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果

一、早年背景

郑果于1919年生于福建省漳平市和春村，父亲郑琛原是佃农，藉着殷勤耕作、打散工，还清债务，并且存有积蓄可以在县城开店铺作小生意。郑琛共有8个子女，郑果在家排行老五，原名“永善”，是其私塾老师郑雅翁所取的名，献身后改名为“果”。因早年家境艰困，从进私塾到到15岁才完成小学。后经自己努力，考入县城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当地的一间初级小学当校长。但其心仍不满足，续又考入福建省高级师范学校。不久抗战爆发，学校由福州迁到永安。在学期间，他与同窗组织抗日后援队、抗日宣传队，专门对付奸商与汉奸，是一位爱国的热血青年。高师毕业后，他留在永安县菁城中心小学担任校长，期间并参与漳平县中学的筹备与担任该中学的国文、历史、地理老师。

抗战胜利后郑果参加县议员的选举，于1946年当选，年仅26岁。不久又被选为县议会议长。任内，他设立了电灯厂，并将九龙江流经漳平县城的码头修复，造福一方百姓。

在县议会工作期间，郑果所任用的一位干事，名叫戴明星，是位基督徒。他常邀请郑果去礼拜堂听道。如此大约过了数月到一年，在教会牧师的鼓励下，郑果虽然在信仰上尚不够清楚，但还是接受了洗礼（1946年）。第二年就被选为执事，但那时他只是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挂名的基督徒而已。

郑果的重生是在教会所举办的一次培灵大会上。当时，一位由厦门来的女传道，在连续几个晚上的讲道中，根据约翰福音第三章，着重传讲“重生的真理”，句句话都打动郑果的心，于是他真诚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住在他的心灵中。从那日起，他在言语和行为上，有了很大的改变。

重生以后，郑果爱慕神的话，喜欢正常的灵修生活，每逢主日不仅自己去教堂敬拜神，还常常邀约朋友们同去。随着爱主的心增加，主也将爱人灵魂的心放在他心里。他开始关心其家乡和春村几十户人家灵魂的得救。每主日上午，他在县城礼拜堂聚会，下午则回乡下去传福音。

那时郑果虽然身为县议会议长，但逐渐觉得所做之事意义有限；加之他父亲在61岁，岳母在50余岁相继辞世，更让他感到人生苦短，仔细思考如何才能有意义地使用这短暂的人生。由此他觉悟到基督徒唯有“献上自己”做“圣工”，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1948年，郑果内心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每逢读经或听道时，他都看到神的旨意是要他成为传道人，读经时读到“主的差遣”、“救人灵魂”、“庄稼已熟”等经文时，就深受触动；听道时，一听到工场的需要、神需要工人，耳朵就开通，心眼就看见。因此他已经清楚神的呼召，愿意为主献身了。1949年，郑果专心寻求神的带领。有一夜，在半睡状态中，他听到神的声音说：“我已拣选你，也要使用你，你现在可以去读福州神学院。”醒来之后他怀疑神对他的指示，因为当时中国政局已发生改变，无神论当道。后来他藉着希伯来书十一章，得到了神的确认，因此除去心中的怀疑，决定奉献自己去读神学。这时，另一个实际问题又临到他，那就是他事奉神以后，他一家六口今后的生活怎么办？郑果家中并无积蓄，因此他又再次的求问神。神就赐他一句话：“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太六33) 。既有神的话，他就决定前行，把儿女交给妻子陈怀民，并将神所赐的经文传给她。他的妻子也是在他归主数月后信主的，是一位有信心的女人。在接受了神的话以后，她就叫丈夫安心去读神学院，家中的事交给她，她会依靠主而过活。

妻子既与他同心，在献身的道路上支持他，因此他于1950年初就辞别了妻儿，离开家乡，入读福州协和神学院。他很快就适应了神学院有规律的学习生活，刻苦研读圣经，练习讲道，有时也去医院探访病人。当时神学院院长是林光荣，[1] 教授多数是留美的，有教学之专长，但少数受到“自由派”神学思想的影响，与纯正的福音信仰有很大出入，以致在同学们中间造成许多的混乱。加之神学院在共产党政权下，受到诸多监管和限制，有些信仰幼嫩的同学，经不起挑战与打击，就放弃信主的心。但当中也有许多信心坚定的同学，站稳立场，为真理作出美好的见证。在这种情况下，郑果再次寻求神给他引领。不久，神藉着华北神学院一位毕业生指示他说：“国内的神学院都关门了，你还是跟我去香港读神学吧。”郑果以此为神的指示，就决定前往香港继续接受神学装备。

二、在香港

郑果在去香港的路上，途经广东的一个地方时，却不料遭到扣押，被当地的检查人员叫去问话，认为他需要接受无神教育，结果被判教育改造。在这段时间里，生活极苦，每日两餐吃不饱，过着“不知明天将如何”的恐怖生活。在起初的15天里，他毫无喜乐，因为前途茫然，不知到何时能得到自由，心里又惦记着家人。他只能藉背诵约翰福音3章16节与诗篇23篇来安定自己。他想念年老的母亲、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女。因怕见不到他们，他就在夜深人静时向神祷告说：“神阿! 如果你愿意，让我恢复自由，与家人团聚；不然，求你看顾他们，相信你看顾他们胜过我看顾他们。”在接下来的15天，郑果渐渐恢复正常，并且对主有信靠和顺服的心了。在第30天的夜里，他一连三次听见声音说：“四十五天期满，要释放你，并要你去海外做见证”，因此他笃信不疑这是神向他说话。果然在第45天中午，郑果被宣告自由了。

1951年3月，郑果在广州获得通行证，然后搭乘火车到深圳，再经过罗湖桥到香港。后来靠着一位宣教士资助他的500元港币，又在苏佐扬师母的介绍下，郑果才得以进入香港播道会所属的播道神学院就读。

