章，给他讲道成肉身，上帝来到人间拯救人类的故事。年轻人对上帝的福音充满了兴趣。晌午时分，年轻人的妹妹来叫哥哥回家吃饭。年轻人激动地告诉妹妹：“妹妹！快来看看，这个人好像是从天上下来的神仙。快接他到家里，做饭给他吃。”三天来，张永生吃了第一顿饭。也随即在那里——去西河的必经之地沙河，在年轻人的家里，建立了第一间教会。年轻人后来成了当地的教会领袖。

第二、神迹开路，由信徒介绍到他们的亲戚朋友中传福音

每当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建立起第一间教会后，接下来要做到事基本就是由当地信徒带领介绍到另一个村庄或亲友家传福音，在此过程中，总是有许多神迹奇事相伴随。张永生无论在哪里讲道或者个人谈道后，总会应信徒的要求，为他们祈祷。当然每次他也总会要求被祈祷者认真认罪悔改；而后，他还要逐一为病人祈祷。很多神迹奇事就在这个时候发生[9]。在农村往往因为一个人的病痛，可能就会让一家人失去了经济支柱，并且要承担难以支付的庞大医药费用。而且，整个山区也很难找到一间像样的医院，不少家庭因为疾病家破人亡。因此，传福音、医病祈祷被信徒和当地农民视为“救灾救难的大好事”。每次当张永生在一个地方布道、医病后，总会有信徒要求他去另一个地方，去拯救他的熟人、亲戚或朋友。然后，张永生就会请他先去召集好听道的人，待他稍后赶到时，那里已经有一群准备好听道的人，就像当年彼得去哥尼流家讲道时的情景一样。如果有50个人来听道，那么，往往就会有十个甚至一半的家庭会接受福音；如果顺利，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教会了。同样的祈祷医治，又会或多或少地发生在新建立的教会中，于是，总会有人邀请他去下一个地方布道，接下来一个新的教会就会被建立。这种事有时会接二连三地发生。有时会经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但最快的是在一周时间内，就有七八间教会被建立起来[10]。这种发展模式是上个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大别山教会增长最主要的模式之一，也是大别山教会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更持久的影响还是以教会发展教会的植堂模式。

第三、教会发展教会的植堂模式

在张永生的侍奉生涯里，最持久的开荒布道方式还是教会发展教会的模式。当一个地区的第一间教会建好以后，这个教会就可以自己对外发展。张永生强调传福音是信徒的最大使命，是最蒙上帝喜悦的事，是可以在天国中得到奖赏的事。因此，在他建立的教会中，信徒都特别注重传福音的工作。当一个地区的信徒增多了，他便会按计划去探访，去坚固信徒的信心，施行圣礼，在合适的地方设立新的教会。然后，新的教会便可以持续传讲福音，再建立新的教会。对一些偏远的教会，张永生还常常与他们保持书信的联系。据粗略估计，自1981年张侍奉开始后的30年间，其各类书信有近千封之多。

在大别山教会，一般每周都会领受圣餐，因为张永生认为按使徒行传记载，初期教会就是如此。最初几年，大别山教会圣礼之施行基本由张永生一个人负责。随着教会逐渐增多，就需要更多的人可以施行圣礼。因应需要，他按立了一批教会的证道人有施行圣餐的权柄。每个片区，他都按立一到两位同工既可以施行圣餐，也可以为人施洗[11]。但无论被赋予什么职权，都没有牧师或者长老的称谓。这也可算为大别山教会的一大特色吧！而这些大别山式的特色基本是基于张永生个人的属灵观和当地的特殊情况决定的。

四、张永生的属灵观念

大别山教会可以说没有任何属灵传承或宗派背景，很多教会的习惯均来自张永生这位唯一的开荒布道者个人的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神学观。

1、张永生的神学观

如上所述，张永生是由那位目不识丁的开封老人带领信主的，但她只是带领张永生接触到圣经而已，并没有实际牧养他的灵性。实际上，两个人见面的机会也就只有那么两三次，不可能有太多的交流。但这位老人清教徒的行为模式，却对张永生后来的神学观有着重要的影响。