郑果因为信主比较迟，加上10年的工作，故当开始读神学时，已经32岁。三年神学时光中，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圣经研读上。他先后受教于郑德音、桑安柱、胡恩德和滕近辉等良师，加上他自己渴慕追求的心，使他学业精进，也更加认识神，得着神。

1953年，郑果完成神学院学业，这包括一年在福州协和神学院与三年在香港播道神学院。毕业后受聘留校担任教员兼男生辅导员，这样他又继续在学校事奉六年（1953-1959），到他离开学院时，已经40岁了。

在学院工作期间，郑果在中国大陆的妻子儿女曾向政府申请出国与他团聚，结果不但未获批准，还被限制离开本乡本省。此事不免使郑果痛苦失望，只有仰望主的怜悯。

郑果在香港事奉期间，非常渴慕得着属灵的恩赐。有一天，他独自一人在屋内禁食祷告，彻底的认罪，对付自己，倒空一切；又静默在神面前，享受他的恩爱。忽然有大喜乐，感受到有力量进入他的心灵，使他唱歌赞美，他知道那是圣灵的工作，是主听了他的祷告，成全他的心愿。这次圣灵充满的经历，带给他讲道的恩赐和能力。之后他带领了两次聚会，先是崇真会联会的夏令会，地点是在九龙西贡的乐育神学院。圣灵大大地作工，几乎全场会众都受到感动而流泪；有大约40人当场愿意奉献自己作传道人，其中有张子华、张子江、以及刘承业等弟兄。另一次是港九礼贤会所举办的联合夏令会，地点是在沙田。因着郑果的讲道与交通分享，圣灵再次动工，带给礼贤会年轻人的属灵复兴，其中有在港大念书的彭永福、文子方与一位陈姓的弟兄。为此郑果深深认识到圣灵的工作。

在港期间，郑果经常思念他的家人，包括双亲、妻子和儿女，多次恳求神带领他们出来，但都没有成功。他屡次求问神“为什么?”，神却一次又一次的要他学习顺服。于是他每当思念亲人肝肠寸断之时，就在祷告中更为迫切地记念他们，同时也从神的话里面得着慰藉。

在香港事奉期间，郑果常常思考一个问题：西方教会都有差传事奉，为何华人教会却没有差传的工作? 是因为没有人，还是因为没有钱？父神因此就将这个负担放在郑果心里，并且藉着三件事开启他宣教的心。首先是透过灵粮堂赵世光牧师的口，将宣教的热忱放入他的心里，并且藉着宣道会资深宣教士包忠杰牧师（Paul Henry Bartel）说：“普世宣教如同世界运动会的接力赛，犹太人跑过了，欧洲人跑过了，美洲人也将跑完了，现在轮到东方人接棒了。”郑果也进一步从圣经中看到，主耶稣的大使命是向所有的基督徒颁布的。因此他关心同胞的心油然而生。他既有这心志，神就在他离港前透过布道大会与个人探访，带领了600多人信主。

在播道神学院执教6年后，郑果内心有感动要去牧会。在求问神的过程中，神藉着赵君影师母的讲道，将南洋华人教会的需要带给了他。赵师母特别提到菲律宾需要会讲闽南语的牧者，这样的呼召加上使徒行传第八章的印证，使郑果感到神的带领是在南洋的菲律宾。在安静等候中，他接到菲律宾马尼拉灵惠堂的聘书，于是他认定这是神的带领。因应需要，香港播道会执行委员会决定按立他为牧师。1959年5月10日在播道会天泉堂为他举行了按牧典礼，他的按牧团包括郑德音老师、鲍会园牧师等人。同年6月，郑果带着神对他差传的负担离开香港，搭乘轮船前往菲律宾。

三、在菲律宾

菲利宾灵惠堂源于灵惠中学(Grace Christian High School)，这所学校是李锦英校长与宣教士白爱恩牧师等人于1950年所创立的，他们藉着办学，推行基督教教育，拯救人的灵魂，并设立了地方性的教会。1958年，该教会改名为“菲律宾基督教灵惠堂”(Grace Gospel Church)，次年聘请郑果前来牧会。

郑果的到来，受到灵惠中学和教会的热烈欢迎。此后他开始了繁忙的牧会工作，每周忙于主日讲道、晨祷会、探访、查经会和祷告会等，生活过得极为充实。1959年冬，郑果担任了马尼拉基督教青年会的布道大会讲员，在一连五个夜晚的聚会中，他传讲“主快再来”的主题，每场聚会都坐满了人，许多人或蒙恩得救，或生命重得造就。

但到马尼拉半年后，郑果曾有辞职回香港的打算，原因有三：第一、是因马尼拉四季如夏，炎热的天气，让他吃不消，经常汗流浃背；更困难的是因为在室内有空调，到户外晒太阳，这一冷一热，常使他感冒。第二、他原是个教书人，教书人有“清高不求人”的个性。但成为牧师以后，就要以别人的益处为益处，这对他来说很不习惯。第三、他有个错误的想法，以为传道人是领导教会的，在教会里凡事都要接纳牧师的提议。因为有人否决他的提案，让他很受伤害，所以就产生了打道回“港”的念头。但是神再次让他看到自己的不足，要他对付自我，并以主为中心。经祷告之后，他才打消退堂的想法，从此专心留在马尼拉。这一留就是16年，直到1975年6月清楚明白神的旨意之后才离开。

初为传道人，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从讲道、带查经，到探访、送终、安慰，在没有师母协助的情形下，他得事必躬亲。蒙主的恩典，神首先将他的心改变。他开始关心会友的灵性、家庭的状况、身体的健康、以及学业和事业的前景等。其次，他原先很胆小，害怕见到临终的人。但神改变了他，使他能以爱来胜过，从此他对痛苦的人更有怜悯心。最后，是神给他祷告的恩赐，使他能为病人祷告，不少次神因着他的祷告，使癌症病人得医治。在16年的事奉中，他学习不求从人来的尊重，不求从人来的荣耀，以母亲般的慈爱，以恩慈待会友；以父亲般的严爱去警戒不守真道的、劝勉软弱的、安慰伤心的人。同时他自己也满有生活的见证，勤劳多做主工，藉着他使主的名被尊重、被荣耀。

在灵惠堂牧会的头两年，郑果注重“个人布道”和“门徒训练”，开办“个人布道讲座”，训练会友个人布道的技巧。他强调从事个人佈道，心里面要“热”与“爱”。接着，他从个人布道发展到家庭布道，再扩大范围到学校布道、医院布道、下乡布道等。因着他在灵惠堂所推广的布道工作，使教会人数很快增长起来。

灵惠堂原是借用灵惠中学的课室聚会的，在1963年的一个主日，教会收到一笔70元菲币，说明做为建堂之用。郑果将此视为神的提醒，应该筹备建堂了。很快他们在山打米萨区的宾那街购置一块地，然后开始建堂的信心奉献。建造新堂所需大约等同十万美金，皆由会友按照圣灵感动而奉献。有人将部份养老的钱、有人将部份结婚的钱都拿出来奉献，结果所得款项正好是建筑所需的费用。1964年新堂始建，在建堂过程中，弟兄姐妹们日夜赶工，以至于许多同工被累倒。新堂终于在1965年9月竣工。在新堂奉献典礼上，共有五百多人参加，台湾的吴勇长老应邀证道。由于新堂仍不敷应用，于是他们在1968年再次购地，在正堂后面兴建了“青年福音中心”。1972年，一座堂皇的建筑落成于马尼拉市。

郑果早在50年代就对华人宣教有负担。1961年，也就是他到马尼拉牧会第三年，就开始发起教会的差传事工。这事起因于驻菲大使馆总领事李欲生长老，有次他由吕宋岛中部回来，报告当地的描市需要华人宣教士，请灵惠堂过去帮助。同工们经过祷告认为这是神的呼召，那时教会诗班的陈惠美姊妹，刚好从菲律宾圣经学院完成学业，于是教会就差派她去描市，从而成为灵惠堂差派的第一位宣教士。当时灵惠堂每周聚会人数只有百余人，经济力量并不大，故教会内反对的声音颇多，但郑果认为任何理由都不可违背主所颁布的大使命，于是他毅然差派了陈惠美前往菲律宾中部宣教。从那时起，灵惠堂每年都会差派一、二位宣教士出去。自1965年完成建堂后，他们更加快了差传的脚步，组织成立了由郑果负责的“灵惠差会”，并在教会内挂起一张大幅世界地图，上面标明了宣教工场，也安放了宣教士的像片，使会众了然于心，并为之代祷。在这幅地图的上头，写了几个大字：“菲律宾是我们的工场”，过了二、三年后，又改写为“亚洲是我们的工场”，最后改写为“全世界是我们的工场”，以此提醒教会要不停地差派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到1966年正式成立差会时，灵惠教会差派出去的宣教士已遍及菲律宾、日本、中国、印尼、泰国、汶莱、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亚洲八国。[2]

为推动差传，郑果每年都举行宣教年会教育会友，提出异象使会友认同，并鼓励他们藉着祷告、金钱奉献、与献身差传来参与。他们信心的奉献逐年增加，从起初1966年的28,500元，到1972年的260,000元。那年教会一年的总预算有三分之二的经费是用在差传上。在1973年灵惠堂派出在菲律宾以外的国家的宣教士有20位：日本4位，台湾4位，巴基斯坦1位，印尼3位，马来西亚1位，北婆罗洲7位。到郑果于1975年离开灵惠堂时，该教会差遣及资助的宣教士计50位以上；而教会用于差传的经费占教会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

1974年7月，郑果参加了瑞士洛桑福音会议，那次会议在洛桑大球场举行，由美国着名布道家葛培理讲道，共有三万人参加，会中有二千人决志信主。这次大会使郑果深深感受到神的大能，也对他后来参与华人福音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郑果在菲律宾也参与了菲律宾圣经学院的筹备，这所学校的建立是为鼓励菲律宾的华人基督徒愿意奉献自己的孩子，让他们献身并参与服事神。

郑果在带领灵惠堂期间，神要他学习如何谦卑地带领长执会。首先，他看到人都不完美，但是长执会的同工以及他自己若能在主的话语光照下顺服神，在个人属灵的生命上有所追求，就能有更好的事奉，看中“人的生命”远大过看重“所要做的工”。其次，他认识到牧者与教会同工的关系，既不是凡事以牧者的决定为最后决定；也不是由教会同工来主导，乃是牧者与长执互相尊重，合作商讨，牧者肯容纳长执的意见，长执能尊重牧师的指引，大家以爱相系，就能和睦同居。所以追求合一就成为郑果牧会时，非常看重的原则。如果教会为某件事工发生争执，他宁可暂缓工作的进行，也要保持合一。此外，他也认识到“管好自己的口”是件很重要的事。传道人常有一种失败，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口，如果在牧会中遇到困难，或是不公的待遇，或是在长执会受到打击，就会向合得来的肢体倾吐，结果人家有意或无意的传出去，使他或别人受到伤害，这是很不智慧的事。郑果学习到对传道人来说，最好的倾听者是主耶稣基督，如果心中有什么痛苦不平，就将心中的话告诉神，求神来带领、解决。最后，就是要以圣经为依归，只做符合圣经原则的事，例如合一、相爱、公义、圣洁、不论断、不结党等等，在基督的爱里与同工们建立好关系。