其次，张永生的神学观点来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良友福音电台。自1981年信主后，他从未间断收听该福音电台。可以说福音电台是他信仰的启蒙老师，也是奠定其神学观点的根本来源。张永生收听福音电台非常认真，常做笔记，并且会分享给他的子女和周围的同工听；间或还能通过书信与电台交流，阅读学习他们寄来的资料。可以说，经过多年的学习操练，张永生的神学知识毫不亚于国内神学本科学士的一般水平。因此，他后来甚至被邀请担任某些地区大型培训班的特别讲师。

当然，对于福音电台的神学思想，张永生并非全盘接受，还是有自己的判断的。比如，张永生所喜欢的福音电台的主持人丁大光和当时比较著名的另一位主持人叶光明的《启示录》观点有着很大的不同。张在收听了两者的讲解后，在与同工的分享中，他详细对比了两者截然不同的观点，并根据自己的理解，破析了彼此的优缺点，从而找出“更具有经文文本支持”的他自己的观点。

张永生的另一种神学观点来自于其对经文的直接理解和个人的领受。张具有较强的历史和文学功底，亦曾熟读圣经数十遍，因此他对圣经有融会贯通的较为完整而宏观的总体概念。其解经强调以经解经和服从圣经整体思想的原则，往往通过上下文分析经文具体的意思，有时亦会参照不同版本的圣经来研读。因此，他比较能发现忠实于圣经原本的意思。在解经上，他还强调把经文的教导应用于当代的处境，并在历史进程中解释圣经的诸多预言。比如，他对启示录的解释基本秉持了历史释经的观点，即把启示录中的异象放在历史事件中解释。但他不太喜欢寓意解经，或者所谓任意联想的灵意解经。他强调经文在当代的应用，强调悔改和认罪，强调把当今的处境与经文的背景做一对比，从而找出实践之路。

另一方面，张永生相信当今这个时代上帝依旧可能借着梦与异象来启示他的儿女。他认为既然圣灵用以写圣经的保罗还需要异象的启迪，那么上帝为何不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对今天的信徒给予提醒呢？他很多次的开荒布道都遵循了其梦境中“异象”的带领。比如，当他开辟七岭一带最初的七个教会时，就是按照梦中上帝指示的地图去开荒布道的。而去大别山深处宣道，他也深信那是上帝有异象带领的结果。很多时候，他甚至会在艰难的决定中祈求上帝在异梦中给予指示。他强调圣灵的工作，但对灵恩派却有相当的保留。他不否认方言，但对那些奇怪的声音基本持否定态度。大约在90年代初期，他甚至认定一位“经灵恩派按手而被圣灵充满，但其声音酷似狼嚎”的说方言的姐妹是被邪灵附体，力排众议，并按手赶鬼，而后，那位姐妹真的失去了说方言的“恩赐”。他也曾为那些“要等候耶稣降临而自认为被圣灵启示要禁食40天，且已经禁食了10多天不饿的信徒赶鬼祷告，而后他们突然饥饿而放弃禁食40天的计划。”对属灵界的事张永生似乎有很好的分辨能力。

当然，张永生的神学观点依旧少不了个人经验。张永生说，圣经并非否认信徒的理性，只不过这种理性是被圣经更新了的理性，理性服从圣经。当一个人对圣经的认识越多，对属灵的事经历越多，他理性的判断就越能接受上帝的工作。从而让人的理性在信仰经历中得到提升。这种理性反过来又会帮助信徒去做出分辨，并帮助理性的提升[12]。他认为“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13]”故此，若一个人以圣灵充满的名义却不能自控的话，那就不是真正的圣灵充满。