在菲律宾牧会期间，郑果也曾经有过胃痛出血的经历。事发于去日本带领聚会，因为饮食作息的变更，而造成了胃的损害，使他在东京的医院住了两周。回到马尼拉后旧病复发，又去医院住了两周。这胃病前后拖了三年才得以完全康复。病痛中，他体会到生命的主权不在自己手里，要抓紧机会为主工作；同时他也认识到传道人自己应该看重身体健康，如此才能为主所用。病中他也深切感受到弟兄姐妹的爱，并学习在病中为会友祷告——在病床上按着会友名册，一个一个的提名祷告。后来他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直到他离开世界。

到1975年，郑果在菲律宾牧会已届16年，他从40岁到56岁，教会的规模也从数十人发展到数百人，差传的推动也已经快15年了。因着差传工作，他常年在外，以致影响本堂的牧会，这时他意识到必须要在牧会与差传之间做一抉择了。经慎重祷告后，加上他看到各地华人教会对推动差传之需要，使他清楚明白后者是神要他做的选择。那时北美的教会纷纷邀请他去带领差传的推动，因此他于1975年5月离开菲律宾，来到美国，在东西两岸奔波传递差传的信息。当时他祷告，若是在美国有差会或机构要聘请他参加，那他就视为神对他的带领。当他到了旧金山，去柏城(Petaluma)探访中国信徒布道会(Chinese Christian Mission，简称“中信”)，会见总干事王永信牧师与副手游宏湘牧师时，他们当即就邀请郑果加入“中信”，以开创差传部门。因此他知道这事是出于神，于是就写信给灵惠堂，向长执会解释，为了普世的宣教，他必须离开主任牧师牧会的职务，并且请求接纳自己成为他们的宣教士，为主做工。

四、在北美

1.中国信徒布道会

郑果并未马上接手“中信”的事工，而是在半年时间里，先后去了沙加缅度、洛杉矶、温哥华、辛辛那提、纽约、华府、费城、芝加哥等地的教会，完成他原先所承诺要带领的聚会，最后才返回旧金山。

1976年1月，郑果正式走马上任，成为“中信”的同工，负责创设差传部。然而上任后不久，总干事王永信就因为筹备“世界华人福音会议”，而辞去总干事一职。这一空缺就请郑果代理，直到六月份董事们齐聚香港召开临时大会，才正式任命郑果为总干事，并任命游宏湘为副总干事，两人携手开展“中信”的新事工。

“中国信徒布道会”是一个超宗派的基督教文字出版福音机构，由王永信牧师于1961年10月创办于底特律。1962年2、3月先后创刊英文版和中文版《中信月刊》，免费寄发给散居海外的各地华人读者。首年全球发行量为七千份，在华人教会中影响甚大。

当郑果接手“中信”以后，在原先的文字与影音事工之外，在1976年1月又加添了差传部，用来帮助华人教会推动差传。因看见北美家庭问题的凸显，在1978年成立了辅导部，并在旧金山原金门基督教会的旧址上，成立了中信辅导中心。同时又推动训练部，协助教会推行门徒训练。最后有感于中国大陆的需要又设立了我爱中华部，以推动北美教会对中国的关心。这六个部都是在郑果接下总干事之职以后所陆续成立的，这使得“中信”变的更多元化。同时在其任内，亦完成新办公楼的建造与中信辅导中心的购置。

随着事工发展及各地华人福音的需要，“中信”便于华人聚居之处与当地华人基督徒合作，在各地成立“中信”事工。首先，王永信正式创办“美国中信”一个月后，“台湾中信”在台北成立。“香港中信”于1965年成立；1970年，“菲律宾中信”也宣告成立。在郑果任内，先后于1977年成立“新加坡中信”以及于1981年在温哥华成立“加拿大中信”。之后“中信”又陆续于1993年成立“澳门中信”，和在澳洲雪梨的“澳洲中信”。而“纽西兰中信”则成立于2010年。

郑果经常到美洲、欧洲、亚洲和澳洲的教会推动差传，鼓励教会参与差传。1979年“中信”差派第一对宣教士到中美洲巴拿马华人中间工作，同时开始了暑期福音队的活动。到八零年代，郑果愈来愈有负担要将“中信”福音机构带上差会之路。他聘请林安国牧师为副总干事，负责差传事工；后来在他退休之前又请来黄存望牧师接任总干事。后因内部的一些困难，他们离开了“中信”，于1995年另行创立了“华人福音普传会”(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简称“华传”)。

在美国中国信徒布道会45週年感恩会上，郑果发表感言说：“在1976年以前美、加等国家很少想到要作差传。但“中信”推动了全球华人差传，带领海外差传由北美推广至东南亚、澳洲等地，这是最大的果子”。

1990年3月，年逾70岁的郑果从“中信”退休下来。他本来可以不管事了，但当“中信”邀他参与对中国大陆福音的广播事工时，他还是应允了为期两年的服事。

2. 山景城中国基督教会

当郑果牧师退休的消息公布后，南湾的山景城中国基督教会分别于1990年、1991年、1992年，三次去柏城邀请郑果前来牧养该教会。这间教会成立于1964年，是南湾最早的华人教会。到1992年时，这个教会已经有10年没有牧师牧养了。郑果起初并没有去的意思，但山景城教会“三顾茅庐”的诚恳态度打动了他；再经过祷告，神让他看到祂要在南湾行奇妙的事，所以郑果才在他73岁的古稀之年，接受了主任牧师一职，重新牧会。但他当时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另外聘请刚从台湾华神毕业的朱忠胜牧师。郑果深知这样一个小教会，要提供两位传道人的生活费用一定有困难，因此他自愿减少他主任牧师的薪资，却建议给朱忠胜更高的薪资，以使他能够安心牧会。郑果体恤教会，关心后辈，愿意牺牲的心感动了教会的会友们，使得他们愿意更加甘心尽力奉献。

从1992年 1月5 日到1998年12月31 日，郑果在山景城中国教会牧会7年，他将过去32年分别在灵惠堂以及“中信”事奉中得到的经验、教训以及异象带入该教会牧养工作中，使一个原本70人的中文部教会，发展到接近300人的中、英文部教会，并拥有自己的会堂，也参与差传事工。

在7年时间里，郑果主持修订了教会会章，建立健全了教会长执会，多次举办探访关顾训练、个人佈道训练、门徒训练，以及圣工人员培灵会等，而且几乎每年都要召开差传年会，先后邀请王永信、林安国、黄存望、张子华、李灵新、吴勇和周主培等牧师、长老前来主讲或主领。同时，他也派送中青年人到台湾去读神学，组织短宣队到巴拿马去宣教。1993年，因应教会的发展需要，郑果主持成立了建堂工作小组，到1995年时即已筹集到建堂基金74万。1996年底，新堂落成投入使用，同时开始了英文堂崇拜。1998年，教会为郑果及师母举行了八秩寿辰庆典。是年底，郑果完成了7年的事奉，宣告退休，成为该堂的顾问牧师[3]。

总结郑果在山景城中国基督教会的事工，有几件重要事件，可做为教会发展的借镜。

建全教会的制度，修改教会章程，将教会结构发展为会友长老併行制，由长老监督，执事推动，会友认可并参与。将原先同工会改为执事会，在长老按立之后，又将执事会改为牧长团及长执会，各层分工。虽然有不同的事工分工，然而郑果牧师非常注重、强调同工同心，教会合一，并且推动集体的领导。教会事工，首先、开班各年龄阶层的主日学，使2岁到90多岁的人都加入进来；从各方面来教导会友，使他们在真理上有根有基，能在教会的事情上分辨是非。其次、成立不同年龄，不同背景多样性的团契，将会友连结在神的爱中。再来、展开一对一的门徒训练，使属灵的生命透过师徒在生活的交通传承下去。最后、关怀探访软弱的肢体，使得他们得以坚固。这种以分工的团队服事与集体的教会领导，正是郑果多年牧会成功的结晶。

关怀教会的传承，按立四位长老，培养后进.因受到郑果的影响，他们在教会尚在复兴之时，就都被委以重任。除了各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都有很好的成就以外，也因着牧师期勉之故，都能在信仰之路更上一层楼；其中亦有长老进入神学院受装备。

融合教会下一代，成立英语部。北美的华人教会在发展过程中，都面临下一代传承的问题。要留住下一代，华人教会发展英文部事工就变为不可避免的方向，原因是第一、英语才是下一代在美国长大的母语。第二、他们有特殊的文化背景，如果华人教会能深入满足他们需要，比他们去西人教会更有归属感。郑果牧师能开展这事工，是因为他有宣教的思维，换言之，华语教会推动英语事工在某种程度上要有宣教的思维。在郑果和其他牧师的推动和带领下，有不少年轻人献身宣教，到中国传福音。

完成教会的使命，推动教会差传。差传一直是郑果的负担，来到山景城中国基督教会，除了原有他所推动的差传年会，信心奉献，个人布道训练以外，他带给教会一种使命感，活化教会宣教的热忱。

美善教会的敬拜，完成建堂。如果要教会有完美的敬拜献给神，除了会众要有真诚渴慕敬拜神的心，并且要有完善的设备，包括敬拜的会所，敬拜的预备，敬拜的礼仪等，原先山景城教会是“寄人篱下”在共济会的礼堂，那里主日敬拜的会堂比较像是戏院，舞台是讲台，在敬拜中，属灵的气氛不如正式的会堂。其他如主日学课室，幼儿房，交谊厅，牧者的办公室，康乐室等的不足也会影响教会的发展。有鉴于此，郑果提议要建堂，虽然在客观的条件下，教会似乎做不到，但牧师正确的带领与鼓舞，让建堂这事成为凝聚教会合一的工具。这是郑果第五次的建堂或购堂了，这次他所带领出来的结果很不一样，有几方面值得学习。首先、他在奉献的事上身体力行，做众弟兄姐妹的榜样，虽然他的收入有限，但他奉献的金额却超过许多收入远过他的弟兄姐妹，如此就激发弟兄姐妹愿意奉献的心；其次、建堂的过程交由一个小组进行，充分的授权，使他们在整个交涉过程、物业选择、房间规划，都能自由自主的发挥，牧者只是提供代祷、劝勉的事，告诉他们属灵的原则；再来、建堂过程仔细完善，不急躁，面对困难时用属灵的原则如祷告、劝勉、忍耐、忠心、智慧、等候神来处理，因此建堂过程中非常平和；接着、在设计、建造的过程中集思广益，这使得将来的会堂使用时，顺心应手；最后、众人合一，努力参与。所以在郑果的带领下，建堂成为祝福教会的事[4]。

郑果在山景城牧会他认为唯一美中不足的事就是，没有成立基督教的小学及中学，这可能与他早年当过小学校长有关吧。因为看到北美公立学校的教导，离开神的真理愈来愈远，他一直希望能看到，但这心愿却没有实现。

3. 华人福音普传会 (简称“华传”)