最后，张永生的神学观少不了中国教会一贯的受苦神学的因素。张永生一生受过诸多苦难，这既有其性格的原因（不容易改变和变通），更有其时代和人性败坏的结果。其时代的教会一直处在政府迫害、家族势力和地方势力的攻击及间或的流氓骚扰中。他解释这一切是为主受苦，“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14]”。为主受苦越多，将来在天国中的赏赐也就越大。张的侍奉中不乏苦难神学之为主受苦的色彩。“为主受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所见证的爱主与敬虔的一种标志。可以说，张所选择的侍奉道路，和其所在的金寨的政治和地理背景[15]都决定了他侍奉而不得不为主受苦。张永生的神学观点决定了其侍奉（主要是传福音）的方向与方法。

2、张永生所传福音的主要内容

张永生传福音非常简单，其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点：第一、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第二、主耶稣第二次要来了，他要审判这个世界，要赶快悔改信耶稣；第三、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第四、上帝创造了天地，如同人之父母，信主而理所当然，正如子女孝敬父母。耶稣基督为拯救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人的罪，成就了上帝的恩典[16]。

张永生传福音情词迫切，单刀直入，有时不乏勉强的成分。他强调耶稣的再来与审判，甚至有时直接读《启示录》给人看上帝审判的可怕；告诉人逃避审判的唯一方法就是耶稣基督。信则有永生，不信则下地狱。为了劝人悔改信主，张常常会苦口婆心，情词迫切到流泪相劝。笔者记得有一次，在一次晚上的礼拜前，他传福音给一位年轻姊妹的丈夫。这位男士直言，自己绝不会信主，请张不要继续劝他了。张永生在随后礼拜前的祈祷中，跪在地上特别提名为这位男士恳切祷告，并突然哽咽而流泪求告说：“主啊！你看这位弟兄多好！主啊，我不愿意他因为不信耶稣而下地狱，主啊，若是可行，我情愿与你隔绝，代他下地狱，也要求你拯救他……。”在场的很多弟兄姐妹深受感动，而那位男士其实就在门外，偷偷观察这些信徒在干什么。隔着门缝，他看到也听到了张的祈祷，因此大受感动。祈祷后他流着眼泪推门进来，决志信主。事后，这位弟兄告诉别人：“张大伯[17]讲的肯定都是真的，要不然他怎么会为了我那么伤心啊！”张永生的成功不在于其口才和方法，而是那种“为父心肠”的大爱。

张永生很少直接指斥人的堕落和罪恶，更多地是帮助人接受上帝救赎的恩典。和中国有些奋兴布道家不同，他强调信心改变行为，而非直接对罪本身的控诉。他认为人对上帝的信靠顺服与敬爱敬畏，比活在对罪的恐惧中更容易让人胜过罪；他认为建立人的信心，比指责人的罪更为有效。

张永生的十字架观其实是一种恩典观，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十架牺牲，给了人回归上帝的道路。怎么救赎是上帝的事，对人而言，都是恩典，信徒要有感恩和为主背十字架的心志来接受救恩。因此，接受福音乃是接受恩典，接受耶稣，以回报神的恩典。这些观点使张永生所传之福音更容易被人接受。

3、张永生的物质观

对于开荒布道而没有教会或差会支持者而言，侍奉其实就是意味着压抑肉体的需要而为主受苦。张永生自1981年冬季信主后，第二年便逐渐开始了开荒布道的侍奉之路。此后，他完全放弃了生意，只在农耕季节种些庄稼以糊口；种植一点经济作物作为生活费和传道路费。实际上，在开荒布道的过程中，他所有的花费只有路费和朴素到无法再精简的衣着。因为他所从事的是开荒布道，故在教会尚未建立稳固时，几无信徒供给，初期（1981）为购买圣经和支付传道及几位弟兄姐妹到霍邱河口教会学习的旅费，他变卖了祖先留下的家当。直到九十年代后，其子女们才给予他相当的支持，间或也有信徒给予一点馈赠。