在何俊明的“主恩伴随廿载”一文中，说明了“华传”成立的原因[5]。在1995年4月，一批有差传负担的牧者同工有意成立一间以华人为基础，以差传为主的差会。他们同心合意为华人教会面前的差传路向交通祷告后，于是请教被华人教会尊称为“差传先锋”的郑果的意见，得到他的鼓励和大力支持。同工们包括郑果、黄存望和黄曾曼萍师母、林安国牧师和林许佩珠师母、何俊明牧师和何梁双凤师母及周伟帼宣教士等，便按时聚集为筹组差会商讨和迫切祷告。郑果在成立“华传”时勉励同工们说：“我回想在1961我在菲律宾牧会的时候当时我对差传的工作是非常非常有负担的，因为我从圣经裡面看见，觉得我们华人教会应该起来做差传。同时我们也看见，全世界的人需要福音，我们应该把福音传遍天下。同时我们也看见，如果我们把福音传遍天下让主耶稣基督可以快快地再来了。因此我在牧养的教会里边，我先发动差传，而且推行到菲律宾也到世界各地，当时我就一个梦想，单单教会做差传还是不够的，应该有一个差会，好像OMF内地会那样的，那么替教会差遣宣教士，把福音带到全世界，那因此这个梦想我真是感谢神，世界各地都有人响应，而且我们设立以前在美国这个地方，有一班有负担的同工们，差传方面特别有负担的，我们就组织了一个‘华人福音普传会’，简称叫做‘华传’，那么目的就是要我们的华人教会起来，来组织那么一个差会，推动整个世界福音的事工，因为西方的差会慢慢的他们退后了，那么就要我们华人教会起来，共同的来努力；那么我们的目的是想海外的华人甚至中国大陆的华人，所有的教会都起来做差传，就是我们以前所讲的‘福音进中国、福音出中国，使中国成为宣教的中国’。”[6]

当他们都感到时机已成熟时，便正式成立了董事会，当时的董事包括张子华牧师、李灵新牧师、陈国安牧师、刘传章牧师、陈道明牧师等，于是定意组成差会，于1995年4月25日得加州政府的批准，成为非牟利机构， 并定名为“华人福音普传会”。“华传”的使命是：藉着与普世华人教会的配搭，差派宣教士向普世华民、万民还福音的债。传福音的步骤与策略是先华民(奔向骨肉之亲)﹐后万民(走遍人居之地)。

同年5月7日，“华传”会正式在黄存望牧师府上开始办公；7月1日租得三藩市新华埠906 Clement St. 办公室，并于9月9日在基督之家第五家举行成立典礼。开创之初，先后有罗锦参等多位牧师、师母、宣教士被接纳加入行列。郑果出任第一任华传总主任(代总主任)，以后更成为整个团队的会牧。他属灵的带领，他对宣教的执着和委身，他不断的祷告，和牺牲性的奉献，这些都成为同工的榜样及回忆。

郑果在“华传”有几件重要的事，根据他的同工，陈道明牧师的口述[7]，“华传”当初成立的经过是这样的：郑果离开了“中信”，然后由黄存望做“中信”的总干事。就是这一班同工，就是“中信”差传部的同工跟郑果他们在一起祷告寻求，希望“中信”能够成为一个差会的机构。但是“中信”的董事会没有通过，因此这一班的差传部同工，就祷告决定离开“中信”，希望在华人中间能够成立一个扮演差会的华人差会机构。所以郑果就召集黄存望夫妇、林安国夫妇、何俊明夫妇、周伟帼等人一起商量决定，成立“华传”这个机构。郑果对“华传”主要有这三方面的贡献。第一、他是提供“华传“异象的人：基本上他对成立这个差会的异象与使命很有负担，也将这个异象清楚地提供给同工跟董事们；第二、他以团队事奉来领导“华传”：他有他的领导风格，他不执着，总是一直在鼓励同工，也让同工参与意见，就是大家一同来思想、祷告，集思广益，然后大家认为最好的，来一起做。而且他是一位非常开放，非常能接纳同工的意见的神的仆人。郑果牧师自己说：“我以前在”中信“也好，带领教会也好，都强调集体的领导”；第三、他在“华传”经常呼召、鼓励人献身。许多传道人后来做了宣教士也好，或者是加入办事处做区域的委员也好，好多都受到过郑果的鼓励。有些人是年轻的时候参加郑果聚会的会友，或者不少人是郑果带领差传聚会时所献身的，许多都受到郑果牧师的鼓励加入“华传”。郑果曾对“华传”的下一代勉励说：“主耶稣呼召弟兄姐妹做宣教的工作，多数都是呼召青年人，……年青的人不要推卸责任。……许多的差会慢慢的变成为中年化、老年化，现在‘华传’这方面，也是感觉到这样。现在很多的同工都是到了中年、甚至到了老年，……我们不能不从宣教的工场退下来，那么谁来接棒呢! ……‘华传’要年轻化，……要差派年轻的宣教士，那么他们哪里来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在你们中间，神要呼召你们了。无论是华传，无论是其它的差会，无论是很多宣教的工作，他们所需要的宣教士都需要年轻化，因为年轻的人，神用他的时间比较长，年轻的人，他有一种有生命的动力，神可以用。”[8]

五、夫妻分散三十年

郑果与陈怀民于1939年结婚，并生有2男4女。他钟爱妻子，虽于1951年离家出国深造，一别30年，依然保守自己，等候上帝开路让妻子能够出国来相聚。承蒙天父垂听祷告，让他们夫妻团圆，且儿孙26人也都来美国团聚，其美好的见証，一时传为佳话。

郑果早年去香港念神学时，郑师母已经育有5个孩子，最小的只有9个月。郑果与家人分别后，在海外心中时常担忧师母抚养5个孩子的问题，神就以马太福音6章25-33节来鼓励他，要他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会把物质上的需要加给他们。后来，郑果不在她身边的30年之间，师母也一直是记住这些劝导，以吃喝神的话语来得力，克服独力抚养5个孩子的种种困难。