张永生没有北方传道人曾经一度流行的“越穷越属灵”的观点。实际上，他的衣着总是朴素但很得体。只是他的提包补了又补，缝了又缝，直到完全不能使用了才会换一个。自行车，都是他自己修修弄弄，直用到完全不能再用时，才会再购买一辆二手货。他的消费并非因为他认为需要在物质上为主受苦，而是一个没有支持的开荒布道者实际的处境决定的。他鼓励信徒要“蒙召时是什么身份，还要守住什么身份”，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在职场上荣耀上帝的名。他甚至在八十年代就认为，职场是传福音给人的一个重要窗口。他教导信徒不要贪财，但鼓励信徒利用现有资源，把家管好。总体而言，其物质观和职业观，受加尔文思想的影响较深。

4、张永生的政治观

张永生坚信圣经所说的：“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上帝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罗马书13:1-7）。因此，张永生在政治观上采取的是与政府保持接触的策略。

张永生认为上帝是光明磊落的，因此，他传福音无论受到怎样的迫害，都不肯把聚会转入地下。张永生自信主传道后，为教会所遭遇的迫害，多次踏上漫漫上诉、上访路。1982年初，当时金寨县的第一批信徒因为误接待呼喊派的何某人而被拘留。张永生当即为之奔走于政府各个部门分诉，终于将那批信徒带了回去。这些逼迫也坚定了张永生立志传福音，建立合主心意的、有秩序的教会的决心。他曾跟当地一位彼此熟悉的乡政府[18]书记交谈了自己的决心，受到书记的鼓励。原来这位书记出生在安徽寿县，自幼受的是基督教教育，对教会颇有感情。

张永生认为传福音的第一个对象应该就是当地政府，因此，他踏入开荒布道的第一场布道是在金寨县政府的公安局。他直接告诉公安系统，自己从此立志在大别山传福音，政府当然表示反对，说没有上帝。接待领导问张永生：“我们说没有上帝，你说有，你能不能把你的上帝请出来给我们看看？”张永生当即答应说可以，说：“你们这条狼狗吃什么？”对方回答是猪肉。张说“你的狼狗喜欢吃猪肉吗？”对方说“当然喜欢了！”这时张肯定地告诉对方：“那你就去称两斤猪肉来，我可以奉耶稣的名命令你们的狼狗张不开嘴吃肉。”众皆哗然，但没有一个人敢去试验。

与很多北方的传道人不同，他们常常以贫穷和敢于排斥政府为属灵，但张永生从不排斥与政府接触[19]，因此，八九十年代金寨地方政府官员作为个人一般对张永生都有很好地印象，尊称“老张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好人！”金寨县属于革命老区，有不少将军都出自这个县。因此政府的意思是坚决不向基督教开放，不承认基督教在该地的合法存在，所以逼迫随时会发生。每当地方政府要迫害教会时，那些熟悉张永生的官员就对他说：“老张，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这都是县委的意思[20]”。张则回应说：“我理解你们，你们也是执行上面的命令，但是‘理’我还是要讲的。我要向上级反映，也请你们理解”。这些官员一般对张个人都非常尊重和感激。有好多次，他们都会尽力拖住上级指示，给张一段时间上诉反映情况。有好几位金寨的官员都是在执行逼迫教会的过程中，跟张建立了个人感情而对基督教有了好感。也因此故，一遇到迫害教会之事，张永生就会上访。据不完全统计，仅仅80-90年代，张永生的上访和反映情况的信件就不下于1000封。在上访过程中，张永生多次受到当时基督教全国两会主席丁光训主教的接待和接见，并建立了不错的感情，受到丁主教由衷的尊重。张个人认为若能全面开放基督教，给教会合法存在的空间，他愿意建立三自爱国组织。但因为县委的拒绝，也因为政府只能给教会十个指标，即只能承认十间教会为合法，这样余下的数百间就变成了法理上的不合法，故张永生不能认同和接受这一方案。在张永生为金寨和霍山县教会的迫害而长达十数年的上访和上诉历程中，丁光训和沈以藩主教等也曾调侃但不乏敬意地称张永生为“当代中国的保罗” [21]。

1993年，金寨县凉亭教会的一位信徒在迫害中被杀，另有信徒被刺伤，教会受到的迫害达到高峰。据说这一事件的殉道者原本应该是张永生和他的女儿，但凶手临时误事，张才躲过一命。这一恶性事件受到全国基督教人士的广泛关注，甚至有全国两会人士怒斥辞职，要求政府停止对金寨教会赤裸裸的迫害。金寨教会开始被关注，沈以藩主教亲率全国基督教两会调查团曾到金寨拜访张永生，此后逼迫逐渐减少。张永生的接触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2]。

5、清教徒式的行为标准

张永生在基督教的行为观上抱持了严格的清教徒标准。他基本禁止信徒看电影、电视、喝酒、吸烟、甚至是小说，禁止一切被认为上帝不喜欢的有堕落倾向的娱乐活动。对于信主而不肯戒烟的弟兄姐妹，他不会给他们洗礼。他亦主张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鼓励信徒不要和非信徒结婚[23]。因为教会弟兄人数少，他甚至鼓励，有意愿的弟兄姐妹可以守童身，也不要破坏上帝的命令。

6、张永生的圣职观

张永生对“圣职观”几无表述，他不像某些教会领袖认为牧师不合圣经教训而否认牧师职称。他虽在霍邱河口三自教会接受过刘品金长老的按立，可以执行一切牧师的职权，但并没有任何圣职称谓，大家都叫他“张大伯”，完全是环境使然。因为三自体系的圣职需要两会和宗教部门批准，而金寨教会既然没有三自组织，也不被政府承认，张就无法在这一体系内公开被按立牧师圣职。至于家庭教会，张永生建立的教会不属于中国家庭教会的任何体系，他们也无须按立张为牧师。因此张永生是没有牧师头衔的牧师。后来，张永生就沿用了这一习惯，在教会里按立圣职职分，而无职位或职称，只是赋予他们有施行圣餐或洗礼的权柄。笔者自己就曾在大别山教会被如此按立，同样没有任何职称。这一特殊现象在中国其他教会并不多见。

张永生是大别山唯一的开荒布道者，据政府统计的数字，自1981年开始至1995年，张永生在大别山建立的教会已经超过了400间。其速度之快，其侍奉之忠诚，国内鲜见。但在张永生的侍奉中也明显地存在着诸多不足，这些不足甚至影响到了今日大别山教会的发展和张永生个人的生活。

五、不足与反思

1、只重传道而疏忽了对家庭的责任

张永生的布道热情与激情，忠心与执着自无可厚非，但他在布道上的投入与其对家庭的忽略基本是成正比的。自1983年起，张永生由于布道工作越来越繁忙，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基本没有了，曾一度让自己孩子的教育陷于困境。许多时候，由于宣道工场的需要，他甚至只能从自己家里索取。在那个时常有逼迫的时代，凡教会举行为期两三周，人数都在50人以上的培训，就基本吃住在他自己家里。学员没有承担任何食宿费用，也没有任何外来的经济支持。这对张永生自己的家庭特别是做妻子的造成了极大的压力[24]。在八十年代他们不得不节衣缩食，甚至几个尚且年幼的孩子都需要自力更生，到街上摆地摊，以维持生计。

2、只建立教会而缺少管理

从张永生开始侍奉起，他就试图培训教会同工，以便能接续自己侍奉的年轻一代。他曾经选择了多位年轻人和自己一同侍奉，开荒布道。但几乎无一例外地因为侍奉的艰辛，生活来源的无着落；或因受不了他不要命宣教的性格等诸多原因，而先后离开了他。有的离开了教会侍奉岗位，外出下海；有的加入其他家庭教会团队，作了一个受薪同工；有的则另立炉灶，开始对张敬而远之[25]。种种原因，使张永生一直都未能建立起一直强有力的侍奉团队，致使大别山教会的后继发展乏力。