郑果一去香港就是8年。在那些年里，师母为了让三个较大的孩子去城里读书，自己就带着两个较小的孩子往乡下去种田，日子过得很艰苦。在那比较保守的时代，一个单亲的母亲也不免受到亲朋戚友的歧视和社会的压力。可是，据小女儿忆述，妈妈总是在晚上抽出时间来读圣经、唱诗，跪在窗户前流着泪为了丈夫的身体健康和一家团聚向神切切祷告。郑师母也说，那时候真的很想念丈夫，常常独自在床上哭起来，但是每次她也只能为他祷告。

郑果后来在马尼拉华人教会牧会时，他坦言，正值壮年的他常常遇到试探。在教会里有不少仰慕他的姊妹，但是他都很明确地说明自己已经有师母了。当时他也常常有机会在东南亚国家巡迴讲道，某些国家特别乱，曾有几次回到旅馆的时候就有女人在房间里面等着他，他立刻转身就跑，然后对旅馆的老板申明说“我是牧师，我是基督徒”，以拒绝这些引诱。郑果以身作则，对已婚的弟兄姊妹作出两点的劝勉：第一、要圣洁，保守自己的身体，一夫一妻；第二、得胜试探的方法就是“躲避”。他告白说，独自一人的时候不免会有孤独感，唯有靠着信仰才有力量去承担对家庭的责任。郑果每当看到相亲相爱的夫妻的时候，总会想到师母的好处，有时候想她想得大哭一场，但是每一次他都再次转眼看到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受死的耶稣，每一次都是十字架的爱叫他能够重新站立起来。因此，他从来没有失去盼望，坚信师母终有一天能够出来的。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郑果和师母一度失去了联络。师母遭受逼迫，眼睛也哭坏了，她只能忍耐祷告，她忆述当时跟神说，“这功课我实在承受不了了，求你为我开路吧。”听祷告的神终于在1975年年底带领郑果来到美国，出任“中国信徒布道会”的主席，当时他已经55岁了。25年来离开了师母，郑果对于她的牵挂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深刻了。神后来差派一位前往中国的宣教士来帮助郑果寻回师母的音讯，并且安排她到北京去办理来美的签证。签证通过之后，师母就直接从广州转往香港出国，没有先回乡跟家人道别，因为她害怕她舍不得这老家，脚一软就走不出去了。据说，过去在家乡的很多亲人曾经劝师母改嫁，帮她做媒，因为他们认为郑果已经再娶，甚至不在人世了，只是师母坚持相信到底，所以到了师母真的出国与夫君团聚的那一天，家乡所有人都觉得很惊奇。这样的奇迹只能是因为“夫妻同心，他们有相同的信仰，他们所守的也是相同的”。

1980年1月，郑果和师母阔别整整30年后，终于再度重逢。郑果忆述说，当时想了又想，见到师母的第一句话该说什么。他在飞机上花了两三个小时练习了这句话：“从此以后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了”。从当年的少妇的之身，到今天变成了婆婆，郑果深明师母受了多少的苦头，可是师母反倒安慰他说，“如果不是神恩待我们，我们就活不了了。”

在郑果与师母重逢之后的三年内，他们的儿女和孙子全都顺利地移居美国。当年郑果离家的时候留下了5个孩子，神一直祝福他的后裔；当儿女子孙来美时已经增加到27口人了。郑果与师母虽然年事已高，但却没有甘于安逸，仍然同心努力服事主。从他们重聚直到郑果去世的这30年间，每次在任何地方讲道，都有师母陪伴在他身边。郑果也把子孙们一个一个地带领信主，他们也轮流开车送牧师在湾区各个地方讲道。

纪录片《三藩不老情》是《彼岸》九集系列中的一集，记录了郑果夫妇的真实故事。他们自30岁起分隔异地后，期间渺无音讯，但靠着对神的信心，他们能够为对方长相厮守，直到60岁时，终于在美国一家团圆。两人无怨无悔，在晚年到各地做见证，再手牵手度过了最后30年的事奉旅程，直到2009年郑果安息主怀时止。影片见证了唯有来自神的真爱才经得起考验。该影片首映于郑果离世的隔年，2010年11月14日晚，在圣荷西的Jubilee Christian Center，当晚挤满了上千位来自湾区各华人教会的弟兄姊妹。已经年届92岁的郑果师母在首映礼当晚，亲自与众多名子孙一起出席。虽然她的行动比较缓慢，但是身体仍然健康，头脑清晰。她坦言，自己本来不想来作见证，因为担心自己的国语说得不好，只是牧师一直鼓励她说“只要站在台上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了”。因此她简单地见证了三点：首先，对于能够通过电影把从神得到的爱与弟兄姊妹们分享，她感到满心喜乐。第二，她宣告说，“郑果牧师虽然已经回了天家，但是他自己已经看到，我也已经看到，他所传的道已经有许多人接力”。第三，她说，“这部电影不是为了我和他，而是为了耶稣基督，赞美荣耀至高伟大的真神”。当她站在台上向弟兄姊妹作见证的时候，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和热泪。[9]

六、推动华人差传事工

郑果离开菲律宾来到美国，接任“中信”的职务，积极推动华人教会从事差传事工。除经常在美国、菲国及香港传递差传异象，他先后到过亚洲的日本、南韩、台湾、新加坡、东西马、泰国、缅甸及印尼；欧洲的瑞士、法国、荷兰及英国；澳洲各城、加拿大、及中美洲的巴拿马等地，唤醒华人教会起来做差传。他多年来也藉着福音广播，向中国大陆传播差传真理，鼓励他们差派福音使者，去少数民族及中东未得之民中传福音、建立教会。因他是首先在华人教会中发动差传的，故被称为“差传先锋”。

郑果曾以差传铁三角来描述教会、差会和宣教士的关係，后来，他把铁三角扩大为铁四角──教会、差会、宣教士和神学院。他认为这四方面需要互联及互动，才能提升华人教会普世宣教的参与。诚然，教会没有良好的宣教培育，怎能期望有弟兄姊妹献身宣教？神学院没有宣教课程，怎能期望神学生毕业后带领教会参与普世宣教？[10]