另一方面，张永生的侍奉基本倾向于开荒布道建立教会，这一点类似使徒行传中保罗的侍奉。他建立教会，但并非自己直接管理和牧养，而是按立当地教会领袖牧养。这个结果是，大别山的任何一间教会都曾是他亲自布道建立的，但他却不属于任何一间教会，也没有一间教会属于他直接管理和牧养。如果有的教会管理得有条有理，逐渐发展壮大后，他们便不再需要张的关顾，张在他们中间甚至成了多余的人，至终由于这种微妙的关系而产生不快。如果有的教会一直牧养和管理不好，他们就只能一直依赖张永生的帮助，则说明张的教会建立尚不成熟。实际上，张的侍奉策略决定了他永远不能享受自己撒种的收成，而只能由其他人来收割其劳动的果实。实际上，大别山地区自1993年以后就基本完成了每个村庄的开荒布道之布局，因此上述情况就开始越来越凸显了。自从那起“杀人事件[26]”发生后，政府对大别山教会有规模的迫害越来越少了，这时安徽一带“吃教”的家庭教会团队，需要加紧对外扩张殖民教会，增加自己的势力范围，以获取海内外更多资金支持[27]。他们在迫害年代不太敢大规模进来大别山，但当迫害减少时，他们就开始大规模入侵大别山教会，整编本来无忧无虑，没有有效管理体系的教会，而将其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时张永生就在很多他自己建立的教会中被架空，或被弃绝。那些自己亲自建立的教会，亲自按立的同工，自己对他们付出了所有的心血，在逼迫中挺身而出，如同母鸡覆卫自己的小鸡，相亲相爱，但突然间，就被背叛了。这一点大概也就是晚年的保罗叹息“凡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我”（提后1:15）的根本原因。

3、过于强调基督的再来，而缺少长期规划

和初期的教会一样，张永生一直相信，基督很快会再回来。因此，他对生活上的事，几无长期规划。也因此，曾经在信主前在当地算是数一数二富有的张永生一家，信主后，因为他将所有的资源都用在了传福音建立教会上，而忽略了基本的经济创收，他们的房子多年失修，成了当地最破旧的。这让周围的左邻右舍颇为不解。上帝的名，也并不能因此得荣耀。

4、过于强调为主受苦，而疏忽身体以致耗尽

张永生视传福音为抢救灵魂之举，因此，他的侍奉是“为主不要性命的”。这一点不仅让那些和他同工的年轻人受不了，他自己的身体也因此耗尽。

1999年的夏季，年近六旬的张永生上午在金寨双河的几间教会马不停蹄地布道、施洗，为信徒祈祷。一结束又冒着酷暑，推着他的自行车，带着自己的包，赶到70公里以外的古碑镇带领晚上的聚会。途中经过一段水库，这时水消退了剩下厚厚的河床淤泥，张就在酷暑之下，扛着那辆几十公斤的自行车和行李，在深及十几到几十厘米的淤泥河床上行走了近20公里，总算于傍晚赶到教会聚会。但就在当晚，还在信徒家里洗澡时，他突患脑溢血而中风。当夜被送到小镇古碑镇医院抢救，在信徒迫切的祈祷声中，他三天后醒来，一周后出院。但从此以后，身体大不如前。

5、过于严格的清教徒式的行为模式，在教会与社会间筑起了一堵隔断的墙。张永生的布道几乎不谈福音与处境的适应性，他更强调的是分别为圣，是不同。对民间信仰和封建的、迷信色彩的民俗基本持否定的态度。他是用圣经的价值观代替民间信仰，用严格的行为模式来表达基督徒的生活之不同。比如，不准吸烟、喝酒，基督徒在参与公共社会生活就显得格格不入，因为大家都是烟酒相待。另外，扫墓、婚丧礼都与当地习俗差异极大。因此，张永生所传的福音从一开始就与地方保守势力和家族势力有张力。严格的行为标准似乎在教会与社会之间也筑起了一堵隔断的墙，教会与社会之间时有张力，给人以作基督徒很难的感觉。因此在大别山做基督徒比其他地方都难，需要极大的勇气；教会也常受到非信徒的嘲讽。以至于到今天，福音发展越发艰难，教会在当地的影响力也依旧微弱。

作为一代开荒布道者，张永生的侍奉无疑是无与伦比的。在其三十年传道生涯中，他经历过诸多生死忧患。其布道建立教会分布之广，数量之众，在近三十多年的中国教会十分鲜见。他对基督的敬畏，对信徒的亲爱，对侍奉的忠诚，无愧于“大别山的保罗”之称谓。

六、晚年的张永生

自1999年脑中风康复以后，张永生并未减轻自己的侍奉，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生命是上帝给我的，以前经历各种运动，后来又屡遭各种逼迫，多少次差点死了，都没有死掉。这是上帝让我活着。我要像使徒约翰一样，侍奉到死。除非上帝接我走了，不然我都要侍奉祂。我盼望能像以利亚那样，被上帝接去”。虽然后来健康持续恶化，他始终坚持传道、牧会、探访、开荒和加大力度培养年轻传道人。

处于世纪之交的大别山教会的处境已越来越不容易。首先是年轻人几乎全部外出务工，教会失去了年轻一代，也失去了活力。自2005年以后，教会增长就极其缓慢了。其次，大量年轻人离开，培养的年轻一代传道人也因为生计问题，多半离开了大别山，要么为生计务工，要么去了其他能领到薪水的城镇教会侍奉。教会的社会环境也越来越糟糕，除了佛教被政府扶持而泛滥对教会的冲击外，政府也处处冲击聚会，对山区教会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此外，灵恩运动大肆冲击了山区教会，使教会更为分裂。事实上，除了灵恩派教会在大别山有了较系统的管理，也得到海内外教会持续的支持，而在山区比较复兴以外。伴随着这些年农村人口和经济的大萧条，山区传统教会多半停滞不前，也鲜有活力。晚年张永生的侍奉是孤独的，没有了以前的年轻人团队，很多时候，只有年老同工一同维持着教会的发展，而新兴开荒建立的教会，也多半是老年人教会。笔者见过晚年张永生的坚持与无奈，他常鼓励笔者抓紧机遇，利用网络宣教，通过文字布道，让更多人能以听闻福音。这可说是他晚年侍奉的一大突破。

过度的劳累使张永生在2004年以后再度中风。虽然和上次一样，通过大家的祈祷再次奇迹般地康复了，但从此身体大不如前。至临终前，大脑严重萎缩，神经压迫，也导致唾液分泌过多，致使他常受健康问题的困扰，但他始终没有停歇他的侍奉。

笔者最后一次和张永生通电话是2014年的端午节下午。那天，他正在金寨县邮店乡教会带领每月一次的同工聚会。电话中他再次嘱我要好好从事文字侍奉，网络布道；要分别为圣，离开不义的环境等等。放下电话仅几个小时后，又突然接到山区教会的电话。他们告诉我，就在同工会结束以后，张永生和另一位教会牧者一道外出时，被一位醉酒的司机超速驾车，撞倒在马路边，致两位老传道人当场身亡。这位在大别山为主的福音终生奔波劳碌的一代忠仆，最后竟以这种方式离开了世界，令人扼腕痛惜！笔者从广东赶回金寨，在殡仪馆见到了老人的遗体。他带着安详的笑容，满意的自信，就像一个熟睡的孩子一样。他太累了，他终于安歇了！

追思礼拜在张永生的家里举行。那一天，包括过去他培训过，后来离开的同工，都回来了。数百上千人，都是他一生所结的果子，组成了浩浩荡荡送葬的队伍，见证着一代无名传道人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在朴实无华间，在卑微而执着的侍奉中，他被上帝所使用，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奇迹，成为一代中国基督徒的福音见证。

张永生最终被安葬大别山间一座山脚下，周围是郁郁葱葱、绵延无垠的树林。笔者在其墓前独自呆到日落西山之时，心中想起圣经中的那段话：“‘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撒迦利亚书3:2-5）。

是的，张永生，这根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却点燃了那祭坛的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