郑果在《华人差传的新呼吁》一文中，直截了当的提出堂会的责任：教会是产生宣教士的大本营。教会的牧者和长执们应鼓励会众回应神的呼召，多与献身者交通，并安排他们去神学院进修，又安排他们回教会实习。等到他们毕业后，介绍他们参加差会，最后和差会举行差派礼，用祷告和金钱支持他们走上工场。

在《从飘泊到植根—北美华人教会采风录》中，郑果反思北美差传事工在过去三、四十年期间推动的情形，做了一针见血的陈述：“我在1961年菲律宾推动差传，到了1968年，美国的张子华牧师与许光导博士也有了感动，在教会开始推动差传。1976年我当上了‘中信’总干事后才全面在北美推动。1977年张慕暟牧师邀我在加拿大华人宣道会中释放差传信息与异像，那次我由西部的温哥华讲到东部的多伦多。此后一有机会讲道，无论是什么题目，我都会提到宣教差传，这已成为我无法摆脱的负担。今天北美一千多间华人教会，约有三分之一的教会做差传，可惜一般信徒对短宣较感兴趣，对长宣比较难起步。我相信困难的原因有至少三个：一来、华人民族性比较保守封闭，不敢也不愿冲出去。西方教会有些只有三、四十会友就差宣教士出去。我们只顾自己的宗派和教会，缺乏神国度的视野。第二、教会不够强调大使命的真理。第三、北美华人多有移民心态，难得来到金山，怎舍得离开呢? 除非我们的价值观改变，重视神国度的扩张，多过个人或家庭的幸福，否则难以突破。”

七、晚年

郑果最后十年，经常在美加各地主领聚会，中间生过一次很严重的病，使得他尽快地将过去的讲道收集编辑，他一生著作有《差传事奉》、《差传问答》、《差传真理与实践》、《献给传道者》、《神的培植》、《教会与家庭》、《如何作主门徒》、《福音短讲》，以及《郑果牧师牧师讲道集》等书。

另外他就是勉励年轻的传道人，给他们事奉上的忠告，其中一位郑果所提携的孙通牧师曾说：“他不因为自己是德高望重的长者，而是更愿意把年轻的后辈推到台前。也是他主动向教会提出，按立我成为牧师。我也知道有很多年轻的传道人，到他家中向他请教问题，他从来都是热心接待，他真是一位提携后辈的长者。”[11]

郑果最后一年的讲道主要在山景城教会每月一次的主日讲道，从2008年10月到2009年8月，讲题是：“正常基督徒”，一共九篇讲章，分别为：灵修的生活、职场的生活、以马内利的生活、争战的生活、事奉的生活、肢体的生活、爱心的生活、得胜的生活、交账的生活。很像摩西对以色列人最后的祝福，又好像保罗劝勉提摩太，讲完最后一讲，两个月之后就离世回天家。

郑果在《郑果牧师师母九秩寿庆纪念册九十周年庆》，做了自我的回顾，他说：“我的蒙恩见证快写完了，回忆事主六十年来，有三件事令我喜乐满溢，感恩不尽：(一)感谢天父给我牧者的心，即父母的心怀，用此心与同工及会众相处，得到同工及会众用爱心相待，让我夫妇获得爱的享受。我除了感谢上帝，也恳求上帝纪念赐福给我所有的同工及会友。(二)感谢三一真神给我宣教的使命，使用卑微的器皿，向普世华人教会推动普世宣教的事工。巴不得国内外的华人教会，都起来接最后一棒，将福音带到中东地区及耶路撒冷，让主耶稣快快的再来。(三)我们夫妇及家人非常感恩，因全能的上帝怜悯我们，使我们能在美国团圆，此文付梓时，在美国的家人已增至五十五人，何等盼望全家不但归信主，也爱主事奉主。”[12]

最后几天照顾他的护士蔡素娟姐妹记述说[13]：“10月6日，我又一次去探访郑果牧师，并带去一些医疗用品。郑果牧师和师母一再称谢。郑师母总是说：‘你这么爱我们，我们也没什么好东西可以招待你，愿神亲自报答你。’郑果牧师还对我说：‘你该回家了，你家中还有三个小孩需要照顾。’想到郑果牧师在病痛中还能体会到别人的需要，给与关爱，我心里感动不已。

10月13日，当我再次探访郑果牧师时，他已无法开口说话，可他头脑依然清醒，可用点头或摇头来与我沟通。我请他用手来指不同的图片以表达他疼痛的程度，他随即作适度的回应来表达。看着郑果牧师经历着常人不能想像的剧烈疼痛，却依然清醒，满有主同在的平安，我十分感动。我感觉到郑果牧师可能很快就要回天家了，便问他：‘主接您走的时候，您希望谁来陪伴? ’我从郑师母，他的子女，孙儿孙女开始问，一直问到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一一地点头，表示愿意让亲人们陪伴他直到主接他回天家。我又问他是否愿意让教会诗班来唱诗，他也点头表示愿意。当我握着郑果牧师的手告别时，他抬起头，眼睛明亮，嘴角带着微笑，还努力坐起来与我道别。

10月14日下午3时，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郑果牧师，他正发烧。当我和他的护理人员以及家人帮他翻身并使用退烧药时，他微微地睁开眼睛，不能说话，却十分安详。两小时后，当我帮郑师母外出采购衣物回来时，得知郑果牧师刚刚安详地被主接走。”

2009年10月14日，郑果蒙主恩召，安息主怀，旅世90载。他的安息感恩会于10月31日上午10时在山景城中国基督教会举行，随后移柩安葬于活伦纪念陵园。